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希腊化”文化的性质

对于这么一种文化，究竟应该如何定性，自然成了希腊化文化研究中争论的焦点。

自英国希腊史大家格罗特（G.Grote，1794—1871）之后，西方学界对希腊化时期及其文化持全然否定的观点似难见到了。 以德罗伊森为首对这一时期的研究百多年来从未中断。学者们尽管在希腊化时代的起止、范围上有不同看法，但在对希腊化文化的认识趋向上是大体一致的。一般都认为希腊化文化即希腊文化的传播及其与东方文化的融合。当然在此前提下也有两种倾向。

一种是强调传播，德罗伊森和罗斯托夫采夫（Michael I.Rostovtzeff，1870—1952）等就持这样的观点。德罗伊森认为希腊化的本质在于“希腊的治权和教化普及到（东方的）衰败文明民族中间”。 罗斯托夫采夫甚至否认希腊文明与东方文明的融合，认为希腊文学、希腊艺术、希腊科学甚至在亚历山大死后仍保持着希腊的传统，并由此得出结论：“所谓的希腊化时代的文明是真正的希腊文明。”这是他1926年的观点。 在其后的巨作《希腊化世界的社会经济史》中，他仍坚持认为：“希腊化世界就其本身而言，是希腊天才的惊人创举。” 塔恩（W.W.Tarn，1869—1957）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在《希腊化文明》一书中列举了学界对“Hellenism”的四种不同解释：（1）希腊和东方因素混合而成的新文化。（2）希腊文化向东方的扩张。（3）古典希腊文明的纯粹延续。（4）与前一样，还属于同一文明，只是在新的条件下得到修正。塔恩认为，“所有这些都包含一个真理，但无一能代表全部真理”。以他之见，没有一个一般概念能包括这三个世纪的文明，“希腊化仅仅是给其加的一个便签而已。在这三个世纪中，希腊文化远远传播到希腊之外” 。

一种是在肯定传播的同时，也承认与各地文化的融合，沃尔班克（F.W.Walbank，1909—2008）、哈达斯（Moses Hadas）、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等就如此认为。其中，哈达斯著的《希腊化文化》最为明显。此书的副标题是“融合与传播”（“Fusion and Diffusion”）。作者虽然承认在希腊化时代，“那些迥然不同的文化传统相互影响，确定了欧洲文明的永久轮廓”，但却把希腊人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到和渗透于其他文明上的成功列为希腊的奇迹之一，而且把阐明希腊的思想、希腊的爱好、希腊的理想，如何成为欧洲延续不断之遗产作为此书的目的。 沃尔班克的观点主要贯穿于他的《希腊化世界》一书。他认为：“希腊人与非希腊人（Barbarians）相互影响。实际上，各种文化的撞击与汇合就是这个时代的主要魅力之一。” 他参与主编的新版《剑桥古代史》第7卷第1分册《希腊化世界》中也谈道：一种愈来愈统一的文化在欧洲、亚洲和利凡特（Levant）地区逐渐扩散传播。 斯塔夫里阿诺斯虽然认为希腊化文明是随着亚历山大的征服、古典希腊文化的传播而出现的，但他承认“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自己也得到改变，所以，这样引起的希腊化文明是一个混合（amalgam）而不是移植”，“这个文明是融合的结果，它的每一方面实质上都不同于古典的双亲” 。

在这些西方学者中，塔恩的观点具有二重性。他无疑是对希腊文化的传播持充分肯定的态度，也特别注重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的结合，但他的大英帝国殖民主义情结导致他对亚历山大的“人类统一思想”过于拔高，对远东希腊人的历史地位也有过誉之嫌，由此引起的学术论争一直延续到他去世之后的若干年。

由于资料和语言的障碍，我们对苏联古史学界希腊化文化研究状况知之甚少，而且，就目前材料所及，也只是他们（20世纪）40、50年代的观点，主要来自三种中文译本：塞尔格叶夫的《希腊史》，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第二卷上册和科尔宾斯基等著的《希腊罗马美术史》。苏联学者的观点与西方稍有不同，他们承认希腊文化在希腊化世界的广泛传播，但也注意到希腊文化因素与当地（主要是东方）文化传统的结合。

我国学者对西方观点的态度经历了由采用、全部否定到部分肯定的变化。 20世纪50年代初，雷海宗先生受教育部委托编写的《世界上古史讲义》中，沿用“希腊化”一词，将“希腊化与罗马帝国成立时代”列为一章，时间范围是公元前323—前31年，这实际上就是希腊化时代的历史。 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吴于廑先生提出了与西方学者截然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希腊化”这个词具有片面性，不足以恰当概括那三个世纪的历史。希腊化文化是东西方文化的汇合或融合。东方的因素不容忽视，在多数的希腊化国家，东方因素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方面都起了“不可估计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作用” 。也有的学者主张放弃使用“希腊化”一词。1962年出版的周一良、吴于廑先生主编的《世界通史·上古部分》用“后期希腊文化”代替素称的“希腊化文化”，把希腊人在东方建立的外族王朝单独列章述之，视为该地区“过去历史的延续”，因其“社会结构基本未变”。 1979年后出版的几本世界古代史教材大多不用此词，在编写体例上以周吴本《世界通史》为蓝本，把希腊化时期的文化归于后期希腊文化或略去， 或采取属地主义，将希腊化王国的历史归入所在地区的历史。 但也有例外，李纯武、寿纪瑜的《简明世界通史》（1982年版）就辟一子目“希腊化文化”。 1984年再版的刘家和先生主编的《世界上古史》，虽未用“希腊化”的字样，但认为这一时期的文化是对古典文化的继承，其中也包含了东方文化的传统。

从国内外关于希腊化性质的研究来看，分歧的焦点并不在于“希腊化”这个词到底能否使用，而是如何对其进行定性。至本文撰写前有两个问题似乎悬而未决：其一，希腊化只是希腊文化的东传，还是与东方文化的融合或汇合？其二，如果不否认二者的结合，那么是以希腊因素为主，还是以东方因素为主？此外，在希腊化文化研究方面，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希腊化文化产生的背景和发展脉络是什么？它有哪些特点？其历史地位如何？ Gd7UT6DBRRZ+rH70S9lIRRyg5Ti/sOch1bpty9VN/g9b9C/FBJNBkGVxEMgw4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