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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科学体系生成时说：“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
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不朽旗帜”的周恩来精神，也是这样生成并日臻完美起来的。即伴随着周恩来参与领导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历经萌生于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后、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升华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这样的历史过程。
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后的周恩来，既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继承了中华民族精神，又接受了资产阶级教育，学习了近代西方民主科学等精神；特别是十月革命后接触了马克思主义，逐步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并融入新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创设之中，在此基础上萌生其独特的精神风范。
萌生于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后的周恩来精神风范，内涵极为丰富，我们择其要者介绍以下六点。
第一，爱国精神。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同知识分子谈到立场问题时说：“一般的人开始最容易有一个民族观念、民族立场。因为中国是一个百年来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所以容易使我们产生爱国的民族观念。”接着，他以自己为例说明爱国观念的形成过程：最初章太炎等人的文章启发了他爱国的思想，随后因袁世凯、北洋军阀的专横卖国，他的爱国思想逐渐增强，因而积极参加反对“二十一条”与中日军事协定等爱国活动。他认为，“这是一个好的起点”，“可以从这个立场上前进”。
有了这个“好的起点”，在南开学校读书的周恩来更加关注国事。他在阅读一系列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报刊书籍之后，对如何爱国开始有了自己的思考，诸如《爱国必先合群论》《国事何堪设想》《海军说》《或多难以固邦国论》《国民宜高尚思想说》《驳友人论时事书》等。面对神州存亡危急，他想到吾党青年应作砥柱中流自任。他在天津各界群众举行的救国储金募款大会上发表演说，认为救国储金乃扶危救亡之举，人人有输纳之天职，人人有劝导之义务。为让更多的人参与这一义举，他还撰写了《广募救国储金致友人书》，附上章程，祈望转即分送他人，扩大影响。他在《送蓬仙兄返里有感》的诗里写道，“险夷不变应尝胆，道义争担敢息肩”
，进一步表明了其为拯救祖国而勇于担当的爱国精神。
1919年4月，“返国图他兴”的周恩来从日本回到国内，不久恰好赶上五四爱国运动，他便以南开学生的身份立即投身于这场运动，并且很快成为天津地区学生运动的领袖。他一方面通过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觉悟》来宣传指导运动；另一方面又带领学生及各界群众走上街头，进行发表演说、散发传单、组织罢课罢市、抵制日货、示威请愿等实际斗争。“一二·九”惨案中，被捕入狱的周恩来在狱中组织难友与反动当局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书写了其爱国精神的精彩篇章。
1920年11月，周恩来又远赴欧洲探求救国真理。当他确立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后，立即投身于拯救民族危亡的实际斗争中。爱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最初的共同追求，有了这样一个“好的起点”，他们相继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共同成就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伟业。
第二，求真精神。寻求救国真理，这既是周恩来等一代先进分子面临的共同使命，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前提条件。周恩来精神中的求真精神在这一阶段表现得尤为突出。
用什么主义救中国呢？早在南开学校时周恩来即有过效仿日本，富国强兵，行军国主义的想法。到日本之后他对此有了新的认识。他在1918年2月19日的日记中，从自己及国人盛行的军国主义念头联想到德意志、袁世凯及日本帝国主义，不仅看到了军国主义“只有强权，无公理”，还看到了强权引发领土扩张、导致战争这一本质。因此，他说：“我从前所想的‘军国’、‘贤人政治’这两种主义可以救中国的，现在想想实在是大错了。”
拯救中国的良方在哪儿呢？周恩来到日本留学不久，恰好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受此影响，马克思主义及不同流派的社会主义学说在日本得到广泛的传播。周恩来利用这一机会广泛阅读关于新学说的著作，思想产生了很大的震动。1919年4月5日，他在回国前的诗文《雨中岚山——日本京都》中写道：“潇潇雨，雾蒙浓；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初识真理后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五四运动中被捕入狱的周恩来尽管在狱中向难友宣讲过马克思学说，但是他觉得还要再探求。于是，在被释放之后，周恩来便下决心到马克思主义的故乡——欧洲去继续他的求真之路。
1920年12月到了法国之后，周恩来一边考察欧洲社会，一边研读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同时，对当时流行的各种主义进行推求比较，认为有的“流于空谈”，有的“等于梦呓”，有的“近已见衰”，多半是陷中国于歧路的“麻醉剂”，至于资本主义，则实为“一条死路”，而唯独社会主义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在给国内觉悟社成员的信中郑重地声明：“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
