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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处的时代越来越不能够通过线性思维去加以把握了，但线性思维却依然顽固地占据着人们的头脑。人们往往没有意识到我们的社会所发生的变革，而是将其看作工业社会的延续。即使一些人看到了我们的社会所发生的变化，也不愿意或者不能跳出工业社会的框架去看问题。比如，有一些学者煞有介事地提出所谓“第三次产业革命”或“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判断，认为我们的社会所出现的变化是继前几次产业革命之后的又一次产业革命，我们甚至看到了诸如“工业社会4.0”等荒诞不经的提法。这无非是说工业社会的基轴并没有发生变化，而是沿着工业化的道路继续前行，是工业化的延伸形态。事实上，人类已经进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启，工业社会的歌剧已经进入了谢幕的阶段。在我们正在走进的这个新的历史阶段，不仅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了社会的开放性、流动性，而且，“去中心化”的强劲春风吹拂着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社会的每一个领域。
社会的“中心—边缘”结构是在工业社会中建立起来的，打破“中心—边缘”结构的去中心化进程也就必将意味着工业社会历史阶段的终结。相应地，工业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线性思维方式也将为网络思维所替代。我们已经指出，从世界范围看，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化的过程中生成了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在20世纪，虽然许多研究者都揭示或暗示了这一点，却一直未能为如何打破“中心—边缘”结构找出合理而有效的方案，其关键原因就在于他们仍然是在线性思维的框框中进行思考的。一方面，线性思维是“中心—边缘”结构的反映；另一方面，它反过来又为“中心—边缘”结构提供了支持。基于线性思维是可以认识到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的，但是，如果希望基于线性思维去寻求打破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方案的话，那是不可能的。只有当思维方式实现了变革，才能够发现打破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路径。
麦克卢汉批判了线性思维以及作为其现实产物的“中心—边缘”结构：“沉迷于老式的、机械的、由中心向边缘扩展的单向模式，再也不适合我们当今的世界。电的作用不是中心化（centralize），而是去中心化（decentralize）。”
麦克卢汉也从输电网络与铁路系统、飞机与轮子、电报与报纸、电话与书写等新旧媒介的对比中看到了去中心化的力量与趋势，这说明他有着打破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追求，而且也对线性思维发出了质疑。不过，麦克卢汉也没能摆脱线性思维的魔咒，有时仍然是在线性思维模式下进行思考的。麦克卢汉曾经提出了一个有名的比喻——“地球村”。正是在关于地球村的构想中，麦克卢汉退回到“参与”“回应”“相互依存”等等这些基于线性思维的社会运行方案之中了。
就地球村的“参与”而言，显而易见，在没有打破“中心—边缘”结构之前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我们在政治学的意义上经常谈论的“参与”一直是在现代社会治理的“中心—边缘”结构中进行的，参与本身就意味着参与者处在社会治理体系的边缘。所以，地球村中的参与如果不是在打破了“中心—边缘”结构的前提下进行的话，就不可能是平等的参与，反而可能为“中心—边缘”结构提供隐性的支持。就麦克卢汉所说的“回应”来看，也完全是在中心向边缘进行单向传授的线性路线中进行的。当然，在麦克卢汉所构想的地球村中，已经有了诸多关于去中心化的描述，但这种描述并不是科学论证和理论证明，因而是无法看到切实可行的实践方案的，是缺乏打破“中心—边缘”结构的具体路径的。就此而言，麦克卢汉似乎是在用文学的语言轻而易举地宣布“中心—边缘”结构得到了破除，而不是给出了打破“中心—边缘”结构的具体方案。应当承认，思想往往会成为实践的先导，麦克卢汉提出了“地球村”的设想并提出了去中心化的要求，这显然是难能可贵的思想。而且，麦克卢汉在现实中已经发现了诸多去中心化的迹象，也说明他具备了思想家的敏感性。
