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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2020年10月15日我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说出你的学问”讲座上的一个谈话，面对的是在校的本科生、研究生。按照邀请方的安排，主要是谈个人求学和治学的经历、体会。现在这本书也是自己学术生涯各个起步阶段的一个回顾，二者颇有吻合之处，或可相互补充，加深读者的理解，尤其是引起同代人的共情。因此，稍加整理，呈现给大家，权以为序。
我个人求学有一个特点，就是断断续续，艰难而漫长，可以说终生都在上学。我们是属于20世纪50年代初出生的人，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我们这代人的经历都比较坎坷。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当时我刚刚结束小学生涯，还有幸参加了县里的初中考试选拔。那时全县才招300多人，我很幸运考上了，还到学校报到，所以就算一个初中生。初中这三年正值“文化大革命”的初始阶段，一是搞“革命大串联”，再是后来学农学工，到农村、工厂去劳动，真正的学习时间很少，但有些课程在复课之后还是开了。我记得，语文课就学毛主席诗词和“毛选”，早晨朗读就读“毛选”四卷，数理化只有数学可能还上了一个学期，代数稍学了一点，物理、化学、外语根本就没有上，生物就是到农场里劳动。1966—1969年，主要就是参加“文化大革命”，3年很快就稀里糊涂过去了。1969年5月，我们是最后一届走出中学校门的，前几届的同学毕业时，还有师生敲锣打鼓欢送，到了我们这一届，学校没有学生了，只有食堂的大师傅拿着锣鼓，站在校门口随便敲了几下，算是为我们送行，之后那所学校就空了。对于我们来说，求学生涯就等于中断了，回到农村成了纯粹的农民。我们都以为再没有上学的机会了，没有想到“文革”结束，1977年开始恢复高考，我们这些人还能够再去考大学。
但是那一年我没有参加高考，我这个年龄还能考吗？当时我已成家，心里没底，也没有勇气去试。后来一看能考，而且有的考生就是我辅导过的，居然也考得不错。他们敢考，我为什么不去一试？所以，我是第二年考的，算是78级，但实际上和77级同年入学，同年毕业，先后只差半年。77、78级这两届的学生比较特殊，我的同学中有的是“文革”前的最后一届老高三，还有刚刚高中毕业的应届生。当时实行的是小学、初中、高中九年制，同学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6岁。这些阅历、年龄差别如此巨大的同学要在一个环境中学习，心理落差可想而知，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要把失去的青春赶回来。我们那时都在拼命地学习，为实现“四化”而读书。“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希望。
我上大学的时候25岁，毕业后工作了3年，1985年读研究生，这时我已32岁了。你们到这个年龄博士都早毕业了，但是我才刚读研究生。之后，又工作了许多年才读博士，是在职博士，1996年入学，到2001年获得学位，也够长了。我一直是个大龄新生，之所以读博，就是当时的形势所迫。因为我在大学当老师，而且还担任山西大学历史系的主任，当时我们提了一个所谓的“十博士工程”，鼓励在职的老师们读博士，而自己还不是，那我也不能落后啊。所以，我当时就到北京师范大学读的博士。
前面耽搁，上大学就迟，有时代的原因，但是后来为什么大学毕业就去工作，没有继续深造，说到底还是一种特殊的环境造成的。需要先生存再发展，因此只好先工作，等工作了三年以后，感觉不行，还是要再读研究生。本来我在咱们南开大学读研究生，是有机会留校的，我的导师王敦书先生当时极力挽留我，但我情况特殊，还是想先解决全家的生存问题，于是，就回到山西大学工作了16年。2004年，我重新回到南开大学，一直工作到现在。
求学经历漫长而艰难，当然不是虚度年华。总体看来，大概从小学开始，我就一直是一个勤奋优秀的学生。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老师为了提高中考升学率，就把班上的学生按学习排队，最好的坐在前面，我的座位就在前排第一桌。到了中学以后，尽管停课闹“革命”，但我痴心不改，感觉即使是“文化大革命”，是学生，仍然要学习。这段时光我还看了些古文。我古文有点基础，就是从那个时候打下的。后来上大学就更不用说了，拼着命学。所以我现在常常对我的博士生说，你们如今一天学习12个小时，大概才能跟我们那个时候差不多。从早上6点到晚上11点，中间除了吃饭和午休，其余时间都是在学习，午休就是打个盹。在南开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常常是上午提一个饭盒出去，一直到晚上11点多才回宿舍，剩下的时间全在教室、图书馆和教研室。当时我们世界古代史教研室有一个大桌子，中午就在上面枕上几本书稍微躺一下。当然，事倍功半，那个办法也不可取，不过至少说明我还是很努力的。
我为什么学历史，这与高考成绩有关。高考结束，我的历史分数在五门考试科目中是最高的，因此，就报了历史专业。上了大学，第一学期，没想到我的世界古代史成绩竟在全班名列前茅，这激起了我的学习兴趣，后来就把世界古代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了，到准备毕业论文时，全班仅我一人在写世界古代史的学位论文，题目是《伯里克利与雅典民主政治》。也就是说，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就学了历史，而且有了方向。大学毕业后我来到现在的山西师范大学工作，还是从事世界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
