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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最早用文字记谱保存下来的琴曲是唐代的《幽兰》
，但在古代的经史典籍中就可以找到关于古琴文化、思想和意义的文献。我国第一部刊印的琴谱是明代的《神奇秘谱》
，而公元元年后就出现了论述古琴文化、思想和意义的文章。尽管古代琴乐已无法欣赏，但从存见的原始文献中可知，研究古琴思想体系的原始文献比研究古琴音乐本体的材料要更加丰富，为了研究方便，本书把这些材料归为四类。
第一类材料是从不同主题的古代典籍中搜集有关琴（瑟
）的记录或论述。
琴的产生应不晚于公元前10世纪，关于琴的最初存在形态及其文化地位、艺术性质的文献记录在《尚书》中。《舜典》中讲到“八音克谐”，此八音中“丝”即代表了琴，“歌咏言”表明了诗表达人的思想，歌是言（也就是诗）的表现方式。“神人以和”表示八种乐器共奏，达到无比和谐的境地。《益稷》中“搏附琴瑟以咏”说明了击器打着节拍，以琴、瑟伴奏一起歌咏而“弦歌”，从而请到了祖先神灵。从《尚书》的记载中可见上古时期琴参与敬神和祭祖等重要活动，是巫师祭祀时沟通人神的“法器”，是“德协天地人神”的反映，也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原始雏形，而这也为琴的尊贵地位奠定了基础。
《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反映当时社会生活、思想感情的史料，其中有7首诗涉及了琴，可以从不同角度了解西周至春秋前期琴在社会中的状态及地位。“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关雎》）此句写出了“君子”对“淑女”的倾慕之情，他们通过弹奏琴瑟来传递感情。“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定之方中》）此句可见琴瑟是复兴国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说明琴在春秋时期国家政治与精神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琴瑟在御，莫不静好。”（《女曰鸡鸣》）这首诗中的“琴瑟”已从《关雎》中恋爱追求的象征升华到夫妻间的恩爱寄托了，也说明了春秋时期琴瑟进入了寻常百姓之家。“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鹿鸣》）这是贵族士大夫在宴会时所歌唱的，说明琴在上层贵族们之间起到联络沟通感情的作用。“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堂棣》）此句以琴瑟为喻，引衬家庭和睦来歌颂手足之情。“鼓钟钦钦，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鼓钟》）此首表现了鼓钟瑟琴笙磬籥等乐器及作舞的实际行为，证明琴在雅乐中的存在。“四牡騑騑，六辔如琴。觏尔新昏，以慰我心。”（《车舝》）这是对迎娶新人所驾车的马匹的歌唱与赞美，以琴瑟来比喻车驾的六匹骏马，协调听命，侧面反映琴瑟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价值。
《周礼·春官·宗伯》中记述了祈天地、祭鬼神的乐中用到琴瑟。“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龙门之琴瑟，《九德》之歌，《九韶》之舞。”结合其背景便可知，冬至时在圜丘祭天使用“云和之琴瑟”，舞《云门》；夏至时在方丘祭地使用“空桑之琴瑟”，舞《咸池》；在宗庙中祭祖使用“龙门之琴瑟”，歌《九德》，舞《九韶》。《周礼·春官·宗伯》还记载了当时乐师们的职责。在乐师的19种不同的身份中，瞽矇执掌演奏诸事项中有鼗箫及抚琴瑟之歌和琴瑟的演奏责任。据《左传》所载，琴的社会地位及影响有更明显的提升，琴瑟对于自我修养的重要作用被强调。从“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昭公元年》）可见，此时的琴已超越《诗经》中愉悦气氛、谐和关系的作用，进而调节制约为政者的种种行为了，“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非以慆心也”的观点被提出。