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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以“哲学教科书改革”为标志，中国的马克思哲学研究取得了巨大进步。在此基础上，进入21世纪，学者们的研究越来越自觉地聚焦于马克思哲学的文本、思想及其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也即自觉在文本解读、思想阐释和现实关怀三者的张力之中，深入展开当代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唯此，当代中国的马克思哲学研究才能取得更长足的繁荣和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手稿及其经典著作，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直接诞生地，也是我们深入研究和把握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第一手资料，更是我们“走进马克思”的不二法门。正因如此，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起，国内一些学者高举“重读马克思”“回到马克思”“为马克思辩护”等大旗，深入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系列经典文本及手稿，取得了马克思哲学文本解读的一系列新成果，大大推进了国内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进入21世纪，学者们在经典文本解读的基础上，越发自觉地进入对马克思经典文本及手稿的版本考证、形成的理论逻辑和时代背景、发展和传播途径及历史演变和影响等问题的深入比较和分析中，以期更深入、更细致、更准确、更全面地还原和呈现马克思哲学诞生的真实文本语境和“历史原像”，从而为我们解读、研究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提供最为真实、有效和权威的第一手文本资料。这样，我国的马克思哲学研究就避免了以苏联教科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为“模本”和“样板”的人云亦云状态。
应该说，当前我国马克思哲学研究中文本解读的理论自觉，已经摆脱了“解读文本＝钻故纸堆”的偏见，而是充分认识到要想深入展开和推进马克思哲学的当代研究，就必须“回到”马克思、“重读”马克思。但我们在深入解读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及手稿的同时，还必须自觉认识和把握好马克思经典文本的“时代性”问题，即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形成和适应的具体语境与今天的时代变化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实际上还是一种以真正的马克思的态度对待“马克思”的问题，也即真正摆脱先入为主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束缚的问题。其实，就马克思本人在经典文本中曾表达过的一些观点和思想而言，确实存在着具体的“时代性”和“针对性”问题。对此，恩格斯曾不止一次地强调，他和马克思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
，它们只是“行动的指南”。在这里，我们仅举两例：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2年为《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共同写的“序言”中明确指出：“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因此“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二是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写的“1891年单行本导言”中强调，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1859年）以前发表的那些著作，有个别地方与他在1859年以后写的著作不尽一致，有些用语和整个语句如果用后来的著作中的观点来衡量，是不妥当的，甚至是不正确的”
。这就是马克思哲学的创始人对待自己文本的真实态度，更是我们今天的后学继承和对待马克思哲学文本的应有态度。所以说，我们今天解读马克思的经典文本，既要避免对马克思文本解读的主观任意性，随意“制造”马克思；又要避免“肢解”其某些话语，甚至是抓住某些只言片语，就以为拿到了“尚方宝剑”，到处“套用”马克思。
在当前国内兴起的对马克思哲学经典文本的解读热潮中，我们往往忽视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谁来解读”—解读的“主体”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作其文本的本意，绝不是为了自我欣赏和自我消遣，也不仅是为了公开发表和驳倒对手，更多是为了表明观点和澄清问题，从而更能够说服和掌握群众—变成群众手中批判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但实际上，今天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解读主体，主要是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一些研究者和理论家群体，相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阅读群体非常有限。对此，日本学者宫川彰的做法倒是对我们颇有启示：他四十多年来一直坚持组织日本的工农大众利用业余时间研读《资本论》。
实际上，正如恩格斯所言，《资本论》本来就是“工人阶级的圣经”。因此，宫川彰的这一做法，值得我们中国广大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深思。
但解读文本绝不是停留于重复文本，而是为了更深入地把握和阐释马克思哲学的本真思想。也就是说，我们“解读马克思”是为了“走进马克思”“理解马克思”和“解放马克思”。所以，我们今天解读马克思的文本，一方面要“走进马克思”—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经典文本的本意，另一方面更要让马克思“走进群众”—用马克思的文本（理论）说服人，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真正“大众化”。一句话，解读“文本”，绝不是为了凸显“学术”，而是为了把握“思想”，即通过解读文本学会与马克思一起运思，在文本解读的可能性空间中寻找回应当下现实问题的理论生长点。
进入21世纪，随着文本解读的逐渐深入，国内马克思哲学研究出现了所谓“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现象。实际上，马克思哲学在今天之所以还具有生命力，绝不仅是因为作为“学术对象”而存在，而是作为“学理思想”而存在。否则，马克思早就被抛进历史的垃圾桶了。因此，面向“思想本身”，深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应是当代中国马克思哲学研究最为重要的理论自觉。
在当今资本全球化扩张的时代，真正保持清醒认识和批判张力的，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文本“话语”，而是其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思想精髓—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批判的“批判精神”。其实，早在1843年，马克思就强调，自己的“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对此，恩格斯特别强调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列宁也指出，“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
