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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古琴艺术的兴盛，是以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为基础、以商品经济的空前发达为保证、以儒家思想的复兴为促进因素，如果说这些因素为其兴盛作好了外在的准备，那么古琴艺术自身的发展，古琴减字谱定型与完善，我国琴史上第一个公认的琴派诞生——浙派，这些因素都为古琴艺术的繁荣作好了内在的准备。
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后，至宋真宗、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时期社会稳定，经济上繁荣自由，政治上开明且优待士人，艺术文化上更是盛极一时，而琴曲艺术的发展也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兴盛期。本节主要从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等因素来分析宋代古琴艺术繁荣的时代背景。
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了赵宋王朝。建国后，宋太祖在结束了唐末五代的长期战乱，吸取了唐“安史之乱”后因藩镇割据而导致政治动乱的经验与教训后，于建国第二年（961年），一方面通过“杯酒释兵权”等一系列措施来削弱武将的兵权、制约武将的钱谷、夺回武将的精兵；另一方面采取重用文官，谏者无罪的“右文政策”，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方略，迎来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盛世。
宋朝给人以“积弱”的感觉，此种“积弱”表现在与辽、金、西夏的战争中节节退败，从繁华的汴京到江南临安的偏安一隅，从靖康之难到崖山海战，最后陆秀夫背着少帝赵昺投海自尽，十万军民跳海殉国。此种“积弱”反映了宋朝军事力量的薄弱，而这与宋朝的政治制度紧密相联。
建隆二年（961年）七月，宋太祖宴请石守信、高怀德等一批开国将领，酒至半酣，宋太祖回顾了倚仗众位而龙袍加身之事，暗示大家应放掉手中的兵权，并透露自己日日不得安枕，表现出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众将问之才明白，宋太祖担心“这把龙椅，谁不想坐？”宋太祖好言劝告各位将领拿着俸禄归乡颐养天年。众将惶恐，纷纷称病辞职，之后宋太祖削弱武将石守信等人的兵权、制约他们的钱谷、夺回他们的精兵，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事件。宋太祖从唐末五代各王朝频繁的更迭和民不聊生的人间疾苦中，深感武将对皇权的潜在威胁，建国初，国家内部有割据势力的威胁，国家外部有契丹侵扰的重压，后周遗臣在中国南北建立了众多的藩镇型政权，互相征伐，王朝像变脸一般更替，生灵涂炭，有些甚至“及闻禅代，日夜缮甲治兵”
。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收兵权、管钱谷、夺精兵，将所收精兵编入禁军，禁军的调动、作战都受到皇帝的直接控制，以文臣代替武将，将中央权力集于皇帝一身，直接统属政事、军务和财政三大系统，另设御史台司监察，以控制科举取士权，不仅巩固了王朝的统治，而且也强化了中央集权。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措施对宋朝300多年的统治来说可谓是影响久远和意义非凡。“杯酒释兵权”及后一系列措施贯穿于宋朝300多年的统治，从其积极意义来说，在加强了宋朝的中央集权，巩固其统治地位后，为宋代政治清明局面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为宋代文官政治的兴盛提供了有利的机会；为宋代科技、文化、艺术等领域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良好的社会环境；为宋代经济的空前发达作好了准备。从其消极意义来看，统治者轻视与猜忌武将，打击其积极性，出现兵不识将和兵无常帅的现象，导致宋代军队战斗能力衰弱；宋代不仅大量任用文官而导致“冗官”现象的出现，增加了宋朝的财政负担，而且也带来了困扰皇权的敏感问题，即严重的“朋党”现象。
宋太祖本人是通过武人干政而获得皇位的，所以他对于武人干政带给国家和人民的灾难体会尤深，为了天下的长治久安，他认为必须彻底遏制武人干政，由文官来治理天下。宋太祖曾在太庙立下誓碑，令继承皇位的子孙，不得滥杀士大夫和谏事之官，而后继位的皇帝也基本遵循了以文治国的理念，于是士大夫们迎来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黄金时代。余英时先生认为，宋代士大夫群体是一种结构性的存在，并以儒家理念改良政治秩序，是对儒家“内圣外王”的某种实现。由此，余先生称，此前的汉、唐为之逊色，后来的元、明、清也望尘莫及
。