《乐记》记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礼记·曲礼》记载的“士无故不撤琴瑟”正与这一历史时期思想和实际相符合。此时，琴成为对贵族阶级施以政治教化时的“礼器”，逐渐普及到士阶层，抚琴成为儒家士君子修身养性的每日必修之课，琴是坚持道德情操的“道器”，也是地位尊贵的象征，所以无重大变故之日必须有琴瑟相伴，琴成为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重要部分。从《成公九年》记载的钟仪
和《襄公十四年》记载的“师曹鞭之，公怒，鞭师曹三百”可见，这一时期有了明确的专职琴师，钟仪是身为乐官的“伶人”，师曹是教襄公爱妾学琴的琴师，具有教琴职责，也具有惩罚的权威。《昭公二十年》记录了齐国重臣晏子以琴为例论述君臣之间的正确关系，晋昭公说：“唯据与我和”，晏子说：“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他指出了“和”与“同”有本质上的差异和相互关系，“和”是有歧异而相协调，“同”是无差别而浑一。有异而和，相反相成，可以去其“否”而达到政治清明、人民安宁。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琴家之一，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教，此“六艺”中乐即弹琴弦歌。直接记载孔子与琴关系的先秦文献并不多，但可以从《史记·孔子世家》和《论语》中的记载侧面了解到琴瑟在孔子心目中的地位。《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被困于陈蔡之间“讲诵弦歌不衰。”《论语·阳货》记载：“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述而》记载：“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从以上记录可见，孔子或抚琴，或鼓瑟而弦歌，被困于陈蔡仍弦歌不辍，体现了“士无故不撤琴瑟”的精神，这里的“故”应该可以理解为孔子遇丧者之事则不弦歌或弹琴。孔子对琴的坚守不是一种形式，而是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的精神与思想作为其核心，正如孔子对乐舞《韶》的评价：“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论语·八佾》）
墨子对乐持“非乐”之态度，在《墨子》的《非乐》篇中将琴瑟与大钟、鸣鼓、竽笙并列，论乐固然令人愉悦，但因“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而反对乐，墨子认为圣王享受乐不能有助于治国，而普通百姓抚琴弦歌也无益处，因为并不利于其生活，所以要加以反对。该记录可以说明此时琴瑟已经成为民间普通人家休养身心和愉悦心情的乐器了。但是，荀子也列举了琴瑟等乐器来论辩，以反驳墨子的“非乐”说，荀子《乐论》中记载：“我以墨子之‘非乐’也，则使天下乱；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荀子认为“人君”是治理国家的中心，要保证安定、强化“天下之本”的上下尊卑秩序，故“为之钟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欢定和而已，不求其余。”所以一定要撞起大钟，敲起大鼓，吹起笙、竽，弹起琴、瑟，用以满足人们的听觉需要，即“以塞其耳”，这也显示了当时的治国者对琴的重视。
韩非所著《韩非子·十过》中记载了一则关于琴的正面事例，用以说明“奚谓好音”。“十过”是韩非警示人君治国之道的十种严重过失，其中第四过“四曰不务听治而好五音，则穷身之事也。”韩非以师涓
为卫灵公弹奏琴曲《清商》未毕而师旷
