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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市民社会是一个不道德的社会，从启蒙时期开始，就有许多思想家开始思考如何把市民社会转化为一个“道德化社会”的问题。在对这一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学术探讨作出了“私人性”与“公共性”的区分，走向了对公共领域的解析。公共领域中的公共生活是建立在意见表达的基础上的，然而，意见表达体系的建立却是一个艰难的历史过程，从中世纪后期开始直到今天，走过了一段漫长的道路。今天，人们已经普遍获得了表达权，而早期市民社会的表达自由之理想却依然没有实现。这是因为，近代以来的政治发展在赋予人们表达权的同时也造就了一个“中心—边缘”表达结构。在这个结构框架下，中心的表达得到放纵，边缘的表达则受到压制和排挤，而且造成了全面的表达异化状态。表达异化与一切社会危机、政治危机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性。人类社会今天所要进行的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也都需要从消除表达异化入手。这首先意味着对国家主义的扬弃。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社会结构出现了重组的趋势，正在形成中的“新市民社会”必将终结国家主义的历史，使社会治理迈入“后国家主义”时代，尽管所走的道路不同于列宁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