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恩格斯为什么要写《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重要代表。亟须纠正工人阶级思想中的错误倾向、社会历史的变革推动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呼唤“比以往更连贯的形式”，是恩格斯撰写这本著作的主要原因，也反映了这本著作的写作背景。

1. 亟须纠正工人阶级思想中的错误倾向

恩格斯写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直接原因，是回应保尔·拉法格的请求。保尔·拉法格既是法国工人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马克思的二女婿，在国际工人运动特别是法国工人运动中有着较大影响力，在马克思主义宣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882年4月初以前，拉法格一直作为政治流亡者生活在伦敦，并使马克思和恩格斯与法国社会主义者建立了联系。他热切地关注法国的形势，并为法国报刊撰写了大量著作和文章。他察觉到法国工人阶级内部的非马克思主义倾向日渐抬头，急需一本较为通俗的理论著作加强马克思主义在群众中的宣传和普及，以纠正错误思潮在工人运动中进一步扩散的倾向。而恩格斯曾经在《反杜林论》一书中系统阐述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引起了包括拉法格在内很多人的关注。在朋友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友”拉法格的请求下，恩格斯把《反杜林论》中“引论”第一章“概论”、第三编“社会主义”第一章“历史”和第二章“理论”整合，单独编成一本通俗的理论著作。正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2年德文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那样：“我为我的朋友保尔·拉法格把这三章汇集在一起交给他译成法文，并增加了若干比较详细的说明。” 在《反杜林论》1885年序言中，恩格斯进一步解释：“我为我的朋友拉法格把本书的三章（《引论》的第一章及第三编的第一、二两章）编成独立的小册子，以便译成法文出版；在法文版成为意大利文版和波兰文版所依据的文本之后，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为名的德文版也刊行了。” 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英文版导言中，恩格斯再次说明：“根据我的朋友保尔·拉法格（现在是法国众议院里尔市的议员）的要求，我曾把这本书中的三章编成一本小册子，由他译成法文，于1880年出版，书名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

应该说，拉法格等人对法国工人思想状态的担忧绝非杞人忧天，而是基于法国社会的历史文化和现实背景作出的科学判断。法国是大革命的发源地和启蒙思想家的聚集地，首都巴黎又有“19世纪的首都”之美誉，其本身就孕育出了极为丰富的社会主义思想。不仅三位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之中的两位——圣西门和傅立叶都出身法国，巴黎公社更是以“冲天的精神”推动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不断发展和进步。从社会主义发展史来看，法国在社会主义思想的演进过程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摩莱里、加布里埃尔·马布利、巴贝夫、埃蒂耶纳·卡贝和布朗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庸俗社会主义代表人物蒲鲁东和路易·勃朗，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拉梅耐、毕舍，“不伦不类的折中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勒鲁、孔西德朗等，都是法国人。

“繁花似锦”的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诞生并流行于法国，是法国以农业商业为主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第三等级”这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传统政治联盟与天主教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1年柏林版中，恩格斯以注释的形式总结道：“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一方面必须有德国的辩证法，同样也必须有英国和法国的发达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科学社会主义并不 完全是 德国的产物，而同样是国际的产物。” 和英国相比，法国工业革命的开展不仅起步晚，过程也缓慢而艰难。法国的无产阶级与其说是一个能够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阶级，不如说是一个苦难深重的阶级。其社会主义思想一诞生，几乎就充满着“救世降临说”。因此，法国的社会主义一诞生就具有两重性。它既是“一声痛苦的呐喊”，也是一种对博爱精神的呼唤。它是一种“观念形态上”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不是从社会的演变中寻找解决办法，而是从自己的头脑中构造出一个建设理想社会的计划，来反对悲惨的现实。而且，为了建造这个幻想中的城堡，他们对自己所处的时代究竟成熟到什么程度都丝毫不加考虑。法国社会主义思想这种“观念形态上”的特点，以及培育社会主义的思想和革命传统的多样性，都说明了有多少个理论家，也就有多少个理论体系。这种社会主义不是扎根于现实的、具体的，而是充斥着空想、混杂、不完善和封闭的。

