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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伯里克利苦心经营的民主政治只是奴隶主的民主，他的目的是调整奴隶主（包括自由民）内部的关系，以更有效地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而且它实行的范围仅限于成年男性公民。不用说奴隶，就是自由民妇女，也被排斥在民主机制之外。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雅典民主政治总比贵族政治或君主专制要优越得多，这不仅仅表现在公民政治权力的扩大和经济上、法律上的保证。更重要的是它极大地推动了雅典奴隶制城邦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创造了希腊古典时代的灿烂文明。雅典民主政治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大大超出了它实际实行的狭小范围。
正是在这种民主制度下，雅典公民才自觉关心政治，富于牺牲精神。伯里克利说：“在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所关心的，不仅是他自己的事务，而且也关心国家的事务。就是那些最忙于他们自己事务的人，对于一般政治也是很熟悉的。”
这种情况只有在高度民主的雅典才能出现。公民关心政治，说明这样的政治反映了他们的利益，为了保卫这样的政治制度，他们不惜牺牲一切。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时，雅典人舍弃世代相传的田园庐舍，举族迁入雅典城的壮举，就是他们热爱祖国、热爱民主的矢忠精神的反映。
正是这种民主政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主权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雅典的政务，不论内政外交，都要经过公民大会讨论通过，雅典的大小诉讼案件，都要经过陪审法庭的判决，雅典的各级官职向全体公民开放。公民的意愿决定一切，法律面前没有例外，不管它实际效果如何，但在形式上作为一个原则的申明却是值得肯定的。正因为如此，在雅典，不论民主派，还是贵族派，都把争取公民的拥护当作实现自己政治主张的第一要务。伯里克利之所以能连克对手西蒙，修昔底德，也正是由于获得了大多数公民的支持。到了后来，由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的失利、瘟疫的发生，人们迁怒于他。尽管他为民主政治的实行和雅典帝国的建立，可以说是劳苦功高，尽管他一人曾经主导雅典政局十多年，他领导下的民主政体被历史家修昔底德视为“实际上是第一公民的统治”
，但仍免不了被革职罚款。
由此可见雅典公民的权力之大，他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
。
正是这种民主政治，形成了三权分立制的雏形。公民大会为最高立法机关，一切决议，提案、法律均需经其通过才能生效。陪审法庭为最高司法机关，受理除死刑以外的大小诉讼案件。十将军委员会和五百人议事会及其他机关分别行使行政大权。元老院仅仅成了名义上的荣誉机关。这种三权分立制虽然不很明确，但在某种程度上防止了某个人或某一权力机构滥用职权。这种各政权机构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制约的政治形式，曾被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推崇，并从理论上加以发挥，现已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采用。
正是在这种民主政治下，雅典的奴隶制经济才得到迅速发展。雅典是以工商业立国，工商业的发展是雅典民主政治赖以产生的经济基础。因此，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民主政治，必然给奴隶制经济特别是工商业以巨大的推动。伯里克利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他鼓励有技艺的外邦人移居雅典，让他们为雅典的繁荣献智献力，据一般估计，当时住在雅典的外邦人有三四万之多。他大力发展海军，保持雅典海上霸权，借此来开拓商路，扩大原料人力来源。一般认为，在伯里克利当政时，雅典奴隶数目占全体居民的二分之一，达近20万。奴隶的劳动渗入雅典社会各个生产领域。而且，在民主的雅典，奴隶的处境、地位较其他各邦要强一些。
从这一点上来说，也是对生产力的解放。奴隶的大量使用和奴隶劳动积极性的相对提高，无疑促进了雅典经济的发展。伯里克利鼓励对外贸易，雅典的手工业、农业都不同程度地卷入商品经济的轨道。他本人就醉心于此，一年的收获一次全部卖掉，然后逐渐从市场上购回所需之物。