自宋太祖以来，“右文政策”是宋朝实行300多年的一项基本国策，宋代重视科举，给予士大夫较高的政治待遇和优厚俸禄，重视文化事业建设，兴办学校，发展图书收藏、编撰和印刷。在重用文官，谏者无罪的“右文政策”保障之下，宋代对文人报以开放宽容的态度，士大夫的主体意识被空前唤醒，一时人才辈出，众多士子都能以天下为己任，这是宋太祖及其后继者主动抑制皇权才出现的局面，在历代帝王统治中实属难得。而宋太宗则从制度上弘扬文化，使文人得到重用，宋真宗继续这项政策，到了宋仁宗执政年间，才真正迎来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盛世。
宋代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知识分子对皇权的有效制约，从宋代李焘所著《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宋太祖与宰相赵普之间关于官员的任免、赏罚升迁等问题的对话可见，宋太祖并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见处理问题，大臣们的意见同样也要三思，这样便形成了对皇权的牵制作用，有效避免皇帝的独断专行。此外，皇帝在财权、军权方面也都受到士大夫的限制，甚至皇帝的生活事务方面，也受到士大夫的监督，如《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记载，庆历三年庚申，宋仁宗宠幸张修媛，谏官却以张修媛资薄而得厚宠不当，请求贬为美人。欧阳修也认为宋仁宗厚宠张修媛，恐是祸患之源。最后，宋仁宗只好答应谏官的请求。“帝许之。戊申，以张修媛为美人。”
这一切，似乎都可以看作儒学教化皇权的典范。
宋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基本国策，不仅有效地弱化了专制皇权，而且也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宋代新的经济关系的产生，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农业、手工业、矿业、科技、能源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也为商品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唐宋之际，正是我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发生重大的变革之际。土地从公有制演变为私有制，最后在宋代出现以土地私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租佃制形式。自魏晋南北朝时期所形成的士族豪门，在当时战乱频繁，生灵涂炭的社会中不断遭受打击而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这样原来士族门阀的部曲、佃客制度，一种农民对大地主高度的人身依附关系就逐渐瓦解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庶族地主与客户之间一种相对较弱的人身依附关系，也即土地租佃制。这种新型经济关系，一定程度上归还了客户的人身自由，使得他们拥有了迁徙的人身自由，也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促进了宋代农业、手工业、矿业、科技、能源等方面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繁荣。
宋政府承认土地私有制的合法性，并通过法律形式给予保护，北宋初制定了《宋刑统》规定了侵占私田的惩罚，“诸在官侵夺私田者，一亩以下杖六十，三亩加一等；过杖一百，五亩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半，园圃，加一等”
。此条是对于官员侵占私田的惩罚，可见量多则罚重。宋政府也允许土地进行买卖和流转。在这种“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下，土地的租佃制也得到了充分发展，政府保护私田，承认其合法性，不阻止土地的买卖和流转，土地作为商品被自由买卖与兼并，其结果一方面是经济实力弱的农民们无地可种，另一方面是经济实力强的地主拥有大量土地，这时地主不再雇佣农民为其种田，而是将自己的土地出租给农民，形成一种主户与客户之间的契约关系，在法律上，主、客户之间的地位得到认可，并相互依赖，双方共同约定客户在某个时间以商品、货币、定额或其他地租形式付给主户。有时候客户的身份也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客户，另一方面是主户，因为他可以进行土地的流转，把自己承租的大量土地再出租给其他人，“二地主”现象便应运而生了，此时土地所有权、土地经营权、土地使用权等权利处于分离状态。新的经济关系，降低了农民对地主的依附性，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宋代空前发达的商品经济的一把关键钥匙。
太平日久，人物繁阜……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
以上引文摘自宋孟元老著《东京梦华录》自序部分，作者曾在汴京生活23年，后因靖康之难到了南方住在江左，随年事愈高常思汴京当年之繁华，人情之和美，恐后生妄议汴京，失于事实，而著此书。从引文中可以看出以下信息：
首先，汴京城里人口密集，“宋徽宗大观四年，全国有20882258户，每户以五口计算，人口当在一亿左右”