政治局势的迅速变化也对法国工人阶级思想造成了很大影响。马克思最初认为，法国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流派众多并能吸收小批工人阶级的拥护者，主要是由于工人阶级的不满情绪没有一个共同的集中点。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就是提供这样一个集中点的尝试。《宣言》在批判“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以崭新的世界观提出了科学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但这对大多数的法国工人而言时机仍不够成熟。在19世纪中期，法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诉求仍在很大程度上与中产阶级的改革运动纠缠在一起。虽然很多社会主义者及其追随者在政治上是相对激进的，但“社会主义”总体上都是以一种社会改良计划的形式出现的，一般不会在人们头脑中唤起政治运动的想法。当时所谓的“社会主义者”几乎大部分都会先去打动人类的友爱之情，而不是去唤起阶级团结的精神。实际上，1847年成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之所以使用这一名称而非“社会主义者同盟”，也是因为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一词还带有较强的空想性质，不如“共产主义”一词更富有革命色彩。

在《共产党宣言》等著作的启发下，无产阶级革命在欧洲各地接连爆发，但革命的失败表明，无产阶级还未拥有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所设想的强大能力，仍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才能掌握政权。尤其是在巴黎公社失败后，国际工人运动一度陷入低潮。西欧大部分地区都确立了代议制的政治统治模式，代议制政府以参政权为基础，使国家在表面上具有了政治民主的因素，进一步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因镇压巴黎公社而闻名，后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的梯也尔甚至说：“社会主义这些词已经在我国永远被埋葬了。”然而，社会主义思想阵营内部的斗争不但没有停止，反而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一度在工人阶级头脑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受到重创，“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又一次活跃起来并试图挑战科学社会主义的合理性，特别是在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具有深厚社会经济基础的法国。在法国工人活动家盖得出版的共有6种专刊的《平等报》中，除了马克思主义观点之外，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观点也见诸报端，反映出当时法国工人的思想状况十分复杂。

虽然1879年于马赛召开的工人代表大会宣告了法国工人党的成立，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统一。盖得十分冷静地对当时工人阶级的思想状况评价道：“我们工人阶级只有一小部分是集体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而且是表面上的集体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他刚刚开始而且只是隐约地感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必要性。这主要是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包括盖得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派领导人保持着直接的联系，他们通过私人接触、通信、发表文章，尤其是通过协助制订法国工人党的纲领等多种多样的方式致力于思想的澄清。在制订纲领的同时，《社会主义评论》分三部分连载了恩格斯整理补充、拉法格翻译的《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此外，法国工人运动的领导力量也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除了盖得和拉法格周围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力量之外，还存在着一个越来越明显地采取改良主义立场的集团。这个集团不久便在保尔·布鲁斯和贝努瓦·马隆的领导下形成“可能派”，三年之后导致了法国工人党的分裂。 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错误思潮所造就的只能是“一种折中的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直到今天还统治着法国和英国大多数社会主义工人的头脑，它是由各学派创始人的比较温和的批判性言论、经济学原理和关于未来社会的观念组成的色调极为复杂的混合物”。

“繁花似锦”和“四分五裂”之间，往往只隔着一层薄薄的窗纱。法国的社会主义传统意识和丰富形式，难免会与民族主义相结合，导致法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潮进一步偏离科学社会主义的轨道。《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在法国出版后，恩格斯还在致伯恩施坦的信中说道：“许多法国社会主义者一想到以法兰西思想造福世界的、拥有思想垄断权的民族，文明中心的巴黎，现在忽然要接受德国人马克思的现成的社会主义思想，就觉得非常可怕。” “如果您再考虑到法国人，特别是巴黎人只会把分歧理解为 个人 之间的分歧，您就会明白，这些先生们是怎样刚取得一些小小的成就便断定已经达到了目的，熊还没打死，就来分熊皮，并因此争吵起来。” 即便是在巴黎公社内部，都至少有布朗基派和国际工人协会派两股势力存在。占多数的是“凭着革命的无产阶级本能的”布朗基派，占少数的是国际工人协会派，而其中的大部分还是“把法兰西银行视为神圣的”蒲鲁东派。 到了19世纪80年代，法国社会主义思想阵营内部初步形成了一些始终对立的宗派：工人党（盖得派）、中央革命委员会（布朗基派）、无政府主义派或自由主义派。 对于法国社会主义思想这种繁盛与混乱交织的状态及其深入工人阶级头脑的影响，拉法格和恩格斯都是十分清楚的。