我再说一段小插曲。我上大学的时候，要写毕业论文，就将伯里克利作为研究的重点。“古希腊史的内部极盛时期是伯里克利时代，外部极盛时期是亚历山大时代”（马克思语），所以，这两个时代都是我的关注点，这两位代表人物也是我一生学术研究的重点。但起步是从伯里克利开始的。当时我所知道的第一手资料就是英文版《伯里克利传》，这是普鲁塔克《名人传》（直译为《平行传》，国内也有译为《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的一篇。其实，当时山西大学就有一套“罗叶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其中就有《名人传》，可是我并不知道，学校也没有老师告诉我有这本书。因此，我就赶到北京，利用实习机会，天天待在北海的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把普鲁塔克的书找出来抄。某天，旁边有位老者见我老在抄，就问我为什么。我说我是外地的，这本书我回去就看不成了，我也不能借，怎么办，就只能抄。这位老先生说，楼下就有复印机，复印一下不就行了。我才知道还有复印这样的好事。除了普鲁塔克的《伯里克利传》，还有《不列颠百科全书》的Pericles词条，我或是复印或是抄写带了回来。
回到学校以后怎么办？要想了解它就要能读懂能翻译。但当时我是从大学才开始学的英语。“文革”期间没能学英语，我们初中那一届两个班，原来计划一个班学俄语，一个班学英语。我是属于学英语的那个班，《毛主席语录》本来发的也是英文版的，可我一个字都不认识，因为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们。“文革”后考大学时，我们是不考外语的，外语免试，要考外语我什么学校也进不了。到了大学，我拼命学外语。虽然没什么基础，但我知难而进。当时我们的外语课有初级班、高级班。我是在初级班从零开始，学了一年以后，我就感觉和高级班的同学不相上下了。大学英语的教材，我也是提前学，后面的两册还没有上，我就把它看完了。所以，到了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已经可以看些英文材料了。从北京把资料带回后，我就开始翻译，翻译了三个多月，初稿有三四万字。当时主要是给本科毕业论文作资料的。等到我考王敦书先生研究生的时候，我就给他寄了初稿。王先生一看很高兴，经他审校后，就推荐到内蒙古大学胡钟达老先生主编的《世界古代史译文集》发表了。这是我第一次发表作品。没有想到，偶然间就走了这么一条道。
总之，求学期间，确实是非常艰难，但是一路走来，不敢说有多么辉煌，总是在一步步努力向前。就是现在，虽然已是暮年，但还是壮心不已，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不过，毕竟岁月不饶人，力不从心了。我也曾感慨，现在的我们已经没有回旋余地了，而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朝气蓬勃，未来前途无量。
治学，就是自己开始做点学问了。当然前面也谈了一些，就是说从本科生开始，我对世界古代史产生了兴趣，撰写学位论文过程中，查阅翻译了很多资料，这也是一种学术训练。那个时候读书如饥似渴，我主要借阅世界史方面的书籍，不过当时图书馆馆藏的专业书并不多，绝大多数是“文革”前出版的，“文革”后的即使有也很少。我就把此前出的书，包括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与古希腊史有关的书都看了，做了笔记。本科阶段我打好了两个基础，一个是外语，一个是专业知识。英语我是从零开始到能翻译一点原文。我开始翻译时是大学四年级，实际学习英语就三年时间。当时翻译原文，就是蚂蚁啃骨头，大量单词都不认识，就靠查词典。好在我对汉语语法比较熟悉，别人是用英语语法套中文，我是用中文语法套英语，结果一套还套对了，主谓宾、定状补，我全把它搞清楚了。不过，当时我的词汇量大概也就两三千个，面对的却是英国大文豪德莱顿领衔、从古希腊语翻译为英语的《名人传》（the Dryden Translation，非罗叶布古典丛书版本）。这个版本的英语译文好像是一种仿古式翻译，用的是莎士比亚时代的那种古色古香的英文，所以读起来很困难，很多单词都得查，查还不一定查得到，但是我最后硬把它啃下来了。
本科毕业后，我到山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去做助教。那个时候一去就要上台讲课，所以就要备课，写教案。当时我想，这上课可不简单，要站好讲台那了不得。备课的时候我把图书馆仅有的与世界古代史有关的参考资料，统统找到，做了卡片，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开始编写讲义。这个准备过程对我在1985年考研有很大帮助。当时要考一门“古希腊史”，还有一门“通史基础”。这些考试内容都和自己的前期备课有关。另外，为什么考研时候，我的英语还能过去，而且成绩还不错，因为我把基础打牢了。当时兴起一股出国风，我就赶快买了个录音机，苦练听力口语，遗憾的是没有上过专门的外语培训课。没有想到三年后，我南开大学也考上了，美国田纳西州立大学的省内出国名额也考上了，在这种两难境地下，我决定来南开大学，我感觉这个决定应该说还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留学只有一年时间，是进修性质的，到时必须回去的；而我到南开来是攻读学位的，将来在哪儿工作还不一定。山西师大的校系领导对我很理解也很支持，临行前给我特别补助。这也是我对山西师大非常感恩的原因之一。前年（2018年）山西师大校庆，邀请我回去，在历史学院做一场学术报告，院长非要给我讲课费，我坚决不要。我说我是从这个地方走出去的，当年我在这里，是我人生中最愉快的时光，这是我给原单位的回报。其实，我在那里只待了三年，我也不是那里的学生，我就是个青年老师，但是我对那里的印象特别好。那个时候学校人文环境真好，风清气正，大家互相关心，宽容理解。现在回顾起来，还是令人神往的。
