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理论基础

城市是大量人口在相对较小地理区域的聚居，由此集中生产和集中交换而产生集聚经济效应。关于集聚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Marshall 。其后，Ohlin和Hoover将这种集聚经济进一步细分为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 ^[1] 地方化经济是同一产业内的企业向同一区域集中，当这种集中突破产业界限，即不同产业向同一地区集中，就产生了城市化经济。O'Sullivan将城市化经济形成的诱因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间投入的分享机制。一部分企业与其他企业在地理上的相互靠近，就可以分享其他企业所提供的中间投入品，此外大多数企业都需要银行、会计等商业服务和公路、通信系统等公共基础设施。通过分享这些中间投入品，选址于大城市的企业可以更低的价格获得更多的投入品选择。二是分享劳动力储备。假设某一产业的总需求是固定的，但单个企业的需求是变化的，不成功的企业将会解雇工人，成功的企业将会雇用工人，企业集群的出现促进了工人从不成功的企业向成功的企业转移，企业会被激励向同一地区集中，以分享产业集聚带来的劳动力储备效应。类似的，当不同产业的需求发生变化，即一些产业的劳动力需求上升而另一些下降，不同产业的企业同样被激励向同一地区集中，劳动力储备便促进了城市化经济的出现。三是劳动力技能匹配效应。工人的技能与企业的需求之间并不总是十分匹配的，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可以提高工人的密度，缩小工人的技能和企业技术要求之间的差距，提高技能匹配性，降低企业的培训成本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四是知识溢出效应。地理上的相互接近使得人们可以更加方便地相互交换知识。对于企业而言，知识溢出促进了新思想、新产品、新方法乃至新企业的产生；对于个人而言，知识溢出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和社会交往机会，人们在教育、工作和社会交往中习得知识和技能，从而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城市发展的基本要素是人口和土地。正是人口由乡村向城市流动以及城市土地面积扩张导致城市规模的不断变大。因此，人口迁移是城镇化的一个重要议题。城镇化过程就是城市人口集聚与增加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城市人口比重上升的过程。根据Zelinsky提出的人口迁移转变假说 ，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联系的人口移动转变可以划分为现代化前传统社会时期、早期转型社会时期、后期转型社会时期、发达社会时期以及未来超先进社会时期五个阶段；而大规模的乡—城迁移也起始于早期转型社会时期，并一直持续增长到后期转型社会时期，此后趋于下降，而城—城和城市内部的人口迁移开始活跃；在未来超先进社会时期，乡—城迁移将趋于消亡，几乎所有的人口迁移都将以城—城和城市内部迁移的形式存在。可见，伴随着城镇化加速发展，人口迁移将成为人口城镇化的最重要来源。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乡—城人口迁移是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Lewis的经典“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系统研究了发展中国家人口迁移与产业发展、城镇化的关系。 ^[2] 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假设一个经济系统存在使用可再生产性资本的资本主义部门即现代部门或城市部门和不使用可再生产性资本的维持生计部门即传统部门或农业部门。农业部门人口多，土地资源有限，劳动边际生产率最终将等于零或成为负值；城市部门劳动生产率高，各种生产要素向城市集中，城市部门的收入水平高于农业部门，两部门实际收入差距的存在使得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在逐利动机下源源不断涌入城市部门，从而为城市部门提供无限的劳动力供给。Todaro和Harris考虑到城市存在失业的现实，将就业概率引入模型，认为决定人口迁移决策的关键因素是城乡预期收入的差距，这个预期收入差距主要由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和就业概率决定。 ^[3]