实际上，法国社会主义的分裂至少有四点原因。第一，在经济方面，由于法国工业革命起步较晚、发展不均衡，法国工人阶级身处的环境差异较大。工业部门的新旧、工人技术的优劣、工资标准的高低、城市化规模的大小等不同，都导致法国工人阶级难以真正团结一致。第二，在社会心理方面，由于法国工业结构具有极端的复杂性，因而导致工人阶级的社会成分和思想状态非常混杂，导致有的工人组织更易于接受社会主义的各种派别。第三，法国历史上留下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遗产，为分裂提供了思想基础。第四，在政治制度方面，代议制的第三共和国及其实行的自由，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扩散；而镇压制度（如俾斯麦在德国实行的镇压制度）自然导致社会主义者统一起来，具有坚强有力的组织和纪律。加之，“捍卫共和国”作为一种神圣的义务，使得工人阶级难于同“资产阶级共和国”决裂，甚至觉得这种决裂痛苦不堪，这就可能会抹杀其阶级觉悟。 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原版的《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仍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传播，对统一法国工人阶级的思想起到了很大帮助。如果没有这本宣传小册子，法国社会主义的分裂或许会更为快速。

在解决了法国工人阶级的燃眉之需后，改善和提升德国工人思想状况的任务也被恩格斯等人提上了日程。1878年，由于俾斯麦政府颁布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进行革命活动。与此同时，杜林的错误思想在德国工人中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对无产阶级革命活动起到了消极作用。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英文版导言中指出：“德国社会党正在迅速成为一股力量。但是，要使它成为一股力量，首先必须使这个刚刚赢得的统一不受危害。可是，杜林博士却公然准备在他周围建立一个宗派，作为未来的独立政党的核心。因此，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我们必须应战，把斗争进行到底。” 为了进一步削弱社会民主党人的影响，俾斯麦从1881年底开始推行“甜点和皮鞭”的政策，将血腥镇压与宣布实施社会改良配合起来，并伴随着大规模的思想宣传运动。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试图证明，已宣布的社会改良有助于解决“社会问题”，俾斯麦政府所实行的铁路国有化和计划实施的烟草垄断也是向社会主义的主动靠拢。他采取这些措施是要将工人阶级束缚在统治制度上，社会主义工人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为了社会主义的目标，需要更大范围地争取工人，向遭受驱逐和迫害的年轻一代传授理论知识，并使大家都认识到工人阶级的斗争必须以自己的科学世界观为依据。因此，更深入地探究和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成为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当务之急。《社会民主党人报》作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正式机关报，承担着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重要任务，马克思主义力量和机会主义力量在此开展了激烈的斗争。马克思主义派的人们认为现有的社会民主党人著作的大部分，包括拉萨尔的著作都已不再适用，倒不如出版一部小册子，从通俗地描述当今的腐朽状态出发，用生动通俗的语言向所有感兴趣的人阐明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以匡正对社会主义本身的种种歪曲。在这种情况下，1882年7月初，伯恩施坦向恩格斯提出建议，出版《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德文版来满足对新的宣传著作的普遍要求，“或许再加上一篇简短的分析俾斯麦社会主义的结束语”。恩格斯在复信中说，“关于 德文 版《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我也早就在考虑，特别是自从我看到这本书在许多优秀的法国人的头脑中引起了真正的革命以来。我高兴的是我们在这方面的意见一致。”