制止之事为例，而判明其是“亡国之音”，事实上清商即表示将传统商音升高半个音阶，是以C为宫音调式中不稳定的音。《吕氏春秋》中所记载“高山流水遇知音”伯牙与子期的故事，子期从伯牙的琴声中听出了“巍巍乎若太山”“汤汤乎若流水”，恰就说明了琴乐自身的表现力，而琴乐的表现力是需要弹琴者和听琴者都具备一定的音乐和文化修养才能“知音”，这也是子期死后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的原因。《荀子·劝学篇》中所言：“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也反映了琴在当时已从合奏乐器中独立出来，是以纯器乐独奏而表达精神和意境的。
第二类材料是关于古琴的“专著”。
古琴的“专著”，也就是有关古琴的专门性的论说在《汉书》中提到4部，《隋书》中提到7部，但至宋代就已失传了，然存见汉至清代的古琴专著仍有多部，特别是随着明代印刷术的发展，关于古琴的琴学、思想和乐本体等专著文献迅速增加，现列举几部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如下：
存见最早的古琴专著是汉代儒学家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所著的《琴清英》。《琴清英》专言琴，《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扬雄所序三十八篇”中《乐》之四篇之一。清《玉函山房辑轶书》称此书“清英尤言菁华”，其所录的《琴清英》只有六节：一、“昔者神农造琴……”；二、“舜弹五弦之琴……”；三、“尹吉甫学伯奇至孝……”；四、“雉朝飞操者……”；五、“晋王谓孙息曰子鼓琴能令寡人悲乎……”；六、“祝牧与妻偕隐作琴歌云……”。今人的研究记录（范煜梅《历代琴学资料选》）与清《玉函山房辑轶书》所录六节相同，主要记述琴的重要历史及重要琴曲。
桓谭（公元前23年—公元56年）所著《新论·琴道篇》是专言琴事的篇章。桓谭是汉代一位重要的琴人，他“好音律”“善鼓琴”“博多通”，《后汉书·桓谭传》记载他是成帝时大乐令之子。《琴道篇》未完成，而后汉章帝命班固续成，可见甚以此书为重。《琴道篇》中第一次将琴的形制与五弦的宫商角徵羽五声音阶的关系明确。先秦时期琴曲题材主要是畅、操、弄、引四种，而《琴道篇》中将琴曲的两种题材“畅”和“操”作了解释，“达则兼善天下，无不通畅”故谓之“畅”，“穷则独善其身而不失其操”故谓之“操”，由此引申出琴的性质“通万物而考治乱”和“琴德最优”的地位。此外《琴道篇》中也列举了部分题材为“畅”和“操”的琴曲，如《伯夷操》《文王操》《尧畅》等。
蔡邕（133年—192年）所著《琴操》是存见我国最早记述古代琴曲内容的专著。蔡邕是我国琴史上一位重要的且有极大贡献的琴家，其所著《琴操》和《琴赋》是音乐史上宝贵的文献，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后汉书》载蔡邕少年时即博学，一生著述100余篇，善琴而被皇帝征召，用灶中良材制成焦尾琴等事迹，留有名传千古的琴曲“蔡氏五弄”：《游春》《渌水》《幽居》《坐愁》《秋思》。《琴赋》主要是讲琴的演奏技法和乐的表现力，而《琴操》汇集了“歌诗五曲”“十二操”“九引”“河间杂歌”21章，记述了古代47首汉代以前的琴曲内容，但只有琴曲的标题、琴曲作者介绍、琴曲的意义等方面的文字，没有曲谱。已知的《琴操》有多个版本，但以《平津馆丛书》校本为佳。
嵇康（224年—263年）有奇才，有思想，精于乐律，是“竹林七贤”中最有影响者之一，《晋书》有传，且有临刑弹《广陵散》之绝响。在其所著《琴赋》中说：“众器之中，琴德最优。”故以最优的琴为题写作此赋。他认为乐“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致”，以至于“处穷独而不闷”。《琴赋》中，嵇康运用多角度、多情境来描写、评说琴乐之尊贵优美和广博的影响力，其重心在于琴乐对于人思想、精神的作用，而没有对琴曲的内容、思想、感情作论述。《琴赋》中列举了“上古名曲”“四方之曲”“所宜之曲”以及当时通行的“谣俗”之曲等。