；梅林也认为马克思主义“排斥了每一种想把多变的人类生活视为一律的死板公式”
。这些论断都充分表明，“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思想精神和理论特性。从本质上说，马克思哲学绝不是一种解释性和预测性的知识，而是一种批判的标准和反思的尺度。在今天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中，我们更应该自觉地面向和坚持这一本真批判精神。
马克思哲学的这一本真批判精神，在马克思之后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传统”中却“遗失”或“走样”了。马克思之后的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者”，往往只是抓住马克思完整思想的某一部分、某一片段或某一话语，把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硬性地分割开和对立起来，实际上是误解、曲解甚至是肢解了马克思主义。如第二国际的一些理论家们，曾极力把哲学从马克思主义中驱逐出去，否认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哲学，主张用马赫主义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考茨基就声称：“我并不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任何哲学，而是把它理解为一种实验科学，即一种特殊的社会观。”
如果说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企图通过否定马克思哲学来否定或取代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话，之后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正好相反，他们企图把马克思主义仅仅归结为“哲学”。而当代西方出现的所谓“后马克思主义”，虽然也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实则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如以拉克劳、墨菲为代表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而强调政治霸权的“激进民主政治”，以鲍德里亚为代表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生产理论而强调消费的“符号交换”等，实质上都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来反对或“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因此，我们今天再阐释马克思的思想，绝不可任意地“过度阐释”，而应面向“思想本身”进行“合理阐释”。
对形形色色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不同“阐释”，马克思在世时就曾表示过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特别是对当时法国的一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就明确强调“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恩格斯接着补充说，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因此，重读马克思哲学的经典，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本真思想，并不是简单地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个“文本”和说过的某些“话语”，而是要回到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思想旨趣，也即回到马克思恩格斯最终所要解决的“问题本身”—“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
，从而实现无产阶级及全人类的解放。应该说，对这一问题本身，马克思本人从青年到老年都有着充分的理论自觉。马克思在中学时就立志要选择“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到青年时马克思又强调共产主义是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到了晚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继续追求建立“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更高级的社会形式。所以说，马克思一生立足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极度贫富差别和不平等现象的批判，是对人的自由和解放的不懈追求。马克思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这就是“目标始终如一”的马克思。正因如此，他一生中最好的朋友和最伟大的战友恩格斯才在马克思去世后盖棺论定地说：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是马克思“毕生的真正使命”。
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是人类思想史上真正终生对资本主义进行最无情批判的“唯一的人”，他为我们今天批判和超越资本逻辑的全球统治开辟了广阔的可能性空间。
所以，解读马克思哲学经典文本，最根本的就是要抓住马克思哲学的思想精髓，并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努力推进这一思想的时代发展。邓小平在说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时，曾经用了两个很形象的词，一个叫“老祖宗”，一个叫“说新话”。我们既要坚持“老祖宗不能丢”
，遵循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旨趣；又要敢于说“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根据新的实践，把“老祖宗”说的东西加以丰富、发展和完善。这实际上就是如何处理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照着讲”与“接着讲”的关系问题。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本真思想和精神，不是僵化地隐藏在某些文本之中，而是活在人们以文本为基础的合理的创造性阐释当中。正是在这面向“思想本身”的创造性阐释中，马克思哲学才获得了勃勃生机，才不仅表征和反映时代精神，而且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重读马克思”“回到马克思”和“走进马克思”，才是真正用发展的马克思思想指导新的伟大实践。
解读马克思哲学的经典文本，把握和阐释马克思哲学的本真思想，都是为了关注和改变当代现实。关注和改变现实，既是马克思哲学最根本的思想诉求，也是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哲学最根本的理论自觉。早在1842年的《〈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中，青年马克思就强烈反对“哲学、尤其是德国的哲学”脱离现实的幽静孤寂和自我直观，而强调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而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任何真正的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
