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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放眼观察世界的时候，很自然地接受了一系列给定的概念，即用“先进”“落后”“发达”“不发达”“发展中”“欠发达”“新兴国家”等语词去表达我们对不同国家的直观认识。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使用这些概念去为不同的国家进行定位，即把不同的国家归入不同的类别中去。在科学研究中，人们已经习惯于使用这些概念，似乎没有人对这些概念表示怀疑。其实，这些概念是经不起推敲的。对于科学研究而言，这些概念可能还是有害的。因为，用这些概念编织起来的那幅世界图景是虚假的，掩盖了国家间关系的诸多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事实。事实上，这些概念被一些率先发展起来的和掌握了话语权的国家所利用，它们利用这些概念建构了某种意识形态，形成了某些理论，从而为其各种各样的非正义行为辩护，甚至让人们把国家间的剥削、掠夺以及危机转移看作自然而然的事情。
与这些流行的概念不同，普雷维什运用“中心—边缘”概念去分析国家间的关系。后来，这一概念被依附论学派所接受，并影响到后现代主义，展现出了一个非传统的认识和观察世界的视角。现在，“中心—边缘”的概念在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中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仅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而且在区域经济、城市规划、组织与管理、人际交往、复杂系统、复杂网络以及文化哲学等领域的研究中，学者们都广泛地使用了“中心—边缘”的概念。事实上，“中心—边缘”的概念为我们观察和理解工业社会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向我们揭示了国家间以及一国内部的不平等结构，也为我们面向未来去思考社会建构的行动提供了启示。
显然，社会科学研究中所使用的概念都包含着某种价值取向或价值观念。虽然可以说概念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工具，是具有客观性的观察视角，但面对同一个认识对象，从不同的概念出发则会把理论导向不同的方向。显然，一切理论都是通过概念建构起来的，之所以会针对相同的问题产生出不同的理论，那是因为建立起理论的基本概念不同，或者说，是作为理论出发点的概念不同。归根到底，是因为不同的概念包含着不同的价值取向与不同的价值观念，才有了同一个研究对象的不同理论。所以，社会科学研究中所使用的概念都不可能在价值上中立，所有概念都会受到价值的纠缠，只不过有些概念将价值取向明确地涂抹在表面上，而有些概念则将其价值取向深深地掩藏起来。
在国际领域的研究中，学者们通常用“发达”与“不发达”等概念去描述一个国家的总体状况。表面看来，“发达”“不发达”“欠发达”等概念都是一些描述性词语，似乎非常客观地表达了一个国家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或所处的历史阶段。其实不然，这些概念实际上掩藏了某些价值，甚至是服务于某种意识形态的。可以肯定地说，“发达”“不发达”“欠发达”等概念是服务于已经确立了话语霸权的那些国家的全球利益需要的。甚至有些较为偏激的学者认为，在“发达”“不发达”“欠发达”等概念中包含着西方霸权国家的某些阴谋，即通过这些概念对那些急切求发展的国家实施诱骗，让他们心甘情愿地向霸权国家输出利益，而不是在霸权国家对它们的征服中被迫输送利益。所以，这些概念中包含着既定的国际秩序，包含着为了少数国家的利益而把全球引向灾难的驱动力。所以，依附论学派激烈地主张用“中心—边缘”的概念来替代上述概念，希望在“中心—边缘”的视角中去揭露上述概念所代表的某种说教的性质及其虚伪性。
弗兰克在196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作出了这样的分析：“目前的发达国家（now-developed countries）过去虽然可能经历过未发展（undeveloped）状态，但是绝没有经历过不发达（underdeveloped）状态。”
在这里，弗兰克刻意地对undeveloped和underdeveloped作出区分。在他看来，只要做出这种区分，就能够发现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第一，undeveloped的前缀un是在与自身的另一状态进行比较时作出的判断，一般说来，是在历史的维度中所作出的比较。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如果它现在可以被认为是一种developed状态的话，那么它的过去则属于undeveloped状态，或者说，它曾经经历过一个undeveloped阶段。第二，underdeveloped的前缀under则是在与相对物或参照物的比较中作出的判断，而且包含着它们间的某种关系的判断。因为，under这个前缀的意思是“处于……之下”，如果用于对两个国家进行比较，那就是，一个underdeveloped国家处在与它相关的另一个developed国家之下。
