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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里克利的改革措施主要表现在扩大民主、加强法制两个方面。他紧紧依靠下层公民，自上而下，步步深入，终于使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日臻完善。
第一，协助厄菲阿尔特，完成了对元老院的最后改革。元老院从来就是贵族派的核心组织，希波战争后恢复了它的威望和影响，并以此来压制、迫害民主派。要实行民主政治，必先打破这个顽固堡垒。公元前462—前461年间，伯里克利与厄菲阿尔特一道，首先在公民大会上谴责元老院个别成员的渎职行为，进而转为对元老院本身的打击。斗争的结果是褫夺了元老院（初审理凶杀案之外）的几乎所有审判权和监察权。并把这些权力分别授予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和陪审法庭。
元老院权利的削弱，扫除了民主改革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从此，伯里克利的改革可以较为顺利地进行了。
第二，各级官职向所有公民开放。梭伦改革时规定，只有第一、二级公民才可担任执政官和其他高级官职。在伯里克利控制城邦事务时，取消了这一决定。据亚里士多德的记载，公元前457年，双牛级（即第三级）的公民也有资格担任执政官。
这一法令是对少数公民凭其财产富有而享有参政特权的否定，给下层公民进入城邦管理阶层打开了道路，使民主的基础进一步扩大。后来，第四级公民也取得了担任公职的资格，但他们本身没有参政能力的状况直到实行公职津贴后才有所改变。
第三，给公职人员发放服务津贴。雅典的各种官职向来是实行无薪制的。没有公薪，贫民的参政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很清楚，因饥肠辘辘而终日惶惶，谁还能去管理国政、享受民主呢？伯里克利有感于此，在前451—前450年间提出了给陪审团成员发放津贴的法令，每人每天两个奥波尔（obol）。据说，伯里克利采取此项措施是为了击败贵族派领袖西蒙，笼络人心。因为西蒙依仗其万贯家财，收买民众。他无计可施，遂接受友人建议，采取这样的对策。
此外，在他当政时，应该还给服役战士和水手每天发放三个奥波尔，
给最穷公民发放观剧费，一天两个奥波尔。
不论伯里克利这些措施的动机何在，或者像某些历史学者指出的，这并非他的首创，只不过“是希波战争时代订立的负担国家义务（尤其是兵役）报酬制的自然而然的延续和发展罢了”
，但其实际效果却是给贫民参政提供了必要的经济保证，他们可专事公务而不必为衣食忧虑。据载，当时领取津贴者不下二万人，
占所有全权公民的二分之一以上，而且当时的陪审员多由最穷的公民（第四级公民）担任。
由此可见，发放津贴对广大贫苦公民来说是何等重要。此时雅典才可以说完成了从梭伦改革以来由富豪政治向民主政治的根本转变。
第四，健全法制，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机关既互相制约，又协调统一。雅典公民可在约每九天召开一次的公民大会上提出自己的议案，以付之通过，但是提案者必须在一年内对其所提法案负责。如果与旧有法律相抵触，或与公众利益相违背，即使提案已被通过，若有人起诉，经判定确是如此，提案者也得受罚。惩罚形式轻重不等，有的处以罚金，有的甚至处以死刑。这就是伯里克利时期的“违宪法案起诉条例”
。另外，这时还设立了护法官一职，由七人担任，行使监督之权。当元老院或公民大会开会时，护法官坐在主席旁边，遇有任何措施或提案与现行法律不合，他们就有权干涉。他们也有权干涉行政长官，限定其只能按照法律行事。法制法庭也是这时设立的，成员从陪审员中抽签决定，有时为五百人，有时为一千人。
法制法庭的作用，是把法律的制定和废止变得像审判讼案一样，使之具有同样严肃可靠的性质。这三点并非对于民主的限制，而是为了更好地实行民主。亚里士多德说过，“法律不应该看作（和自由相对的）奴役，法律毋宁是拯救。”
在雅典贵族派和民主派的斗争中，为了战胜对方，两派常常不择手段的造谣，污蔑，甚至暗害，无所不用其极。所以，有这三项措施就可保证正确地制定法律，谨而慎之地运用法律，防止了由于某些人的煽动而使法律变化无常，朝令夕改。当然，法律毕竟是法律，它是由特定的人来执行的。到了后来，违宪法案起诉条例常被滥用，以至于成了敌对党派相互攻讦的工具。但伯里克利制定它的目的，是使公民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更好地行使民主权力。
第五，扩大陪审法庭的权力。在伯里克利时代，陪审法庭的职权，人数都比过去大为扩大和增加。其一，原来由元老院掌握的一部分审判权现在归于陪审法庭。其二，雅典的陪审法庭成为帝国的最高法庭，拥有终审裁决权。各同盟国之间的纠纷及其内部的诉讼都汇集于雅典。其三，诉讼案件的增加，绝非少数人可以承办，于是，伯里克利把陪审法庭的成员扩大到六千人。五百人一组，分成十二个陪审团。平常由十个陪审团抽签审判。最后判决用秘密投票的方式决定。另外两个陪审团作为递补。陪审团如此庞大，诉讼双方预先又不知将由哪个陪审团审理。这在较大程度上防止了营私舞弊和行贿受贿等不法行为。
第六，实行抽签制和轮换制。为了防止少数人专擅政务，给所有公民以平等的任职机会，伯里克利时期，还实行了担任公职人选的抽签制和轮换制。从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来看，几乎所有公职人选，不论官职高低，都得在全体公民中经过抽签才可决定，唯军事官吏和财务官是举手选出。不论个人财产多寡、地位高低，在抽签制面前一律平等。而且，每次担任公职一般以一年为限。不得连任（十将军等除外），到期轮换，这样就使所有公民在一生中都有可能一次或数次担任不同的公职。
当然，实行抽签制不免使一些平庸之辈当选，但因任期不长，且受公民监督，所以在伯里克利当政时，并未造成什么明显恶果。
伯里克利进行上述改革，并非一帆风顺，失去昔日特权的旧贵族势力从梭伦、克里斯提尼时代起，就从未停止过反抗。到了伯里克利时代，随着民主改革的进一步实行，贵族派的活动也就更加猖狂，西蒙被逐之后，贵族派又推出修昔底德（Thucydides，并非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为领袖。他重组贵族力量，向伯里克利进行猛烈的攻击。两党几乎发展到白刃相见的地步。但因其逆雅典历史潮流而动，终于在公元前443年遭到了与西蒙同样的命运——被逐。自此之后，伯里克利才连续15年担任首席将军，执雅典大权之牛耳。所以说，伯里克利改革的成功，是在斗争中实现的，是民主派对贵族派的巨大胜利。
对于伯里克利的民主政治改革，本文的概括肯定不够全面。但仅从这几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出伯里克利在民主政治的广度和深度上，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梭伦，乃至克里斯提尼。如果说，他们奠定了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的基础，那伯里克利则在这个基础之上建造了富丽堂皇的大厦。通过一系列改革，伯里克利不仅使雅典公民获得了比较充分的民主权力，而且给他们提供了行使这种权力的必要条件，更重要的是用法律保证了他们的权力凛然不可侵犯。总之，伯里克利使他在雅典阵亡将士葬礼演讲上宣扬的民主政治理想
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现，从而使雅典历史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