。这是宋代户数的最高记录，而汴京城人口约150万，就世界范围来看，毋庸置疑，在当时世界上已经是首屈一指的大城市。当时日本最大城市京都的人口是20万，阿拉伯国家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30万人，其他欧美国家的首都没有一个人口是超过10万人的。
其次，汴京城里物业繁华，商品经济发达，形成了一个自由贸易的大市场，财政收入最高达16000万贯文（约合1.6亿人民币），即使北宋后期也达8000到9000万贯文。全国各州郡之人都往京都汇集，世界各国的使者都和宋朝往来，调集了四海的珍品奇货，都到京城的集市上进行贸易。他们在不同行业从事着不同营生，有的经营饮食，如酒楼、茶肆等；有的经营住宿，如旅店等；有的经营手工业加工制作，如生产和生活工器具；有的屠宰家畜，瞧病救人，绘画雕塑；还有的授徒讲学、跨地贩物以及出售四海的珍品奇货。从2007年12月打捞的南宋古沉船“南海I号”可见，通过海上之路进行贸易是宋朝与国外联系的方式之一，世界各国的使者都和宋朝往来，宋朝对外开放程度是较高的，这也许便是宋代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发达的重要因素之一。从“南海I号”清理的约16万件文物可见当时宋朝商品外贸整体的出口量之大。从世界范围来看，无论是宋朝的人口数量、财政收入，还是对外贸易额都是处于世界前列的。
最后，汴京城里琴乐兴盛。汴京密集的人口和繁荣的商品经济也促进了艺术的发展，从引文可见新歌的旋律与美人的笑语，回荡在柳荫道上与花街巷口，箫管之音与琴弦之调，演奏于茶坊雅聚与酒楼盛宴。随着宋代民间广大街市场所日益兴盛，出现了一些音乐的社会机构；也出现了一种重要的演出机构“勾栏”，汴京城里有50多处勾栏和10多处瓦舍；出现了以北方杂剧、南戏为代表的戏曲艺术和以鼓子词为主的说唱艺术。同时古琴音乐也有了显著的发展，琴坛上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琴箫和鸣，演奏于文人雅聚的茶坊、酒楼。
宋代实行重用文官，谏者无罪的“右文政策”，促进了文化的繁荣，至此，以古琴音乐为代表的文人音乐也有了显著的发展，这与唐宋之际文化史发展的背景紧密相连，下面从儒学的复兴和三教相融两方面来分析宋代琴乐兴盛的文化背景。
春秋战国时代，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儒、墨、道、法是当时最主要的思想流派，儒家学说是孔子所创立的，在诸子百家学说中只是其中的一派。秦统一中国后，推崇法家；西汉时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至此，儒学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经学也成为中国学术的主流。魏晋南北朝之际，社会矛盾激化，南北分裂，战乱频繁，玄学、道教和从印度传入的佛教相继兴起，儒家思想受到严峻的挑战，其外部原因看似受到道、佛思想兴盛的冲击，其内部原因正如学者吴小如所言：“在佛老面前，儒家对宇宙、生死、心性等理论问题的解释与说明，总是显得那样粗糙”
。此时，士阶层对从人生苦难中解脱与对逍遥境界的寻求，成为魏晋以来人生哲学的重大课题，而佛老似乎更能成为其心灵的庇护所。隋唐之时，形成了儒、道、佛三足鼎立的基本格局。儒学不仅是一种学术，更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有关政治体制与其运行的社会意识形态，对人们的价值原则与信仰起到指导作用。儒学的衰弱直接影响到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秩序的维系和稳定，这时，崇尚儒学的士大夫便开始呼吁、倡导复兴儒学。
钱穆先生认为“治宋学必始于唐，而以昌黎韩氏为率”
。儒学的复兴，可追溯到唐代中后期，以韩愈为领袖的古文运动。文学上，他提倡用三代两汉文体取代魏晋以来的骈文；思想上，他推崇儒家的道德价值和社会理想。韩愈认为儒家之“道”与佛、老之“道”有本质区别。《原道》云：
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儒学史上第一次自觉地提出“道统”的是韩愈，他认为的“道”是始自尧舜，代代相传，至孟子而绝。孟子之后，1000多年则无人接续，出现了道统的断绝。他视自己为儒家道统的继承人，表明其复兴儒学的决心，这也是唐宋之际复兴儒学的时代要求，为宋代理学之兴奠定基础。韩愈复兴儒学的理想，反映在琴坛上，便是参照汉代蔡邕所著《琴操》来为其中的十首古琴曲重新填词成《琴操十首》，他依傍先人，拟古代言，以己为道统之传承人，代古之圣贤抒发情感，弘扬仁义之目标（详见表1-5韩愈《琴操十首》
及蔡邕《琴操》原辞
）。
李翱，唐代古文运动的另一位积极参与者，在继承了《中庸》和《孟子》思想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人的性与情的关系问题，认为“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复性书》）他强调人性中的不善是情之所为，所以主张通过道德修养来达到“复性”的目的。这些观点主要来自儒家的经典文献，同时也吸取了道、佛之学，体现出新的特点，对宋明时期的心性之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表1-5 韩愈《琴操十首》及蔡邕《琴操》原辞
“在文化的‘近世化’过程中，中唐到北宋前期学术之间看上去似乎超历史的联结十分引人注目。古文运动中‘唐宋八大家’的提法，最好地说明了北宋前期文化与中唐的嬗延关系”
