三、资本主义世界化中的“中心—边缘”结构

“中心—边缘”概念并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对已经联为一体的世界所拥有的一种结构的一种解读，属于认识上的一种客观反映。在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来，“脱域化”进程把一块块小的地域联系了起来并构成了民族国家。进而，又把民族国家联系在了一起，从而构成了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世界。这个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脱域化进程是通过资本以及军事征服等方式实现的。如果说军事征服是近代以前一直存在着的那种野蛮行径的延续，那么资本征服则是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征服行为。就近代以来的一国对另一国的军事征服而言，在实质上，是从属于资本征服的，军事征服只不过是资本征服的辅助手段，或者是为资本征服开辟道路的行为。所以，近代以来的脱域化进程在全球范围内实际上是一个资本主义世界化的进程。由于资本主义世界化运动把整个世界联系了起来，因而，在这个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世界中生成了一种结构——“中心—边缘”结构。所以，“中心—边缘”概念更准确地描绘了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同时也揭示了这个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世界的不平等性质。

表面看来，“中心—边缘”概念所反映的是世界的空间特性，甚至可以说是在地理的意义上把世界的某些部分确认为中心而把另一些部分确认为边缘。不过，中心是与边缘联系在一起的，中心是相对于边缘的中心，同样，边缘也不是脱离中心而存在的边缘。这说明，“中心—边缘”首先是以一种空间概念呈现给我们的。就center/core-periphery这个表达式中的periphery而言，其原本就是作为一个反映了空间形态的概念，是指某个核心的周边区域。可以认为，这个最初的含义并不涉及对核心与周边的重要程度或价值高低的判断。也就是说，它们作为空间布局中相对而在的事实是不包含着价值判断的，其中没有平等或不平等的含义。但是，periphery一词却延伸出peripheral（次要的）、peripherality（边缘性）、peripheralize/peripherize（以动词形式出现的“边缘化”）和peripheralization（以名词形式出现“边缘化”）等包含了不平等特征的词汇。可见，在词语演化的过程中，英文中的periphery同中文里的“边缘”一词一样，都在空间形式中获得了某种表示地位不平等的内涵。

当我们在中文语境中使用这些词的时候，还会涉及一个翻译的问题。在我国研究拉美经济思想史或国际关系史的学者中，普雷维什等人的center/core-periphery通常被译为“中心—外围”。我们认为，“中心—外围”的译法是欠妥的，比较而言，译为“中心—边缘”会显得更为恰当。一方面，中文里的“外围”一词仅仅翻译出了periphery的表面含义，即完全是一个地理空间概念，不包含其他引申的含义。至于“外围化”这样的词语，尽管有人也用它来表示不平等的意涵，但更多的也是指代一种空间分布的趋势。相比之下，“边缘化”一词则更为准确地翻译出了periphery一词的诸多引申含义。另一方面，细致分析可见，“外围”一词实际上应该用来界定有着“中心—边缘”结构的某个体系之外的区域，而不是“边缘”地区。因为，“中心—边缘”本身就是一个统一体中的结构形态，无论是中心还是边缘，都是一个体系中的中心或边缘，而“外围”所指则是体系之外的和作为体系存在环境的部分。“中心—边缘”结构的形成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一个较长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尚未被纳入有着“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体系中的区域才能被确认为“外围”区域。工业强国曾经的殖民化道路与资本主义世界化之路就是步步为营、层层展开的过程，当一些地区被纳入这个拥有“中心—边缘”结构的体系中时，其他尚未被纳入体系中来的区域则可以称为“外围”。

其实，作为一种关系的“中心—边缘”是广泛地存在于世界的一切方面以及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中的。如果说自然界本无中心与边缘之分的话，那么当自然界反映在人的意识之中时，必然是有着中心与边缘的。人们正是通过对自然界中的一切现象进行中心与边缘的区分而去认识和把握它的。如果不对自然界中各种各样的现象进行中心与边缘的区分，也就意味着那些客观存在并没有成为认识对象。在人们认识社会现象时，也同样如此。也就是说，在我们认识世界时，如果仅仅厘定了认识对象的边界，所获得的还仅仅是一个模糊的整体，只有再深入一步，从认识对象中发现“中心—边缘”结构，才能获得关于认识对象中各要素间的关系的认识，然后，才能再进入实质性的认识阶段。所以，“中心—边缘”概念所反映的是一种思维结构。当我们把这一思维结构用于观察和认识世界时，既考虑到了认识对象的外在形式，同时也把握了认识对象中所包含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从而获得对认识对象的性质的理解。

