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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事物的发展虽与其所处的外在条件相联系，但论其根本原因，不是事物的外部条件，而是事物的内部因素，即主观努力。据此可以认定，周恩来精神的形成的根本原因，是周恩来同志自身的努力。
前文已述，周恩来精神的形成，离不开中国特有的悠久传统文化的熏陶，这是周恩来精神得以形成的“文化土壤”。周恩来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品质，是“追求共产主义理想必然激发的革命精神与生于斯、养于斯的中华热土上的优秀人文精神相融合的结晶。它既集中了无产阶级最崇高、最优秀的品质，又集中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所凝聚的最崇高、最优秀的品质。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周恩来精神’是共产党人党性的道德精华和民族性的道德精华的高度统一”
。
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根与文化之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在其基础上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从周恩来幼年在家乡受到的早期教育，以及旧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家庭和环境对他的熏陶，都可以发现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深远，在其成长历程中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当然，这种影响绝不是单方面的。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之光照耀下的周恩来，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接受者和继承者，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扬者和践行者。在近现代中国的伟大人物中，周恩来确实是最具有儒将风度的领袖，但这绝不意味着周恩来完全是儒家文化的继承者。周恩来精神的内核，以及周恩来的崇高品德与人格中，更多体现的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扬弃和现代升华，这是他与之前所有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历史人物的最大区别。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扬弃与升华，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周恩来主张对传统文化遗产必须坚持扬弃的辩证方法。所谓扬弃，即弘扬其精华，抛弃其糟粕。周恩来始终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和借鉴。早在1949年5月16日，他在北平对南下工作团的讲话中即提出“对旧文化要批判地继承”。他说，当年五四运动反对封建，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认为凡孔子所说的一概打倒，这在当时是需要的……但那时认为旧的、历史上留下来的一切都无用，因此变成了否定一切。须知旧文化也有可用的，可以批判地接受。
1956年，他在接见埃及外宾时指出：“孔子的学说，在历史上是起过一些积极作用的。”“我们是有许多好东西的，但需要好好整理。”
在那个年代，能有如此态度，足见他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珍爱情感。1961年6月19日，他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遗产与创造问题”，强调：“古代总有一些好的东西值得继承。所以毛主席要我们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的一切有益的东西，‘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使它发扬光大，一代胜过一代，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就更加发扬光大。”
他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对于传统文化要勇于批判封建糟粕，对于优秀的文化要善于继承、弘扬。这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对传统文化应有的科学态度。
其次，周恩来主张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全面深入的发掘。周恩来不仅阐明了对中华传统文化必须坚持科学的态度，而且指出要全面、准确地发掘，使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能够得到继承和发扬。他在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专门论述过这一问题：“中国有这么多的民族，历史这么悠久、这么丰富。如果说我们物质方面的地下资源没有完全开发，我看，我们精神方面的文化资源也同样没有完全开发。谁要忽视了这一点，就是没有爱国主义精神，也就没有国际主义精神，就没有为世界人民作出贡献。”
周恩来不仅要求对传统文化加以分类，在坚持批判继承的总原则下加以发掘，还对发掘传统文化提出了具体原则。如在史学方面提出：“暴露旧的东西，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割断历史……我们要把自己所掌握的历史遗产贡献出来。”
