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不在场的在场
“缺席”的哲学博士

1841年3月30日，在柏林大学读了近五年的卡尔·马克思，终于获得了由法律系和哲学系两个系的系主任共同签名的毕业证书。对马克思来说，这份毕业证书的获得实属不易。从1835年10月进入波恩大学学习（1836年10月转入柏林大学），已经过去了近六年的时间。

大学毕业一周之后的1841年4月6日，马克思就将自己为申请哲学博士学位而写的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以及申请书、个人自传、波恩大学肄业证书和柏林大学毕业证书，从柏林寄给了耶拿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卡尔·弗里德里希·巴赫曼教授。又一周之后的1841年4月13日，巴赫曼教授向哲学系系务委员会提交了自己亲自撰写的关于卡尔·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推荐书，并给予了马克思肯定性的高度评价：“谨向诸位推荐特利尔的卡尔·亨利希·马克思先生这位极有资格的候选人”，“该博士论文证明该候选人才智高超、见解透彻、学识渊博，本人认为该候选人实应授予学衔”。 该系的七位委员一致赞同巴赫曼教授推荐书的意见。于是，1841年4月15日，在马克思不在场的情况下，耶拿大学授予马克思哲学博士学位并颁发了证书。

自此，一位以思想改变世界、为人类幸福而工作并奋斗终生的“红色博士”，永不屈服的革命斗士，诞生了。

表面上看，马克思获得博士学位的过程比较轻松；实际上，马克思为申请博士学位而撰写博士论文的时间很长。1835年10月，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学习法律。一年后的1836年10月，马克思转入柏林大学继续学习法律，但他喜欢的是哲学。1837年夏，因病在柏林近郊施特拉劳休养期间，马克思“从头到尾读了黑格尔的著作，也读了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 ，其理论兴趣开始从康德和费希特转向黑格尔。在写《博士论文》之前，马克思就曾模仿黑格尔的思辨逻辑写过一篇将近24印张的对话——《克莱安泰斯，或论哲学的起点和必然的发展》（很遗憾，马克思的第一篇哲学习作没有保存下来），想使彼此完全分离的科学和艺术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在该文中，马克思强调自己着手通过概念本身、宗教、自然、历史这些神性的表现从哲学上辩证地揭示神性，但该文实际上是一部追随黑格尔的“新逻辑学”。正因如此，马克思说自己“这部著作，这个在月光下抚养大的我的可爱的孩子，象欺诈的海妖一样，把我诱入敌人的怀抱” 。可以说，马克思的第一篇“哲学习作”本质上还是一个具有浪漫色彩的理想主义的产物。但对青年马克思来说，“帷幕降下来了，我最神圣的东西已经毁了，必须把新的神安置进去” 。特别是后来加入“博士俱乐部”之后，马克思的思想开始有了更明确的转变。对此，马克思在写给父亲的信中总结道：

我从理想主义，—顺便提一提，我曾拿它同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想主义比较，并从其中吸取营养，—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如果说神先前是超脱尘世的，那么现在它们已经成为尘世的中心。

先前我读过黑格尔哲学的一些片断，我不喜欢它那种离奇古怪的调子。我想再钻到大海里一次，不过有个明确的目的，这就是要证实精神本性也和肉体本性一样是必要的、具体的，并且具有同样的严格形式；我不想再练剑术，而只想把真正的珍珠拿到阳光中来。

为此，马克思接受了自己在“博士俱乐部”的人生导师—布鲁诺·鲍威尔的建议，为做一名大学哲学教师而努力撰写博士论文。

获得博士学位后，马克思愉快地把自己的博士论文送给了燕妮的父亲，也即自己后来的岳父。论文扉页上写着“献给敬爱的父亲般的朋友—政府枢密顾问官—特利尔的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先生，借以表达子弟的敬爱之意” 。而在《博士论文》的献辞中，马克思又真诚地表示：“我敬爱的父亲般的朋友，请您原谅我把我所爱慕的您的名字放在一本微不足道的小册子的开头。我已完全没有耐心再等待另一个机会来向您略表我的一点敬爱之意了。” 冯·威斯特华伦和马克思是忘年交，他在马克思小时候就很喜欢聪明的马克思。他对文学特别是荷马和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都很熟悉，经常带马克思朗读一些文学作品，在文学修养方面对马克思和燕妮影响很大。