运用“中心—边缘”概念去把握认识对象，所获得的并不是对认识对象的静态把握，而是要同时把握认识对象中的“中心边缘化”和“边缘中心化”的过程以及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因而，首先获得的是关于认识对象各要素的变动的认识。同时，又在认识对象各要素的变动的同时去把握认识对象在整体上的运动轨迹。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有着“中心—边缘”概念所代表的思维方式。比如，我们在谈论某人在某个群体中的地位时，很自然地就会判断出“某某被边缘化了”。当我们说某某被边缘化的时候，其潜台词就是指他（她）在所在的群体中的影响力正在下降，或者说他（她）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或者说他（她）应得的利益得不到实现，或者说他（她）受到了某种不公正的对待，或者说他（她）被置于某种与其他成员不平等的位置上了……一般说来，在此意义上去谈论中心或边缘，都是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动态过程中去把握两者间的影响力和作用力的，因而，也就能够更好地把握中心与边缘间的地位差异及其变动过程。

“中心—边缘”概念给我们展现出了一个真实的现实世界。我们知道，近代以来，在社会建构方面是以启蒙思想家的理论为依据的。在社会的运行中，启蒙思想在不断地朝着狭义的意识形态的方向退化，启蒙思想所追求的“平等”也越来越从属于宣传的需要，而且，在宣传中所形成的话语权也让人们相信自由资本主义世界是一个包含着平等理念并能够实现平等的社会。然而，透过“中心—边缘”的视角，人们才真正发现，近代以来在“平等”的理念下建构起来的恰恰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即使在某些领域或某些部分的某些方面呈现出了“平等”，那也只是一种假象，至多也只能称作为“形式平等”。在实质上，则是不平等的。

虽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关于平等的追求一直激励着人们努力去消除不平等和改革那些产生了不平等的社会运行机制，但所收获的往往是更大的不平等。无论是在财产占有方面还是在参与政治生活方面，人们之间的不平等总是处在持续扩大的进程之中，其原因就在于人们被结构到了“中心—边缘”结构之中。一部分人走进了并一直处在世界的中心，而另一部分人则被打入了世界的边缘。而且，人们总是在中心与边缘之间变换自己的位置，要么向中心移动，要么滑落到边缘。同时，财富以及社会发展中所产生的剩余也是在中心与边缘之间进行分配的，甚至连话语权等等也都是在中心与边缘之间进行分配的。

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才发现，近代早期的启蒙竟然是一个未竟的事业，或者说，由于现代化的进程走上了建构“中心—边缘”结构的方向，启蒙思想遭到了背叛。如果说人类在20世纪后期进入了后工业化进程的话，同时，如果说后工业社会将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工业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的话，那么首先需要打破或者超越的就是在工业社会中形成的这个“中心—边缘”结构。这应当成为后工业化进程中的一项最为基本的任务。

从普雷维什到依附论学派，在使用“中心—边缘”概念的时候，都主要是从属于理解国家间关系的需要。的确，在近代社会基本上实现了资本主义世界化之后，工业化强国影响甚至支配世界的手段也从赤裸裸的暴力掠夺转向了国际经济贸易。经济贸易显然是主权国家在自由的理念之下并以平等的形式进行的，然而，工业化强国对其他国家的剥削和掠夺又是一个基本事实。这种剥削和掠夺之所以能够发生，正是因为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发挥了作用。也就是说，在国家之间，表面看来，经济贸易是建立在平等和自由的基础上的，中心国也努力向全世界描绘这样一种假象：所有国家在国际市场的大舞台上平等地参与商品交换，虽然一些国家繁荣，另一些国家贫穷，但他们都可以在自由平等的国际贸易中达成自己的目的。特别是服务于欺骗性宣传的所谓“比较优势论”更加强化了这一假象，试图让人们相信，只要一国选择生产并出售他们的优势产品，用以换取他国的优势产品，就能够从贸易中获利，并能最终走向发达状态。然而，普雷维什以及依附论学者在“中心—边缘”的视角中所看到的却是中心国与边缘国在贸易上的不平等，而且，边缘国在国际经济贸易中也没有自由可言，反而是受到了中心国的支配和控制的。

中心国所创立和主导的世界“中心—边缘”结构实质上是一个不平等的结构，中心国通过这一结构能够高效地把边缘国发展所获得的利益占为己有，而这种不平等也不只存在于经济方面，在其他层面也是如此。这就让我们看到，在“中心—边缘”结构中，所谓经济自由贸易只不过是一个神话。除了自由市场的平等神话，在现代化过程中所确立的另一个神话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表面看来，自由市场包含着契约精神，法律既是契约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契约的保障，法律制度确证了人们的平等地位。一国的法律是为了确证公民之间的平等，而国际法则确证了国家间的平等。但是，法律在一国内部所提供的仅仅是一种形式平等，而在国家间，甚至连基本的形式平等也无法提供。中心国与边缘国在制定、执行和解释法律时，因为话语权的不同，边缘国常常被迫接受中心国的意志，中心国却总是公然违反国际法而行事，然而在每一个需要法律作帮手的时间和事项上，中心国又往往是拿出国际法作为惩罚他国的依据。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简言之，现代化的世界因为包含着“中心—边缘”结构而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市场里面人人平等”等表述的背后都包含着实质上的不平等。我们知道，民族国家是近代以来的造物，名义上，国家不分大小，都因为有着独立的主权而是平等的，是应当得到相互承认的。但是，从国际关系的演变来看，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中心国一直自诩为“先进”，而认为边缘国都处在“野蛮”状态。直到20世纪中期，中心国才开始假意表达对边缘国的承认，即不再将其称为“野蛮”。而在实际上，这只是出于一种安抚边缘国的需要，是为了通过这种安抚而利用边缘国去实现中心国自身的利益。即使在这一时期逐渐出现的“不发达”“发展中”“欠发达”的概念，所反映的也只是一些较为温和的歧视，而且包含着某种欺骗性策略，即让边缘国相信可以走上一条向发达状态靠近之路的可能性。