此外，周恩来还不止一次提出挖掘古代文化精华要为今天的社会主义服务的观点，提出发掘传统文化需要大力培养人才的主张，为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付出了许多创造性的劳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周恩来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践行者，又通过他的自身实践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升华。学者们认为，这种改造和升华应包括：由中华民族的“民为邦本”思想到以周恩来精神为代表的“甘当公仆”精神的升华；由中华民族的“崇实黜虚”思想到以周恩来精神为代表的“求真务实”精神的升华；由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思想到以周恩来精神为代表的“忍辱负重”精神的升华；由中华民族的“贵和持中”思想到以周恩来精神为代表的“求同存异”精神的升华；
由中华民族的正己正人传统到以周恩来精神为代表的“严于律己”精神的升华；由中华民族的重公轻利传统到以周恩来精神为代表的“无私奉献”精神的升华；由中华民族的艰苦朴素传统到以周恩来精神为代表的“清正廉洁”精神的升华；等等。
总之，周恩来精神得以形成，原因之一是周恩来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扬弃与升华，进而完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完美融合。
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史中形成的人类文明，是不同人类群体的文明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彼此融合、彼此促进的结果。论及周恩来精神的形成，除了关注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扬弃，也绝对不应该忽视他对西方文明的吸纳。周恩来对西方文明成果的接纳和吸收，开始于接受西方教育，而后终其一生。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中国近现代众多的伟大人物中，周恩来也是西方社会整体评价较高而且备受西方尊敬的中国领导人。这可能不仅因为周恩来曾经留学西方，而且还因为他非常善于与西方社会打交道。也正因如此，周恩来逝世后，有很有眼光的西方人这样回忆道，正是周恩来在很多场合下，教西方人如何了解中国，如何理解中国政治领域里的精妙之处。
前文已述，让周恩来与他的同辈人不同的一个原因是，他较早地接受了西方教育，并因此接触和吸纳西方文明。1946年9月，周恩来在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话时表示：“十二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从受封建教育转到受西方教育，从封建家庭转到学校环境，开始读革命书籍，这便是我转变的关键。”
可见，接受西方教育，既是童年周恩来转变的关键，也是转变的开始。在此期间，通过系统的学习和训练，周恩来在系统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同时，不断强化对西方文明成果的吸纳。
比如崇尚民主共和精神。1915年，周恩来在作文《共和政体者，人人皆治人，人人皆治于人论》中，对民主共和阐述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共和之真谛、民主之精神，即在于“治人治于人者，恒常系诸一人之身”
。这是“异于专制者”“良于君主者”之政体，是历史发展之必然。这与当时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反对专制的口号是一致的。1919年7月，周恩来在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刊名下用英文写道，“民主：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我们的箴言”。同年9月，他在《新旧战争》演说的摘要里，将“平民政治”列为“吾人目今最应该注意诸新事业”的第一项。
从此，他便将民主精神付诸拯救中国的伟大实践中，并在伟大实践中培养起民主精神风范。
比如崇尚自由平等思想。如前所述，他在《新旧战争》演说的摘要里，又分别将“平等”“自由”列为“吾人目今最应该注意诸新事业”的第二、三项。
在五四运动中，他用自己的抗争与革命实践，积极追求“平等”“自由”。1920年，正在狱中的周恩来写了一首新式小诗送别同学李愚如赴欧洲勤工俭学，他在诗中写道：“他日归来，扯开自由旗；唱起独立歌。争女权，求平等，来到社会实验。推翻旧伦理，全凭你这心头一念。”
深情地表达了他对自由、平等的向往与追求。在日后东渡日本、远赴欧洲寻求救国良方的实践中，他最终养成了崇尚自由、平等的精神风范。
再比如崇尚科学创新精神。早在1915年，周恩来便在习作《国民宜有高尚思想说》一文中，提倡西方文明中的创新精神。他在文中说：“新发明之科学、汽船、汽车以及于平民政治，共和政体，种种新事业、新生机、新政策，殆无不由此族发明其端，以英、美、德为其试验之场也。”并将其视为“高尚思想”，强调一个民族强弱与否，即在于有无此“高尚思想”。为此，他在文末大声疾呼：“殷鉴不远，吾辈青年，其急起图之。”
100多年前，周恩来就有此远见卓识，不得不让人叹服。正是因为周恩来在早年就感知到西方文明中创新精神的重大意义，这种强烈的创新意识，至此跟随他度过一生，既激励了他伟大的革命实践，更成就了他立德、立功、立言的辉煌人生。
在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周恩来逐步形成了明确的中西文化观，并在汲取人类文明成果方面呈现出三个鲜明的特点：