并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在这之后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周恩来信仰坚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兑现为共产主义宣传奔走的誓言。
周恩来的求真精神，既有中国共产党人当初接受马克思主义、确立共产主义信仰的共性特征，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确立了理论指导；又有自己独特的品质，即反复推求比较，理论联系实际，实行因时制宜，反对教条主义。这是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对待真理的最为宝贵的经验。
第三，践行精神。周恩来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后还突出地体现在他的践行精神上，即找到了真理就要立即付诸实践。
周恩来说：“我平生最烦恧的是平常人立了志向不去行。”
本着这一理念，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前，他为救国既执着地探求救国真理，又热情地参加救亡的实际斗争。从组织义演到参加救国储金的募款活动，再到参加五四爱国运动，他不仅去行，去做，而且是拼命去做。
1921年春天，周恩来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很快成为旅欧中共党组织的负责人。他在1922年3月给国内觉悟社成员写信时附上《生别死离》诗。诗中写道：“没有耕耘，哪来收获？没播革命的种子，却盼共产花开！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却不用血来染他，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坐着谈，何如起来行！”
这生动形象地表达了其践行的理念。同年8月，他在《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一文中谈到宗教与信仰的区别，“别在其所信的理论与方法，能否用在‘实际’上来‘试验’”，“不去实行，我们又何必谈‘信仰’，又何必谈‘试验’、谈‘改革’”。
简而言之，确立信仰、理想，就要付诸实践，就要扎扎实实地去践行，哪怕流血牺牲，亦在所不惜。
旅欧期间，周恩来首先致力于推动旅欧党团组织的发展。1922年3月起，他经常往返于德国的柏林与法国的巴黎之间，在联络勤工俭学学生与进步华工的同时，积极推动旅欧青年共产主义组织的筹备工作。同时，积极组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这既包括揭露北洋军阀政府欲与法国政府密谈借款购买军火的内幕及军阀丑行，成功地阻止北洋军阀政府的这一卖国借款行为；还包括组织旅法的22个团体代表集会，反对列强共管中国铁路，最终使“共管”的恶念胎死腹中，有力地策应了当时国内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有了这种践行精神，才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及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新局面。周恩来践行精神的内涵在之后的实践中不断丰富与发展，衍生出务实精神、担当精神。
第四，合作精神。周恩来早在南开学校创建敬业乐群会时即萌发合群的理念。他在《爱国必先合群论》一文中精辟地阐释了合群对于爱国、强国的意义。本着这一理念，他在南开学校乐于并善于联络同学及老师参加其组织的各种活动。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参加南开学校留日同学会、新中会，联合旅日中国留学生反对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五四运动中，周恩来在讨论学生的根本觉悟时不仅强调要合作，而且指明如何合作，进一步丰富了其合作精神的内涵。实践中，他不仅联合天津地区的学生，而且联合天津各界，相继成立天津学联、各界联合会，共同致力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1920年8月，周恩来主持觉悟社年会时，总结一年多来开展天津学生和各界救国运动的经验教训，认为只有把五四运动以后在全国各地产生的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加以改造，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改造旧的中国，挽救中国的危亡。
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的周恩来，其合作精神有了质的飞跃。1921年，周恩来在《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运命》一文中总结勤工俭学学生斗争的教训后呼吁：“马克思同昂格斯（今译恩格斯——引者注）合声嚷道：‘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啊！’”而我们现在“势单了，力薄了，更需联合起来”。“全体勤工俭学的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啊！”
为此，他致力于联合旅欧华人、勤工俭学学生，特别是注重联络旅欧各地的党组织，组成统一的旅欧党团组织，发展壮大旅欧党团组织，开展旅欧国共两党的合作。
早在1923年6月16日，他主动到法国里昂，与之前奉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之命到法国筹建国民党支部的王京岐商谈国共合作问题。双方达成协议，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80余人全部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之后不久，孙中山和国民党总部委任周恩来为国民党巴黎通讯处（后称巴黎分部）筹备员，直接参与国民党巴黎分部的筹备工作。
