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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达”“不发达”“欠发达”“发展中”等概念所代表的解释框架不同，从“中心—边缘”概念中发展出了另一个解释框架。无论是普雷维什及其拉美经济委员会还是依附论学者，他们在使用“中心—边缘”的概念时，都是在向由“发达”“不发达”等概念所构成的传统话语发起一种挑战。从学术史上看，虽然普雷维什可能并不是最早提出“中心—边缘”概念的学者，但他却是最早运用了这一概念去进行新的话语建构尝试的人。或者说，在普雷维什这里，“中心—边缘”概念所代表的是一个新的视角和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也正是这一原因，使“中心—边缘”的概念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
“中心—边缘”概念对世界作出了新的划分，它与传统的“发达”“不发达”的划分明显不同，它包含了两类国家之间存在着支配与依赖的不平等关系这重内涵。也就是说，“中心—边缘”概念是在一个统一的世界体系中来认识国家间关系的，而不是孤立地认识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更不是在一国独立的发展进程中去认识国家的“不发达”或“发达”形态。总的说来，普雷维什等人所使用的“中心—边缘”概念为我们描述了一幅完全不同的世界图景。首先，由于这一概念的使用，他们发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有两种经济：‘中心’的经济和作为世界经济的‘边缘’的经济”
，而这种观点“直到（20世纪）40年代仍然是新颖的”
。更为重要的是，这两种经济并不是无关的，而是相互作用和交织在一起的。虽然这两种经济处在相互作用的互动体系中，却是不平等的，是处在中心与边缘的两极的。
的确，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与资本主义世界化相重合的。在近代早期，一些西方国家率先进入现代化进程，但其资本主义发展并没有囿于国家边界内，而是通过海外殖民和开拓海外市场等方式扩展到了世界范围，即把现代化建立在资本主义世界化的进程中。在资本主义世界化的发展过程中，率先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民族国家——通过开拓海外市场以及进行海外殖民等成为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国，那些被征服的国家则被置于边缘国的地位上。在中心国与边缘国的互动中，边缘国的独立发展进程受到了中心国的阻断与控制。
如此一来，边缘国的发展道路就不可能与中心国的早期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相同。不仅是因为二者在内部结构上存在着明显差异，更为重要的是，它们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外部环境。也就是说，在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形成之后，处于这一结构之中的边缘国与中心国所面对的是截然不同的发展境遇。因为，在资本主义世界化进程中所形成的这个世界体系决定了边缘国处于中心国的控制和支配地位上，中心国可以依据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而对边缘国进行经济剥削、政治支配和军事掠夺。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世界化的过程中，边缘国是被强行地纳入了由中心国所掌控的世界体系中。这个“中心—边缘”结构虽然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化进程中自然生成的，却是合乎中心国利益要求的。所以，中心国可以依据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而实施对边缘国的剥削和改造，使边缘国的发展适合于和从属于中心国的利益要求。
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中，中心与边缘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中心国与边缘国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相对于中心国，边缘国被置于一种依附的地位上。中心国控制了边缘国的发展，使边缘国的发展朝着对中心国依附的方向上趋近。因而，即使边缘国在客观上表现出了发展的状况，那也仅仅属于增强和巩固“中心—边缘”结构的行动，并使中心国与边缘国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日益增强。从“中心—边缘”概念所揭示出来的这个世界图景中可以看到，传统的建立在“发达”“不发达”概念基础上的解释框架所提供的显然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所指示的那条从“不发达”到“发达”的发展道路也显然是不可行的。事实上，资本主义强国在其早期所经历的那个自主发展的道路是不可能适用于边缘国家的发展的。
从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生成后的世界各国发展历史看，每当边缘国制定了追赶所谓“发达”国家的目标并谋求发展时，都会陷入这样一种状态之中，那就是必须承受来自中心国的剥削和干预，即使这种剥削和干预是以极其隐蔽和温和的形式出现，也会表现在诸如贸易争端和无数指手画脚的行为中。另一方面，在边缘国内部，一旦开启了追赶所谓“发达”国家的行程，就会迅速地分化为剥削和被剥削两个对立阶层，一些人移动到了国内的中心，并对国内的边缘施加比资本主义国家初建时期更加残酷的剥削。而且，边缘国对中心国的依附关系一旦生成，边缘国也就丧失了发展的自主性。这意味着边缘国的发展遇到了错综复杂的矛盾。如果在这种条件下再让边缘国遵从“发达”“不发达”的话语指引，就必然会导致一种结果，那就是，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行动中被打入更加遥远的边缘。
