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反杜林论》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

《反杜林论》是马克思、恩格斯众多经典著作中较为重要的一本，甚至可以说其重要性仅次于《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一经出版便在欧洲工人中间流行开来，对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对于遥远的东方社会，这种影响来得要迟得多，在《反杜林论》发表四十余年之后，这部巨著才得以与中国读者见面。《反杜林论》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是一个从零星分散到有组织、系统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流行史的一个缩影。

从1899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第一次将“马克思”这个名字带入中国，到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自觉向马克思主义靠拢，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再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马克思主义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广大进步青年。但是马克思主义实践性、批判性的品格和德国哲学与生俱来的深奥晦涩的基调，导致马克思主义在初到中国时呈现了碎片化和学理化的特点，许多工人无法完全领会其深刻内涵。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在写作过程中已经极力避免，但是中国读者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上难免有些欠缺。《反杜林论》“分析了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最重大的问题” ，是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系统化、理论化的成果，《反杜林论》的翻译和引入向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展示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解不全面的问题，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引来了源头活水，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五四运动后，中国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纷纷成立，国内的进步刊物《新青年》《国民》《建设》等纷纷刊载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被翻译介绍进中国。1920年12月，国民党人徐苏中（1886—？）翻译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刊登在国民党刊物《建设》上，这是《反杜林论》在中国首次翻译出版。该文章转译自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于1920年6月出版的日文版《反杜林论》节选本《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是河上肇根据《反杜林论》第三编“社会主义”的第二章“理论”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第三章翻译而来，所参考版本为1886年出版的《反杜林论》第二版德文原版。

从徐苏中1920年翻译发表《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到新中国成立的20多年间，社会主义在中国进一步传播，陆续有先进知识分子对《反杜林论》进行翻译与介绍。如瞿秋白1924年1月以《反杜林论》第一编“哲学”与第二编“政治经济学”为底本所作的《社会哲学概论》；叶作舟在1930年6月出版的《马克思学体系》中以《达尔文学说之基础的要素》为题摘译了《反杜林论》第一编“哲学”第七节“自然哲学。有机界”中的“达尔文学说部分”；吴亮平翻译的《反杜林论》全本于1930年11月由上海江南书店出版，署名吴黎平；钱铁如于1930年12月以《反杜林格论——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批判》为题翻译出版了《反杜林论》的三版序言、绪论以及“哲学”编；杜畏之在1932年8月出版的《自然辩证法》中发表了其所翻译的《反杜林论》第二版序言和部分概论；程始仁在1930年4月出版的《辩证法经典》中刊载了其所摘译的《反杜林论》概论部分，标题为《唯物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周建人于1948年8月出版的《新哲学手册》中发表了其摘译的部分《反杜林论》；1949年10月梁武翻译的《新哲学典范》与《新经济学典范》刊载了《反杜林论》的第一版序言、引论第二节“杜林先生许下了什么诺言”、第一编“哲学”编和第二编“政治经济学”编。

20世纪3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传播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禁毁国内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先后颁布了带有专制色彩的《图书法》《图书杂志审查大纲》《新闻检查大纲》等法令，一方面组织销毁已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另一方面严禁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出版。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社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组织纷纷成立，在高压之下有组织地对马克思主义著作进行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大规模、有组织地翻译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新阶段。

“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马克思主义以其不灭的真理光辉吸引着为处于危难的中国谋求革命出路的先进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组织下，在众多先进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推动下，《反杜林论》《哲学的贫困》《费尔巴哈论》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著作被翻译出版。如上所言，一时间，《反杜林论》也出现了诸多译本。对《反杜林论》的书名和作者的翻译可以说五花八门，以201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全集本为参考，具体比较如下：

1928年，中共六大通过的决议案明确要求，“发行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布哈林及其他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领袖的重要著作” 。在社联的安排下，1930年夏，吴亮平接手了朱镜我、王学文、彭康等同志翻译《反杜林论》的工作，于1930年11月在地下党负责的江南书店出版，署名吴黎平，甫一出版便在社联创办的《书报评论》创刊号（1931年1月）“新书介绍”栏目中进行介绍。

