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精神新论最新章节_江苏省中共党史学会著

第二章
周恩来精神的形成原因

“周恩来精神”这一概念自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以来，经过广大民众的深情呼唤、众多学者的理性概括，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最终得到中央的郑重确认，已经成为推进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一种巨大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所指出的：“周恩来同志的崇高精神、高尚品德、伟大风范，感召和哺育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同志身上展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是历史的，也是时代的，将激励我们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征程上奋勇前进。”

史实表明，周恩来精神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文化精神和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的完美统一，是共产党人理想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具有永恒的价值。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众多精神丰碑一样，周恩来精神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一朝一夕间铸就的，而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周恩来精神的形成，既有客观条件即外在因素的影响，也有主观条件即内在动力的驱使，这是一个主客观因素完美结合的过程。弄清这个过程，有助于人们更好地把握这一伟大精神产生的客观规律性，更好地领悟其精神实质。

一、客观条件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不仅是由它本身固有的内部矛盾引起的，也是同它所处的一定的外部条件相联系的。因此，周恩来精神既非无源之水，又非无本之木，其最终形成是有其特定的外在因素即客观条件的。

（一）周恩来精神形成的文化根基

精神是与物质相对的概念，是一种在社会实践中产生，并反作用于社会实践的内在意志的体现。周恩来精神最终得以形成，不仅依赖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信仰的确立，也离不开历史文化环境的熏陶，更离不开周恩来同志几十年如一日的革命实践与主动追求。而在上述所有的主客观要素中，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深厚文化积淀，无疑是周恩来精神形成的文化根基。

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热爱和平、富有智慧和创造力的伟大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文明、优秀的文化遗产和光荣的文化传统。世界四大古代文明，唯有中华文明历经5000多年不衰，一直绵延至今。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融汇了众多民族的文化、思想和智慧，形成了儒、道、法、墨等诸子百家思想体系，概括出由基本理念、核心价值、行为规范、理想信念等构成的文化经典，形成中华民族特有的信仰追求、价值取向、高尚品质、文明准则、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经过千百年的锤炼，世代相传，汇集成博大精深、底蕴深厚的中华文化传统，构成中华民族的脊梁、血脉和灵魂” 。与此同时，这些思想与文化传统，又通过语言、文字以及各种文化活动渗透到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维系中华民族繁衍生息、不断强盛的精神家园，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性格、气节和气魄。

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 。

显而易见，周恩来同志的崇高精神、高尚品德、伟大风范的塑造，离不开中国特有的悠久传统文化的熏陶，这是周恩来精神得以形成的“文化土壤”。纵观伟人的一生，我们可以确定无疑地说，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绝对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面光辉旗帜。

1898年3月5日，周恩来诞生在江苏淮安驸马巷内的一所普通宅院里，并在淮安度过了12年的童年时光。周恩来出身封建仕宦之家，祖父周攀龙做过师爷、知县，晚年曾任山阳（今淮安市淮安区）知县。周攀龙一生清廉，生前不事生产，因此到周恩来父辈的时候，家庭的经济状况已经日渐衰败。但总体来说，周恩来童年时期的启蒙教育还是与同时代的人一样，是从“四书”“五经”开始的。周恩来4岁开始认字和背诵唐诗，5岁进私塾，6岁前往万氏家塾读书，全面接受传统文化熏陶。生母万氏出身于清河县的官宦人家，嗣母陈氏出身于苏北宝应的读书人家。周恩来在童年时期，曾经多次往返于周家、万家与陈家，也就有了充分利用周家、万家与陈家的大量藏书饱览中华经典文化典籍的便利条件，并因此打下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

童年时期，周恩来不仅熟读《三字经》《千字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还广泛阅读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学、史学书籍，比如《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说岳全传》《镜花缘》，以及《史记》《资治通鉴》《汉书》《三国志》等，自觉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与滋养。