在研究生期间，我很早就确定了研究方向，就是“希腊化时代”。因为当时爱琴海文明、古风时代、古典时代，国内都有人在做，后来我想希腊化时期好像没人做。我翻了一下，20世纪50年代武汉大学吴于廑先生写过两篇关于希腊化的文章，其他的我真还没有找到。我想，我就做它，从此以后我和希腊化就结了缘，缘分还很深很长，一直延续到现在。
读研期间，我在外语学习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1986年春天，王敦书先生送我到四川大学卢剑波老先生那里学希腊语。后来，老先生重病住院，我在医院还陪了他一段时间。老先生教得很认真，一句一句读，说你只要把这本教材读完，就可以达到希腊语的初中水平，其实现在看来根本达不到。当时我们在老先生家内上课，还是挺温馨的。但是难度也确实很大，总体来说还学了一点，我这个希腊语入门就是从那里开始的。再一个是英语，这个时候英语学习主要是阅读和口语、听力。在当时的南开大学，国际交流非常活跃，历史系有三四个外教，他们给本科生和研究生上课。我记得，我们有两三门课都是外教上，用英语讲课，学生要听得懂。可我根本听不了，那就练啊！我们同学中有外语系毕业的，人家给我们翻译，我们在下面听，后来慢慢就不需要翻译了，能够听一部分了。另外，我们还有很多机会与外教交往，在食堂一块吃饭，一块活动，也是一种训练。研究生期间，我还学过拉丁语，给我们上课的是天津天主教堂的一位神父。当时课本也没有，不过我还买了本拉丁语词典，一本《圣经》。
研究方向定了以后就确定硕士学位论文的题目，最后就定了“希腊化文化宏观考察”，这方面我是有经验教训的。刚开始，我的题目是“希腊化时代研究”，结果老师们一看，说这题目太大。那就缩小范围到“希腊化文化”吧，可这个也太大，最后根据王先生的指点，改成了“希腊化文化宏观考察”，就是想把基本的资料综合分析一下。严格说，这个题目也是很大的。我初稿写了大概有七八万字
，答辩时压缩到三四万字。
1988年以后，我就来到山西大学工作，当然主要是教世界古代史。我还想把在南开大学的研究继续做下去，就在硕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发表了系列论文。可以不夸张地说，我那篇硕士学位论文一共写了五节，连绪论是六节，但几乎每一节都发表了文章，有一个小节里还延伸发了好几篇，甚至包括我现在的研究还是硕士毕业论文的延续。究其原因，就是在读研的年代下了功夫，打好了基础。当时自我感觉良好，认为已经穷尽资料，但充其量只是国内图书馆的资料，和现在的互联网时代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研究生期间，我在南开大学哲学系选修过一门课——欧洲哲学史，有一个作业，我毕业后进行修改补充，1993年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主要依靠的还是在南开读研时期积累的资料。我将硕士学位论文中的两节内容合并整理后，1992年在《世界历史》上发表。这说明选题方向比较准，我的研究方向是国内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只要写出文章来就有可能发表。
1993年，王先生在南开大学组织召开了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界的第一次国际大会。我有幸参加，深有感触。外国学者说他们的那套头头是道，但是一涉及中国，我发现他们的史料功夫就不行了，有的不懂中文，也在大谈中国如何如何。我当即有了一种感悟，我们中国的世界史学者还是要把自己的研究与中国相联系，只有立足于中国，才可能在国际学界有一席发言之地。当然，我这里说的是比较研究。
因此，要根据本国的国情，根据个人情况来确定自己研究方向。我在南开大学确定的这个研究方向，我认为这影响了我的一生，可以说贯穿了我的学术生涯。
下面接着谈谈我其他的研究工作。在山西大学任教阶段，我参与了吴于廑和齐世荣两位先生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中的《古代史编》上卷的撰写。大约是1992年交的稿，1994年出版。那时，我刚硕士研究生毕业，就参与了这个全国统编教材的撰写，颇有受宠若惊之感。当然我的两位老师，刘家和先生和王敦书先生是分卷主编，知道我的研究领域，但自己的研究还是要得到学术界的认可。这些都与硕士毕业论文有关。
我在这个阶段还参加了一些科研项目，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施治生先生主持的“古代王权与专制主义”研究课题。除了王敦书先生的推荐，施先生是通过1991年我在《山西大学学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得知我在研究希腊化君主制的，就请我来参与该项目。后来，我还参与了施先生主持的另外一个研究项目“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撰写的是希腊化时期的民主制残余部分，还是与希腊化研究方向有关。