朱长文（1038年—1098年）所著《琴史》是我国历史上为古琴而撰写的第一部专门性史书。该书按史书列传的写法编撰，全书分为6卷，卷1至卷5汇集146位，附见9位，共155位琴人的事迹。其中卷1依时代顺序叙述尧、舜、禹等历代帝王以追溯古琴思想源头；卷2收录了师旷、师襄、伯牙、钟子期等宫廷乐师或民间琴人之琴事；卷3记录汉、魏、晋时期帝王、将相、文人雅士，如汉高祖刘邦、淮南王刘安、司马相如、刘向、桓谭、蔡邕等琴人琴事；卷4论述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古琴艺术的发展，更是当时文人文化的再现，收录了陶渊明、董庭兰、薛易简等文人琴家琴事；卷5收录宋太宗、朱文济、范文正公、赵阅道等宋代琴人琴事；卷6则为琴学专论，包含《莹律》《释弦》《明度》《拟象》《论音》《审调》《声歌》《广制》《尽美》《志言》和《叙史》11个部分。《琴史》于清代乾隆四十九年被收录于《四库全书》，被称为“凡操弄沿起制度损益无不咸具，采摭洋博，文词雅赡，视所作《墨池编》更为胜之”
。因此，《琴史》也是一部研究古琴文化和琴乐伦理思想的具有很高价值的专著。民国时期儒商周庆云主编了《琴史补》《琴史续》，是对宋代朱长文《琴史》遗漏部分的补充和延续，书中所有条目按年代排序并标明原始出处，其中增加了记录女性琴人的一章《闺秀》。
杨宗稷（1863年—1932年）所著《琴学丛书》是现代国人独立创作的全面研究古琴的唯一著作。第一版于1911年出版，共32卷，第二版于1925年出版，共43卷。作为当代琴家，又作为学校音乐教师的杨宗稷，尽其毕生之力完成了这部著作。本丛书内容相当丰富，涉及多个方面，分为12个主题，琴粹、琴话、琴谱、琴学随笔、琴余漫录、琴镜、琴瑟合谱、琴学问答、藏琴录、琴瑟新谱、琴镜续、幽兰和声等。其中琴粹、琴谱、琴镜等主题对琴曲的研究颇多，如对《幽兰》和《流水》这样的古曲进行了特别的研究。此外，除了以上12个主题，书中还包括一些音乐理论和乐律等方面的内容。
第三类材料是关于古琴的“琴谱”。
古琴的“琴谱”即供弹琴者学习的手册，主要分为“原始本”和“衍生本”，“原始本”琴谱数量很少，现存琴谱大部分是“衍生本”，是从不同的“原始本”和其他材料中进行的内容摘录和整理，或许还会加入撰写者本人的思想组合而成。琴谱的主要部分是琴曲。
但在琴谱的介绍性章节中会有关于琴学的研究，通常琴谱作者拥有广博的文化知识，故其琴学思想的研究对古琴曲词伦理思想研究尤为重要。琴谱的内容一般按固定模式编排，第一部分：序文；第二部分：凡例；第三部分：关于古琴历史的章节；第四部分：关于古琴音乐理论的长篇论述；第五部分：关于音的含义的章节；第六部分：关于抚琴的指法和说明。每一首曲谱都配有序、跋和批注来介绍和解释乐曲的含义，下面列举几部琴谱加以说明。
明代朱权（1378年—1448年）著《神奇秘谱》（又称《曜仙琴谱》）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古琴谱集，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历时12年之久，于1425年成书。全书共收录琴曲62首，分上、中、下三卷。上卷称《太古神品》，收录16首作品，中、下卷称《霞外神品》，收录48曲。其中上卷的16首琴曲都作有详尽的题解，并对其渊源作了介绍。中下卷48曲中收录了历代部分著名琴曲，如汉代的《雉朝飞》、晋代的《梅花三弄》、南北朝民歌《乌夜啼》、唐代的《大胡笳》、南宋的《潇湘水云》《樵歌》等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而长期活跃于琴坛的琴曲，《霞外神品》是根据宋代浙派的一部收录了400余曲的《紫霞洞琴谱》和元代《霞外琴谱》一书而编写的，继承了历史上声望最高的传谱，此谱共收录《广陵散》《高山》《流水》《阳春》《酒狂》《获麟》等63首琴曲，具有很高的使用价值和史料价值。
徐祺所著《五知斋琴谱》，共8卷，是清代出版的琴谱中最好的一部，也是现存流传最广的琴谱。徐祺历30年精思而成，其子又注入多年心血，得于1722年刊印。该琴谱由徐祺徐俊父子及其友人共作序文6篇，在绪论中包含了丰富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古琴的历史和琴道思想。在琴曲方面并没有新作，但徐祺秉持“重视传统，更注意创新”的理念改编了其所列出的古曲，其曲由徐祺演奏，谱由其子和弟子们按其鼓琴的方法记录而成，在旁注中记录演奏的节奏、心情等内容。