首先，周恩来对汲取人类文明成果特别是西方文明成果持开放态度。周恩来在尊重本民族历史、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勇于承认其他民族文化的长处，主张积极地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在青年时代，他既关注西方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又推崇西方的精神文明，认为“物质之文明，非足以卫国于永久，而延国脉于不堕者，惟精神上之国魂耳”
，“其思想之高尚，诚可执世界之牛耳。新发明之科学、汽船、汽车以及于平民政治，共和政体，种种新事业、新生机、新政策，殆无不由此族发明其端，以英、美、德为其试验之场也”
。因此，他又指出：“泰东西的文化比较我们的文化，可以说新的太多。他们要是主宰中国，决不能像元、清两朝被中国的民性软化了。我们来到外洋求真学问，就应该造成一种泰东西的民族样子，去主宰我们自己的民族，岂不比着外人强万倍不止了么？”
这一观点充分表明了他勇于吸收西方文化的开放意识。在长期的革命生涯里，这种开放意识更为明显。新中国成立后，他进一步强调，“我们就必须把世界上一切好的东西都学来”
。终其一生，对古今中外一切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他都始终能够敞开胸怀，博采众长，吸收、消化、提炼、扬弃、升华。
其次，周恩来对西方文明成果主张一分为二、批判吸收。在周恩来的中西文化观里，主张广采博取的精神与辩证思想有机统一。有学者认为，广采博取是文化创造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而唯物辩证法则是文化选择和新文化创造所必须遵循的法则。周恩来的中西文化观主张融古今中外于一体，创造中国的新文化。
正是因为站在唯物辩证法的立场，所以不论是民族文化，还是外来文化，他都给予了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对文化遗产，他主张不能否定一切，要一分为二。对待外来文化，他强调，“我们对欧美文化的态度，是否定其反动的东西，同时吸收好的东西”，主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和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他同时强调，要大胆学习一切国家的长处，但必须有所选择，选择那些能够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和适应中国土壤的外来文化，而不是生搬硬套外国的东西。因为“外来的东西，必须要适合中国的土壤，才能发展”。
最后，周恩来对外来文化坚持改造创新。在主张批判继承中华传统文化和批判吸收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外来文化的同时，周恩来还创造性地提出要融合中西文化、创造中国新文化的主张。青年时期的周恩来，已经有了改造旧文化、建立新文化的设想。日本求学期间，他在新中会表示自己入会的意见时表明：“我们来到外洋求真学问，就应该造成一种泰东西的民族样子，去主宰我们自己的民族。”
旅欧期间，他在给表兄陈式周的信中谈到来欧洲的“主要意旨”是“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
。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设计，则更能体现他非凡的创新精神和无产阶级立场。他反对保守封闭，主张学习人类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包括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文化和政治文明成果，为社会主义服务。他十分自信自豪地说，“我们的民族从来是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的”，但要坚持“以我为主”的原则。他“主张先把本民族的东西搞通，吸收外国的东西要加以溶化，要使它们不知不觉地和我们民族的文化溶合在一起。这种溶合是化学的化合，不是物理的混合”，目的“是为了今天的创造”。
因此，在周恩来看来，无论是对外国文化的吸收、借鉴还是批判、改造、创新，最终的目的都是为我所用，为建设中国文化服务。
综上所述，周恩来精神，是他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积极吸纳人类文明的结果。周恩来精神是东西方两种文明及其精神的完美融会。
前文已提到，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无数志士仁人曾经经历千辛万苦努力寻求科学与真理，寻找救国救民之良方，周恩来就是20世纪20年代向西方学习的杰出代表。他先是留学日本，广泛接触各种社会思潮，“考察他们的国情”，并在这一时期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说。1920年11月，为进一步探求革命真理，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前进道路，他远赴重洋来到欧洲，进一步了解欧洲各种改造社会的学说和主张，最终在研究和比较中主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伟大的思想飞跃。
应该说，周恩来主动接受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东北读书期间，周恩来关心时事，也阅读了卢梭、孟德斯鸠、赫胥黎等西方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但还没有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阶级斗争学说。旅日期间，恰逢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传到日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及其他不同流派的社会主义学说在日本得到广泛传播。身在日本的周恩来，“比起国内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来，他确能更早地、并且更多地了解一些马克思主义”