前面提到，我在山西大学期间，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了个博士，当时的研究方向是中外古史比较，我的导师是刘家和先生。大家都知道，刘先生德高望重，学贯中西，现在是北师大的资深教授。我想做点与中国史有关的研究，刘先生对我很理解，欣然接受了我。我后来写的博士学位论文是《古希腊罗马犬儒现象研究》，如果没有看内容，只看题目，以为我写的仍是古希腊与古罗马，其实，这篇论文有一章是专门阐述犬儒学派和中国的庄子学派的比较。最初设想的博士论文题目很大，想写古希腊古典时期、希腊化时期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两个知识群体的处世观之比较，即他们对各自社会的态度。我当时总结出来，一个是出世，一个是入世。中国的儒家是入世的，古希腊的斯多亚学派是入世的，这可以做比较；然后中国的庄子学派是出世的，希腊的犬儒学派也是出世的，是与当时社会主流背道而驰的，他们愤世嫉俗，也可以做比较。这是博士论文最开始设计的框架，开题报告也是这么谋划的。但是到了后来发现写不下去了，题目太大了，因此，只写了出世这个部分，庄子学派与犬儒学派的比较。我的专业基础是古希腊罗马史，对中国古代史并不精通，所以后来就以古希腊罗马的犬儒现象为主，但同时结合中国先秦的庄子学派进行比较。这项研究对我来说也很有用。因为师从刘先生，一定要先学好古文。《十三经注疏》、《四书五经》、“前四史”、《资治通鉴》，我都买了。然后就有选择性地读原典，特别是《左传》，当然《庄子》就更不必说，那是一定要好好读的，这是最基础的史料。原来我的古文底子发挥了作用，那时背了很多古诗，还多次读过《古文观止》，这时机会来了，我就把古文重新拾起来。我现在做的就是把中外史料结合起来，研究希腊化世界与丝绸之路的关系，这些基本功大有用处，否则现在看中文古典文献可能困难更大。所以说要感谢王敦书、刘家和这两位先生，一位是古希腊史研究的大家，引我入门；一位是中外古史比较研究的泰斗，带我进入了另外一个研究境界。
下一个阶段就是再次回到南开大学，始于2004年，研究的重点是希腊化时期的东西方文明互动和丝绸之路文明互动。我连续承担了三个项目，第一个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希腊化文明与古代东西方诸文明的互动”（2005年），第二个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丝路古国文明研究”（2011年），第三个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2015年）。这些年我主要在做这三个课题，当然还参与了其他的课题，但这三个项目可以说把我的研究范围基本限定了。
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个新的领域，得益于2013年以后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但对我而言，实际还是硕士研究生阶段研究的延续。我在撰写毕业论文时，就意识到丝绸之路和希腊化文化方面存在着某种联系，毕业论文的最后一节写到希腊化文化影响，提到两个方向：一是通过古罗马影响到近代西方文明，一是通过中亚、丝绸之路与中国文明发生了联系。硕士论文大约是1988年5月底6月初答辩的，其中最后一条资料用的是《光明日报》5月18日刊登的一篇关于龟兹石窟的文章。
我这里想表达的是，不是有了“一带一路”这个机缘，我才开始做丝绸之路研究，而是早有准备。在这个阶段，可以说，我的学术人生似乎到了“收获的季节”。简单总结一下，一方面是在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了系列成果；另一方面就是自己的研究不仅得到国内学界的承认，而且在国际学术界也有了一定的影响。
总之，我的学术研究历程，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就是1985—2003年，这是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希腊化文化的本体研究或者希腊化文明本身的研究；第二个阶段就是2004年迄今，重点是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的关系。
几十年的研究中，我不敢说有什么创新，只有一些不成熟的观点，一些个人的体会。主要有以下三点认识：
第一个观点，关于希腊化文化的定性：希腊化文化（Hellenistic culture），既非希腊文化的纯粹东传，也非东方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而是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的结合。多元、统一是其基本特征。
多元，就是指这种文化是由多个文化混合而成，其中虽然以希腊文化为主，但是它也包含波斯的、埃及的、巴比伦的、印度的、中亚游牧文明的因素。一元为主，多元并存，这是就希腊化世界而言。但就希腊化文化或文明而言，多元融合可能比较准确一些。统一是相对于多元而言。尽管文化的载体可以划分为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历史、自然科学等多个分支，但希腊化文化统一的特征体现于其中，主要体现在个人主义、世界主义、混合主义三个方面。这里的个人主义不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自私自利，它是体现个人为主体的那种思想。古希腊城邦社会突出公民集体，但到希腊化时期突出的是个人，不管是君王还是下面的一般臣民。