12岁那年，周恩来离开淮安去东北求学。先是寄居在堂伯父周贻谦家中，进入银岗书院读书。同年秋，移居奉天府（今辽宁沈阳市）伯父周贻赓家，进入新建的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后改名为东关模范学校）学习。在校的两年，周恩来“肆力学科，兼好读散文小说及新闻杂志” 。他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课余常爱读《史记》《汉书》《离骚》等，作文常被批上“传观”二字，贴在学校的成绩展览处，让同学们观看。

1916年5月，南开学校组织了一次不分年级的全校国文特试。周恩来的《诚能动物论》是一篇善于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典范之作，经南开学校创办人严修亲自选定为第一名。年少的周恩来认为，儒之孔子及西之耶稣、佛之释迦牟尼虽无“天子之贵，陶朱之富，老彭之寿，将相之势”，但“言中于人心，行垂于史册”，皆因为“诚能动物”。因此，他认为要坚守诚信，“一人行之，而众人服之；一国守之，而万邦协之”。一篇《诚能动物论》，虽寥寥千言，但诚如他的老师张诗岑所评：“以孔、耶、释之教诂题，大含细入，高挹群言。”程玉孙则评说：“识见高超，理境澄沏。” 文章虽短，但涵盖了中华传统道德中有关诚信的微言大义，充分显示了周恩来研究传统文化的深厚功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周恩来的影响，以儒家文化最为深刻。儒家的济世观念、忧患意识、仁爱思想、孝道观，影响着他一生的言行。观其一生，无论是在青年求学时期，还是在战争年代，抑或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周恩来都不忘忧心祖国和人民，始终坚持以仁爱之心待人，无论是对平民百姓还是元帅将军，都能一视同仁。周恩来一生是奉行孝道的典范，他因为父亲去世时自己住院未能为其送终而痛苦不已，抱恨终生；他的贴身皮夹内一直藏着父亲的遗像。纵观周恩来的一生，儒家文化对他的影响随处可寻。

与此同时，墨家的兼爱思想、道家的柔和理念、法家强调功用和注重实际的主张，以及兵家的权变理论等，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周恩来。在东北求学期间，他曾在《老子主退让，赫胥黎主竞争，二说孰是，试言之》中指出，老子不是一味退让的，而是在退让中竞争。认为老子的“生存常道”与赫胥黎的“天演竞争”可以并提，确认它们掌握了天地生化、人事演变的真谛。学者们认为，周恩来既有着儒家积极入世、墨家励志勤奋的精神，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同时又具有一种道家的“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的特点。正是这一特点，让他对名利得失始终保持超然和淡泊，让他格外地能够忍受劳苦甚至屈辱，让他更懂得如何在退让中斗争，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光和热，给世人留下了深厚的遗爱。“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周恩来最为认同的道家名言，也最能传达出周恩来人生哲学的神韵与境界。

（二）周恩来精神形成的人文环境

中国古语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说明了环境对个人成长的重要意义。因此，除了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外，周恩来在童年时期、青年时期所处的地域环境、乡土文化、家世传统乃至其教育经历，也都是促成其性格养成的重要因素，并最终对周恩来的人格风范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首先来看乡土文化和地域环境对周恩来的影响。1914年10月，周恩来在《射阳忆旧》一文中写道：“余本浙人，自先大父为宦吴省，遂徙家而居焉。生于斯，长于斯，渐习为淮人；耳所闻，目所见，亦无非淮事。” 这里的“吴省”即今天的江苏省，而“淮”则指历史上的淮阴、今天的淮安。1917年6月，南开学校《第十次毕业同学录》上刊载的周恩来小传中又讲到他“少年游江淮，纵览名胜” 。