。虽然此时的周恩来尚未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学说及其思想给他带来的震撼和喜悦是不言而喻的。恰如他在日记里所写的那样：“二十年华识真理，于今虽晚尚非迟。”
正是在此期间，周恩来首次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及其他不同流派的社会主义学说。
首先是认真阅读《新青年》。周恩来在1918年2月15—16日的日记中介绍了这一史实。他在日记的“提要”中写道：“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对其中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的赞成。”他坦诚在国内对《新青年》并没有特别地注意，“等到我从天津临动身的时候，云弟给我一本《〔新〕青年》三卷四号，我在路上看得很得意。及至到了东京，又从季冲处看见《新青年》的三卷全份，心里头越发高兴。顿时拿着去看，看了几卷，于是把我那从前的一切谬见打退了好多”。“这几天连着把三卷的《〔新〕青年》仔细看了一遍，才知道我从前在〔前〕国内所想的全是大差，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的。……总起来说，从前所想的、所行的、所学者，全都是没有用的。从今后要按着二月十一日所定的三个主义去实行。决不固持旧有的与新的抗，也不可惜旧有的去恋念他。我愿意自今日后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去开一个新纪元才好呢！”
这几段文字，既表达了他通过《新青年》接受民主科学思想洗礼之后的喜悦心情，又表明了他以新思想去开创新纪元的决心，为其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打下了思想基础。
其次是广泛阅读日本人介绍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较之于国内，当时的日本有一批学者不仅介绍十月革命及马克思主义学说，而且先后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这给周恩来进一步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很大帮助。在日期间，他先后阅读了约翰•里德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震动环球的十日》、京都帝国大学著名教授河上肇的《贫乏物语》、幸德秋水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神髓》，以及《新社会》《解放》《改造》等杂志。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创办了《社会问题研究》杂志，周恩来立刻就成为这个刊物的热心读者。
在此期间，他利用能直接阅读英文和日文书籍的便利条件，阅读了大量涌入日本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同流派的杂志、书籍等，潜心研究、认真思考和比较，思想上开始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虽然只是“模糊中偶见着一点光明”，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已经有如“一线阳光穿云出”了。
五四运动期间，周恩来在天津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起成立爱国主义社团“觉悟社”，组织和领导了天津的学生运动，同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习和宣传。1920年1月，周恩来因带领学生集会被反动当局逮捕。狱中的周恩来先后分五次开展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讲演，内容包括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同马克思传记、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总论同阶级竞争史、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同“资产集中说”。周恩来所以能在被监禁的条件下做到这一点，自然同他在日本时学习研究过马克思的学说且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有关。
出狱后，为继续寻找救国救民之良方，周恩来远赴欧洲，成为赴法勤工俭学的留学生中的一员。在此期间，他不仅实地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真相，也有机会进一步了解欧洲各种改造社会的学说和主张。一战后的法国，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共产主义运动高涨，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刊物非常流行。在此期间，周恩来研读了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同时，广泛阅读其他社会改造著作。经过冷静地观察和剖析，他得出了自己的判断和结论：无政府主义“容易流为空谈”；法国的工团主义“不免等于梦呓”；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近已见衰”，并且“在英国始终也没大兴盛过”；
