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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城邦主体中颇有影响的重要构成部分，演说家在城邦生活的各方面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也自然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实际上，在雅典，演说家自兴起之日起就一直招致民主政治反对派的非议和批评。特别是公元前5世纪后期和公元前4世纪，本来是“人民领袖”（popular leader，即活跃于民众大会上的演说家和提议者）之意的“δημαγωγοs”竟然在那个时代某些古典作家的话语中变成了具有贬义的“暴民领袖”（leader of mob），一些演说家型政治家和政治家型演说家因此获得了“煽动家”“蛊惑者”（demagogue）的恶名。
。但无论对演说家扮演的社会角色如何评价，从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到马其顿人征服期间，雅典民主制度本身及其运行基本上处于稳定的状态，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而这一时段恰恰是不同政治派别的演说家们主导雅典政局的时期。因此，他们与雅典民主制度之间到底存在着一种怎样的互动关系，值得做进一步的分析。
首先，从主观上看，绝大部分演说家都是民主制度的支持者。
其一，他们积极维护公民的民主权利。雅典民主政治自建立之日起，便一直面临贵族寡头制复辟的威胁，从客蒙到克里底亚（Critias），
贵族派和寡头派领袖从来没有放弃过这方面的努力。雅典公民大会对于寡头政治倾向一向保持着强烈的警惕性。如果某人被控告或被判决为“寡头”或者“企图颠覆民主制度”，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轻则罚款、放逐，重则处死。公元前411年和前404年，由于战争造成的混乱和斯巴达的支持，寡头政变两度成功，民众受到残酷的迫害。这时，使寡头派有所顾忌的就是那些能够站出来保护人民的“将军、舰队司令”和“民主派的领袖”（the leaders of the popular party），其中就包括捍卫民主政体的演说家。也正由于这个原因，他们一直被寡头派视为心腹之患，意欲除之而后快。公元前404年，民主派演说家克勒奥丰（Cleophon）就被寡头派以晚上没在军营住宿的莫须有罪名处以死刑，而真正的原因是克勒奥丰发表演说反对接受斯巴达拆毁雅典长墙的要求。
但寡头统治毕竟是短命的，公元前411年的“四百人政体”和公元前404年的“三十僭主”的迅速被推翻都与演说家型的政治家有关，像掌握雅典海军的民主派领袖色拉绪布鲁斯（Thrasybulus）就在这两次斗争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在推翻第一次寡头政变时，他所统帅的海军是民主派的中坚力量和坚强后盾。在第二次寡头政变时，他和另一位民主派领袖阿基努斯（Archinus）带领流亡的民众从边境上的斐勒（Phyle）据点返回，建立了温和的民主政体
，恢复了公民平等参政的权力。由此可见，演说家往往是公民权利的维护者，因为一旦公民失去了直接参政的权利，演说家也就失去了赖以存在活动的基础。
其二，他们坚决捍卫城邦的政治独立和雅典民主政体。演说家是民主政治制度的孪生物和受益者，很自然，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城邦制度的捍卫者。如前所述，在城邦面临危机的关键时刻，演说家往往挺身而出，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们或是在公民大会上控告那些妄图推翻民主政治的贵族寡头派领袖，或为城邦出谋划策，应对战争的来临，或充当外交使节，周旋于各邦之间。以德谟斯提尼为例，在长达30年之久的政治生涯中，抗击马其顿始终是他演说的主旋律。他频频呼吁雅典人警惕来自北方的威胁，劝说雅典人不要耽于声色之乐，应把观剧基金（Theoric）用于军事建设，还主张雅典团结希腊各邦甚至波斯共同抵抗马其顿。他以身作则，将自己财产的大部分捐献给城邦，发展海军。即使在喀罗尼亚（Charonea）战败之后，德谟斯提尼仍然没有气馁，他千方百计地寻求各种可以恢复雅典民主与自由的机会。但因大势已去，最后愤而服毒自杀（公元前322年），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殉葬品。
再以伊索克拉底为例。他从不当众发表演说，“他的演说与其说是为了演说，还不如说是为了阅读”
，他所写的演说词对雅典的公众舆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为我们认识、分析公元前4世纪的许多重要的政治问题“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
在伊索克拉底的演说词中，他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多次称颂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的光荣历史，呼吁希腊人团结起来，停止内争，一致对抗波斯。在对待马其顿的问题上，伊索克拉底的政策取向与德谟斯提尼正好相反，他认为雅典只有与马其顿合作，把战争带到亚洲，把财富带回希腊，才能解决雅典城邦目前面临的困境。
可以说，伊索克拉底与德谟斯提尼在主观上都想挽救雅典城邦，挽救民主制度，只是选择的方式不同而已。
但是，历史的发展并不以历史人物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我们在关注大多数演说家具有维护民主政治主观愿望的同时，也要注意到，由于演说活动本身的特殊性，演说家在客观上也对雅典的民主政治产生了一定的消解作用。