淮安地处江淮，特殊的地理位置赋予了江淮文化开放包容的特点，也孕育了江淮人的独特气质。从地域的表象看，“江淮”二字都带有三点水的偏旁，寓意水流丰富。《论语》有云：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老子》云，水有柔性，又蕴藏着坚韧不拔的性格，柔能克刚。儒家的“仁者文化”与道家的“智者文化”，极具有水文化聪颖灵慧的特性；同时，“上善若水”，心胸善于保持沉静，处事善于发挥所长，行动善于把握时机。从地域文化的构成看，江苏文化既与周边区域文化如越文化、齐鲁文化、徽州文化互有渗透，更有自身吴文化、金陵文化、徐汉文化、淮扬文化及海洋文化南北兼容的特点。江苏地域文化的特点决定了江苏人特有的人文精神。《江苏人文精神概论》一书认为，江苏人文精神有如下主要特征：一是与时俱进、不断进取的时代精神；二是修身齐家、经世济民的天下情怀；三是追求真理、勇于探索的创新意识；四是针砭时弊、维护公平的正义气概；五是合作协调、集体主义的互助风格。这些概括因角度不同而出现了不同的表述，但笔者认为，作为历史传承的符号，大体反映了江苏人特有的人文精神。而周恩来精神不仅充分体现了这种人文精神，而且成为传承这种人文精神的标杆、典范。

处于江苏北部的淮安，被誉为“淮水东南第一州”。淮安的地域文化是淮河文明与黄河文明、长江文明数千年融合的结果，淮河、京杭大运河、古黄河等多条水道使得这座城市过渡南北、兼容并包，既质朴厚重，又灵动飘逸。淮安文化具有融南汇北、刚柔相济的“中和”之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淮安地域文化对周恩来精神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首先，从淮安特殊的地理位置看。淮安因淮河、运河及黄河交汇而突显其“南船北马、九省通衢”的地位。“无边风景芦苇荡，九省通衢石码头”的诗句，就形象地反映了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明清两朝，淮安是中央政府的漕运管理中心、河道治理中心、漕粮转运中心、淮北食盐集散中心，漕运总督府就设在淮安。这一特殊的环境促进了南北贸易，当地商贾密集，人口流动频繁。有诗曰：“襟吴带楚客多游，壮丽东南第一州。屏列江山随地转，练铺淮水际天浮。”这种由特殊的环境所形成的融南汇北的包容精神、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儒雅精神，在周恩来一生的待人接物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升华。其次，从淮安浓郁的崇文重教的学风看。淮安学风向来称盛，除了府学、县学外，有书院近20所，大都由具有相当影响的学者、名流任教，培养了大批人才。明清两代，仅山阳一县就有进士200余人、举人700余名。这种刻苦好学、积极进取的氛围，对少年周恩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周恩来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度过了人生之初的12个春秋，接受了启蒙教育，受到了熏陶和陶冶。恰如周恩来自己所说的那样，一个人幼年所受的影响往往在他的思想上、生活作风上长期存在。最后，从淮安地方名人风范的影响来看。当地历史名人的事迹和传说是地域文化“积淀”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青少年的影响尤为深刻。比如，作为“兴汉三杰”之一的大军事家韩信成就大事而忍受胯下之辱。周恩来“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其忍辱负重的精神与韩信何等相似。淮安另一位名人汪廷珍的传说也深深影响着周恩来的思想。道光皇帝继位后，汪廷珍任礼部尚书，后升任大学士。他十分重视做学问的目的，特别强调读书人要以天下为己任，做实用之学，求真辨非，为义为人，不为利为己。汪墓就位于周恩来经常玩耍的河下，喜欢历史的少年周恩来自然会关注，养母陈氏也一定给他讲过这位大名鼎鼎的乡贤。周恩来不仅早年的家庭际遇和汪廷珍十分相似，而且思想作风、立身之道，甚至很多言行都很相似。汪廷珍强调读书人要以天下为己任，周恩来坚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汪廷珍强调实事求是，周恩来精神内涵之一是求真务实精神。可见汪廷珍这位乡贤对周恩来的影响之深远。另外，清江浦设立的“万公祠”是祭祀周恩来的外祖父万青选的。万青选为官30多年，行政不尚苛察，被列为“名宦”。周恩来任总理26年，主抓国计民生之大事，在他身上，也能够看到其外祖父从政的影子。总之，周恩来精神的形成与其故乡的地域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故乡的地域文化是周恩来精神形成的重要基因。

