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希腊化文化是一种不同于希腊古典文化的世界性文化现象,那它是如何产生的呢?这一文化背后的推动、促成因素到底是什么呢?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是一定时代、一定地域人类心灵的表象化。文化的表现形式、手段、媒介可能与此前或此后的时代没有多大的变化,但它的精神实质却一定是这一时代的回声,已经打上了这一时代的印记。因此,在形式上类似古典文化但精神上、内容上又明显不同的希腊化文化只能是希腊化时代、希腊化世界的产物。
如前所述,希腊化时代是以亚历山大东征为起点的。地处希腊大陆北陲的无名小国马其顿(Macedonia)能在数年之内平定希腊各邦,成为科林斯同盟(the League of Corinth)的盟主,亚历山大以区区数万兵力,能一举横扫庞大的波斯帝国,取而代之,这种局面的出现本身,就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一般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the Peloponnesian War)之后,希腊各邦打破了原来的平衡。战俘奴隶的增多带来奴隶制的急剧发展。城邦公民内部两极分化严重,阶级斗争激烈。城邦制度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公民土地所有制遭到了严重破坏。希腊中南部的城邦内外交困,无力挽救危机。马其顿,这个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山地国家,在希腊城邦文化的影响下,厉行改革,扩张领土,这时赫然崛起。于是,希腊各邦的亲马其顿派就瞩目于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II,公元前359—前336年),希望他匡时救世。纵然各邦的反马其顿派曾大张旗鼓,群起反抗,但公元前338年喀罗尼亚(Chaeronea)一役,决定了希腊各邦的命运,它们从此成了马其顿王国的附庸。“把灾难带给亚洲,把财富带回欧洲”, 这是以演说家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公元前436—前338年)为首的亲马其顿派的夙愿。这里的亚洲,就是波斯帝国。而此时的波斯岂可与居鲁士大帝、大流士一世之时同日而语,老大腐朽,不堪一击,亚历山大帝国就应运而生。
王国或帝国的出现既然是城邦制度崩溃的必然结果,那城邦文化让位于世界性的帝国文化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这就是希腊古典文化与希腊化文化的关键区别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