周恩来的合作精神，不仅促进了中国共产党旅欧党组织的统一与发展，而且开创了旅欧国共两党合作的先河。周恩来合作精神的内涵在之后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升华为团结协作精神、团结统一精神，成为凝聚中国力量的精神支柱。
第五，创新精神。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后形成的创新精神，不仅帮助他找到了拯救中国的真理，而且还帮助他发展了真理，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步。
周恩来在旅日期间即立志“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
。正是这种求新的理念，引导他找到了拯救中国的新的思想武器，确立了自己新的理想信念，加入了实现理想的新型政党——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的周恩来，又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积极探索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他提出，“吾人欲图自救，必须推翻国内之军阀，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
，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及任务。他提出，只有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的联合才能救中国，而工人阶级“终将为国民革命中一派最可靠的主力”
，明确了中国革命的依靠力量。他认为，十月革命成功是因为有了共产党的指导，“这不独俄国为然，各国的劳动阶级中也无不皆然”
，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他提出，“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
，明确了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他提出，参加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进行国民革命，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革命的必经阶段，“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
，不仅明确了中国革命中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而且明确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他初步回答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良好的开端。这不仅有效地指导了之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而且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六，服役精神。周恩来在《论名誉》一文中说：“人之立于世，既不克效禽兽草木之自为生活，要必有赖于公众之扶持，而服役之事，乃为人类所不可免。”
从此确立了他的服役理念。
在南开学校读书时的周恩来积极参加各种社团活动，在社团里从干事到总干事，从副部长到会长，乐此不疲。在杂志社里，从采写到编辑、印刷、销售，他全程参与。如他自己所说：“课外事务，则如蝟集，东西南北，殆无时无地而不有责任系诸身。人视之以为愚，弟当之尚觉倍有乐趣存于中。”
毕业时他的班级同学在毕业录中对他这样评价：“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
对其服役精神予以充分的肯定与赞赏。
成为南开大学学生的周恩来，创设南开出校学生通讯处，并以通讯处办事人的名义写了给南开出校同学的公开信，告知联络办法，表示愿意答复出校同学所问，竭诚为大家服务并自视为一种责任，自觉为之。
五四运动中因组织请愿活动而被捕入狱的周恩来，在狱中继续秉承服役精神，不仅组织难友与反动当局进行斗争，而且组织难友学习，关心难友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为难友过生日，筹划难友亲属的葬礼。无论是狱中还是狱外，凡与难友、同学相关的诸事，他无不牵挂于心。有些事虽因深陷狱中不能亲力亲为，但他通过信函联络组织同学来实现。
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之后的周恩来，无论是对旅欧的华人还是国内的同学，无论是对党内的同志还是党外的友人，他都坚持热情主动地为大家服务。他奉调回国前，组织上不仅肯定他为人“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而且“热心耐苦，成绩卓著”。
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后萌生的周恩来服役精神，在之后的实践中，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又上升为甘当公仆精神，成为周恩来精神的核心，彰显出其特殊的时代价值及魅力。
总之，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后萌生的周恩来精神，是成就他在建党期间的丰功伟绩的力量所在，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在萌生阶段最耀眼的精神因子。
1924年7月下旬，周恩来从欧洲奉调回国，同年9月到了大革命的中心广州。从此，他即投身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为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这一波澜壮阔的斗争实践中，既孕育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也形成了周恩来精神。周恩来精神的形成与中国共产党精神的形成大体上是同步的。