但是，在麦克卢汉从事创作活动的20世纪50、60年代，刚刚展露出来的一些去中心化迹象尚未汇聚成潮流，只有到了网络时代的今天，去中心化的进程才可以说真正启动。以广播的发展为例，广播所塑造的听觉空间就是一种“中心—边缘”结构，中心播送消息，边缘只能被动接受，没有发声的机会。这是早期的广播形态，也就是麦克卢汉所说的由中心向边缘扩散的单向线性关系。在此之后，广播里逐渐有了互动类的节目，允许听众发声。然而，这并没有从实质上动摇“中心—边缘”结构，听众进入节目的时机、持续时间的长短、互动内容和结构等，都是在中心可控的范围内进行的。如果中心不认可边缘的声音，随时可以打断边缘的谈话，或者直接切断线路。
当下，在社会治理中旨在提高公众参与度的各种理论与实践也同样如此，都是在“中心—边缘”结构之中谋求参与的。其实，这些在既有“中心—边缘”结构中所追求的参与都是徒劳无益的，是受到中心控制和操纵的。因为，这些致力于提升公众参与的方案仅仅看到了边缘话语权的缺失并要求赋予边缘以更多的话语权，希望通过公众的参与去打破中心的话语垄断。他们没有看到的是，正是“中心—边缘”结构妨碍了边缘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所以，在不触及“中心—边缘”结构的情况下去努力增强边缘的话语权及其社会治理功能的做法，实际上是基于线性思维谋求对这种思维所支持的社会治理体系加以改进，显然是不可能走得更远的。或者说，在线性思维中，也只能构想出“参与”，而不是提出新的社会治理方案。
当麦克卢汉为“地球村”构想“参与”与“回应”时，就暴露出了他在思维方式上依然受到了线性思维的纠缠。参与是从线的一端向另一端施加作用力，而回应则是在线的另一端上所作出的反应。其中，一端是边缘，而另一端则是中心。至于麦克卢汉所说的“相互依存”，也就只能理解成是中心与边缘互相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不过，在麦克卢汉那里，显然包含着思想过渡期的矛盾：一方面，麦克卢汉对既有的“中心—边缘”结构产生了怀疑，甚至要求打破这一结构；另一方面，他在思维方式上又受到线性思维的纠缠，甚至是在按照线性思维的逻辑去思考问题和寻求打破“中心—边缘”结构的出路。然而，到了20世纪后期，特别是经历了新世纪的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类开始积聚起了终结线性思维的力量。
在网络时代的今天，自媒体的出现以及各种各样的网络互动方式都向我们展示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广播的情景。在网络广播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主播，从而把那种来自一个固定的中心的广播转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网状平台。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担当信息的制造者，如果他的广播有了听众，他就是这个网络的中心；在另一刻，他却在收听别人的广播，成为信息的接受者。这种处在流变中的中心与边缘，事实上已经是一个不再有“中心—边缘”结构的网络空间了。诸如“微博”“微信”等交流平台，实现了充分的互动，信息的发布者与接受者之间不再有着中心与边缘的区别。在此意义上，麦克卢汉曾经设想的那种去中心化的形态在网络空间中开始变成了现实。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现实既不服务于线性思维的建构，也不从属于线性思维的理解，而是网络思维得以生成的契机。
我们说麦克卢汉的思想是矛盾的，在其文字叙述中有着强烈的要求打破“中心—边缘”结构的要求，而在方案叙述的背后却包含着线性思维。之所以如此，是由于线性思维的两种形式未能得到梳理而造成的。我们指出，线性思维具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时间维度中的线性思维，另一种则是空间维度中的线性思维，而在线性思维支配了人们的思想和理论叙事的时候，是没有人去做这种梳理的。麦克卢汉的矛盾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引起的，在他希望打破“中心—边缘”结构时，其实包含着终结“中心—边缘”结构背后空间维度线性思维的逻辑，但他的思想又是在历史叙事中进行的，以至于他在描述历史过程时按照时间维度的线性思维去展开叙事过程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在思考打破“中心—边缘”结构的方案时又回归到了线性思维的支配之中。
