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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时代的呼声

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希腊化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形成,都有力地推动了希腊化文化的诞生。然而,这些因素都是客观的、外在的,只是提供了种种可能性和必要的条件。我们还没有考察文化的主体——文化的创造者,亦即生活在这个世界、这个时代的人们自身,对周围的一切在文化心理上的反应。就一般希腊人而言,他们曾是出入于市场、卫城、剧场、公民大会的城邦自由公民,现在则成为希腊化君主国的臣民。即使他们仍保留了原来城市的独立或自治,这个城市的命运也已受到君主们的控制。奔走各地的希腊人或当雇佣兵,或经商,或当幕僚廷臣,或去追求知识,传播“真理”,或去出卖技艺。不管干什么、到何处去,他都会发现,在他的面前,不是巍然屹立的城邦卫城,而是开阔无垠的新奇世界。当他们惊讶地看到昔日被讥笑为蛮夷之族的异邦那里,竟会有如此悠久灿烂的古老文化,在他们的已知世界之外,竟还有那么遥远的未知世界。 [1] 当他们从地不过百里的城邦投身于似无涯际的人类居住之世界( ,oikoumene,ecumene),他们会想到什么呢?昔日不可一世的波斯帝国一触即溃,雄心未已的亚历山大在帝国甫建之日就倏然逝去,它的继承者们厮杀几十年才三足鼎立。一个帝国、一个伟人、一个民族的命运就是如此飘摇不定。对于这样一个政治风云变化莫测、个人命运系于世界的时代,人们有何感受呢?城邦的独立名存实亡(罗德斯是个例外),对城邦的依赖变成了失望。城邦是公民个性的化身。城邦政治生命的终结就意味着个人政治生命的终结。旧的城邦生活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剩下的就是个人与世界的直接相对。人们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条是拥抱、理解这个世界,一条是独善其身,逃避生活,寻求心灵的快乐与宁静。何去何从,这个时代的希腊人不得不做出自己的选择。希腊人统治或影响下的其他民族,特别是他们社会中原来的上层,对突然降临的异族统治和新的邻邦,对随之而来的、奇异的希腊文化的挑战,他们作何反应呢?在他们的面前也同样有两条路。一条是固守自己的传统,就像犹太人那样。 一条是与统治民族合作,接受他们的文化,但在接受的同时,也以自己的文化对其施加反作用。当他们跻身于希腊人社会时,他们也可能会遇到与希腊人相似的问题,即个人与世界的关系。

总之,在这个扩大的、新奇的,但又使人困扰的世界里,时代有自己的回声,人们有自身的感受。这种回声,这种感受只能,也一定会通过某种文化形式表达出来,这就是新文化形成的激素之一。实际上,我们已经隐约听到了这个世界文化精神的呼喊:“我们不叫任何一个君子外邦人,我们都有共同的本性。” “人们不应当划分为希腊人或野蛮人,而应分为好人与坏人。”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独具特色的希腊化文化产生了。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碰到怀疑真实、崇尚自然、追求快乐的哲学家,会看到反映市井生活的喜剧、滑稽剧的流行与反映城邦命运、鼓舞公民尚武爱国的悲剧的沉寂,田园抒情诗、讽刺诗、赞美诗一拥而起,风靡诗坛,缪斯神宫的学者在从事艰难烦琐的校订注释,哲学与科学分道扬镳又并行不悖,史学家的笔锋从一场战争的描写转向了世界性的“通史”,雕刻家的注意力开始从神话向现实转移,希腊的多神教悄然隐退,东方的一神教异军崛起。从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到今日阿富汗的阿伊·哈努姆,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城市、货币、语言,同样构成的城市居民。甚至在西端的罗马、东端的印度,我们也会感触到不同程度的希腊化文化信息。因此,希腊化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超越了民族、国家、城市界限的文化,是希腊古典文化在新时代、新地域的延续、扩大、扬弃与创新。尽管它的表现形式与古典时代没有多大变化(仅侧重点不同),但旧瓶装新酒,新时代的精神已注入其中。城邦文化让位于世界性文化,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必然。

[1] 当然,在希腊化时代之前,希腊人对亚洲和其他希腊以外地区并非一无所知,他们对小亚、叙利亚、埃及、巴比伦(Babylonia)都已熟悉,甚至对巴克特里亚、索格底亚那(Sogdiana)、印度时有所闻。米利都人赫卡泰欧斯(Hecataeus,生活于公元前5—前4世纪)的《大地环游记》(Περ οδος γ ς,Periodos ges,Journey round the Earth或者World Survey),希罗多德的《历史》都提供了这方面的资料,但这些多为风俗人情、奇闻传说,有的地方也只是偶尔提到。亚历山大之前的希腊人对这些地区的认识还模糊不清,而且到过此地的人又毕竟很少。参见保罗·佩迪什:《古代希腊人的地理学》,蔡宗夏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一章:爱奥尼亚地理学的诞生和命运(公元前六世纪—四世纪)”,第15—64页。 XW6+dCNALQwt40ks4r/tPgL2p2OMOfx8c+g2FgzTZdwH7n7z/BL96Sq7DUq90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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