从一开始，恩格斯就清楚出版他的小册子的德文版有些困难：“写一个比较简练的德文本，比起那个写得比较自由的法文本来，困难要大得多。把这个东西写得通俗而又不损害内容，也就是要使它能够成为人人易懂的宣传性的小册子，任务是艰巨的” 。恩格斯并不是简单地照着《反杜林论》来写，他写出了一份新的付印手稿，这份手稿很可能是以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翻译所起草的草稿为基础的。他采用了法文本的结构及所有的特别是第三节中重要的补充，其中包括结尾处的概述。此外，恩格斯还对全文进行了认真细致的修改。他告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奥古斯特·倍倍尔，《反杜林论》的头两章被“大加修订和通俗化”了。与法国工人相比，德国工人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先驱的知识要少得多。恩格斯认为让德国工人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来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标题的改动可能也是出于这个愿望。在着眼于社会主义向科学“发展”的同时，他还强调了对理论先驱们的延续性。在谈到空想社会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的序言中他特别指出了这一点。恩格斯着眼于德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并以这种方式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延续性和新的特质，同时向国际工人运动的先锋——德国工人运动阐明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科学性。1883年，本书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为标题在苏黎世出版。从此以后，德文版主要用作翻译成其他语言的基础。

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适应了德国工人阶级的思想实际。该书在附录部分收入恩格斯写的《马尔克》一文，阐述了德国土地所有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的一部重要文献。恩格斯将《马尔克》收入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四个德文版和1892年英文版。他在1892年英文版导言中指出：“附录《马尔克》是为了在德国社会党内传播关于德国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和发展的一些基本知识而写的。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当时党在团结城市工人的工作方面已经完成在望，又要着手进行农业工人和农民的工作。” 在写作过程中，恩格斯利用了他研究德意志人早期历史所收集的材料，尤其是对格·路·毛勒的著作反复进行了批判性的研究，获得了不少新的认识。恩格斯从1882年起，就建议拉法格根据包括《马尔克》在内的德文版出版新的法文版。可以看出，恩格斯认为在修订德文版时所作的改动和补充是十分必要的。

事实证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版达到了预期效果。1883年3月21日柏林王室警察总监命令禁止出版这部小册子。尽管如此，恩格斯的著作仍然特别迅速地传播开来。在该书1891年德文第四版序言中，恩格斯指出：“我曾经预料，这篇论文的内容对我们的德国工人来说困难是不多的，现在这个预料已被证实。至少从1883年3月第一版问世以来已经印行了三版，总数达1万册，而且这是在现今已寿终正寝的反社会党人法的统治下发生的事情。同时，这也是一个新的例证，说明警察的禁令在像现代无产阶级的运动这样的运动面前是多么软弱无力。” 通过论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和特征，恩格斯不仅满足了德国工人运动的迫切需要，而且还满足了国际工人运动的迫切需要。在随后几年中根据德文版出版了许多种译本这一事实，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2.社会历史的变革推动理论发展

“现代社会主义……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 恩格斯写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使社会主义已然从空想走向了科学。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首先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社会主义”一词的诞生早于对它的命名。“社会主义”（Socialisme）一词，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意大利作家吉尤拉尼于1803年发明创造的，但它一开始却并未引起世人的注意。在法国，到1831年，“社会主义”才首次出现在一家名字带有预见性的耶稣教日报《播种者》上。1832年2月和1833年4月，“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圣西门派的《环球》和傅立叶派的《法伦斯泰尔》先后使用了“社会主义”一词；自诩发明这个新词的皮埃尔·勒鲁只是在1834年再造此词。但“社会主义”最初采用的含义仅仅是一个与个人主义相对立的道德观念。只是到了19世纪40年代，社会主义才具有该词的现代含义。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重点内容是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简要概述和分析。而恩格斯之所以要完成这项任务，根本上是因为“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他对此“也不能再置之不理了”。 恩格斯这里所说的“新的事实”，特指“在历史观上引起决定性转变的历史事实”。这一方面包括法国里昂工人起义、英国宪章运动等阶级斗争运动，另一方面也包括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在欧洲各国的确立及巩固。 这两方面的历史事实无情地打破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美好幻想。在资产阶级统治之下，社会的物质财富总量确实在增加，而社会贫富分化却越来越严重，“穷者愈穷、富者愈富”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事实日益令人信服地证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和劳动的权益一致、关于自由竞争必将带来普遍和谐和人民的普遍福利的学说完全是撒谎。” 从空想社会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是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的依据由“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向历史事实的客观结论转变的过程，并且这种结论是建立在当时当地的物质利益关系的基础之上的。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也是建立在经济关系的发展变革的基础之上的。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

