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时代的呼声

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希腊化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形成，都有力地推动了希腊化文化的诞生。然而，这些因素都是客观的、外在的，只是提供了种种可能性和必要的条件。我们还没有考察文化的主体——文化的创造者，亦即生活在这个世界、这个时代的人们自身，对周围的一切在文化心理上的反应。就一般希腊人而言，他们曾是出入于市场、卫城、剧场、公民大会的城邦自由公民，现在则成为希腊化君主国的臣民。即使他们仍保留了原来城市的独立或自治，这个城市的命运也已受到君主们的控制。奔走各地的希腊人或当雇佣兵，或经商，或当幕僚廷臣，或去追求知识，传播“真理”，或去出卖技艺。不管干什么、到何处去，他都会发现，在他的面前，不是巍然屹立的城邦卫城，而是开阔无垠的新奇世界。当他们惊讶地看到昔日被讥笑为蛮夷之族的异邦那里，竟会有如此悠久灿烂的古老文化，在他们的已知世界之外，竟还有那么遥远的未知世界。 ^[1] 当他们从地不过百里的城邦投身于似无涯际的人类居住之世界（ ，oikoumene，ecumene），他们会想到什么呢？昔日不可一世的波斯帝国一触即溃，雄心未已的亚历山大在帝国甫建之日就倏然逝去，它的继承者们厮杀几十年才三足鼎立。一个帝国、一个伟人、一个民族的命运就是如此飘摇不定。对于这样一个政治风云变化莫测、个人命运系于世界的时代，人们有何感受呢？城邦的独立名存实亡（罗德斯是个例外），对城邦的依赖变成了失望。城邦是公民个性的化身。城邦政治生命的终结就意味着个人政治生命的终结。旧的城邦生活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剩下的就是个人与世界的直接相对。人们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条是拥抱、理解这个世界，一条是独善其身，逃避生活，寻求心灵的快乐与宁静。何去何从，这个时代的希腊人不得不做出自己的选择。希腊人统治或影响下的其他民族，特别是他们社会中原来的上层，对突然降临的异族统治和新的邻邦，对随之而来的、奇异的希腊文化的挑战，他们作何反应呢？在他们的面前也同样有两条路。一条是固守自己的传统，就像犹太人那样。 一条是与统治民族合作，接受他们的文化，但在接受的同时，也以自己的文化对其施加反作用。当他们跻身于希腊人社会时，他们也可能会遇到与希腊人相似的问题，即个人与世界的关系。

总之，在这个扩大的、新奇的，但又使人困扰的世界里，时代有自己的回声，人们有自身的感受。这种回声，这种感受只能，也一定会通过某种文化形式表达出来，这就是新文化形成的激素之一。实际上，我们已经隐约听到了这个世界文化精神的呼喊：“我们不叫任何一个君子外邦人，我们都有共同的本性。” “人们不应当划分为希腊人或野蛮人，而应分为好人与坏人。”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独具特色的希腊化文化产生了。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碰到怀疑真实、崇尚自然、追求快乐的哲学家，会看到反映市井生活的喜剧、滑稽剧的流行与反映城邦命运、鼓舞公民尚武爱国的悲剧的沉寂，田园抒情诗、讽刺诗、赞美诗一拥而起，风靡诗坛，缪斯神宫的学者在从事艰难烦琐的校订注释，哲学与科学分道扬镳又并行不悖，史学家的笔锋从一场战争的描写转向了世界性的“通史”，雕刻家的注意力开始从神话向现实转移，希腊的多神教悄然隐退，东方的一神教异军崛起。从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到今日阿富汗的阿伊·哈努姆，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城市、货币、语言，同样构成的城市居民。甚至在西端的罗马、东端的印度，我们也会感触到不同程度的希腊化文化信息。因此，希腊化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超越了民族、国家、城市界限的文化，是希腊古典文化在新时代、新地域的延续、扩大、扬弃与创新。尽管它的表现形式与古典时代没有多大变化（仅侧重点不同），但旧瓶装新酒，新时代的精神已注入其中。城邦文化让位于世界性文化，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必然。

[1] 当然，在希腊化时代之前，希腊人对亚洲和其他希腊以外地区并非一无所知，他们对小亚、叙利亚、埃及、巴比伦（Babylonia）都已熟悉，甚至对巴克特里亚、索格底亚那（Sogdiana）、印度时有所闻。米利都人赫卡泰欧斯（Hecataeus，生活于公元前5—前4世纪）的《大地环游记》（Περ οδος γ ς，Periodos ges，Journey round the Earth或者World Survey），希罗多德的《历史》都提供了这方面的资料，但这些多为风俗人情、奇闻传说，有的地方也只是偶尔提到。亚历山大之前的希腊人对这些地区的认识还模糊不清，而且到过此地的人又毕竟很少。参见保罗·佩迪什：《古代希腊人的地理学》，蔡宗夏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一章：爱奥尼亚地理学的诞生和命运（公元前六世纪—四世纪）”，第15—64页。 GKRMsLYeONF6X5f72RVlzqHld68h3P/FK2ArrucGK2o4EeMdlu8Bmc6cs++qZIy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