麦克卢汉声称自己是声觉的、感觉的、直觉的、非线性的右脑人，他所致力于批判的是那些经由拼音文字和印刷术发展起来的视觉的、逻辑的、数量的、线性的、左脑式的思维习惯。然而，与麦克卢汉有过交往的加拿大神经学专家金斯伯恩（Marcel Kinsbourne）在20世纪70年代的一份回忆中却说，马歇尔·麦克卢汉“是我接触过最线性思维的人……麦克卢汉过滤掉一切他不想听的东西……他不愿意去看它可能会包含的一切意义，既不愿意去看它各种各样的多维的表现，也不愿意去看其他可能的选择……相反，左脑是一切照办，A就是A，B就是B。毫无疑问，马歇尔就是这样的人”
。金斯伯恩这份回忆清楚地说明，麦克卢汉关于“左脑”和“右脑”的划分和关于自己是“右脑人”的声称都是不可信的，应当说只是他自己的一种臆想。其实，就麦克卢汉的叙述逻辑看，他往往是有了一种观点或主张，然后才去寻找论据，所反映的恰是近代以来的科学所拥有的一种典型的线性思维方式。
近些年来，关于线性思维的问题已经出现了诸多讨论，但这些讨论往往是在线性思维模式之中去把握线性思维的特征，即考察从分析到结论达成的整个流程是不是线性的。如果我们站在线性思维模式之外去观察的话，将会发现，线性思维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其确定性、唯一性以及对结论权威性的宣示。可以说，基于线性思维的所有论证都力图通过各种手段向人们展示其论证逻辑是严密的、环环相扣的；是可靠的、无可置疑的；只要你接受输入，经过逻辑推演，那么输出就是确定的，是必须接受的。当我们认识到线性思维的这些特征后，就会看到，与线性思维不同，非线性思维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这种思维为其他的可能性留有空间和余地。因此，非线性思维可以成为打破“中心—边缘”结构的思维前提，只要我们破除了线性思维所宣示的或者力图证明的那种权威性，就可以走向非线性思维的确立。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解除了对线性思维的迷信，才有可能为其他理论和观点留下得以生长的空间。
在线性思维的支配之下，中心只认可某种单一的理论，并自以为是地认为这种理论是普遍适用的，力图通过向边缘的扩散而进一步增强该理论的确定性。事实上，在这样做的时候，所形成的是话语霸权，现代国际社会中的所谓民主、人权等都是在这个过程中取得了话语霸权地位的。当然，在“中心—边缘”成为存在于每一个社会、每一个领域和每一个层面的普遍性结构的情况下，我们也许可以设想某个中心在某个时候确实出于某种好意而去帮助边缘。比如，美国可能出于一种极其善良的愿望而要求把其民主制度加予某个边缘国，以使那里的人们过上永远太平、永久幸福的生活。但是，当那个边缘国拒绝这一“善行”时，美国便以它现代化的武装力量开路，或者，使用“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的方式去颠覆那个国家的政府，通过暴力和破坏的方式去把它的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强行塞给那个国家。在这样做的时候，美国可能根本就不会考虑为“其他可能的选择”留有余地。所以，这种“善良的意愿”背后仍然反映的是一种典型的线性思维。
反过来，我们也看到，在边缘国中普遍存在着对中心国的智力依附，他们盲目地信奉中心国宣扬的理论，也不愿意为“其他可能的选择”留有余地。我们经常看到，尽管边缘国不乏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及其理论，但这些人在边缘国中却受到排挤和被边缘化，更不用说能够影响到边缘国的实践了。这就是线性思维的危害，它排斥线性思维之外的一切，排斥所有可能威胁线性思维主导地位的任何做法。就像中心排斥一切可能威胁自己的中心地位的边缘一样，也在对线性思维的维护中采用了排挤、压制和边缘化的做法，让一切独立性的思想和理论受到有意识的忽视，封闭了其他可供选择的理论和方案可以生成的空间。在全球化、后工业化提出了改革要求的时代，这种做法是极其有害的，它阻碍了为社会转型而开展创造性思索的各种可能性。
早在20世纪的50、60年代，麦克卢汉就已经认识到了线性思维的危害，但他最终也未能摆脱线性思维的支配，反而成为线性思维的俘虏。与麦克卢汉相比，许多学者并未从思维方式的层面上去分析问题，而是自然而然地接受了线性思维的支配。我们看到，从普雷维什到依附论学派，都对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发起了批判，同时希望去寻求打破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方案，但是，一俟他们思考如何打破“中心—边缘”结构的问题时，却都陷入了线性思维的窠臼。比如，在边缘国如何发展的问题上，主要存在着这样两种观点：一种是运用工业化、民主化的方案去谋求对中心的“赶超”；再一种则是所谓的“脱钩”战略。其实，这两种方案都是线性思维的产物。线性思维的逻辑推导简单而直接，具体地说，就是边缘落后于中心，应该努力赶上中心。他们会很自然地对中心国的工业化、民主化方案进行学习、借鉴或模仿，即制定赶超战略，但这一战略无疑是把边缘国引向现代化理论的陷阱。那就是，在时间维度上把不同国家排列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让边缘国以为可以实现跨历史的发展并赶超中心国；在空间上把不同国家排列在“中心—边缘”结构的不同位置上，让边缘国以为可以通过模仿中心国而实现向中心的跃迁。