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向读者辩证地呈现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意义是恩格斯的写作意图之一。1839年，经济学家日洛姆·布朗基（巴黎公社领袖布朗基的哥哥）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史》中，首次把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等人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这个称号一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采用，便成为一种具有深远影响力的历史性范畴。空想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态和阶级状态相适应的。“社会主义”一词在诞生之初，其主要是指通过合作以实现全体人类幸福的目标的集体管理制度，所强调的重点不在于劳资之间的斗争，更不在于“政治”。到了后来，“只要所强调的是共同生活、集体所有制、以社会道德为中心内容的教育，或者主张对规范人类生活的习惯和制度等客观条件进行集体的社会计划和控制”，几乎都会被冠以“社会主义”之名。 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随之而来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虽然存在，但在当时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能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 从16、17世纪莫尔、康帕内拉和安德里亚对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描写，到18世纪摩莱里和马布利依据理论推演出的共产主义社会，再到19世纪初三位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及其学说，本质上都将社会主义视为脱离于时间、空间和人类历史发展的绝对真理，试图从精神层面感召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自我改造。

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以资产阶级的种种学说为基础，单纯地依靠社会改良实验和资本家的同情怜悯，是无法实现人类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平等与博爱的。科学社会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及其他社会主义的重要区别在于——“它的任务不再是构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 无论是圣西门、傅立叶还是欧文，他们基本没有想到资本家和工人作为两个在经济上对抗的阶级进行斗争，更不曾设想过实现他们的计划需要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就是这样，傅立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徒然坐待资本家响应他的鼓吹自愿地对他所倡导的公社提供资金；而欧文则把他本人和朋友的钱财投入他的‘合作村’，并且不断地寻找能够理解其理想的美妙之处的富翁。圣西门也梦想得到富翁们的支援。” 当工人阶级完成从“自在”到“自为”的转变、工人运动从分散走向联合以后，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更是逐渐成为宗派教义式的、绝对真理般的存在，给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造成了负面影响。恩格斯意图通过事实向读者们证明：只有当生产力的发展引导生产方式发生变革之时，社会主义才能向科学的方向迈进。而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详尽制度，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失败是其必然的结局。

在恩格斯看来，三位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出现是偶然的。因为他们并非是作为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出现的，而是站在如何立即解放全人类的立场上展开活动的。“这种天才人物在500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500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 在此基础上，恩格斯认为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出现并不是从历史发展的联系中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纯粹是一种侥幸现象。但是，对于他们为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恩格斯仍给予了高度评价，如称赞圣西门具有“天才的远大眼光”等。在《德国农民战争》1870年第二版序言的补充中，恩格斯就曾说：“虽然这三个人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 可以说，在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之后，对空想社会主义者及其思想进行历史的、全面的、辩证的总结和评价，是恩格斯写作此书的重要目的之一。