细致理解弗兰克的这句话，可以看到，当资本主义在西方国家独立发展时，无论是“已发展”（developed）还是“未发展”（undeveloped），都是该国内部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是“该国自身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特点或结构的产物或反映”
。但是，在实现了资本主义世界化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就出现了“中心—边缘”结构。在这个“中心—边缘”结构中，边缘国家的不发达状态就不再是由自身国内的因素所决定的，而是受制于这个拥有了“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体系。在这种情况下，边缘国家就处在一种underdeveloped的状态。边缘国家所经历的受制于其他国家的情况显然是那些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国家未曾经历过的。也就是说，对于那些率先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国家而言，在历史上曾经经历过的只是一种被称为undeveloped的状况。
在弗兰克这篇文章的中文译本中，underdeveloped和undeveloped这两个英语单词分别被译为“不发达”和“未发展”。这种译法应该说是准确的，弗兰克的文章题目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被译为“不发达的发展”也是合理的。也就是说，当development单独使用时，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发展”，但当under的前缀出现后，则表示另一重意思，那就是，在“发达”与“不发达”的比较中来认识一个国家的状况，而且是在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比较中来确认一个国家的不发达状态。因为，“不发达”一词的含义只有在与“发达”的比较中才能加以确认。也就是说，在谈到一个国家的“不发达”时，如果没有“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物，也就无从理解了。
弗兰克说道：“不论过去或现在，造成不发达（underdevelopment）状态的正是造成经济发达（development）（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的同一个历史进程。”
在这里，弗兰克无疑明确地揭示了中心国家一度坚持使用的“发达”与“不发达”的概念是从属于一种意识形态建构的需要，是出于宣传的目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宣传实际上就是在混淆一国历史比较中的状况与国家间比较中的状况，即把边缘国家的underdeveloped说成是undeveloped，用于欺骗边缘国家，让它们以为自己处在其早期的undeveloped状态，只要模仿中心国家，走中心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就可以像中心国家一样进入发达状态。如果边缘国家不走中心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或者，如果边缘国家不愿意走中心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那么中心国家就可以打着“国际责任”的旗号对边缘国家实施干涉，而且被宣称是为了边缘国家的发展，是正义的行动。
阿明在1970年出版的《世界规模的积累——不平等理论批判》中对此作了清晰的阐述。在该书的序言中，阿明开宗明义地指出，“选择不发达（underdevelopment）的概念是毫无意义的，它把‘不发达’与一般意义上的‘贫穷’（poverty）等同起来”
，“然后，喋喋不休、枯燥无味地描述贫穷的不同表现（分类指数：健康、扫盲率、营养、死亡率等，或综合指数：人均收入），用一般性的材料来弥补分析的空虚”
。然而，“这些乏味的文字恰恰构成了课堂上不发达理论的核心，这在有关发展经济学的任何大学课程中都能找到”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发现，中心国家使用“发达”与“不发达”概念而实现的意识形态建构是成功的，可以说达到了欺骗性宣传的目的。所以，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现，阿明所说的这种空洞的分析和各种枯燥的统计数字占据着社会科学的文献以及大学的课堂，成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方法和研究视角。
阿明指出，这种方法“导致一个关键性的错误：人们把‘不发达’国家看成是处在发展早期阶段的‘发达’国家。也就是说，人们回避本质：‘不发达’国家属于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他们曾经有一个被纳入这一体系的历史过程，这就形成了他们的特殊结构。而这个结构同这些国家被纳入现代世界之前时的结构已大相径庭”