略有遗憾的是，马克思的母亲罕丽达希望儿子获得的是法学博士证书而不是哲学博士证书。自1838年5月10日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病逝后，家庭的重担就落到了这位勤劳的女性身上。她对作为家中长子的马克思只要求一件事：尽快获得学位和高官厚禄。而马克思获得的哲学博士证书，大大减少了他谋得有利可图的实际职位的可能性。对马克思及其家庭来说，确实少了一位养家糊口的律师；而对全世界受苦的人来说，却多了一位伟大的“革命导师”。

本来，马克思宁愿违背父母的愿望，也要撰写《博士论文》和申请哲学博士学位，为的是到鲍威尔工作的波恩大学，也是马克思自己就读的第一所大学，谋求一个哲学教师的职位—这也是马克思一生中自己主动谋求并乐意从事的为数不多的一个职业。可等马克思顺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鲍威尔本人却被波恩大学辞退了。自然，作为鲍威尔的追随者与合作者的马克思，也就求职无望了。

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的马克思，从事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到《莱茵报》做编辑。1842年3月，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7月正式到《莱茵报》编辑部工作。实际上，这几乎是马克思时代青年黑格尔派成员的共同命运—“在19世纪中期的德国大学中，没有无神论者或民主人士的容身之地。没有一个青年黑格尔派成员能在大学获得大学职位，他们被迫从事自由撰稿人、记者以及其他经济来源不稳定的职业” 。在《莱茵报》编辑部，作为“哲学博士”的青年马克思以烈火般的热情投入工作中，他的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由于马克思博士针砭时弊，犀利且深刻，《莱茵报》由一份为新兴资产阶级服务的地方性报纸逐渐转变为为底层人民仗义执言的颇有影响的全国性报纸。马克思在对该报进行了几个月卓有成效的管理之后，10月15日被任命为主编。在马克思的负责下，几个月的时间里报纸的发行量增加了一倍多。马克思博士的个性极具支配性，以至于书报检查官把该报组织称为纯粹“马克思一人的专政” 。

当时的马克思，已经被一种远比哲学更强烈的兴趣吸引住了，他走上了政治斗争的道路，他借助《莱茵报》继续进行这个斗争，而不再去“纺他那哲学的线了” 。1842年的最后几个月，《莱茵报》开始声播全国。该报的一位撰稿人这样描述该报：

普鲁士和德意志拥有的一切年轻的、有新鲜自由思想的或者（作为政府抱怨的联盟者的）革命思想的天才都到这里避难来了。他们使用各式各样的武器，进行斗争，庄重、嘲弄、博学、通俗，今天用散文，明天用诗歌，为着共同的目标而结合一起，书报检查官和警察与他们的争斗是徒劳的……

而《莱茵报》的24岁的年轻主编给人的印象并不比报纸少。《莱茵报》的一个编辑留下了对当时马克思的生动描写：

来自特利尔的卡尔·马克思，24岁，充满力量，浓密的毛发生动地长在他的脸颊、胳膊、鼻子和耳朵处。他专横、冲动、热情，有着无限的自信，但同时又非常严谨、博学，是一个不知疲倦的辩论家。他用强烈的犹太人的深刻敏锐性把青年黑格尔派的每一个学说命题都推到底；通过对经济学的集中研究，他当时已经准备转向共产主义。在马克思的带领下，这份年轻的报纸很快开始了丝毫不计后果地发表言论……

马克思在“博士俱乐部”结识的一个叫莫泽斯·赫斯（后来《莱茵报》的编者之一，据说是他把共产主义思想带进德国）的青年朋友，在见到马克思之后，印象极为深刻，他对马克思也极为推崇。1841年9月2日，赫斯在科隆向他的朋友奥艾尔巴赫写信极力推荐马克思：

你将准备认识一位伟大的、也许是唯一现在还活着的真正的哲学家。不久，他将公开露面（不论在著作中，还是在讲台上），那时，他将引起德国的注意。不论就他的趋向来说，还是就他的哲学思想的形成来说，他不仅超过了施特劳斯，而且也超过了费尔巴哈，而超过后者，就说明很多问题！如果我能到波恩去，而他在讲授逻辑学的话，那我将是他最勤奋的听众。我一直希望能有这样一个人当自己的哲学教师。……

我所崇拜的马克思博士还是一个很年轻的人（大概不到二十四岁）。他将给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以最后的打击。他把最机敏的才智与最深刻的哲学严肃性结合起来。你想一想，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在一个人身上结合起来了（我说的是结合，不是混合），这就是你将得到的关于马克思博士的概念。

六个杰出的伟大历史人物“结合”在一起，才能抵得上一个马克思博士，这就是青年马克思博士初登社会舞台后，留给赫斯的深刻而伟大的非凡印象。除了马克思没能登上波恩大学的讲坛外，赫斯所说的其他方面都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