社会主义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如他自己所言：“我从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
此外，周恩来主动接受马克思主义，还有一个慎重选择的过程。客观地说，周恩来在确立自己的理想信念的过程中，对所信奉“主义”的选择还是极为慎重的，从不“轻言”信奉何种“主义”，甚至“谈主义，就心跳”。旅日期间，虽然他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学说，但与此同时，他也读到了介绍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日本新村主义的文章和社会主义不同流派的杂志、书籍等。虽然对日本社会越来越失望，但在各种新思潮面前，他仍然在广泛地了解和探索中。五四运动爆发后，周恩来积极投身其间，并很快成为天津地区学生运动的领导者。1920年1月19日，他在带领学生到省公署请愿时被反动当局拘捕。在狱中的半年里，他重新思考了很多问题，更加认清了严酷的社会现实。后来，他在谈到自己信仰共产主义时说，自己的“思想是颤动于狱中”，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但最后的选择，还是发生在旅欧期间。在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周恩来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并对当时欧洲也十分流行的各种思潮进行了广泛涉猎。与此同时，他经过考察欧洲社会现实，对各种“主义”、各种思潮、各种社会主义流派进行广泛研究并推求比较，逐一发现了无政府主义、法国工团主义、英国基尔特主义等学说的弊端。在亲身感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社会危机四伏的严酷现实，对西方社会尚有的一丝幻想破灭以后，他做出了最终的抉择——确立共产主义信念，认定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救世良方”。由此可见，周恩来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是短时间的感情激动所致，而是经过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学习和艰辛探索后的理智选择。正是因为是深思熟虑后的选择，所以选定之后，他便为这一理想信念拼死奋斗，终其一生。
科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汲取人类文明成果、主动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这固然是周恩来精神得以形成的内因，但我们认为，周恩来同志几十年如一日对自我党性修养的锤炼，才是周恩来精神得以形成和完善的最突出内因。这种党性修养的锤炼，前提是党性修养，而不是其他修养，或者一般的修养。而党性修养锤炼的核心过程，是共产党员在改造客观世界中始终自觉运用党性原则、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思想意识时刻规范自己的言行、克服和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的过程，是共产党本质属性的内化过程，更是共产党人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自我完善的过程。
关于周恩来的党性修养，甄小英教授曾究其特点做过概括，她认为周恩来在党性修养中表现出的突出特点就是高度的自觉性、持久性、实践性、彻底性、开放性和科学性。
我们认为这个概括是准确并且全面的。
一是高度的自觉性。周恩来锤炼党性修养的高度自觉性来自他对党性修养的科学内涵和锤炼党性修养必要性的深刻认识，他已经站在哲学的高度来认识刻苦锤炼修养的必要性。首先，世界上没有完人。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在《学习毛泽东》的演说中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看到在旧社会里有这样的人，乃至在人民统治的社会里也有这样的人，一旦有了进步，就觉得自己过去什么都了不起，是‘天生的圣人’，把自己说得简直什么错误都没有，什么缺点都没有。人家这样说他，他也喜欢听。那就危险之至。”
之所以“危险之至”，就在于任何具体的存在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完美只是具体的抽象。他认为：“人总有缺点的，世界上没有完人，永远不会有完人。事物总是有矛盾的，有矛盾就能促进事物发展，如果停止发展，就会灭亡。”
因而，他善于把自己作为客体来无情地解剖，能够准确地认识自己在党和人民事业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也能够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的锤炼。1943年3月18日，他制定了《我的修养要则》，提出“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等，并终生实践这一修养要则。
其次，所有的人都需要自我改造。既然世界上不可能有完人，就自然引出了自我改造。周恩来在《论知识分子问题》报告中提出：“所有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在内都要自我改造。”
他认为，无产阶级首先要进行自我改造，没有人是专门改造别人的，自居于领导、自居于改造别人的人，其实自己首先需要改造。他在《过好“五关”》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每一个共产党员“要把思想改造看成象空气一样，非有不可”