“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 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现实”，指的是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即工业革命的发生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事实。19世纪70年代，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以西欧、北美为中心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日渐兴起。在交通和通信技术进步的推动下，由殖民扩张建立起来的世界市场正式形成，为工业生产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需求，也推动了工业规模的扩大、新工业部门的诞生和工人数量的增加。如果说此前，无产阶级“还完全无力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它表现为一个无力帮助自己，最多只能从外面、从上面取得帮助的受压迫的受苦的等级” ，到了19世纪末，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描绘了这一时期的历史图景：“在所有被西方资本主义浪潮淹没甚或包围的国家，以劳力赚取工资度日的人数正在不断增加——从南美巴塔哥尼亚（Patagonia）的大牧场和智利的硝酸盐矿场，一直到西伯利亚东北冰天雪地里的金矿区（大战前夕，此处发生大规模的罢工和屠杀）。在任何需要建筑工事，或需要在19世纪已不可或缺的市政服务和公共事业（如瓦斯、供水和秽物处理）的地方，在任何将全球经济连为一体的港口、铁路和电报到达的地方，都可看到他们的身影。”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英文版导言中就谈道：“工业革命创造了一个大工业资本家的阶级，但是也创造了一个人数远远超过前者的产业工人的阶级。随着工业革命逐步波及各个工业部门，这个阶级在人数上不断增加；随着人数的增加，它的力量也增强了。” 如果说工人数量增多是尽人皆知的事实，那么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视域之下，这种量的变化将会导向质的飞跃，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的时代即将来临。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与普及将是引发质变的关节点。

第二次工业革命虽然加速了生产社会化的过程，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部分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但与此同时，资本家也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了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削，资本集中的趋势进一步加强。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垄断阶段，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具体到工人阶级的层面，“阻碍重重的自由劳动的发展导致一个悖论出现：只有当工人一方形成谈判垄断组织来限制市场自由时，工人个体才被给予自由来摆脱劳动力购买方的控制手段。” 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不相容性进一步增强。

在欧洲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以其理论的科学性和现实的有用性，逐渐成为部分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指导思想。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和工人数量的增多，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开始萌动，然而这种意识在初次化为行动之时往往是十分直接的：如试图捣毁机器的卢德运动，针对工厂经营者的暴力反抗，等等。一般而言，具备了一定阶级意识的工人组织最初倾向于对抗直接的经济对头。尽管这在一定范围内是卓有成效的，但对于无产阶级和整个社会而言，效果则是微乎其微的。斗争即使再英勇无畏，没有科学学说的指导，也就没有胜利的前景。这就呼唤无产阶级自觉接受科学理论的指导。1874年，恩格斯就在《德国农民战争》序言中强调：“特别是领袖们有责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越来越彻底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言辞的影响，并且时刻注意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来对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 过去，社会主义还仅仅接触到资产阶级自由派小团体，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们无视工人的斗争便向空想社会主义进军。随着工人阶级在斗争中逐渐觉醒，掌握思想理论的知识分子逐渐开始关注工人群体。这其中既有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有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第一次经由知识分子到工人中间去传播，这也反过来促进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更新。

总之，恩格斯深刻地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他在概括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思想时写道：“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 经济 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 恩格斯指出，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发现的。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研究资本主义，发现资本主义剥削剩余价值，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因此，马克思是当之无愧的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他详尽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产生和发展，论述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原因、特点和实质，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掘墓人和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伟大历史使命。在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下，无产阶级将胜利地完成解放世界的事业。

3.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呼唤“比以往更连贯的形式”

更加简要、连贯、精炼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恩格斯写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重要原因。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恩格斯对《反杜林论》的摘录和补充，而《反杜林论》首先就是恩格斯建立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一种尝试。这本书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沿用了恩格斯的这一划分。对于这种划分，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作为“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相统一”的学说，是以现实社会发展的实践和问题为中心，而非以学科为中心来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的。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间是有机融合、浑然一体的。从恩格斯本人思想发展的原初语境看，他也无意于构造一个哲学（抑或经济学或者科学社会主义）的庞大体系，他的任务在于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寻找现实路径。