在此过程中，虽然一些学者通过“中心—边缘”结构的视角向现代化理论发起了挑战，并由此认识到中心对边缘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和文化侵略。这种认识却导向了一种对中心国的敌视。对现代化理论的否定以及因此挑战而导致的对中心国的敌视极有可能激发边缘国的斗志，从而以加倍的努力去向与它敌对的中心国证明自己也有能力变成发达国家。结果却是，边缘国再次回到了现代化理论所确立的发展路径中去了。同时，他们心怀一种报复心理，想望着在自己变成中心国的那一刻要像今天的中心国剥削自己那样去剥削没落为边缘国的中心国。这显然是线性思维的危险之处。从近代史来看，工业化进程中的每一次大国崛起所引发的战争都显然是这种线性思维在作祟。只不过现代化理论把历史的经验凝炼成了理论，从而指导边缘国去把原本与中心国势不两立的初衷改变为向中心国看齐的行动，把本应打破“中心—边缘”结构的力量引向了致力于实现中心与边缘位置置换的活动。
在历史上，当殖民地人民反对殖民统治的时候，一些殖民地中的人曾努力通过模仿宗主国来证明自己的能力。“殖民地化的土著人总想引起白人的注意，变得像白人一样强有力，不顾一切地证明黑人也可以变得文明。”
如果说那还是个体的心理活动和行为导向的话，那么现代化理论所提供的则是国家战略的理论基础，将边缘国人们渴望引起中心国注意的心理转化成学习、模仿和赶超中心国的行动策略。而且，在这些策略的实施过程中包含着某种心理倾向，那就是，在把自己变成中心国的时候把现在的中心国踩在脚下。这是一种要求通过学习、模仿而赶超中心国的策略，至于阿明等人的“脱钩”战略，则是在另一种判断的基础上提出的，即认为边缘的落后与中心的发达同属于一个历史进程，是由中心国的剥削所造成的，因而，应该脱离这个由中心国把控的结构。产生于依附论学派的这一“脱钩论”显然是与历史的发展趋势相背离的。特别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国家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互动的节奏变得越来越强，而“脱钩”则意味着国家的封闭。这不仅不可能做到，也绝不是国家发展的可行路径。
之所以上述两种打破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策略都是不可行的，而且也不可能取得打破“中心—边缘”结构的实际效果，就是因为它们都基于线性思维而去提出打破“中心—边缘”结构的构想。既然工业化以来所生成的世界“中心—边缘”结构是线性思维的产物，那么在同样运用这一思维方式的情况下，又如何能够找到打破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方案呢？我们应当看到，工业社会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过渡期，恩格斯甚至将工业社会称作人类文明史的“史前”阶段。随着工业社会的衰落，人类将进入一个更高的后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就后工业社会高于工业社会而言，在思维方式上也将达到一个更新、更高的水平。
由此看来，线性思维是因为其推理的简单性与直线性而在工业社会得到普及并成为人们的一种思维习惯的。因为它简单，所以易习、易练、易接受；因为它直接，所以基于它而作出的推理以及所形成的结论都看似可靠。但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一切放大了的形态中，一种无所不在的“中心—边缘”结构成了几乎所有不平等、不公正的发源地。在社会进步的行程中，对既有一切不平等、不公正的否定都必然指向打破“中心—边缘”结构的方向。结果，也就最终指向了对线性思维的扬弃。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随着网络思维的提出，我们看到了这种希望：一旦网络思维成长起来并取代线性思维而成为人们的思维习惯，可以相信，基于网络思维而开展的各项行动都会直接地挑战“中心—边缘”结构，并将从根本上打破“中心—边缘”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