。由此可见，在一些依附论学者那里，“不发达”一词并不是贫穷落后的同义词，也不是走向发达之前的一种状态，而是包含在国际关系中的一种不平等状态。依附论之所以反对使用“发达”“不发达”的概念，目的就是要揭示国际关系中的这一不平等的本质。
在依附论学者看来，“发达”“不发达”的概念给人传达的是两种极其错误的观念：一种是把“不发达”简单地理解为“贫穷”，即一国自身的贫穷，而不考虑其与富裕国家的关系，这种孤立地看待一个国家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因为，“不发达”是相对于“发达”而言的，是在与“发达”的比较中形成的一种认识。而且，这种比较是发生在同一个体系之中的，而不是可以分别进行孤立地考察的。事实上，如果将边缘国家说成“不发达”国家的话，那么恰恰是因为中心国家的“发达”而置这些国家于边缘和“不发达”状态。
另一种错误是把“不发达”与“发达”看作国家发展史中的不同阶段，即把发达国家的“发达”宣称为“不发达”国家的目标和未来，从而掩盖了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的剥削，让边缘国家接受“发达”与“不发达”的意识形态，努力去摆脱“不发达”的状态，误以为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走向“发达”状态。结果，边缘国家就会盲从中心国家的历史经验，模仿中心国家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和发展模式。其实，如果边缘国家这样做了，恰恰是合乎中心国家的利益的。那是因为，中心国家可以在边缘国家对它走过的道路的模仿中获益，即通过国际贸易以及广泛的国际交往而把边缘国家在发展中所取得的成果占为己有。
这个过程无疑是对边缘国家的剥削，让边缘国家源源不断地向中心国家输送利益。在边缘国家这里，一旦制定了追赶发达国家的策略，就会竭泽而渔式地、破坏性地开采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无所不用其极地榨取本国边缘的剩余价值，在追求“发达”的目标下把这些剩余价值输送给中心国家，并在此过程中为自己带来环境污染、贫穷、社会的两极分化以及矛盾积累。
在利用“发达”“不发达”的概念进行意识形态建构的学者中，最具代表性学者当数罗斯托。罗斯托的所谓“经济发展阶段论”之所以能够为美国的“越战”提供理论依据，正是因为这一理论确立起了“发达”与“不发达”的观念，让美国可以把对越南的侵略说成“承担国际责任”和“帮助越南经济社会发展”的举措。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所提供的是这样一种观念：所有国家的发展都要经历发达国家曾经的那些阶段才能走向繁荣。也就是说，都要经历一个undeveloped的阶段。这样一来，他就把中心国家剥削和压迫边缘国家的事实一笔抹杀了，让人们不再关注国际关系对一国发展的影响，从而让边缘国家误以为凭着自己的努力就可以追赶所谓“发达”国家并进入“发达”状态。
对此，阿明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理论“之所以错误，就在于它把统一的、完整的前资本主义的独立经济和社会，同由于殖民统治历史而被纳入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和社会——其中的资本主义是从外部引入的——相混淆。”
根据阿明的看法，“不发达”“发达”的概念所传达的是这样一种观念：要么将一国发展看作自主的事情；要么认为一国的发展需要模仿“发达国家”的模式。事实上，在实现了资本主义世界化之后，无论是自主的发展还是模仿“发达国家”的模式，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资本主义世界化所确立起来的世界体系中，无论是“不发达”还是“发达”的国家，都同属于一个世界体系。当一些国家成为所谓“发达国家”后，另一些国家就不可能再走进“发达国家”的行列，也不被允许成为“发达国家”，它们受到各种国际关系的制约。所以，在“不发达”的国家源源不断地把自身的发展成果转移和输送给了“发达国家”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获得成为“发达国家”的机遇的。
总之，由于与所谓“发达国家”并存于一个互动的世界体系中，“不发达国家”如果制定了追赶“发达国家”的策略，只能给自身带来更大的灾难，它们在自身的努力中所造成的自然资源以及人力资源的破坏只能使自己收获更多的贫穷。即使“不发达”国家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一时表现出了财富增长的势头，但是，由于对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破坏性开采，由于国内贫富分化和矛盾的积累，这些国家也会在达到了某个临界点的时候迅速滑落到更为不发达的状态中去。所以，如果按照“不发达”“发达”的概念所确立的话语体系来谋划发展的话，边缘国家将永远无法摆脱自己在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地位，反而，只能把自己导向更为边缘的方向上去。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阿明要求：“‘不发达’‘第三世界’（Third World）等错误概念应该被去除，用‘外围的资本主义形态’（capitalist formations on the periphery）这一概念取而代之。”