土地利用是城镇化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杜能的“孤立国”模型 是土地利用模型的起点。在“孤立国”假设下，农民间的竞争将会使地租呈梯度状分布，以城市为中心向外围依次递减，所有农产品所耗费的地租成本与运输成本之和趋同并最小化，最终形成农产品生产的圈层分布。Alonso用通勤者代替农民，用中央商务区CBD代替孤立的城市，重新阐释了“孤立国”模型。 在Alonso模型中，城市土地的唯一属性是与CBD的距离，不同地点土地之间的区别就是与CBD的不同距离。每一个土地需求者按边际产出等于相应的地租来决定对不同区位的土地所愿意支付的最高地租，从CBD到远郊的地租逐步降低，从而再次产生了土地利用的同心圆结果。在O'Sullivan关于单中心城市土地利用的研究中 ，服务业因为是由具有很高通勤时间机会成本的雇员传送本企业产品，所以运输成本最高；制造业企业运输成本次之；住宅的通勤成本最低。均衡的土地利用模式由企业与居民的竞价租金曲线决定，如图2-1所示，服务业企业的竞价租金高于制造业企业，因此服务业企业位于以x 1 为半径的区域内；在该区域外围，制造业企业的竞价租金高于其他企业，因此制造业企业位于x 2 与x 1 之间；再往外，居民的竞价租金最高，因此住宅区位于x 3 与x 2 之间；最外围是农业用地。

地方政府在城市经济发展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主要职能是为辖区内的居民供给公共产品。 地方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以及收益被限定在相对较小的地理范围等三个特征。 由于规模经济形成的自然垄断以及外部性等原因，地方公共产品一般由地方政府供给。最优的公共产品供给要求社会边际收益等于社会边际成本，但由于搭便车问题，现实中地方政府不可能知道每个居民的支付意愿，从而无法进行有效的公共产品供给。蒂布特模型 的“用脚投票”机制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性。在蒂布特模型中，人口可以自由流动，存在足够多的可供选择居住的社区，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不存在外部性，居民能够通过无成本的迁移选择那些能够最好地满足他们既定偏好的社区，社区之间会有类似于厂商间为了消费者而展开的竞争以实现最优规模，每个居民可以通过在社区之间迁移的方式获得他自己最想要的公共服务/税收组合，并最终实现公共产品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

蒂布特模型引发了关于政府竞争的理论研究。一般来说，政府竞争的前提是存在一个包含大量地方政府的碎片化政府结构；一个鼓励创新和多元化的上级政府会强化地方政府竞争，而一个强力控制地方政府自由裁量权的上级政府会抑制地方政府竞争；如果地方政府严重依赖地方收入来源，那么地方政府竞争就会加强，而中央政府的资金资助则会弱化地方政府竞争。 因此，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水平受到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地方政府结构、地方自治和中央资金资助的范围。 ^[4] 地方政府结构能够促进横向的和纵向的两方面的政府竞争；由于不受中央政府控制的严重约束，地方自治刺激了服务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竞争；中央资金资助的程度对于地方政府竞争也非常重要，因为太高程度的中央资金资助会掩盖地方当局服务的真实成本，即产生财政幻觉。地方政府竞争的形式多样，贝利指出，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表现为它们提供选择性的税收、支出政策以吸引公民迁移（“用脚投票”）。 对地方政府来说，财政收支是最直接的可采用的策略性行为。围绕财政竞争，可以把地方政府竞争划分为横向财政竞争、纵向财政竞争和标尺竞争三种类型。 横向财政竞争是指同级地方政府之间为争夺要素实现本地利益最大化而展开的竞争 ^[5] ；纵向财政竞争是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竞争，当不同层级政府之间共享一个或多个税基 ，或者某种公共品需要不同层级的政府联合提供时 ，就会产生策略互动行为；标尺竞争是基于信息的横向财政竞争，选民通过相邻辖区之间的公共服务水平等指标的比较，作出投票决策，即相对绩效评价。 ^[6]