《琴曲集成》是中华书局于2010年出版的，由当代著名琴家查阜西先生、吴钊先生整理的大型古琴资料汇编，全书30册收集了从六朝时期至清末民初，共142部琴谱。1956年查阜西主持了全国古琴采访调查，此次调查走访了21个省，访问了86位琴家，收集了270多首琴曲，正是在此调查基础上才整理并编印了《琴曲集成》琴学史料著作，为我们了解、研究唐宋1300余年以来的琴曲及继承和弘扬古琴艺术与古琴文化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第四类材料是宋代琴学思想研究的文献。
表一 宋代相关文献
表二 近现代相关文献
现代学者对于古琴的研究成果颇丰，却鲜有立足伦理学视角进行研究的，尽管多数研究成果是基于音乐学的角度或文化学的角度，但对本选题仍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通过中国知网数据库分别以“古琴”和“琴学”为关键词进行文献检索，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1949年—2019年），有关研究古琴的论文约1900篇，研究琴学的论文200余篇，另有多领域研究古琴的专著200余部。总的来说，虽然宋代古琴曲词中的伦理思想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但仍然出现了较为可观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对深入本课题研究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概言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宋代古琴曲词创作者的伦理思想研究。
琴曲的道德教化思想主要体现在琴词部分，即使是没有词的琴曲，也能够通过“解题”而探析。此类研究成果主要有：朱舟的《我国南宋大琴家郭沔》（1980），该文认为，郭沔所创作的琴曲“抒发了他眷恋祖国的思想感情，在民族危难沉重的时刻，这样激发人们爱国情操的音乐，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许健的《琴史新编》（2012），该书认为，宋代姜夔创作的琴曲“《古怨》借用佳人薄命来哀叹时势多变，隐约地吐露出对国势危亡的关心”
。章华英的《宋代古琴音乐研究》（2013），该书认为，宋代毛敏仲有《樵歌》《渔歌》《山居吟》《列子御风》《庄周梦蝶》等作品，其琴曲反映了宋代琴人“是故君子之于琴也，非徒取其声音而已，达则可以观政焉，穷则于守命焉”的观点
。这些研究成果揭示了宋代古琴曲词中蕴含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这些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特征，探讨了爱国主义思想、爱国主义情感与古琴曲词的关系。
第二，宋代古琴文化中的伦理思想研究。
宋代实行“右文政策”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方略，迎来了与文人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盛世，文化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在新儒学的影响下琴学义理俱盛。此类研究成果主要有：朱坚坚的《琴：中国历史文化精神的显现》（2003），该文认为，“宋代古琴受到官方的重视与文人的关系密切，文人士大夫则把琴视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代言人，甚至视为文人的标志之一”
。刘笑岩的《古琴音乐与宋代“士群体”的人格精神》（2010），该文认为，“在宋代特殊社会历史背景下，古琴艺术闪现出更加璀璨的光辉，鼓舞着文人雅士的爱国情怀和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反映出不同于汉唐的新历史风貌”
。宋万鸣的《论宋代程朱理学视域下的琴学观》（2020），该文认为，“宋儒将琴乐上升至天理自然的层面，并于琴音中体悟‘天地生意’，促使体道之人进入浑融万象，与道为一的境界，赋予了道德主体以审美的价值。理学家将抚琴纳入理学涵养功夫层面，藉习琴实现正己修身、发明本心、体悟天理的目的”
。这些研究成果揭示了宋代琴学与理学的关系，初步探讨了理学教化思想贯注于古琴文化中的内容、方式和特点。