缪达尔（Gunnar Myrdal）通过考察“发达”与“不发达”的概念演变揭示了由此建构的意识形态所具有的虚伪性。
在谈到“术语外交”（diplomacy by terminology）时，缪达尔向我们呈现了这样一种概念的演变史：关于“穷国”（poor countries）的名号经历了一些变迁，二战前，人们将殖民地称作“落后地区”（backward regions）；二战后，随着这些地区的独立，人们抛弃了静态的“落后”一词，改用动态的“不发达国家”（underdeveloped countries）一词，其动态性表现在，这一词语显示了国家对未来的一种希望，即“这些地区现在是，也想继续保持独立的政治地位，并且渴望摆脱贫困”。然而，当国际外交不断深化的时候，情况又有了新变化，“在富国（rich），人们感到，‘不发达’一词并不能很好地描述穷国（poor）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穷国的一些人，尤其是那些“富裕的并熟知西方文化发展过程的人”，也放弃了“不发达”这一称呼，而改用“发展中国家”（developing）这一“委婉语”（euphemisms）。显然，之前的“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两个语词在表面上存在着明显的对立，under所反映的就是一些国家与另一些国家不平等的现实。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他们并不希望强化这种对立，因为对立总会催生冲突。与之不同，“发展中国家”这一委婉语则能够弱化这种对立色彩，它在语词上给人以遐想，给边缘国的民众编织了一个美好的梦。那就是，本国并不是“不发达”，而是“处在发展的过程”之中，并将很快实现“发达的”目标。这种语词的转化是由中心国所主导的，同时，也是受到边缘国中的上层人士欢迎的。
其实，在“中心—边缘”的视角中，缪达尔所观察到的这一点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中心国所提出的任何理论以及所确立的任何话语都需要得到来自边缘国的支持，而在边缘国，也确实存在着乐意于支持中心国家理论及其话语的力量。对于边缘国的上层人士来说，需要通过附和中心国和蒙蔽边缘国的边缘而换取中心国的庇护。不难发现的是，在边缘国中，掌握了理论及其话语的一个重要群体就是知识分子，他们往往更愿意附和中心国以及边缘国的中心，以期从社会的中层爬到上层。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语词的演进才得以顺利地进行。而且，这种词语的演进也能让富国与穷国中的上层人士携起手来，共同掩盖穷国、落后的现实。
在缪达尔对词语演进的这一考察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发展中”的概念所具有的欺骗性。因为，“发展中”所表达的是从“不发达”到“发达”的过渡，所要指明的是，“发展中国家”正处在一个发展的过程中。此外，我们也发现，还存在“欠发达”的概念。这一概念甚至比“发展中”更有欺骗性，因为“欠发达”一词所要传递给人的是距离“发达”的目标已经不远了，甚至可以理解成距离发达的目标很近了，从而更加“弱化了富国与穷国间的实际差异，也就具有了误导性”。对此，一般说来，边缘国的上层人士对这种误导是持积极态度的。因为，这种误导可以使“边缘国”的边缘形成一种即将进入发达状态的幻想，从而使边缘国的中心能够从民众那里获得更高程度的合法性。所以，“发展中”“欠发达”等概念都是由中心国蓄意营造出来的。由于“中心国”营造出来的这些概念合乎边缘国中心群体的利益，也得到了边缘国中心的精心维护。特别是边缘国的知识分子，为了讨好中心国以及自己国家的中心，为了在这种讨好中获取比本国边缘更大的利益，成为这些概念非常卖力的吹鼓手。
对于以学者面目出现的缪达尔来说，肯定不愿意在“发达”“不发达”的概念演变中形成激烈的意见。所以，缪达尔以非常温和的口气总结道：“所有这些短语都反映了一种逃避者的态度。这种态度尽管可以理解，却可能诱导我们偏离清晰的思考。”
概念本身的演变显然不是问题的关键，重要的是，当概念以流行词语出现时，其背后往往蕴含着一套与之相关的观念或理论。一旦概念中所包含的观念深入人心，就会深深地对决策以及人的行为产生影响。当中心国与边缘国的中心使用“发达”“不发达”等词语时，他们通过这些概念所掌控的是一种话语权。这种话语权迫使人们不得不认同和使用这些术语，一些不具有思考能力的人甚至会信仰这套话语体系。当人们接受“发达”“不发达”“发展中”“欠发达”等概念时，就不可避免地错误估计自己所处的历史状态，即认为本国只是处在“发展中”或者处于“欠发达”的状态中。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概念阻止人们去对现象背后所隐藏的一些基本性质进行探讨，会误以为目前的状态主要是由自己的原因所造成的，从而忽视了世界体系中的国家间不平等。更进一步，这会使边缘国形成某种对未来的不切实际的想象，会制定出错误的策略，甚至对自己追赶所谓“发达国家”的错误策略深信不疑。然而，这种赶超策略不仅会要求把一切被认为是“发达国家”的东西都照搬过来，而且会让边缘国努力模仿“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