谈到乡土文化，不得不提及绍兴文化。1964年，周恩来在家庭会议上谈及家世与个人身世时，再次明确表示：“祖坟在绍兴，绍兴的家谱上又有我的名字，我不能不承认是绍兴人。但我生长在淮安，满嘴的淮安口音，也不能不承认是淮安人。所以我说我是‘原籍绍兴，淮安生人，江浙人也’。” 周恩来生在淮安，但祖籍绍兴。和淮安一样，绍兴也是人杰地灵的历史文化名城。1946年，周恩来在接受美国《纽约时报》驻南京记者李勃曼采访时说：“按中国的传统习惯，籍贯从祖代算起，因此，我算是浙江绍兴人。” 由此可见周恩来对祖居地绍兴的特殊情感。绍兴文化对周恩来精神形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师爷文化上。也是在上述采访中，周恩来谈到了绍兴中上层人士的发展，“一种是封建知识分子，一种是商人，这两种人都是向外发展的。读书人的出路照例是中科举。而绍兴人则大批地当师爷，在全国各级衙门里管文案，几乎包办了全国的衙门的师爷”；“我的家庭近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明清两朝，绍兴是出师爷最多的地方，也是“师爷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师爷的职业特点决定了，要胜任本职工作，必须勤勉好学、思维敏捷、精通法律，还要谋划周全、善于协调、谨言慎行，久而久之便形成独特的“师爷文化”。虽然祖父周攀龙在周恩来出生前已过世，周家仅有大伯周贻赓早年在奉天衙门里做过主稿，但周氏家族确实有外出当师爷的传统，一直比较推崇“温良恭俭让”的人文精神，这在不同程度上也影响了周恩来。至少，对师爷的思维方式、工作特点、生活习俗，周恩来都比较熟悉；在周恩来身上，也不难看出谦恭有礼、勤恳谨慎、干练精明以及善于成人之美的品质与胸襟。周恩来的秘书马列曾经回忆，周恩来曾向他们介绍过师爷的工作方法：为主官准备材料齐而全，并提出几种处理方案，供主官选择。

绍兴文化对周恩来精神形成的影响，还体现在绍兴民风习俗和历代先贤上。周恩来对绍兴的诸多先贤不仅非常熟悉而且非常推崇，比如公而忘私、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卧薪尝胆、誓雪国耻的越王勾践，近代“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的秋瑾，“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一代文豪鲁迅，等等。他赞扬大禹的大公无私精神，勾践的卧薪尝胆、艰苦奋斗精神，秋瑾的献身精神以及鲁迅的孺子牛精神，并视为自己的座右铭。 1939年，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赴浙江视察，同时回绍兴探亲。其间，他在开展革命工作之余，曾在亲属的陪同下去扫墓祭拜祖先，翻阅周族家谱，还瞻仰了大禹陵、越王殿，以及纪念秋瑾烈士的风雨亭。在面向绍兴各界人士发表的演讲，以及和亲友的交谈中，他时常以绍兴先贤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愤图强”为例，激励大家发扬民族气节，进一步团结抗战到底；同时勉励大家发扬大禹治水的精神和勾践卧薪尝胆的气概，学习鲁迅和秋瑾的革命精神。对同样来自周氏宗族的鲁迅，周恩来一向非常敬重。1938年10月，周恩来出席文艺界召集的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会并讲话，他强调要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不退让，不妥协，困难愈大，更愈加努力，以克服困难，坚持抗战”。总之，周恩来精神的最终形成，与绍兴乡土文化和绍兴名人先贤的影响也是有一定关联的。

再来看看教育环境对周恩来的影响。1910年，因得到伯父的支持，年仅12岁的周恩来离开淮安远赴东北，先后在银岗书院、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天津南开学校读书。与那个时代的同龄人相比，周恩来既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因为从12岁开始，年少的周恩来已经可以较早地接受新式教育和西方教育，接触并吸纳西方文明，实现了人生真正意义上的转变。1946年，周恩来在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话时强调，“十二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从受封建教育转到受西方教育，从封建家庭转到学校环境，开始读革命书籍，这便是我转变的关键”。