从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中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抗战精神、红岩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中，都可以看到周恩来精神的因子。像长征精神、红岩精神等，周恩来是最直接的培育者，是这些精神现象的灵魂。
以长征精神为例，坚定信念、团结统一、求真务实、艰苦奋斗的长征精神，是周恩来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周恩来精神在这一时期的集中体现。
一是坚定信念的精神。就长征这一历史时期而言，中国工农红军被迫长征，其坚信能够打破敌人的“围剿”，目的就是实现战略转移，开拓一个新天地，进而赢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作为“三人团”成员的周恩来，在长征前期尽管只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并不能与闻所有的事情，但他坚持为了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着想，努力发挥自己在重大决策上的影响力，通过自己的率先垂范，坚定红军指战员革命必胜的信念。
首先是坚信革命最终将取得胜利。1934年8月18日，周恩来亲自为《红星报》撰写社论《新的形势与新的胜利》，以统一思想，增强必胜的信念。同年10月的一天，周恩来赶到医院看望负伤后手术的陈毅，并通报了中央的决定，留下他与项英等组成中央局，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斗争。谈话中，周恩来鼓励陈毅：“你有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既有政治斗争的经验，又有军事斗争的经验。更可贵的是，你有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有中央根据地几次反‘围剿’的斗争经验。相信你一定能够依靠群众，依靠党的领导，坚持到胜利。”
长征途中虽历经艰难险阻，但周恩来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状态，以此增强部队的信心。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曾借被俘国民党军医之口，对此有生动的描述：“经一高山，几无路，亦无石阶……山上泥水极深，两腿全在泥沟中爬走。上下此山共只三十里，但自天明走起，后卫部队半夜才达山顶。既无人户，当然找不到火把，所以大部伫立于泥沟中，待至天明后才下山来。赤军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为国共合作时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亦在山顶泥沟中站立一晚，次晨我见其虽仍神清气爽，但已满身污泥矣。”所有红军战士“人人面有喜色而未出怨言”，且“军心一致”，坚定“有无限之前途”，即由四川北出陕甘，实现抗日之主张。
其次是坚持将理想与务实的作风相结合。长征之初，8万多人的战略转移并非易事，而“三人团”成员中的博古无能为力，李德对具体事物又不屑为之。于是，周恩来自觉地承担起繁杂的组织工作。从长征前收拢“分兵把口”的红军部队，规定部队的秘密代号和联络方法、各军团集中的时间与地点，做好兵员与弹药补给工作等周密的准备，到长征开始后具体战役的指挥、突破四道封锁线，实现“黎平转兵”，都倾注了周恩来的大量心血，使红军逐步摆脱困境，转危为安。
在最困难的时候，周恩来又开展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以其乐观的精神鼓舞指战员为理想而奋斗。正如杨得志总结的那样，长征就是“靠着对党，和在党的领导下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
。因为这个信念，哪怕是忍饥受寒，乃至贡献自己宝贵的生命都在所不惜。
二是团结统一的精神。长征之所以取得胜利，除了得益于坚持坚定信念的精神，还得益于坚持党和红军团结统一的精神。周恩来对长征中团结统一精神形成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本着对事业负责的精神，坚持让毛泽东参加长征。在长征之前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就被排挤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领导岗位，到后方去主持中央政府的工作。1934年9月，他还被安排到于都去调查研究。显然，博古、李德并不准备让毛泽东参加长征。周恩来在毛泽东的去留问题上，出于对事业的高度负责，坚持据理力争，强调毛泽东在红军与政府中的地位与影响，积极争取毛泽东参加长征。对此，当时红一师师长李聚奎回忆道：“后来我才听说，中央决定红军转移时，开始有的人甚至不同意毛泽东同志随军行动，还是周恩来和朱德等同志一再坚持，说毛泽东同志既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又是中央红军的主要创建者，应该随军出发。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应该说这是周恩来和朱德等同志为我党立下的一大功勋。”
其次是坚持与毛泽东合作，使红军长征有了主心骨。红军长征初期虽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但并未最终走出困境。面对湘江战役后的局面，博古显得一筹莫展、不知所措。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建议中央红军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但博古、李德仍然坚持要到湘西去。为此，在通道会议上，周恩来支持毛泽东的建议，决定红军向贵州前进。三天后在黎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开始实行红军战略方向的转变。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全力推举毛泽东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他的这一倡议得到多数人的赞同与支持。由于周恩来和一批领导人的努力，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核心，随后逐步成为党内军事上的最高领导人，使红军长征有了主心骨，并由此一步一步走向胜利。