而在其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批评那些满嘴喊着“震撼世界的词句”的青年黑格尔派“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
。恩格斯也专门批评德国一些青年人把历史唯物主义仅“当做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他告诫这样做“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因此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和“现实问题”。
也正因如此，马克思才特别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之前的旧哲学因其固有的“体系情结”，过分追求体系的构建和逻辑的自洽，而导致它们不自觉地偏执于“解释”，造成了“改变”的实际缺失。只有马克思哲学，真正立足于“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把“现实”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去理解，关注“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才彻底颠覆了抽象形而上学，打破了追求概念体系的哲学传统，使哲学从天国回到人间，在理解和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现实规律的基础上，通过“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来寻求和开辟人类解放的现实道路，从而自觉地实现了“改变世界”。现在一些对马克思哲学——不管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虽然都为反对抽象形而上学、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做出了贡献，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地受潜在的“体系意识”所支配，仍然是在不自觉地寻求和建立一种超越现实的“隐性”的概念体系和“准原理”。它们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在一定意义上仍然是在直观的或抽象的理论领域里兜圈子，又不自觉地回到了旧体系哲学，很难对世界做出合理的改变，因而也只能是“非批判的实证主义”，而无法真正继承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的历史使命。因此，我们应继续高举马克思哲学反直观、反抽象、反体系的大旗，摆脱教条意识，走出原理情结，抛弃思辨梦想，沿着马克思所开辟的“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的革命道路，在充分发掘和发挥马克思哲学批判精神的基础上，以革命意识和革命精神始终站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推进社会变革和追求人类解放的最前沿，从而真正避免马克思哲学在面对当代现实—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的“失语”或“语焉不详”状态。
改革开放40多年来，马克思哲学发挥其特有的反思和批判功能，在推动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和中国人生存方式的跃迁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建设的日益深入，如何以一种哲学的方式，揭示和阐明当代资本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经验，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新挑战。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哲学的创新必须走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之路。从根本上说，中国化就是提出、研究和回答中国问题，时代化就是提出、研究和回答现实问题，大众化就是提出、研究和回答群众问题。而这三个问题实际上可归结为一个问题—中国问题。但中国问题又不是中国自己的问题，而是中国与世界一起面对的世界性问题。这一世界性问题，从马克思哲学的视野看，仍然是“资本逻辑的全球化”问题，也即马克思指出的“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
的问题。要回答和解决好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充分发挥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精神，以马克思的方式—“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来关注和改变现实。因为“问题并不在于实现某种空想的体系，而在于要自觉地参加我们眼前发生的改造社会的历史过程”
。所以，今天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依然离不开对现实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超越。我们必须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语境中，具体分析资本逻辑新的统治形式导致的人类危机和困境，从而揭示出摆脱资本主义所主导的世界体系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能够让马克思哲学真正深入今天被资本逻辑统治的人们的日常生活，让人们学会以马克思的方式来思考和关注现实，使人们在“后革命时代”保持一种清醒的革命意识和批判精神，敢于直面和回应人类发展所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敢于在“实践中”证明自己理论的“现实性和力量”。这才是研究和发展马克思哲学的真正价值和生命力之所在。
实际上，“作为有史以来对资本主义制度最彻底、最严厉、最全面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大大改变了我们的世界”
。今天由于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人们又开始重新关注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马克思哲学，这无疑是对其本质意义的强有力的现实回应：“现在是时候去除伪装，用现代人的思维来讲述马克思那不可思议的命运以及他非同常人的智慧与政治轨迹……发现这位针砭时事之人的卓越之处。”
马克思才是真正的“千年伟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马克思还在努力探求整个世界以及人类自由的原动力：只要是在一种团结的和反抗的精神下面对当代资本主义，在一个致力于建设以平等、自我实现和终结压迫为目的的传统中，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仍然有着强烈持久的吸引力。
马克思代表着一种世界精神。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马克思值得拥有人们对他的所有期待：对于关心人类状况的所有人而言，甚至无论他们的政治观是什么样的，马克思都会为他们继续提供有意义的启示。
在此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马克思是现时代真正当之无愧的“人间的普罗米修斯”，马克思哲学仍然是21世纪人类走向自由解放的“助产婆”，马克思的伟大“幽灵”必将永驻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