尽管《反杜林论》在形式上确实分为哲学篇、政治经济学篇和社会主义篇三个部分，但应该注意的是，恩格斯并非有意将马克思主义区分为这三个组成部分。恩格斯写作的主要目的不是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而是批判杜林的思想体系，即《反杜林论》是根据杜林的思想体系而设置并逐一批判的。虽然杜林的理论漏洞百出，但由于这种理论是以某种体系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仍然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因此，恩格斯要批判杜林的谬误，也必须运用整体化、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增强说服力。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序言中所写的：“这种新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以某种新哲学体系的最终实际成果的形式出现的。因此，必须联系这个体系来研究这一理论，同时研究这一体系本身；必须跟着杜林先生进入一个广阔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他谈到了所有可能涉及的东西，而且还不止这些东西。” “‘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近来，天体演化学、一般自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的体系如雨后春笋出现在德国。最不起眼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动辄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 “本书所批判的杜林先生的‘体系’涉及非常广泛的理论领域，这使我不能不跟着他到处跑，并以自己的见解去反驳他的见解。因此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成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而这一阐述包括了相当多的领域。” 马克思主义总是在和其他理论学说的论战之中不断完善自身，这一点在《反杜林论》的写作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如果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还没有自认为要以马克思主义的体系与其他“体系”相对立，那么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他则公开说明了写作目的。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英文版导言中，恩格斯说：“这本小册子本来是一本大书的一部分。大约在1875年，柏林大学非公聘讲师欧·杜林博士突然大叫大嚷地宣布他改信社会主义，不仅向德国公众提出一套详尽的社会主义理论，而且还提出一个改造社会的完备的实际计划。当然，他竭力攻击他的前辈，首先选中了马克思，把满腔怒火发泄在他的身上。” 恩格斯认为杜林体系的建构实际上是德国人普遍的深思精神的体现。“当我们每个人在阐述他认为是新学说的那种东西的时候，他首先要把它提炼为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他一定要证明，逻辑的主要原则和宇宙的基本规律之所以存在，历来就是为了最后引到这个新发现的绝妙理论上来。在这方面，杜林博士已经完全达到这种民族标准了。……我不得不涉及所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无论如何，我的对手的包罗万象的体系，使我有机会在同他争论时用一种比以往更连贯的形式，阐明马克思和我对这些形形色色的问题的见解。” 应该说，恩格斯以一种“比以往更连贯的形式”进行写作，不只是因为其批判对象的理论是体系化的，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从理论走向实践，也不可避免地需要通俗化、系统化以保持自身的生机活力。

巴黎公社失败后，国际工人运动陷入了低潮，社会主义思想也处于四分五裂的状况。但第二次工业革命依然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工人的数量仍在不断增加，这昭示着工人阶级力量被削弱只是暂时的，各国的革命运动仍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然而在法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多部著作都没有被翻译成法文，《哲学的贫困》和《资本论》也只有少部分知识分子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在当时的法国几乎无人知晓，甚至在工人党的领袖中都鲜为人知。在这种情况下，“普及宣传马克思主义如同一切基础教育那样，要求简明扼要，要求图解形式，尤其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崭新的极其复杂的理论。” 在法语国家特别是法国，经拉法格的翻译和法国工人党的理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重要结论以通俗化形式呈现给了法国工人阶级，《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当恩格斯着手编写德文版时，却感觉到了一定的压力。在1882年德文版第一版序言中，恩格斯说：“这一著作原来根本不是为了直接在群众中进行宣传而写的。这样一种首先是纯学术性的著作怎样才能适用于直接的宣传呢？在形式和内容上需要作些什么修改呢？” 在形式方面，恩格斯删去了《反杜林论》中一些不必要的外来语，“在内容方面，我可以肯定地说，对德国工人来说困难是不多的。总的说来，只有第三部分是困难的，但是对工人，比对‘有教养的’资产者，困难要少得多，因为这一部分正是概括了工人的一般生活条件。” 可以说，恩格斯写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目的，既包含学术上对理论完整性的追求，也包含了现实上对通俗易懂性的考量。 DDkSU75+iboOeckRY2DT43BlD1o7gvtK8no2tyA13JKiRE6Mdlq1/DVchLoEzWY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