最后是协同张闻天、毛泽东粉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1935年6月25日，在川西两河口举行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大会后，张国焘在获悉红一方面军只有不到3万人的信息后，自恃他统率的红四方面军有8万之众，拥兵自重，企图挟制中央。他借口所谓“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要求改组中央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故意拖延红四方面军北上的行动。周恩来顾全大局，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和毛泽东、张闻天商量自己主动辞去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让张国焘担任此职，以此促进红四方面军迅速北上。之后，面对红四方面军部分指战员对中央心存疑惧的情况，周恩来凭着真诚与智慧，热情宣传中央的政策，对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表示欢迎、慰问与鼓励，肯定他们的战绩，介绍联合东北军抗日的形势，还特别宣传团结的意义，强调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周恩来热情而恳挚的谈话，使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了解了中央的精神，对消除隔阂、增进各路红军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是求真务实的精神。求真务实的精神，既是长征精神的重要体现，又是周恩来精神的内涵之一。
首先是实事求是地明晰了长征的战略目标。湘江战役之后，“红军向何处去？”这一重大战略问题被十分紧迫地提上日程。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作为“三人团”成员的周恩来根据敌我双方不断变化的新情况，审时度势，勇于倾听各方意见，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提出的到川黔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批评否定了博古、李德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他通过通道、黎平、猴场、遵义等一系列会议，摆事实、讲道理，统一全军思想，逐步明晰了红军北上抗日这一战略目标，使红军由被动变主动，进而实现了战略转移的伟大胜利。
其次是实事求是地确立了毛泽东军事路线的主导地位。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虽为周恩来在军事上的协助者，但毛泽东的意见并未一下子为大家所接受。比如在攻打打鼓新场的决策上，毛泽东的意见被否决了，但周恩来仍然重视毛泽东的意见，连夜与朱德商量暂缓下达作战命令。第二天一早重新开会时，获得新的敌情通报，毛泽东的判断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周恩来因势利导，逐步确立了毛泽东军事路线的主导地位，使红军不断走向胜利。
最后是实事求是地选择了党的集体领导。遵义会议后，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负责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在这个新“三人团”中，虽然名义上周恩来是团长，但他自觉地退居参谋助手的地位，让毛泽东成为事实上的军事指挥者，之后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如后来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
四是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出发时，周恩来的全部家当只有两条毯子、一条被单，作枕头用的包袱里只有几件替换的衣服和一件灰色绒衣，可谓轻装上阵，全身心地投入战略大转移。红一师第三团的党支部书记肖锋回忆道：“在急行军中，周副主席很少骑他那匹黄骡子，经常将骡子给害病的战士骑或驮武器。”“一宿营，周副主席总是找机会到连队看一下指战员，十分关心战士的思想、生活。来到团部，他总不忘告诫我们及时查看地形，研究敌情，规定紧急集合场，调查行军路线。常常是他刚回到自己的住房，还没有来得及休息一下，参谋人员又送来了电报、文件，团领导向他汇报，他总是边看文电，边听汇报，并迅速准确地加以处理。夜里，我们这些年青人一躺就睡着了，当半夜起来检查内外警戒时，可以看到周副主席屋里的小油灯还在亮着。周副主席跟三团行动期间，经常看到他通宵达旦地工作，却看不到他一丝一毫的倦意，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始终闪烁着充满精力的光辉。”
在长征的那些日子里，尤其是湘江之战之后，面对险恶的环境，周恩来顽强地支撑着困难的局面。白天，他和部队一起行军，一到驻地又忙于处理频繁的战事，实在累了就趴在桌上眯一会儿，然后接着工作。到毛尔盖之前他已经有病了，到了毛尔盖以后又同大家一起吃野菜和青稞，常常彻夜不眠的他，终于积劳成疾。病倒后，周恩来一连几天高烧不退，不能进食，昏迷不醒。后确诊为肝炎，并已转变为肝脓肿，亟须排脓。但在当时缺医少药的环境下根本无法开刀，只能用治痢疾的药物控制病情，并让卫士从雪山上取来冰块冷敷在他的肝区上方，七八个小时以后排出半盆绿色的脓液。因当时局势紧急，他一苏醒就立即给红一、三军首长发电报，忙于处理战事。紧接着红军右路军开始穿越草地北上，病中的周恩来随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殿后。途中人迹罕至、野草丛生、沼泽成片，时而狂风四起、大雨滂沱，时而又漫天飞雪、冰雹骤降，稍一不慎即会陷入泥潭。身体十分虚弱的周恩来被迫坐上担架。但当他目睹忍饥受冻、体力不支的指战员负重前行的状况时，于心不忍，曾多次从担架上爬下来。
斯诺后来在《西行漫记》一书中对周恩来的艰苦奋斗精神做了精彩的概括：“后来他又身罹重病，九死一生，终于长征到了西北的红色根据地。”“无可比拟的吃苦耐劳的能力；无私地忠于一种思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不屈不挠精神——这一切似乎都包含在这个红军的故事和参加创建红军的一个人的故事中。”