用“发达”“不发达”等概念编织起来的是一幅世界图景，而“中心—边缘”概念所揭示的则是另一幅世界图景。“发达”“不发达”“欠发达”“发展中”等概念所提供的是“发达”这一标准，其目的是诱导边缘国制定追赶“发达国家”的策略，让边缘国误以为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就可以赶上甚至超过“发达国家”。当然，也有一些学者采用“落后国家”（backward）等提法。就这种提法所传达的“问题基本上是领先与滞后的问题，而非历史环境下的现代化论题”，它本身“也并不含霸权之意，‘落后’也不一定将主要重点放在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上。”
那样的话，就可能将所谓“落后国家”导向割裂与世界的联系而封闭国门搞建设的方向上去。
与上述这些提法对国家的界定都不同，“中心—边缘”的概念揭示了中心国与边缘国之间的支配和依附关系。所以，应当说普雷维什等人在使用“中心—边缘”概念时，更为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化之后世界体系的实质，也点明了中心国在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地位。更为重要的是，指出了边缘国的发展道路是无比曲折的，让人们认识到其中包含着复杂性和各种各样的变数。事实上，普雷维什在晚年发表的《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再造》一书中就对中心国的“霸权”（hegemony）进行了揭露，对“中心的霸权与外围的依附”作了更加清晰的描绘，并认真地分析了“中心的危机对外围的影响”等问题。
当然，在普雷维什的著作中也同时使用了“发达”“不发达”等概念，但当普雷维什使用这些概念的时候，主要是服务于叙事的需要，是为了让被既有话语束缚的人能够读懂他的著作而作出的妥协。也就是说，他并不是把“发达”“不发达”等概念作为一个观察视角和分析框架来看待，相反，他所应用的——也是他所确立起来的——观察视角和分析框架恰恰是用“中心—边缘”概念来加以标识的。正是由于普雷维什确立起了这一新的视角和新的分析框架，人们才得以重新认识和审视国家间的关系和世界的结构。所以，在普雷维什之后，由于“中心—边缘”的概念得到了传播和应用，学者们也逐渐地认识到这一概念与“发达”“不发达”等概念所代表的观察视角和分析框架是完全不同的。因而，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中心国不仅是一种静态的工业发达国家或者收入高的富裕国家，同时也具有一种动态性，即中心国家“有能力对外围国家经济的发展方向施加影响”
。也就是说，富裕只是中心的表象，中心国更为重要的特征则是它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以及对他国的控制力。
“中心—边缘”概念的优越性还在于它所提供的是一个综合性的视角。显而易见，在“发达”“不发达”概念所提供的视角中，人们更多地看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在使用“发达”“不发达”的概念时，如果说对国家间的经济之外的其他方面也进行比较的话，所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发达”“不发达”概念的引申含义，很难说是这些概念本身就有的内涵。“中心—边缘”概念所提供的观察视角就不同了。尽管“中心—边缘”概念也首先注重于经济分析的方法，但无论是在中心还是在边缘，都是以一种完整的形态出现的。中心国是由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方面所构成的完整的整体，边缘国也是如此。从依附论学派的产生看，可以发现，正是由于“中心—边缘”概念的强大解释力，依附论学者们发现了早期拉美结构主义者过分重视经济分析的不足，认为拉美早期的结构主义者是因为忽视了政治、社会等因素而没有找到使拉美摆脱困境的出路。所以，依附论学派虽然沿用了“中心—边缘”的概念，却要求用更全面的“中心—边缘”观来分析拉美的问题，认为拉美的问题是综合性的，而不单纯是经济问题。
从普雷维什思想的演变看，他所接受的是经济学专业的教育，在早期从教时也是以经济学家的面目出现的，后来到政府任职也是在经济部门，所以，他在使用“中心—边缘”概念时也就难免侧重于这个概念在经济方面的解释功能。但是，由于“中心—边缘”概念有着超出经济领域的普遍性的解释力，也由于受到了依附论学派的影响，当普雷维什在晚年使用“中心—边缘”概念时，已经不再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将这个概念作为普适性的解释框架来对待。在《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再造》中，普雷维什曾特别感谢何塞·梅迪纳·埃恰瓦里（José Medina Echavarría），说他“为我们经济学家的任务打开了新的、广阔的视野。他给我留下了长久的影响，因为他使我把经济思想放进对社会结构的考察中”
。而梅迪纳·埃恰瓦里虽然不是依附论学者，但曾对依附论学派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就此而言，普雷维什事实上不仅是在感谢一个人，而是表达了对这一时期的诸多重要学者的感谢，即感谢他们对他思想转变的影响。的确，也正是这些学者让普雷维什突破了经济学的狭窄视域，将“中心—边缘”的概念和分析框架应用到了一个更宽广的现实解释之中。
上述可见，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察视角，一种是基于“中心—边缘”概念的观察视角；另一种是基于“发达”“不发达”概念的观察视角。对这两种观察视角明确作出区分的则是依附论学派。依附论学派的学者们大都批判过由“发达”“不发达”概念所代表的经济分析方法，尤其是对用统计数字去表示现实的做法进行了强烈的谴责，认为对经济方法的过分重视以及对数字表现方式的热衷都让人们忽视了现象背后的本质。比如，阿明就激烈地批评道：“把‘不发达’归诸人均产值低的看法是肤浅的，从科学上讲是错误的。在当前的文献中，特别是联合国浩如烟海的文献中，确定不发达的方法是把国家分成不同类别。”