总之，无论国际关系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什么样子的，在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中，中心国一直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防止边缘国的联合与抗争。而且，从现实来看，一旦边缘国的边缘相信中心国以及本国的中心共同编制的平等与和平的神话，也会放弃斗争的念头，转而将命运的改变诉诸个人的辛勤努力。在边缘国的边缘群体中，可以说，绝大多数的人并不了解这些概念背后所包含的真实含义，往往是不加怀疑地接受了。在这一过程中，边缘国的知识分子为了一己之私也向中心国以及本国的中心低头谄媚，甚至帮助中心国去宣传那一整套理念，以求在迷惑和欺骗边缘国的边缘中换取上升为边缘国的中心的机会。

阿明认为，“中心—边缘”结构也在不断扩展，因而出现了“世界体系的新特征”，所以，应当将其理解成一种贯穿于经济、政治、文化等每一个领域之中的基本结构。我们看到，普雷维什关于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不平等交换问题的讨论还主要是基于当时的工业制成品与原材料或初级产品之间的贸易做出的，而在20世纪民族国家普遍确立的工业化进程中，所取得的发展成果则使这一传统的“中心与非工业化外围区域之间的差别不再明显”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际体系中的“中心—边缘”结构发生了变化，相反，恰恰是渗透到了更为广泛的领域之中。这就是阿明所说的，“中心—边缘”结构开始在“金融全球化、技术创新、取得世界资源、通讯与信息手段、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等五个方面发挥作用。

所以，在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世界化进程中生成的“中心—边缘”结构一直呈现出扩大化的趋势，而且这一结构也一直是中心国不断扩大自己领地的过程。结果，一个个“外围”地区不断地被吸纳进来，成为围绕着中心国的“边缘”地区。当所有的“外围”地区全部被纳入有着“中心—边缘”结构的体系之中时，外围地区也就不复存在，所有国家都被纳入了这一体系中。在此过程中，“外围”地区在“中心—边缘”结构所赋予的征服力面前处于一种无法作出自主选择的状态：不接受它是一种失败，因为这意味着自己在拥有“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中处于世界体系之外；另一方面，“接受它也是一种失败，因为这样的话，也就等于默认了自己永久性的边缘位置。两害相权取其轻，所以边缘国家纷纷加入了这个体系中来，为了‘边缘’生存而永远服侍着‘中心’” 。

总的说来，在资本主义世界化进程中生成了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这个结构使国家间的关系表面上看来是平等的，而在实质上恰恰是不平等的。正是因为这一结构而使一些国家处于世界的中心，而更多的国家则处于世界的边缘。中心国家可以对边缘国家实施着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支配和控制，而且这种支配和控制又是从属于经济上的剥削和掠夺的。中心国在这一“中心—边缘”结构中处于主导地位，边缘国则无所选择。无论是停留在外围还是被纳入“中心—边缘”结构之中而成为边缘，都无法获得自身发展的机遇。事实上，在20世纪中后期，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被纳入这一“中心—边缘”结构中了。普雷维什以及依附论学派发现了这一“中心—边缘”结构，从而揭露了中心国支配、控制、剥削和掠夺边缘国的世界体系运行机制，也在这一认识的前提下试图探讨打破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出路。

然而，无论是普雷维什还是依附论学派，所提出的各种方案都没有取得成效，反而在现实中让人们看到了“中心—边缘”结构愈益增强的趋势。不过，如果我们看到世界“中心—边缘”结构是资本主义世界化的产物，情况就会不同。这是因为，资本主义世界化所造就的是工业社会的世界体系，而在20世纪后期，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那就是一场不同于资本主义世界化的全球化运动。全球化作为一场不同于资本主义世界化的新的运动，所要实现的是对工业社会的扬弃和超越。在全球化进程中，工业社会的几乎所有造物都将会被重新审视，一切不合理的因素都将被打破。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中包含着不平等，它显然是不合理的，因而，也需要并必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扬弃。总之，世界“中心—边缘”结构是资本主义世界化的造物，当人类进入了通过全球化而开启的新的历史阶段时，也就必然要打破这一结构，并建立起一个真正平等的世界。 fAYcjHi8NCm/nLuAARv8GZSn56lBgfYea8dt1LzwPxhYqsEu/KwvDpXU0ZL4Ny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