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会议室找对了，我就坐在那个角里”

1958年11月3日，邓小平在贵州视察期间，专程参观了阔别20多年的遵义会议会址。谈到遵义会议时，邓小平伸出两根指头，感慨地说：“20多年了！”这张照片展示了这一幕。

走进纪念馆，看到眼前纪念馆陈列的一切，邓小平的思绪一下子又回到了从前……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一、三、五、八、九军团及中央党政机关、军委总部和直属部队共86 000人，开始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漫漫长征。

邓小平是最晚接到随军长征的通知的。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临时中央全面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排挤和打击执行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同志。2月，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以反对“罗明路线”为题，点了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人的名，说他们是“江西罗明路线”的“领袖”。

3月2日，中共江西省委又根据中央局的意图，指责邓小平领导的会昌中心县委在敌人大举进攻时，“仓皇失措”“退却逃跑”，犯了“单纯防御的错误”，“是与罗明路线同一来源”的“机会主义”。3月底，在筠门岭召开了会、寻、安三县的积极分子会议，会议通过了《会、寻、安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决议》，对邓小平实行了围攻。会后，邓小平被调离会昌中心县委，撤销其中心县委书记的职务，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

5月5日，在临时中央和中央局派员主持的江西省委工作总结会议上，江西省委通过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对他们做了组织处理，部分或全部地撤销了他们的职务，还当众缴了他们的枪，责成他们去基层改造。

邓小平被撤销了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职务，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被派往中央苏区边远的乐安县所属南村区委当巡视员。

不久，在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贺昌等人的提议下，邓小平被调到红军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两三个月后，邓小平请求到实际工作中去干些具体工作，随即总政治部把他分配到下属的宣传部当干事，负责主编《红星》报。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红军长征后，由于邓小平曾经作为“中央苏区毛派的头子”受到过批判，所以他没有出现在随军长征人员的名单上。直到李富春调任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后，在他的关心下，邓小平才被批准参加长征。

邓小平和《红星》报编辑部随总政治部机关被编入军委第二纵队。

《红星》报是长征中跟随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一起行动的唯一报刊。它对于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鼓舞红军斗志，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途中，邓小平一边行军，一边搜集各方面的情况和材料。一到宿营地，别个休息时，他就把铁皮箱当成办公桌，写稿、编稿、刻写蜡版、油印报纸，忙得不可开交。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召开黎平会议。会后，中革军委决定压缩机关人员，充实战斗部队，同时对干部进行一些调整。邓小平调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1935年1月15—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

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

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

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

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

王稼祥在发言中也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和意见。

只有个别人在发言中为博古、李德的错误辩解。

李德坚决不接受批评。

邓小平在会上担任记录工作，他虽然没有发言，但毫无疑问，他是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坚定拥护者。

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

会后，张闻天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省扎西（今威信）县境后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

邓小平是作为《红星》报主编参加长征的。在长征途中，他一边行军，一边办报。《红星》报对于发动群众、鼓舞红军斗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34年12月18日黎平会议后，中革军委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合编为中央纵队。邓小平调任中央纵队秘书长，也就是中共中央秘书长。随后参加了中央政治局召开的遵义会议。

1955年，遵义会议纪念馆开放时，会址内的辅助陈列室里有一份参加者的名单，其中没有邓小平。反而董必武、林伯渠被误列入参加者名单。后来遵义会议纪念馆致函董必武办公室，才弄清楚董必武没有参加遵义会议，随即又弄清楚林伯渠也没有参加。

后来，邓小平到访过纪念馆。他一走进去就不停地向随行人员陈述当年的情景，诸如遵义会议在哪个房间里开的，他坐在什么位置等。“会议室找对了，我就坐在那个角里。后面是蒋家大院，大家都住在那里，现在没有房子了，原来那个院子结构复杂，几进院子。在走廊上议论走四川的问题，那个时候觉得走廊很宽，现在窄了！”随行的记者和纪念馆的工作人员，把邓小平回忆的这些重要史实很快记了下来。因为在此之前，纪念馆的同志还不知道邓小平参加了遵义会议。随后，纪念馆专门派人到北京查找相关资料，并访问一些当事人。周恩来等一些遵义会议亲历者均证实邓小平参加了遵义会议。据杨尚昆回忆：“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到遵义，遵义的同志问都是哪些人参加了遵义会议，我一一作了回答。他们又问邓小平同志是否参加了？我说好像不记得他参加了。回到北京，我问周总理，总理说小平同志参加了。当时担任会议记录，他是党中央秘书长。”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作为遵义会议的参加者，曾被林彪、“四人帮”否定。他们诬蔑邓小平“篡改历史，硬将自己塞进遵义会议”，“是捞取政治资本”。邓小平的照片，还曾一度被从遵义会议会址陈列室的墙上取下来。面对林彪、“四人帮”的诬蔑，邓小平曾平静地说：“我一生的历史已经够光荣的了，参加遵义会议也增添不了我一份光荣，没有参加遵义会议也抹杀不了我一份光荣。”这句话无疑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坦荡胸怀。

亲历这一段历史并亲身参加了遵义会议的邓小平，自然有着特别深的感受。他后来说：“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一个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作为中央领导，可以说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时，就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