第三，宋代琴道中的伦理思想研究。
作为“八音之首”的琴，是儒家乐教思想的载体，是士阶层修身养性，坚持道德情操的“道器”。此类研究成果主要有：张新民的《琴道文化与乐教理想》（2008），该文认为，以欧阳修等人将琴乐寄托于生命理想为例，“说明文人雅士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生活绵延了琴道文化”
。宋德玉、陈亚敏的《琴道文化与和谐社会——谈儒家乐教与和谐社会的关系》（2010），该文认为，“琴道文化具备修身养性、教化天下、天地之和的意义，蕴含了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的主旨。儒家乐教陶冶心灵，促使身心和谐；促使天人合一，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可提升个体人格、促进社会和谐”
。林斯瑜的《“琴道”考源》（2011），该文认为：“‘琴道’体现了儒家用音乐塑造完美人格的追求，它将琴当作修身养性之器，注重的是对宇宙世界的体察和对自身心灵的感悟，认为琴乐的主要作用是让人的内心平和而不是让人获得娱乐的享受”
。潘贤杰的《浅探朱子与古琴——从琴律、琴曲、琴器、琴铭、琴诗、琴学思想说起》（2019），该文认为，“从朱子题写在‘太古遗音琴’上的琴铭来看，朱子认为琴是君子修养之物，可培养人的中和性情，从而让人克制愤怒，抑制嗜欲”
。这些研究成果揭示了琴道的内容，认为宋代琴道本质上就是修身养性之道，就是教化之道，在变化气质以成人的道德教化实践中，琴道发挥了重要作用。
1677年心越禅师
东渡日本寻求避难时携带了三张古琴，其中最著名的一张琴是明代精品“虞舜”，第二张琴名为“素王”，第三张琴名为“万壑松”，从此开启了古琴在日本的传播。心越到达日本后便开始传授琴学，使用《东皋琴谱》和《松弦馆琴谱》教授了数十位弟子，其中人见竹洞
和杉浦琴川
两位弟子取得了较大成就，成为真正高水平的古琴家。此外，心越还向弟子传授斫琴工艺，与我国制作古琴不同的是，日本制作的古琴没有灰胎，只有普通的漆涂抹，所以就不会产生“蛇腹断”“流水断”，这些断纹会赋予古琴琴体雅致之美，且灰胎也具有保护琴体的作用，使其千年不坏。心越的弟子们又教授琴曲给新一代的弟子，因此17—19世纪，琴学在日本开始走上欣欣向荣的道路，1770—1780年，琴学在江户的风雅之士中盛行起来。1789—1817年，琴学在日本达到鼎盛期。甲午战争的爆发冲淡了日本人对古琴的兴趣。20世纪初，古琴在日本也基本消声成为稀奇的古董。著名荷兰汉学家高罗佩曾以“内传”和“外传”两条路径将日本原始资料中琴师和弟子谱系进行整理，编制出一张《中国古琴传统在日本传承的历史谱系图》
。（见下图）
图1 中国古琴传统在日本传承的历史谱系图
此谱系图中有最重要的几部文献：日本琴学家新乐间叟于1813年所著《琴学传授略系》的手稿，收录于《琴学心声》的日本手抄摘录中，也收录于高罗佩著《中国雅琴及其东传日本》一书中；日本汉学家中根淑撰写《七弦琴之传来》的文章，收录于其著作《香亭遗文》中；在《东皋全集》中可查阅到《琴曲相传系谱》；还有两部手稿集，现为日本学者中山久四郎收藏。此外，现当代不乏日本学者对古琴的研究，如牛岛忧子于1997年根据著名古琴演奏家成公亮先生在日本举行的古琴独奏会，总结出此次演奏会在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演奏音色和方法、珍贵的古代乐器等方面给日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中说到日本的古琴研究者岸边成雄博士认为：“古琴最早从中国传到日本，是平安时代（公元8世纪至12世纪）”
。日本古琴研究者栂尾亮子也对琴乐的打谱进行过调查。
从20世纪开始，在移民的华人中就有带古琴到国外的情况，流传最多的是梅庵派
的子弟，一些人到了美国，便教了很多梅庵派的学生。近年来，对古琴感兴趣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如在美国成立了北美琴社、在英国伦敦成立了幽兰琴社，并定期举行活动。在瑞典、瑞士、澳大利亚等国都有琴人。刘彦认为在美国琴人眼中“琴是中国最具有‘国际化’的音乐，具有学术和反思精神上的吸引力，因此古琴音乐是一种不存在文化界限的音乐形式”