。
二是坚韧的持久性。周恩来不仅把锤炼党性修养看成是每个党员的必修课，而且把锤炼党性修养看成是党员终生的必修课。他这么看，是由思想改造的长期性决定的。“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是他的名言，也是他一生自觉锤炼党性修养的真实写照。他认为锤炼党性修养“就是要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学会运用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认识世界、改造思想，“这是一辈子的事”。因为“时代是不断前进的，思想改造就是要求我们的思想不落伍，跟得上时代，时时前进。事物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因此我们的思想改造也就没有止境。一万年后，在人们的头脑里，还会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新和旧的矛盾，个人和集体的矛盾，还会有思想改造的问题”。
此外，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要承认各种关系各种事物都会影响个人的思想”。所以，要不断地加强党性修养，不然，“思想就会生锈，就会受到腐蚀”。共产党人不仅要领导人民改造旧社会，而且要建设新社会，要承认我们的知识还不够，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人生有限，知识无限，到死也学不完，改造不完。所以，他总是提醒大家，“每个党员从加入共产党起，就应该有这么一个认识：准备改造思想，一直改造到老”。一个真正具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的党员，必然会把锤炼党性修养作为终生的必修课。他还以自己为例说：“我今年六十五岁了，是不是已经修养得很好不必改造了？我不敢这样说。……我的确常说我也要改造这句话，现在还在改造中。我愿意带头。”
正是这种一生持久不懈的自我反省、自我改造、自我完善，成就了周恩来道德人格的巅峰。
三是革命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属性，在于它的彻底的科学性、坚定的革命性和自觉的实践性。锤炼党性修养，贵在实践。党性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这种实践性，首先体现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坚持言行一致。周恩来主张在社会实践中锤炼党性修养，认为共产党人不能搞唯心主义的闭门修养，也不是为修养而修养；离开了造福人民的伟大社会实践，党性修养就偏离了正确方向，而且也失去了意义。周恩来重视言行一致、知行统一，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真正实践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在实践中锻造了坚强的党性。这种实践性，还体现在坚持从我做起。他始终强调锤炼党性修养要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从高级领导干部做起。他曾对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的部长和负责人提出，执政党的干部要过好“五关”，即要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这实际上也是他对自己的党性修养和自我完善的要求及经验总结。这种实践性，最终体现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上。周恩来始终强调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他在《我的修养要则》里坚定地表示：“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
他不仅是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的倡导者与实践者，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在他看来，加强修养和改造必须落实到实践中，落实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具体而实在的行动中。他说，我们党的政治宗旨必然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即“应该象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
他经常教导身边工作人员，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像春蚕那样吐出最后一根丝。事实上，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提升自我修养，周恩来不需要靠言语表白，而是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向世人证明，他就是那只为人民吐出最后一根丝的春蚕。
四是贯彻的彻底性。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周恩来注重修养不是为了独善其身，而是为了实现其崇高的政治理想。即使是完善自己，也表现为提升思想境界、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和增长为人民服务的才干，因此加强自我修养就具有贯彻的彻底性。甄小英认为，这种彻底性突出表现在锤炼党性修养的“严格”“全面”“透明”方面。