希腊文化和希腊化文化有什么不同？其实这是两个概念，英文表达得很清楚，希腊文化，Hellenic Culture，希腊化文化，Hellenistic Culture。二者内涵不同但联系密切。希腊文化主要是指古希腊的古风、古典时期形成的本土文化，而希腊化文化则是植根于东方大地上的一种混合文化。希腊文化东传和希腊化文化东传也不相同，各有侧重。希腊文化东传是从古希腊传过来的，但希腊化文化东传是说，希腊文化和当地文化结合以后，再通过丝绸之路东传到中国或其他地区。我举个简单例子，如犍陀罗艺术。它是一种佛教艺术，但其中就有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因素，那些希腊式的人物雕像、服饰、柱式、纹饰，甚至一些希腊罗马神话故事，在犍陀罗艺术中都有体现。犍陀罗艺术是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和印度文化的结合，或者更准确更具体地说，是希腊化的造型艺术、宗教观念和印度佛教精神的结合，也可以说它是希腊化的一个产物，或者希腊化艺术的一个分支。犍陀罗艺术东传就意味着希腊化艺术的东传，我们在一些隋唐以前开凿的佛教石窟中就能感受到犍陀罗艺术的影响。
这是我对希腊化文化的定义，不管它是否能被学界所接受，这是我的一点心得。我现在研究的希腊化、丝绸之路和两个德国人分别都有关系。“希腊化”在近代是谁最先提出来的？是德国的历史学家德罗伊森（Droysen）；“丝绸之路”是谁最先系统提出并使其普遍接受的？是地理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也是个德国人。
我们不能曲解德罗伊森，过去人们在介绍德罗伊森的希腊化观点时，就称他主张亚历山大把希腊的文化带到东方去。其实，他还有一个观点，就是希腊文化到东方后，与东方文化融合，从而导致了基督教世界的出现。他的这个表述，有的我是认可的，带到东方是事实，和东方文化发生融合也是事实，把这一历史进程的结果仅仅归于基督教的诞生，我看这种说法是有问题，这是西方中心论的视角。他主要还是在强调希腊文化的传播，这就是他的文化传播论。
第二个观点，亚历山大东征和张骞通西域在丝绸之路的开通上发挥了同样重要的作用。这两个事件，一个始于公元前334年，一个发生于公元前139/138年到前126年，这是两个时间，两个节点。亚历山大东征最远抵达印度河，进军中也曾征服中亚地区。张骞通西域，也是先到中亚之地，亲历此地当时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各国。可见张骞耳闻目睹的地方就是原来希腊人的统治之地，亚历山大东征和张骞通西域这两个似乎不相关的历史事件就这样有了联系。
张骞一到西域，进入中亚，就等于踏上了通往地中海的道路。从波斯帝国开始，地中海和印度、中亚之间的道路是畅通的，因为古代印度西北部和中亚的巴克特里亚地区都是波斯帝国的行省。这些地方被亚历山大占领了，也就标志着他占领了波斯帝国的全部疆土。亚历山大死后，他的部将瓜分了他的帝国，他开创的希腊化世界又存在了两三百年。这个时期，从中亚、印度到地中海，这条道路依然是畅通的，不管水路，还是陆路。张骞抵达中亚是公元前128年，距离亚历山大东征已经有200多年过去了。尽管如此，两个人干了同一件大事，即奠定了后来丝绸之路的基础。亚历山大东征把帕米尔和印度河以西的这片土地统一起来了，这就是后来丝绸之路的西线所经之地。然后，张骞来了。从长安到河西走廊，经塔里木盆地，到达中亚，这段路线他也走通了，这就是著名的“张骞西域凿空”。帕米尔以东这段，就是后来丝绸之路的东线，也就是中国境内的丝路段。2007年，我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为《亚历山大东征与丝绸之路开通》。此文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一些反响。如《光明日报》发布摘要、《中国社会科学报》将全文缩写刊登、中国台湾的《历史月刊》全文转载，国外至少有4家杂志，把我这篇文章的英文修订稿分别发表。现在我把其中的一个英文修订版
上传到了国际学术网站“Academia”上，阅读点击率也是很高。原因就在于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亚历山大东征在丝绸之路开通上与张骞通西域一样，具有同样重要的历史地位。正是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希腊化世界形成，奠定了中国文明与希腊文明在中亚相会的基础，从而使从中国到地中海的丝绸之路全线迅速贯通成为可能。希腊化文明遗产通过丝绸之路与中国文明接触汇合，其标志就是犍陀罗艺术进入中国，随着佛教的汉化而融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洪流之中。我们现在到寺庙里面看到的那个佛陀，有可能就是从希腊的阿波罗神形象演变、改造而来。
第三个观点，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一条商贸之路、文化交流之路，还是一条和平发展之路、互惠互利之路。这条始于中国的东西方交通要道，也有人称之为“丝瓷之路”，还有的说应该叫“纸张之路”，中国的纸、造纸术就是由此路传到西方的。但现在普遍接受的是以丝绸之路经过的地区特征为基础的三分法，一个是绿洲丝绸之路（Oasis Silk Road），一个是草原丝绸之路（Steppe Silk Road），还有一个是海上丝绸之路（Maritime Silk Road）。