到东北之后，周恩来先随堂伯父周贻谦到铁岭银岗书院读了半年书，秋季入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高等丁班学习。第六两等小学堂当时是一所新开办的比较新式的学堂，课程包括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英文、图画、唱歌、体操十门。比起旧式的私塾和书院，这些课程在周恩来眼前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

1913年，周恩来随其伯父周贻赓到天津，同年8月考取仿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开办的南开学校。更大的变化，便发生在他进入南开学校以后。因为与东北相比较，在天津可以接触到大城市的社会生活，可以呼吸到近代社会的空气，这为青少年时期周恩来的成长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在南开学校，周恩来是优秀学生之一。没有虚度的光阴，成就了他的全面发展与多才多艺。南开学校课程设置齐全，图书馆藏书丰富，有助于他不断拓宽知识视野；南开学校注重道德教育，有助于周恩来人格风范的养成与完善，有助于他的爱国主义情感的增强；南开学校有结社集会的自由，周恩来不仅积极参加各种学会，而且在参与并领导学会的过程中培养了组织活动的诸多能力及责任意识、服役精神等。更为重要的是，在此期间，通过系统的学习和训练，周恩来在系统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同时，又开始接受西方文明成果的影响。

总之，周恩来离开淮安到东北，再到天津，这段特殊的求学经历，为其学识的积累和提高、能力的锻炼与培养、人格的养成与完善，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三）周恩来精神形成的理论基础

众所周知，周恩来精神的核心是甘当公仆精神，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与方法论，信仰马克思主义与信奉并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前者是后者的理论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具体表现。周恩来伟大而又高尚的精神品格，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形成的。这种精神品格，是人类精神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高尚精神品格的集中体现。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周恩来精神，是周恩来接受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必然结果。

信仰马克思主义，成为周恩来青年时期的时代文化背景，也最终成为不可阻挡的浩荡历史潮流。正如毛泽东所说：“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革命者，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最积极地宣传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代表人物是李大钊。早在俄国二月革命后，李大钊就写了《俄国革命之远因与近因》《俄国共和国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纲》《俄国大革命之影响》等多篇文章，这时他已接近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观点。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热情讴歌十月革命。他以敏锐的眼光深刻认识到这场革命将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也从中看到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中国人民求得解放的希望。

随之而来的五四运动，标志着一场新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始，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广泛而又深刻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大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热烈地欢迎俄国代表，欢迎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的思想言论的主要阵地是《新青年》杂志。《新青年》在这一时期出版了《马克思研究》专号，介绍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掀起了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中译本开始出版。一部分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具备了初步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青年周恩来先是怀揣着“邃密群科济世穷”的抱负东渡日本求学，探寻救国真理；接着回国参加五四运动，组织和领导了天津的学生运动；尔后又远赴欧洲，成为赴法勤工俭学留学生中的一员。又经过三年左右时间的比较选择与深思熟虑，周恩来终于做出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

1921年春，在张申府、刘清扬的介绍下，周恩来加入作为中国共产党8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最终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完成了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彻底转变；这同时也意味着周恩来精神的哲学世界观基础已经形成。他在1922年写给觉悟社社员的信中，表达了他成为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传播，是促成周恩来从一位爱国青年最终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根本原因。周恩来精神的形成与完善，与周恩来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有着深刻而必然的联系。试想，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周恩来也许会通过不断地努力和自觉地修为，成为一位“善人”“圣人”或者另一种意义的“完人”，但绝对难以站在无产阶级唯物史观的高度，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并凭借这样的精神引领和感召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和普通民众，最终成为一座高大伟岸的精神丰碑、一面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朽旗帜。

（四）周恩来精神形成的实践基础

实践不仅是知识的源泉，也是精神的源泉。伟大的实践必然产生伟大的精神。周恩来精神和毛泽东思想一样，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产物。周恩来伟大而又高尚的精神，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形成的。伟大的时代风云造就了周恩来的精神，周恩来伟大的精神品格又影响和推动了一个时代的前进。