无论是人均收入、GDP，还是什么其他的数字指标，都把复杂的国际事务简化为一些干瘪的数字，并据此进行排序。实际上，这种简单化的分类排序方法与现实相去甚远，或者说，根本不能反映现实中的真实情况。在某种意义上，它所担负的是一种意识形态功能，是用来欺骗公众的，这种分类方法以其表面上的科学合理形式强迫公众接受虚假的数字排名，让公众丧失了对自己国家在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中的位置和处境的认识能力。
阿明举例道，“科威特的人均产值为3290美元，它高于美国的3020美元”
，然而我们却不会说科威特处在世界的中心。“今日加蓬的人均产值与1900年的法国接近，但加蓬不等于1900年的法国，也不是法国的缩影。因为加蓬本身的结构从本质上来讲是外围型的结构，不是发展缓慢的中心型结构”
。可见，“中心—边缘”的概念给依附论学派带来的是一种综合性的分析方法，是对一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作出全面认识的途径，因而，它是不同于片面的“唯经济论”的观察和认识方法的。到了加尔通那里，“中心—边缘”概念作为观察视角和分析框架的优越性得到了更为清晰的展现。加尔通在讨论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时指出，传统的研究强调对国家间经济贸易中“入口”或“出口”处的即时分析，例如交易价格、交易规模，完全忽略了这种经济贸易在交易完成之后对各自国家内部产生的不同影响。加尔通认为，这种传统的“唯经济论”的错误之处就在于，它导致了一种普遍的误解，让人误以为：当两国间的贸易价格与贸易额相同时，不平等现象就会随之消除。加尔通之所以说它导致了一种普遍的误解，是因为他在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中看到的是经济、政治、军事、传播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共同作用构成了一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和境遇。
总的说来，“中心—边缘”概念为学者们提供了一个超越经济观察的观察视角和分析框架，促使学者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去综合性地把握一国处在世界的“中心”还是“边缘”。一旦一国能够正确地认识到自己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也就能够更多地作出正确的策略选择，从而大大减少行动的盲目性。当然，我们承认“发达”“不发达”的概念所提供的也是一种比较的视野，是包含着相对性的，但这种相对性是一种机械的相对性。“发达”与“不发达”是并列的关系，而不是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的关系。能够表达国家间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关系的当数“中心—边缘”概念。与“发达”“不发达”等相比，“中心—边缘”概念有着更强的相对性色彩。在“中心—边缘”概念所提供的视野中，B在与A的对应关系中可能处于边缘，但在与C所构成的对应关系中却可能属于中心。而且，这种对应关系也是一种互动关系，以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方式而实现互动。
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心与边缘之间存在着势差，正是由于这种势差决定了中心与边缘互动并不是一种平等的互动，而是以中心对边缘的支配和边缘对中心的依附的形式出现的。也正是由于“中心—边缘”概念表现出了更强的相对性内涵，后来的许多学者如阿里奇、沃勒斯坦等人，都试图去描绘从中心到边缘的连续变化的光谱。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做法虽然对于应用“中心—边缘”概念去开展深入的研究来说是有益的，但也同时使这个概念的内涵变得更具有不确定性了，并显得非常繁琐。例如，阿里奇是把世界体系分为“中心—半边缘—边缘”的，而且，他也将其拆解开来形成三组关系。在他这样做的时候，似乎可以分析得更加精确一些，然而，从他的研究工作的实际情况来看，却遇到了需要去寻求对这种繁琐区分提供支持的标准等问题。结果，由于其他标准都难以使人信服，以至于阿里奇最后还是求助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而回到了经济分析中。对此，阿明在《世界一体化的挑战》中批评道，“这种手法回避不了对各组进行质的定义的困难”
。
中心与边缘的相对性不仅表现在国家之间，也同时存在于一国内部。无论是在中心国还是边缘国中，都存在着中心与边缘。如果说“发达”“不发达”等概念只是在国家间进行比较而形成的认识，那么“中心—边缘”概念则可以从国家间的对应关系入手而深入一国内部，进而揭示国家间的支配与依附关系是如何通过一国内部的中心而成为具有现实性的运行机制的。总体看来，依附论学派在传播“中心—边缘”的概念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依附论学者在使用这个概念去分析国家间关系时，也获得了对国际关系的结构性把握，揭示了国家间关系不平等的实质，并对边缘国的发展提出了诸多避免陷阱的建设性意见，这是非常可贵的。
从科学发展的角度看，由于“中心—边缘”成了一个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从而打破了近代以来的一种话语垄断状况。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倾向于认为，“中心—边缘”概念代表了一种边缘话语，是对中心国所垄断的话语发出的一种挑战。当然，在近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化进程中生成的并被中心国所垄断的那种话语具有霸权地位，而由“中心—边缘”概念所代表的这样一种边缘话语在力量上显得极其弱小，以至于其影响面还显得较小。一种话语的生成首先肯定是得到了知识分子的接受才能得以传播的，然而现实情况则是，即使在边缘国中，其知识分子也往往出于向中心国献媚的需要而有意识地忽视“中心—边缘”概念所代表的这种新话语，只有少数拥有学术良心的学者才会从“中心—边缘”概念所提供的视角出发去观察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