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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里克利（Pericles，公元前495—前429年），出身于雅典的名门望族，就社会地位而言，他属于奴隶主贵族阶级。可是，在他参政和执政的32年间（公元前461—前429年），他却继承梭伦（Solon）、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的事业，锐意改革，使雅典的奴隶主民主政治不论从广度上和深度上都得到了重大的发展，从而使雅典城邦一跃而为希腊世界的海上霸国，成为东地中海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马克思曾指出：“希腊的内部极盛时期是伯里克利时代。”
那么，是什么力量、什么形势促使他挺身而出，成为叱咤风云的民主派领袖呢？
首先，这与他的家庭成员和良师益友关系极大。伯里克利虽出身贵族，但从他的经济地位来看，他属于工商业奴隶主阶层。他的父亲桑西巴斯（Xanthippus）是雅典名将，一度担任民主派的领袖，曾对贵族派领袖米太亚德（Miltiades）进行过不懈的斗争。伯里克利的母亲是克里斯提尼的侄女，其家族（Alcmaeonids，阿尔克迈昂为始祖）也是雅典民主派的首领。民主世家的影响和熏陶肯定在他的思想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伯里克利早年从师于智者哲人代蒙（Damon）、阿纳克萨哥拉（Anaxagoras），后来与智者派的杰出代表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结为密友。这些人在政治上拥护民主政治，主张人人平等；否认神的存在，重视人的价值；怀疑传统观念，崇尚智慧，反对迷信。他们给伯利克利以极大影响，不仅使他掌握了修辞学，讲演术及音乐等方面的知识，具备了作为一个卓越政治家所必备的文化素养，而且使他具有“不迷信神异的唯物主义思想和高尚庄严的情操和风格。”
他们的确是伯里克利的良师益友，正如普鲁塔克所说：正是这些人，与伯里克利相处时间最长，对他影响最大，特别是使他具有了一种庄重高贵之感（这超出了一切征服人心的技艺），使他树立了远大的志向和崇高的品格。
其次，梭伦、克里斯提尼的政治改革，给伯里克利进一步推行民主政治打下了基础。在公元前6世纪的一百年间，经过他们的两次改革，雅典社会的氏族制度残余大致扫清，奴隶主民主政体基本建立。代表旧贵族利益的元老院的权力大大削弱，代表工商业奴隶主和其他平民意愿的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和陪审法庭，却越来越充分地发挥了独立的作用。这些民主政权机关，特别是公民大会成为伯里克利向贵族派发动强大攻势的前沿阵地，而民主思想深入人心，大多数公民支持民主政治，则是伯利克力进一步扩大民主，实行改革的社会基础。但是梭伦、克里斯提尼建立的民主政治的根基并不十分稳固。他们用财产资格的限制把大多数公民排除于城邦的管理阶层之外，而且下层公民的一般参政权利由于囿于谋生的需要并不能得到保证。另外，与民主相辅相成的法制工作还很不健全，民主政权的正常职能不能充分发挥，公民的政治权利也得不到法律上的保证。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先后出现了庇士特拉图（Pisistratus）的僭主政治，元老院势力的抬头和贵族派对政权的操纵。改革势在必行，否则，雅典民主政治事业就会中途夭折，伯里克利生逢此时，面临着严峻的抉择。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希波战争的胜利给伯里克利推行民主政治改革提供了广阔的活动天地和必要条件。
希波战争结束后，雅典奉行上邦政策，视盟邦为藩属，逐渐把每年约六百塔兰特的盟金收入攫为己有。
这些盟金不外是同盟各邦奴隶的血汗，而且在战后，雅典的奴隶制也大大发展起来。国家矿山，私人手工业作坊、农场里役使着成千上万的奴隶，就是雅典城的一般奴隶主也都拥有三五个奴隶不等。这些奴隶全部来自外地（因梭伦改革时禁止役使雅典人为奴）。正是对这些本邦和外邦奴隶的奴役才使雅典的奴隶主有余力闲暇去从事政治活动，可见，外族奴隶制是伯里克利推行改革的一个重要经济条件。
希波战争对雅典政局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元老院由于在国事危难之秋，起了关键领导作用，战后权力有所恢复，以西蒙（Cimon）为首的贵族派借机向民主派进行猖狂反扑，公元前470年左右，民主派领袖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被逐即是一例。另一方面，随着战后雅典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和海军的扩大，以工商业阶层和第四级公民为主体的民主派的力量也迅速壮大起来。他们在战争中付出了沉重代价，但也作出了巨大贡献。工商业奴隶主提供船只，第四级提供海军兵员，希波战争中的多数决定性战役都是靠雅典的海军获胜。他们在战争中认识到自己力量的强大，已成为雅典国内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他们迫切要求打破财产限制，实行广泛的民主政治，使他们能真正直接参与国家的管理。一方要恢复失去的特权，一方要扩大现存的民主。两派斗争如火如荼，雅典社会动荡不安。正是在这种复杂多变的历史条件下，伯里克利勇敢地登上了政治舞台。公元前463年，他因控告西蒙受贿罪而崭露头角。两年之后，另一民主派领袖厄菲阿尔特（Ephialtes）遇难。他继之而起，成为民主派的领袖，开始了他的民主改革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