回眸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风云激荡，让人心潮澎湃。而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探索实践，是周恩来精神形成的历史依据。中国有着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悠久历史与璀璨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但随着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崛起，中华文明在近代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一部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惨痛的民族屈辱史，也是一部不屈的抗争史。面对山河破碎、国运衰败的严酷现实，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先后提出了各种救国方案，渴望救亡图存、民族复兴，但其结果正如毛泽东所总结的：“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因为清廷自身的腐败、守旧派的反对，最终在甲午海战中宣告破产。以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为代表的农民运动，也因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最终难以完成民族复兴的重任而失败。以戊戌变法为标志的维新运动的最终失败，表明企图通过统治者走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无异于与虎谋皮，根本行不通。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却最终无法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现状，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贫穷、落后、分裂、动荡、混乱的苦难深渊中。各种可歌可泣的斗争、多种救亡图存方案的艰难尝试，都最终未能改变也注定不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每一次失败，究其根本原因，是没有找到科学的理论作武器。于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在艰苦卓绝的革命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的实践过程中，产生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周恩来精神则是这些精神的集中体现。应该说，在周恩来早期生活的时代，救亡图存，争取民族独立，是那个时代的主题。而这个主题，无疑给周恩来的早期人格和周恩来精神的形成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是周恩来精神最终形成并完善的实践基础。同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一样，周恩来精神及其崇高人格风范的形成塑造也有一个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如果说早年的求学经历、中华文化的熏陶、欧风日雨的滋润，加之科学理论的指导，已经让青年周恩来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从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到他逝世的55年革命征途的磨炼与考验，最终让他的精神和人格风范得到不断的完善和深化，从此赢得了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周恩来经受了各种艰苦环境的磨炼。周恩来的阅历丰富多彩，他的整个革命生涯，基本都置身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核心。在55年的革命征程中，他竟然有50年的时间都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无论是对敌斗争还是统战工作，无论是党内团结还是出现分歧，他都很少能置身事外。能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才干、智慧与不可磨灭的贡献；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日趋完善的善于“求同存异”的思维方式，务实低调的处事风格，善于团结的工作方式，温和而热情精干、忍让而不失原则、谨慎而又果敢的个性特征，受到人们的普遍肯定、赞誉，赢得了人们特殊的尊重。

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周恩来经历了许多出生入死的考验。自从确立共产主义信仰，周恩来就全身心投入革命，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在血雨腥风的反革命白色恐怖中，他视死如归，果断地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白区工作期间，他不仅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指挥上海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还临危不惧、沉着机智地开辟第二条战线，长期坚持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长征途中，他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走上全党全军的领导岗位，挽救了党，也挽救了红军。长期艰苦卓绝、浴血奋斗的革命生涯，磨炼了他过人的胆识、坚定的意志、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

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周恩来领导了风云际会的统战工作。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周恩来的理性思维和政治实践紧密联系着无产阶级统战事业，铸就了他在中国共产党统战史上极为重要的地位。无论是黄埔军校的创建，还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无论是国统区的斗争，还是重庆谈判，他都能在统战工作中勇于开拓别人不敢涉足的领域，成就别人难以成功的事业。在此过程中，周恩来既能坚持原则，又能灵活运用策略，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并在工作中展现出胸怀博大、真诚待人的民主作风，对盟友的情深意笃和超乎常人的心理素质。他善于协调、顾全大局、真诚待人的高尚品格，让他赢得了各界人士的普遍信赖和敬重。

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周恩来开拓了卓有成效的外交事业。周恩来不仅是连任26年的开国总理，也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在综合国力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新中国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与孤立，空前提高了国际地位，争取了朋友，赢得了广泛尊敬。中华民族从此洗雪了百年耻辱，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周恩来的亲自带领下，新中国的外交风格形成了，第一代外交战线上的骨干成长起来了。周恩来展示了他令人折服的风度智慧和感人至深的人格魅力。周恩来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丰富多彩的外交实践、独具一格的外交艺术和外交风格，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和国际友好人士普遍尊敬，为党和国家赢得了很高的国际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