丝绸之路的本质是文明互惠，不是文明对抗，沿线不同的文明都从这种互动中得利，丝绸之路才能延续千年之久。如果这条路就是一条破坏之路、征伐之路，可能早就不通了。大秦（罗马帝国）想直接和中国相通，遭到宿敌安息（帕提亚）的“遮阂”，但陆路上的对立并不排除大秦、安息和印度“交市于海中”。原因就在于三者有共同的利益。文明互惠，就是不同的文明都从中受益了。如佛教源自印度，后来却成了中国儒、释、道三教之一。佛教7世纪以后在印度就衰落了，但在中国兴起，这对印度文明也是好事。那些去印度的僧人，如玄奘写了《大唐西域记》，法显写了《佛国记》，这些游记恰恰可以帮助印度复原他们的历史。
这些年，我确实出了一些成果。希腊化文明系列研究之一《碰撞与交融——希腊化时期的历史与文化》2018年已经出版了，现在正准备出版系列研究之二《互动与交流——希腊化世界与丝绸之路关系研究》，这部著作已经纳入“南开史学家论丛”第四辑，可能近期就能出来
。我还有个计划要出希腊化文明系列研究之三。这是一本英文著作，主要收录我在国外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和在国外讲学的一些演讲稿，以及一些在国内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翻译稿。另外还有一些合作之作，最近就要出的《古国文明与丝绸之路》，就是由我主编，与几位学生合写的。
《剑桥古代史》第七卷第一分册《希腊化世界》也是我和几位已经在高校工作的学生合译的。
我还主编有一套国家重大课题的成果，6卷本约200万字，也是集体之作。
迄今为止（2020年）我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正式发表的中外文论文有六七十篇，其中，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世界历史》《世界宗教研究》《光明日报》上发表约20篇，外文期刊有10多篇，基本上反映了我的系列研究成果。
这些年我开始注意扩大与国外学界的交流，尽量使自己的研究与国际接轨，主要通过到国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在外文期刊上发表文章、与外国学者合作等多种方式把自己的研究推向世界。现在看来效果还不错。如美国休斯敦大学的教授、英国的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引用我的有些文章，还有美国的一个教育机构的网站，把我在《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上发表的亚历山大与丝绸之路的那篇文章列为他们的必读书目。
还有一种交流的途径就是应邀访学。2009年，我受希腊奥纳西斯基金会的邀请，到希腊访学考察一个月。对方提供的待遇非常优厚，但唯一的要求就是要在雅典大学作一次学术报告，其余时间自由支配。我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考察了克里特、伯罗奔尼撒、德尔菲、雅典等地的历史古迹和诸多博物馆，深切感受到了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希腊文明的无穷魅力。基金会这个项目一年在国际上选十个教授，我没想到第一次申请就成功了，这大概是他们对我研究的认可。我研究亚历山大，研究希腊和中国，他们也想把希腊的历史和文化推向世界。再一个比较大的学术活动，就是2013年至2014年期间，我获得了哈佛大学希腊研究中心和德国考古研究院的Joint Fellowship身份，就是共同聘请的客座研究员。我在这两个地方享受的待遇都是非常优厚的。哈佛大学希腊研究中心不在波士顿，是在华盛顿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庄园里。那里的研究和生活条件都非常好。居住有免费的公寓，研究有独立的办公室，一把电子钥匙，图书馆24小时随时可进。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我又去德国，然后在德国待了半年，最后又回到美国。
在德国，研究条件也非常好。德国考古研究院有三个研究所，本部是古典所和东方所，还有一个欧亚所在另外一处，是个单独的小院，里面有一个图书馆。我就住在这里，有图书馆的钥匙，也是24小时自由进出。德国的冬夜太漫长了，我一般在图书馆看书到晚上七八点，晚饭后再出去走一走，走到九十点再回来。这次访学行程，我是两头在美国，中间在德国。很幸运，在我之后，大概这个项目就取消了。我和大家说此事，不是说我有什么特殊之处，主要是他们对知识的尊重，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当然，这些项目都是全球招聘，应聘者要提交代表作，当时我提交的就是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三篇文章的译文。那年两个项目兼有的只有两个人。我之所以能够入选，我想大概是因为我是做丝绸之路研究的，需要考古材料。我那年申请的课题就是“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Hellenistic Civilization and the Silk Road）。聘期结束时，要在哈佛大学希腊研究中心作一次报告，尽管我的英语口语表达并不是太好，但是也得讲，就要克服困难。在德国期间，我还应邀到荷兰莱顿大学作过一次报告，在德国自由大学参加过一个会议，回到美国后，在辛辛那提大学作过一次报告。逐渐地，我也有了经验，最后一次在哈佛大学，也不是很紧张。按规定，一个人讲20分钟，提问10分钟。当时我说我的图片多，需要多讲几分钟，主持人欣然同意。最后的报告发到他们的简报（Bulletin）上去了。我的英语口语并不流利，外国学者倒不介意。在辛辛那提大学作报告之前，我给邀请我的科恩教授（Getzel M.Cohen）说，我的英语口语不好，他鼓励道：“我们请你来又不是听你说英语，我们请你来，是让你介绍你的研究的。”那天也是来了一屋子听众，提问也很热烈。2017年，我应邀到伊朗伊玛目霍梅尼国际大学演讲，当时的场面就宏大热烈多了，是在一个大礼堂，坐在台上，灯光一聚，我讲上一段，我的伊朗籍博士后接着翻译。我发现，他比我说得还长，我估计他自由发挥了，加上自己的思考。我用英语，他用波斯语翻译，很有意思。