上述府际竞争类型可能混同存在于中国的府际关系中，地方政府之间可能为了争夺要素来发展本地经济而开展横向财政竞争，上下级地方政府为了税收分成可能会展开博弈式的纵向财政竞争，同级地方政府之间为了在竞争中胜出可能形成标尺竞争。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巨大经济绩效的重要因素。钱颖一等提出的“中国式联邦主义”或者“市场维护型联邦主义”理论将财政分权、地方政府激励与经济转型和增长结合起来，较好地解释了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该理论认为，中国的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这两方面的激励使得地方政府有极高的热情去维护市场，推动地方经济增长。钱颖一和许成钢认为在中国多层次、多地区的M型组织结构下，地方政府有很大的自主权得以在国有部门以外建立市场取向的企业来促进本地的经济发展，而且地区之间的竞争也迫使地方政府容忍甚至鼓励私有企业的发展，即地方政府竞争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 Montinola等认为在“中国式联邦主义”下，权力下放不仅增强了地方政府的权力，而且改变了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既引发了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以激励它们采取积极的措施促进本地经济繁荣，也限制了中央政府对经济的全面控制，具有保护改革的作用。 Qian和Weingast认为，财政分权能够促进地区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又会影响地方政府官员的自身利益，因此可以促使地方政府采取保护市场的行为。 Qian和Roland的研究表明，财政分权有助于硬化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因为地方政府不能通过无限向银行借钱来保护落后企业；府际竞争也会对地方政府随意干预市场构成约束，从而限制了政府官员的掠夺行为，因为要素可以用流动的方式来躲避地方政府的过度干预。

仅有经济分权还不足以解释中国地方政府的行为，只有把财政激励与政治晋升激励结合起来，才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地方政府行为。Li对中国政府内部激励机制变迁的分析表明，政府角色的定位和合理转变是转型国家发展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周黎安在Lazear和Rosen 的基础上，研究了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 ^[7] 晋升锦标赛是上级政府对多个下级政府部门的行政长官设计的一种晋升竞赛，胜者获得晋升。这种政治晋升锦标赛具有典型的逐级淘汰机制，进入下一轮的参与者必须是上一轮的胜出者，每一轮的被淘汰者将自动失去下一轮参赛的资格，一人所得即为另一人所失。因此，中国地方政府官员不仅在经济上为GDP和利税而竞争，同时也在“官场”上为晋升而竞争。正是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府际关系格局造成了中国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为增长而竞争” 。

[1] Ohlin，B. 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3.
Hoover，E. Location Theory and the Shoe and Leather Industries.Cambridge 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7.

[2] Lewis，W.Arthur.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The Manchester School，1954，vol.22，no.2，pp.139-191.
Lewis，W.Arthur. The Dual Economy Revisited. The Manchester School，1979，vol.47，no.3，pp.211-229.

[3] Todaro，Michael P.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9，vol.59，no.1，pp.138-148.
Harris，John R.，and Michael P.Todaro.Migration，Un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A Two-Sector Analysi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0，vol.60，no.1，pp.126-142.

[4] Boyne，George A.Competition and Local Government：A Public Choice Perspective. Urban Studies，1996，vol.33，nos.4-5，pp.703-721.
（英）斯蒂芬·贝利著，左昌盛、周雪莲、常志霄译：《地方政府经济学：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9—341页。

[5] Epple，Dennis，and Allan Zelenitz.The Implications of Competition among Jurisdictions：Does Tiebout Need Politic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1，vol.89，no.6，pp.1197-1217.
Zodrow，George R.，and Peter Mieszkowski.Pigou，Tiebout，Property Taxation，and the Underprovision of Local Public Good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1986，vol，19，no.3，pp.356-370.
Hoyt，William H.Property Taxation，Nash Equilibrium，and Market Power.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1991，vol.30，no.1，pp.123-131.

[6] Besley，Timothy，and Anne Case.Incumbent Behavior：Vote-Seeking，Tax-Setting，and Yardstick Competi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5，vol.85，no.1，pp.25-45.
Besley，Timothy，and Michael Smart. Does Tax Competition Raise Voter Welfare？CEPR Discussion Paper No.3131，2002.

[7] 周黎安：《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经济研究》2004年第6期。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 d1vLLsiGaTA1uC1bhk+zbWMhX78TnSo00kJr4wgg60unm6cSuWUu8fbQVS8CfFb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