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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化文化即希腊化时期或希腊化世界的文化，是亚历山大东征的产物。这一点学界殆无异议。现在英文著作中通用的Hellenistic（希腊化的）、Hellenism（希腊化）分别是从希腊语“
λλην
ζω”、“Ελληνισμ
ς”演变而来。“
λλην
ζω”的本意是“说希腊语”（to speak Greek），但它的准确含义是指非希腊人说希腊语。Ελληνισμ
ς是它的名词形式。后来，此词的意义扩大，一般用来指非希腊人对希腊生活方式、希腊文化的采用与模仿。自从德国历史学家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1808—1884）19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出版了他的《希腊化史》（Geschichte des Hellenismus）一书后，“希腊化”（Hellenismus，Hellenism）就专用来指亚历山大之后，希腊文化向外传播的特定历史时期，即希腊化时期。英语世界一般用“Hellenistic”这个形容词来限定这个世界（Hellenistic World）或时期（Hellenistic Period 或Hellenistic Age）以及在此时空范围之内的其他方面。但对于希腊化时期的具体时间起止和希腊化世界的空间范围，研究者各执己见，莫衷一是。但总的趋向是把希腊化时期定在亚历山大之死（公元前323年）到最后一个希腊化王国——托勒密埃及亡于罗马人之手（公元前30年）之间，把亚历山大的后继者建立的三大王国和周边受希腊文化影响较深的地区都划入希腊化世界的范围之中。但在我看来，文化史的发展有其与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的不同之处，一种文化往往不是随着政权的更替、统治民族的变更而迅速改变其本来面貌，它总有一个发生、发展和逐渐消融的过程。因此我把亚历山大东征的开始作为希腊化时代，亦即希腊化文化的开端。因为，不论就希腊文化的传播还是就它与当地文化相互接触与影响而言，这种进程在亚历山大东征时就已经开始了（详见本编第二章）。至于希腊化文化的下限，以公元前后罗马吞并埃及和印度—希腊人王国的消亡
为界也未尝不可，因为文化的创造者主体的消失自然就意味着文化生命力的衰竭。但希腊化文化的影响却由于其特有的包容性和渗透力远远超出了希腊化王国的统治范围之外，因此，我所说的希腊化文化的地域范围也不只限于希腊人控制的地区，而且包括同时代受其影响的国家和民族。如果我们把希腊化文化看作一个多层次的文化圈，那东地中海地区就是它的内圈，希腊化文化主要形成、繁荣于此。其他周边地区包括南俄（South Russia）、小亚（Asia Minor）内陆、中亚（Central Asia）腹地、印度（India）西北部、阿拉伯（Arabia）、中非（麦罗埃，Meroe）等则为其外圈，它们主要是希腊化文化的传播与渗透之地。罗马是通过对希腊化世界的征服而接受希腊化文化的，一般是不把它划入希腊化文化范围之内。但我认为，罗马文化实质上是希腊文化的继续（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拉丁化了），希腊化文化主要是通过罗马而传之后世，所以，本文也把它列入希腊化文化外圈加以考察。
文化圈不同于政治范围，它超出希腊人控制地区之外似是可以理解的。汤因比就认为：“希腊主义（Hellenism）的核心不是地理的，或语言上的，而是社会的、文化的。”
既然希腊化文化的时空是如此广延，层次是如此不同，而且“希腊化”这个词本身就带有使非希腊人希腊化的色彩，那我们使用这个词，不就是承认希腊化即希腊文化的传播了吗？我们不否认，在这一时期，由于希腊—马其顿人把外族统治用暴力强加于被征服民族，他们所到之处，广建希腊式城市、要塞，开通商路，从而大大传播了希腊文化。但是，它在传播过程中，必然要和已经存在了两三千年之久的东方古老文化以及处于起步阶段的其他文化发生碰撞、汇合，并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了当地文化的反作用。因此，这时的文化已非过去那种地不过百里、人不过数万、数十万的城邦式文化，而是生长于广袤的“蛮族”原野上的希腊人已知之世界的文化。虽然它仍然保留着希腊古典时期文化的躯壳（并非全部），但它的肌体已渗入了当地文化的血流，它的精神必然呈现出新时代、新世界的特征。所以，用“希腊化文化”区别于“希腊古典文化”就不仅是必要的，也是适当的，因为这种文化是在希腊—马其顿人统治之下，以希腊文化形式为载体，以通用希腊语（Koine）为媒介，吸收当地文化因素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