吴亮平作为中国共产党杰出的理论家、翻译家，年少时便在父亲的影响下广泛阅读进步刊物，如邵力子主编的《觉悟》和蔡和森主编的《向导》等。他回忆道：“读书开拓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知识，提高了我的爱国主义民族意识。” 吴亮平于1923年考取了大夏大学，在大学期间，积极参加爱国主义运动，并阅读了《共产党宣言》《价值与利润》《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恽代英的推荐和党组织的安排下，1925年10月，吴亮平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课程有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历史学、英语、俄语等，这些都为吴亮平的翻译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翻译文本的复杂艰辛之外，对于吴亮平而言，当时国民党的高压政策、恐怖统治和迫害也是他不得不面对的困难。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进行反动统治，在白色恐怖统治中，革命事业陷入低谷，马列主义著作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销毁，《反杜林论》也是其中之一。吴亮平身份特殊，在上海，他一方面要在法政大学冒名代课，另一方面需要提防国民党反动派的监视与跟踪，在这种情况下他仍坚持翻译，这使得《反杜林论》首译本的出版发行更彰显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光辉。

在1930年的首译本出版不久，吴亮平便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关押到上海提篮桥监狱，直至1932年被中国共产党营救出狱。在监狱期间，吴亮平不屈不挠，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崇高理想，在狱友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宣传工作，将监狱变成了马克思主义
学校。

1937年，吴亮平随红军长征来到延安。1939年，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吴亮平根据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1938年订正的新版俄文本以及德文原本和英文本订正了已经出版的《反杜林论》中的一些错误，并于1940年8月由延安抗战书店出版。吴亮平在《〈反杜林论〉中译本的五十年》一文中写道：“《反杜林论》订正版，对我来说始终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因为它是在毛主席的亲自鼓励和督促下完成的，如果说，1930年我第一次翻译《反杜林论》时，主要是出于对马列著作和革命理论的朴素感情（当时我仅22岁），那么到了这时，我在毛主席的教育下，对搞好《反杜林论》这本名著译本的认识有了较大的提高。”

首译本出版之后，在进步人士中间广受好评，到1940年再版前进行了多次翻印。1932年7月，李达主持的笔耕堂书店将吴亮平署名改为“吴理屏”进行印刷；1938年，生活书店进行翻印；1939年，由上海搬迁到重庆的生活书店又对《反杜林论》的吴亮平译本进行印刷出版。《反杜林论》的畅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结果，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真理性、革命性的显现。

新中国成立后，将马克思主义学说理论化、系统化的工作走上正轨，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翻译、文献学研究也更上一层楼。吴亮平于1951年开始对《反杜林论》的文本翻译进行又一次校勘核对，参考的底本为1950年俄文版，同时参考德文原版与1954年莫斯科英文版，这项工作直到1955年底才完成，由人民出版社于1956年2月出版发行。

除吴亮平，中共中央编译局也组织团队，以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8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以及俄文本为依据，对《反杜林论》进行翻译。1966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中便采用了中共中央编译局组织翻译的版本。这个译本也被采纳进1971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之中。除此之外，人民出版社1970年出版的《反杜林论》单行本第一版、197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均采用此版本。

之后，中共中央编译局对《反杜林论》的翻译多次进行斟酌和修正：199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二版）第三卷与199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反杜林论》单行本第二版均根据德文版重新校正；2009年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则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原文重新作了审核与修订，同时还收录了《〈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恩格斯的《步兵战术及其物质基础。1700—1870年》以及《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对〈反杜林论〉正文所作的补充和修改》。

此外，民族出版社根据中共中央编译局翻译的《反杜林论》相继出版了维吾尔文版（1972年7月和1978年6月两版）、朝鲜文版（1972年10月）、蒙文版（1972年12月）、藏文版（1973年8月）、哈萨克文版（1975年10月）等民族文字译本。新疆人民出版社于1977年3月出版了托忒蒙古文版。将《反杜林论》以少数民族语言翻译出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少数民族中的广泛传播，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