学术交流，我认为有些时候，就要胆大，要敢说。这10来年间，我在国外访问、讲学、参会，去过多所大学、研究机构，绝大部分都是名校。美国是哈佛大学、辛辛那提大学、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英国是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雷丁大学，德国是柏林自由大学，法国是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荷兰是莱顿大学，希腊是雅典大学，捷克是布拉格查理（查尔斯）大学，澳大利亚是新南威尔士大学，日本是明治大学，乌兹别克斯坦是铁尔梅兹大学，伊朗是伊玛目霍梅尼国际大学和伊朗历史学会，2019年9月去了韩国首尔大学，也作了会议发言。有的大学，我有两次讲学经历，如希腊的雅典大学、荷兰的莱顿大学。这种学术交流，我感觉还是很有收获的。
这些年还有一个成果就是人才培养，我在硕士、博士培养方面，还是下了很大功夫。战战兢兢，唯恐误人子弟。我在招生、授业和毕业这三个阶段有个“十二字方针”。
招生阶段是“有教无类”。大家知道这是孔子的说法。学生不论此前学校出身如何，只要愿意来学习，只要能考上就行。授业阶段是“因材施教”。就是学生来了以后，根据个人实际情况制定一套培养方案。毕业阶段是“再送一程”。就是尽力帮学生找工作，学生工作之后，再给予后续帮助，就是“扶上马再送一程”这个意思。这“十二字方针”，我感觉自己还是能一以贯之的。
利用项目培养学生，使他们毕业后有一个自己的研究领域，也是我带学生的一种方法，这也是和国际接轨。这些年，学生的学位论文选题大多围绕着我的项目。如“丝路古国文明研究”项目就分区域、国别请几位学生参与，结果培养出了从事帕提亚、罗马、贵霜、萨珊波斯、粟特、草原文明等研究领域的专门人才。他们有的已在国内本领域崭露头角，小有名气。“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项目也培养出一批从事希腊化和丝路城市、钱币、艺术、交通等方面研究的专门人才。学生们不仅得到了经费的支持，获得了更多的出国留学机会，更重要的是确立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当然，对于个别另有兴趣者，我也因势利导，帮助他们在更大的范围内选择研究方向，完成论文。在我们的学术团队里，学生都是平等的参与者和合作者，只不过“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而已。当然，在学期间他们可能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会碰到完全陌生的领域，但最终的结果，如在就业的选择上，在工作后的发展上，在未来可预期的研究目标上，他们的付出都会得到加倍的回报。每每想到这一点，看到学生们在各自领域的进步，我还是会感到一丝欣慰的。
第一，我觉得做学问要有一点“傻气”，没有这点“傻气”，学问真还做不出来。所谓的“傻气”，实际上就是真正对学术有特殊的兴趣，愿意为之献身。此外，对学术要有敬畏之心，做学问也是有底线的，只能实事求是，不能弄虚作假，要做到无一句无来历，无一句无出处，论从史出。
第二，就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确定明确的研究方向。本科阶段可能还不需要，但是本科生也有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的问题。方向明确，就是不要本科毕业论文写的是一个方向，硕士研究生阶段换一个方向，到博士研究生阶段又换一个方向，甚至转到另一个专业。最好不要这么变换，还是尽量早一点确定一个方向，从硕士到博士一直往下钻，一口井打到底，最后就有可能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了。
第三，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这是范文澜老先生提倡的。我们现在做的是学术研究、历史研究，必须坐下来，坐不下来什么也做不成。当然有的同学兴趣广泛，喜欢社会活动，这个挺好，将来事业有成，我们老师也与有荣焉。如果要想做学问，做真学问，还是要耐得住寂寞，不要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为现实提供借鉴。只要学问做好了，自然会得到关注，但想一步登天，那是不可能的，也不现实。当然也要有阶段性成果，不能老在打基础，打了多年基础，一篇文章也没写出来，在现在的考核体制下也不行。
第四，要有坚实的专业基础。除了中外通史基础知识，还要掌握古文、外语等。外语不仅包括英语，其他的现代语种也是需要的。当然时间有限，只能根据需要而定。学习古罗马史，最好能够懂拉丁文。要是学古希腊史，古希腊语要懂。像我们研究的丝绸之路文明，如研究中亚、印度，还得要懂点古文字、死文字。这些都是基础，只要打好了，就奠定了未来起飞的高度。