首先是对城邦理性精神的消解。理性是雅典城邦精神的灵魂。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雅典城邦的对内对外政策大多还是比较谨慎且具有长远眼光的。但是，在战争期间，尤其是稳健睿智的伯里克利去世后，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例如，在密提林（Mytilene）叛乱平定之后，雅典公民大会在如何处置密提林城邦的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论，结果在演说家克里昂（Cleon）的鼓动下，公民大会作出了一个极不理性的报复性决定：将密提林城邦男女老幼全部处死。虽然这一决定被醒悟过来的雅典人及时纠正，但演说家的负面煽动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如果说雅典人在密提林事件中还存有理性的话，那么后来与弥罗斯（Melos）人辩论时所体现出来的霸道、残忍、贪婪则完全背离了城邦的理性精神。
这种蜕变和演说家不无关系。演说本来就是一种说服的艺术。
虽然亚里士多德将演说分为议事、法庭和展示性三类：“议事演说意在劝说或劝阻”，“法庭演说或是控告或是辩护”，“展示性演说或是赞颂或是谴责”，
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要使听众接受自己的观点。演说家若要达到说服的目的，就必须讲究策略，投其所好。克里昂、亚西比德的煽动之所以能够一时得逞就是利用雅典民众极端的偏执和狂妄心理。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Socrates）将修辞学或演说术讽喻（eironeia）为“烹调术”（cookery）或“奉承术”（flattery）
，看来并非无端攻击。亚里士多德曾提到一个叫德谟克拉底（Demokrates）的人“把演说家比做自己吞下了食物却用唾沫抹湿婴儿嘴唇的奶妈”
，也是讽刺演说家对民众极近哄骗之能事。个别有远见的演说家也注意到了这种哗众取宠、阿谀迎合之风的根源和危害。德谟斯提尼提请人民分清两种截然不同的演说家和政治家。他说，过去那些著名的政治家演说家，如阿里斯泰德（Aristides）、尼西阿斯（Nicias）、与自己同名的德谟斯提尼（公元前？—前413年）和伯里克利等，在演说时，首先考虑的是城邦的利益，而非获取民众的欢心，而现在的演说家们，则首先考虑的是你们想听什么，想要什么，怎样才能使你们满意，为了获取一时的支持而将不惜牺牲城邦的利益
。他还指出，在这些演说家兼政客们的奉承、煽动和哄骗下，民众在集会上变得危险，固执，只想听好话，但在战争准备上却粗心大意，让人瞧不起，从而使城邦处于最严重的危险之中
。虽然同为演说家的德谟斯提尼此处难免有攻击他人之嫌，但他提到的演说流弊却绝非危言耸听。城邦理性的丧失，演说家确实应负一定的责任。
其次是对城邦公民精神的消解。公民作为“政治动物”，他们的命运是与城邦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公民作为个体，享有权利，也有义务。公民的个体利益必须服从城邦的整体利益。在希波战争时期，雅典公民舍小家保大家，放弃田园庐舍，全体登船转移，到海上与波斯决战，就是这种爱国主义的集中体现。但在伯里克利之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公民们所关心的已经不是城邦的整体利益，而是他们自己的一己私利。在远征西西里前的辩论中，面对尼西阿斯的苦苦劝阻，雅典公民大会表现出了一种可怕的狂热与偏执。他们在厄基斯泰（Egesta）人重金的诱惑下，试图通过远征西西里获取个人财富和荣誉。这时，他们已经将个人利益置于城邦利益之上，将公民对于城邦的责任与义务完全抛到一边。在讨论决策过程中。个别演说家型的“政治家”，如一贯善于投机的政客亚西比德（Alcibiades，约公元前450—前404年）就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雅典人的狂热情绪就是被他的演说煽动起来的。
此外，在公元前5世纪—前4世纪的雅典，演说、诉讼成风，能言善辩受到人们的羡慕。大部分公民虽然自己不精于演说，但是他们喜欢欣赏公民大会、陪审法庭、节日庆典中的演说。对他们来说，言辞的美丽与动听已经胜过了事实的真相与真理。历史家修昔底德曾借克里昂之口严厉批评了公民大会中这种危险的倾向：“你们经常是言辞的欣赏者；至于行动，你们只是从人家的叙述中听来的；如果将来需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们只是从听到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篇好的演说词来估计可能性；至于过去的事情，你们不根据你们亲眼所看见的事实，而根据你们所听到关于这些事实的巧妙言词评论，一个新奇的建议马上骗得你们信任；但是被证实了的意见，你们反而不愿意采纳；凡是平常的东西，你们都带着怀疑的态度来看待；遇着似是而非的理论，你们就变为俘虏。……你们是悦耳言辞的俘虏；你们像是坐在职业演说家脚下的听众，而不像是一个讨论国家事务的议会。”
克里昂虽也负有“煽动家”的恶名，但这段话却恰如其分地道出了当时雅典公民的思维方式、精神状态及其与演说家的干系。事实也确实如此，在演说家们的鼓动或煽动下，雅典公民往往会突然间集体丧失了理智，忘记了自己那一票的神圣责任与义务。西西里远征失败以后，面对惨痛的失败，雅典人不是总结教训反省自身原因，而是“转而攻击那些赞成远征的演说家，好像他们自己没有表决赞成似的”，
其出尔反尔的手法几近无赖。可见演说家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公民的非理性心态，演说家为迎合这种心态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自身的堕落。正是在这种无耻公民与煽动型演说家二者之间的恶性互动中，城邦理性精神与公民精神逐渐消解。这大概是伯里克利及其以前的政治改革家们所从来没有想到的后果。
综上所述可知，古希腊演说家既是城邦民主制度的必然产物，也是推动其不断发展完善的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他们在城邦民主政治中享有特殊的“话语权”，但同时也受到它的严格监督与制约。从整体上看，他们在主观上是城邦民主政治的维护者，但客观上也在消解着它的公民基础。相互作用、兴衰与共应该说是二者关系的基本特征。
［此文是和学生王志超（现为山西师范大学教授）合作而成，
原载《世界历史》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