周恩来既是长征中艰苦奋斗精神杰出的倡导者，又是模范的践行者。
总之，周恩来精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全面形成，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中最耀眼的一颗明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党，担负起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这一新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亦在巩固新生政权、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得到新的发展。周恩来精神也在这一背景下得到进一步的升华。此处限于篇幅且为避免与相关章节重复，这一时期丰富的周恩来精神内涵只做一个提要式的介绍。
一是公仆精神。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首先碰到的是为谁执政的问题。周恩来坚持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人民的，国家机关是为人民服务的，国家干部即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把早年形成的服役精神上升为甘当公仆精神。在实践中，他反复提醒“当官”的人，时刻想想自己是不是在真正地为人民服务。“文化大革命”中，他始终把“为人民服务”的徽章佩戴在自己胸前，警示自己时刻为人民分忧解难。他俯首甘为孺子牛，坚持一辈子为国家为人民拉车，即便是在身患癌症的情况下，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兑现了“为人民服务而死”的誓言。他是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公仆精神完全彻底的第一人，堪称甘当公仆的杰出楷模。
二是民主精神。共产党执政后还碰到如何执政的问题。破解这一难题就要发扬民主精神。周恩来的民主精神既体现在治国理政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无处不在；又体现在贯穿领导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的全过程，无时不在；更体现在视民主为一项根本的制度建设，把扩大民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上升到党和国家制度的层面上来认识与实践。他是破解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执着追求者、积极探索者、模范践行者，是全党公认的践行民主精神的典范。
三是务实精神。共产党人执政后碰到的是怎样尽快地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以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问题。对此，周恩来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倡导鼓真劲、求实效，努力把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结合起来。他强调既要有雄心壮志、奋起直追，又要循序渐进，不要好高骛远、一步登天。他既反保守，又反冒进，更反乱折腾，主张干劲要大，步子要稳，要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他是中国共产党人“稳中求进”最早的倡导者、执着的追求者，是名副其实的实干家。
四是廉洁精神。共产党人在全国执政之后还碰到一个如何保持清正廉洁的本色问题。周恩来从新中国成立伊始就把这一问题视为立场问题、政治问题，自觉而执着地维护党和政府廉洁从政的形象。他既反对假公济私、监守自盗，又反对好逸恶劳、贪图享受。他倡导过好“五关”，在物质生活上要知足常乐，在精神生活上要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他从自己分管的工作做起，从自己的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做起，从自己做起，率先垂范，几十年如一日。他是老百姓心中最廉洁的人，是中国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杰出楷模。
五是团结精神。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将早年形成的团结协作精神上升为团结统一精神。他立志画一个最大的圈子，把一切能够争取的、能够合作的人团结在一起，形成中国力量，去成就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他致力于维护党、国家及民族的团结统一，致力于人类的和平与共同发展。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他都是中国共产党最善于化解矛盾的人。他多次解开矛盾的死结，推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不断进入新天地、开创新格局。
六是奉献精神。周恩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特别是人生的最后十年，把共产党人的无私奉献精神发挥到极致。他的奉献精神博大精深，既体现在淡泊名利、相忍为党的大局精神中，又体现在迎难而上、勇于解困、苦撑危局的担当精神上，还体现在日理万机、鞠躬尽瘁的敬业精神上。梁衡在《大无大有周恩来》一文中认为，实践《共产党宣言》精神，在处理公和私的关系上达到如此彻底、完美境界的，即真正大公无私的，周恩来是第一人。
总之，周恩来精神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得到进一步升华，不仅具体内涵更加丰富，而且境界更加崇高完美，影响更加广泛而深远，登上了人类精神风范真善美的巅峰，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中“一面不朽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