第五，要有问题意识和精品意识。这就是说你在做研究的时候，一定要主题明确，有的放矢，尤其是硕士、博士论文，都是要解决学术问题的。再一个要有精品意识。精品说到底就是一家之言，就是不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还能成一家之言。
第六，要有人文关怀精神，走出象牙之塔。我们做学问的人有时候钻到故纸堆里出不来，钻进象牙之塔走不出去，不看社会，不看国际国内形势，只顾埋头做学问。这个也不行，尤其是我们决定选题的时候，要有人文关怀。面前可供选择的题目很多，但我研究哪一个呢？我的研究与国计民生，与我们民族的命运，与国际大局到底有无联系？这些都是学术价值之外也应该考虑的。如现在的“修昔底德陷阱”研究，虽然似乎有些“赶时髦”，但实际上它确实有用。为什么现在我们中美两个大国出现这种局面、这个趋势？“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到底对不对？大家可能也会关注这个问题，因为它可以和现实结合起来，为现实提供借鉴。比如说，西方人为什么对亚历山大感兴趣？因为亚历山大是伟大的征服者，把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文明带到东方去了。有的英国学者为什么对亚历山大情有独钟？因为印度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在他们之前，亚历山大早就征服了印度西北部，这不就是历史的重演或重合吗？为什么学界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那么感兴趣？因为伯罗奔尼撒战争是雅典同盟和斯巴达同盟之间的一场争霸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就是类似这样吗？我们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也有助于解决现实中的政治问题。修昔底德的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不仅历史专业需要研究，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专业更要研究，它确实提出了我们现在熟悉的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很多原则。
第七，要有国际视野，立足本土，放眼全球。这就是说在做历史研究，尤其在做世界史研究时，要考虑国际上现在关注什么；研究一个中国或外国的问题，尽量把它置于世界文明整体发展史的大视野、大框架之下。如亚历山大东征和张骞通西域，如果把它们各自视为独立的历史事件，那前者只是希腊-马其顿人对波斯帝国的一次征服，后者只是汉武帝时期的一次寻求外援活动。但将二者置于欧亚非大陆古代文明碰撞、交流、融合的宏大视野之下，这两个事件就有了联系，有了“世界性”的意义。《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曾声称要写一部非常客观的全球史，就像人站在月球上一样俯瞰地球。我说对，你可以站在月球上，但是你是从哪儿登上月球的？莫斯科、华盛顿，还是北京？出发点不一样，对全球的看法肯定就不一样。换言之，既要有国际视野，同时与现实也脱离不了关系，所以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克罗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斯塔夫里阿诺斯追求的纯粹客观是不可能的。
第八，做学问，没有捷径可走，但有方法可循。例如，中外比较研究、中外史料的互证，还有跨学科研究、分析与综合、个案与整体研究、宏观与微观的结合，这些都是做学问的方法。我们中国学者喜欢综合，题目很大。外国学者，偏向微观研究、个案研究，很小一个问题，研究得很深，但是现在他们也有一种趋势，也是列一个大标题，但是下面还是小问题，就是说把小问题放到一个大的背景之下进行研究，它就有意义了。这也是一种研究方法。
第九，选题优先。我常常给我的学生说，好的选题就是成功的一半。硕士、博士论文尤其重要。好的选题要尽可能具备三新，即新观点、新材料和新方法。如果选题里面能突出一个新观点，或者能够使用新材料，或者能够运用一种新的方法也可以。比如说用一套新的理论模式来解释历史，这个模式大家还能接受，那当然也可以。
第十，我又回到我刚开始的第一句话了，学术之路艰难而漫长，需要终身的投入。“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我们青年学子，还是要好好努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最后，我用大家熟知的王国维先生的一段话结束我今天的谈话。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如果我的理解大致无误，他的意思就是说作为一个初学者，在宏大的学问面前，要有敬畏之心。第一个境界叫高瞻远瞩，要知道自己前程远大，要知道未来之路的艰辛。要立大志干大事，要有一个辉煌的理想。第二个境界就是说在治学的过程中，要克服千难万险，“为伊消得人憔悴”，这个“伊”就是学问，要做好学问，就要砥砺前行，就要全身心付出。只有这样，最后才能够达到第三个境界：水到渠成，苦尽甘来，于无声处听惊雷，理想变为现实。
我愿与诸位共勉。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