。如果说，以韩愈为代表的儒生们发起的古文运动，是为儒学复兴从唐中晚期过渡到宋代开辟了道路，那么到了宋代，很快就形成了一股社会思潮。宋代实行的“右文政策”，不仅有效地弱化了专制皇权，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空前发达，而且对文人报以开放宽容的态度，士大夫的主体意识也被唤醒，一时人才辈出，众多士子都能以天下为己任。“宋初三先生”继续沿着韩愈提倡的古文运动道路，立志于道统的继承与道学的创建。至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吸收佛教和道家的思辨方法，对传统道德进行了本体论的论证，后经朱熹等人的发展与完善，建立了理学的思想体系，使儒家伦理重新获得了至尊的地位。
东汉，本土出现的宗教道教，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在遇见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时，便一直相互排斥与竞争，直至相互吸收与相融。“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如国家有庆典则召集三教之学士，讲论于殿廷，是其一例。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
魏晋时期是儒佛道产生冲突、相互融合的第一个时期。最初，三教各成体系，但社会教化功能基本相同，后来佛道两教为了调和与儒家思想的矛盾，便主动吸收其思想。
隋唐时期是儒佛道冲突、相互融合的第二个时期。唐初，由于统治者信奉佛教，此时的佛教势力十分雄厚，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唐肃宗、唐德宗每隔30年奉迎一次佛骨舍利；唐中期，全国佛寺4万多所，僧尼约30万，占上千万顷土地，雇佣约50万农奴耕种，僧尼不用向国家纳税且免兵役，故占据了较多的社会资源，损害了国家和百姓的利益；“安史之乱”后，国力衰弱，中央权威受到严重挑战，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比周，至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宪宗要以国家的名义奉迎舍利到皇宫中供养，祈求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和个人长生不老。此时，以韩愈为代表的崇尚儒家思想为正统的儒士们，愤然上书于宪宗，指出此事的不合理性，面对佛道对儒家思想的潜在威胁，儒士们绝不放弃原则，在唐中晚期恶化的政局威胁之下，儒家的维护者们认为维护儒家思想的正统性就是维护国体的尊严和维护国家的统一与帝王。与此同时，又出现了另一种文化现象，古文运动的提倡者们自己在吸收佛道的思想学说，李翱更是在自己的学说中融入了佛教因素，提出“性善情邪”的性情学说，除了坚持儒家的性善论，还融合了佛学中以“清明”论人性，妄、邪说人情的观点。
道教，因是本土生长的宗教，所以在其产生之时较容易地接受了儒学思想，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步吸收与融合儒佛思想。早期的道教经典《太平经》中赞扬儒家三纲六纪的伦理准则，要求道教徒遵循“父慈、母爱、子孝、孙顺、兄良、弟恭”等宗法家族的道德。葛洪，是东晋时期一位由儒生转化成的著名道士，他吸收儒家思想建立道教思想体系，曾在《抱朴子》中这样评价儒道：“且夫养性者，道之余也；经世者，儒之末也。所以贵儒者，以其移风而易俗，不惟揖让与盘旋也”
。可见，葛洪想建立儒道互补，以道为本、以儒为末的学说。
宋代是儒佛道三教相融的时期。在本土宗教道教产生和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之前，儒家思想已取得了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对国家制度、社会生活、文化教育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这种正统性受到来自佛教和道教的冲击时，儒家思想一方面极力维护自己的正统性地位，另一方面又在排斥佛教、道教的纷争中求生存、在融合中求发展。儒家思想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在宇宙观、心性论方面的论述均不如佛教和道教，汉代以来经学的封闭又限制了儒学的发展。佛教与道教都有着自己的长处，能够主动将自己的特点与儒家思想融合以求互补，儒学也吸收佛、道的基本思想。这就使得“中唐以后的中国文化有可能从‘三教圆融’走向‘三教归儒’，实现宋代儒学的全面复兴和新儒学的崛起”
。一种更具系统化、理论化，并形成新形态的儒学——宋代理学产生了。宋代理学是在以传统儒学融合佛、道思想即“以儒家的道德伦理思想为核心，佛学的思辨结构作骨架，吸收老庄‘道生万物’的宇宙观而建立起来的”
。
反映在琴坛上，此时儒家琴论思想与琴乐传承俱盛，伦理出新，呈现出一种“为往圣继绝学”的圣贤气象。在儒、道、佛三教相融的背景下，儒、佛、道思想也与古琴文化的伦理思想相融相通，形成了以“琴者，禁也”为代表的传统儒家琴论思想、以“大音希声”为代表的道家琴论思想、以“攻琴如参禅”为代表的佛家琴论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