所谓严格，是指周恩来终生按照共产党员、人民公仆的标准要求自己，始终一丝不苟、“严”字当头。他不仅在大处对自己严格（如生平多次对自己进行深刻检讨），而且不会放过在任何一件小事上严于律己，对自己没有任何通融和宽容的余地。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岁月，他承受着多次手术后病痛的折磨，强支病体为党和国家的命运昼夜操劳时，也依然严于律己，终生不搞特殊。所谓全面，是指他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的各个历史时期，在战斗、工作、生活、人际交往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在人前还是在人后，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下属和亲友，都能严格按照党性原则要求自己，特别是在为官者最难处理的“名”“权”“利”等重大问题上都能表现出让人不得不叹服的高风亮节与坦荡胸襟。所谓透明，表现在他一生光明磊落、襟怀坦荡，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特别是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绝不文过饰非。对待自己的过错，他不仅不回避退让，还会坚决改正，进而公之于众，认为这样不仅能够教育自己，还能够教育他人，帮助他人改正错误。有的人害怕公开做自我批评会丧失威信和工作信心，周恩来认为：“领导威信不是从掩饰错误中而是从改正错误中提高起来的；不是从自吹自擂中而是从埋头苦干中培养起来的。工作信心，改正错误后只会增强，不会减弱。”
五是鲜明的开放性。周恩来一生胸怀博大、学贯中西，能够赢得世界人民的敬仰，与他自我修养的开放性密切相关。这里所说的开放性，既是对内的开放，也是对外的开放。对内的开放性，是指他反对自我封闭和自我隔离，始终坚持敞开思想，接受外界的批评和监督。他曾讲过，一个领导者应该永远赤裸裸地站在群众面前。在《我的修养要则》中他给自己规定：“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
正是这种敞开胸怀、主动征求意见、随时接受批评监督的坦诚态度和处事方式，让他一生中结交了无数朋友——包括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上层下层、各行各业、不同年龄、不同信仰的人——其中还有不少诤友，也让他在与党内外、国内外各种人的接触交往中，汲取了智慧与力量，加强了党性修养，让他永远不知疲倦、不曾停步。对外的开放性，是指他视野开阔，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博采众长。周恩来一生反对保守封闭，主张学习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为社会主义服务。他不仅批判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而且批判吸收所有优秀外来文化；他不仅注重吸收前人智慧，而且注重吸取当代智慧。他说，我们应该从世界各国吸取一切好的东西，但必须让这些东西像种子一样在中国土地上扎根，生长壮大，这样才有力量。正是这种开放性的学习，使他“既有东方的宽容，又有西方的精细；既有东方的综合思维，又有西方的分析思维”；既有东方的智慧，又有西方的幽默。所以周恩来被尼克松称为“几种金属铸成的合金”，“比任何一种单独成分都坚强有力”。
六是执行的科学性。从古到今，有很多人都表达了对个人修养重要性和加强个人修养途径的看法。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很多观点还是不免受到所处阶级、个人视野、认知局限等因素的限制，具有历史的局限性。针对广大党员干部在党性修养方面存在的错误认识，周恩来曾经在讲话中多方面强调了加强党性修养的科学性。首先，他强调“思想改造靠自觉”，不能靠强迫、搞运动。思想改造也需要帮助，但“改造”方法要和风细雨，不能粗暴；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不要抓辫子、打棍子。“思想问题，世界观问题要慢慢改造，不能急”，要学会等待，特别“要区别何为政治问题，何为思想问题，何为习惯势力，不能不分清问题性质事事斗争”。
其次，他还提出要研究增强党性及改造思想的规律。比如，对“知识分子的改造通常经过三条道路：一条是经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一条是经过他们自己的业务的实践；一条是经过一般的理论的学习”
。最后，他为我们拓展了一条“学习、实践、总结”融为一体的加强党性修养的正确途径。“学习”为指导，“实践”为基础，“总结”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桥梁。在周恩来看来，学习、实践、总结是密不可分的，“三位一体”，又是一个循环往复的无止境的过程。事实证明，只有像周恩来那样自觉加强党性修养，不断完善自己，才能增强政治定力，经得起各种复杂斗争和风浪的考验。
综上所述，周恩来一生都是严于律己、坚持锤炼党性修养的杰出楷模。正是在这种近乎苛刻的严格自律中，他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不断总结，持之以恒地锤炼自身的党性修养，最终为全党乃至全世界做出了榜样，完美地展示了一名伟大的共产党人所能呈现的人生追求和精神境界。
通过这种“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锤炼，他立言立行、率先垂范，于细微处见精神，于点滴中显美德，留下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长期以来在党内外广为传颂。他的伟大人格与精神风范，也最终成为一盏明灯、一座丰碑、一面旗帜，始终熠熠生辉，始终充满力量，感召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