。美国人唐世璋痴迷古琴文化，研究、翻译、阐释饶宗颐《宋季金元琴史考述》，并把《神奇秘谱》中63首琴曲全部进行打谱，这在我们国内都很少见；瑞典著名汉学家林西莉，自20世纪70年代起致力于汉语教学，并通过书籍、报纸杂志和电视节目介绍中国文化、历史、语言和社会。她出版多部有关中国的著作，1989年出版的《汉字王国》和2006年出版的《古琴》，双双获得瑞典最高文学奖——奥古斯特文学奖，这两部书也成为中国人初识甲骨文和学习古琴的宝典；瑞士人郭茂基精通汉语，热爱古琴文化，至今还坚持用丝弦弹琴；荷兰人高罗佩除了对古琴有很深的研究，著《琴道》（1941年）外，还对“琴棋书画”中的“书”与“画”有很深的研究，著有《中国绘画鉴赏》（1958年）、《书画说铃》（1958年）、《米芾〈砚史〉》（1938年）。
除此之外，在西方还有一些研究古琴的著作，欧洲出版的第一部详细描述中国音乐的书籍是J.J.M.Amiot：Mémoires sur la Musique des Chinois tant Anciens que Modermes）（钱德明：《中国音乐古今记》，巴黎，1780年）。西方研究者获取中国音乐信息的权威著作有J.A.van Aalst：Chinese Music（阿理嗣：《中国音乐》，上海，1884年；北京，1933年再版）、G.Soulié：La Musiqu en Chine（苏利埃：《中国音乐》，巴黎，1911年）。此书与阿理嗣的《中国音乐》相比显示了巨大的进步，更具科学性。还有包括对大量中国乐器准确描述的名录A.C.Moule：A List of the Musical and Other Sound⁃Producing Instruments of the Chinese（慕阿德：《中国乐器综录》，上海，1908年），强调音乐与文化和思想关联的L.Laloy：La Musique chinoise（拉卢瓦：《中国音乐》，巴黎，1903年），还有M.Courant：Essai historique sur la musique classique des Chinois，avec un appendice relaifià la musique coréenne（库朗：《中国雅乐研究》，巴黎，1924年）等等。
总之，以往关于宋代古琴曲词中伦理思想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研究范围涉及面较广，研究内容丰富，研究方法多样，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具体体现在揭示了宋代琴曲作品的道德教化思想内容及其特点；探讨了宋代古琴文化与理学教化思想的关系；分析了宋代琴道与修身养性的关系；发掘了宋代琴学中展开道德教化的方式。但由于此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因而仍然存在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空间，主要有：第一，未能系统地发掘、梳理出宋代古琴曲词中伦理思想的文献和内容。由于琴以载“道”的特性，琴一直被视为修身成人的重要道器，而当前的研究成果多数停留在乐本体层面挖掘其中的伦理思想。第二，未能深入地分析、研究宋代古琴曲词中伦理思想的性质、价值和不足。当前研究成果比较注重于研究宋代琴学中道德教化思想的内涵及其教化方式，而对于其道德教化思想的性质、价值以及存在的不足之处未进行深入分析与探讨。第三，未能全面地、深入地、科学地探讨宋代古琴曲词与伦理思想的关系。古琴作为儒家乐教思想的载体，始终发挥着“乐”作为一种综合性艺术的道德教化功能。然而当前研究未能将宋代古琴作为一种具体的“乐”的内容与形式全面地、深入地、科学地探讨其与道德教化思想的关系。第四，未能揭示、展现宋代古琴曲词中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宋代琴学中突出提倡“道重于乐”，始终将“琴道”置于首位，突出导志和移人的乐教功能，而对其中蕴含的道德伦理及其当代价值却鲜见论述。
本书将以现有研究成果为基础，以现有研究的不足为契机，立足于伦理学原理，系统地、深入地展开探讨宋代古琴曲词中伦理思想，对其中蕴含的道德教化思想的内涵、方式、特质进行研究，并深入挖掘其对当代社会道德教化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