阿提卡内地也出现了许多种植橄榄、葡萄的大庄园。雅典当时主要的出口品就是手工业制品（特别是陶器）、橄榄和葡萄酒。它们远销到黑海一带。同样，其他各地（包括黑海、小亚、埃及、南意大利）的产品也源源不断涌往雅典。伯里克利把庇里优斯港（Piraeus）扩建一新，使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港，各地的产品在此转手交易，贸易额每年达2000塔兰特。
雅典人收取关税和各种交易税，大发其财，伯里克利发放公职津贴，举办大型庆典，修建神庙，部分费用就来源于此。一句话，伯里克利的经济政策与他的民主政治改革密切相关。雅典经济的繁荣昌盛，既是民主政治的产物，也是它的基础和保证。历史已经证明，伯里克利的民主政治日臻完善之日，也就是雅典的奴隶制经济繁盛之时。
正是由于这种民主政治，雅典才成为当时希腊世界文化艺术的中心。诚然，奴隶制经济的发展、海外霸权的建立、宗教上的影响都是雅典文化繁荣的主要原因，但除去传统因素之外，它们中的哪一点与雅典的民主政治无关呢？在伯里克利时代，氏族制度的残余基本扫除，传统观念受到怀疑。伯里克利认为：“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成果。”
这种人本主义思想可以说是他那个时代的普遍观念。在民主的雅典，“人”受到重视，“人”的个性、自由、平等权利和人的知识才能得到尊重，因此，“人”的积极性得到较大程度的发挥，人们的文化艺术才华突然迸发。自由的学术空气、平等的社会制度，吸引了各地的文人学士，刺激了人们的创作灵感；丰富多彩的神话传说，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艺术素材和大显身手的艺术天地。伯里克利时代，真可谓是群星灿烂，出现了被誉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Herodotus）和修昔底德这样的历史家，出现了菲迪亚斯（Pheidias）、卡里克拉底（Callicrates）和伊克提诺斯（Ictinus）这样的雕刻家和建筑师，出现了索福克里斯（Sophocles）、阿纳克萨哥拉、普罗泰戈拉这样的悲剧家和哲学家，就是苏格拉底（Socrates），也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对于他的死因、他的思想仍在探索之中，但近来的研究证明，苏格拉底至少并不反对民主政治。
伯里克利兴建大型公共工程，雄伟壮丽的雅典娜神庙就是雅典民主政治事业欣欣向荣的象征和伯里克利时期建筑、雕刻等艺术精华的凝聚。它的外观庄严和谐，恰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如果我们把它与两河流域的高台神庙建筑和埃及的金字塔作一比较，我们就会看到后者体现着君王的威严，前者体现着社会的平衡、协调。伯里克利致力于雅典文化事业，其目的就是要使雅典成为全希腊的学校，
外可抬高雅典的威望，招引各邦人士的景仰，内可对公民进行爱祖国、爱民主政治、爱自由平等的理想教育。其实，我们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那些著作中，不就可以处处感受到他们对雅典民主政治的赞誉和颂扬吗？
如前所述，雅典民主政治调动了公民的爱国热忱和献身公共事务的精神，壮大了雅典的经济实力，加强了海上霸权，促进了文化艺术的繁荣。雅典先后与波斯、斯巴达角逐于地中海达几十年之久，其长久不衰的精神正是来源于这种民主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伯里克利的民主政治，造就了雅典帝国。伯里克利时期的民主政治，并不仅限于在雅典一邦实行。凡是当时雅典帝国所辖范围内的大小城郊，绝大多数都建立了民主政治。伯里克利每征服一地，首先就是推翻那里的僭主或寡头政治，代之以雅典式的民主政治，这样，就使这种民主政治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尤为重要的是，这种民主政治不仅影响了其后的罗马共和国，而且影响了近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诞生，甚至影响到现在。早期文艺复兴运动的指导思想——人文主义，以及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所宣扬的“天赋人权论”“三权分立论”，溯其根源，无一不在于希腊的城邦制度，尤其是雅典的民主政治。因此，我们不能因伯里克利是奴隶主政治家，就抹杀他的历史功绩，也不能因他实行的是奴隶主民主政治，就笼统地以“都是为奴隶主服务”的结论予以否定。我们要尊重历史，特别要看到它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本章原文初稿于1982年6月，修改于1985年5月，校订于
2021年6月。此文为未刊稿，基本保持原貌，略有删改与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