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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主权在民”为特征的古希腊城邦社会，在各种公共机构或公开场合中发表演说表达自己的意愿或建议是公民参与城邦公共生活的重要方式和手段。那些具有演说才能、对公众富有影响力，在城邦政治生活中能够发挥重大作用的公民则往往被时人和后人称为演说家（rhetor，orator）。这些所谓的“演说家”是古希腊城邦社会中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他们不仅活跃于公民大会、陪审法庭、节庆典礼，用自己的“言辞”来行动，而且常常担任城邦要职，身体力行，用行动来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目标。从古希腊历史上看，演说雄辩之风在荷马时代已显露端倪，古风时代蔚然兴起，古典时代成为政坛时尚，直到公元前4世纪末希腊城邦失去独立地位之后才逐渐衰落，可以说，与城邦制度的发展进程相始终。就演说家本身而言，自古风时代以来，大致经历了具有演说才能的政治家、具有政治才能的演说家和以演说为生的职业演说家几个发展阶段。但不论演说者的身份如何变化，他们都是城邦制度的产儿，没有古希腊这种特殊的实行直接民主制的城邦制度，没有如此开放、自由、平等的公民社会空间，演说家这类以己一技之长、主动投身于城邦政治生活的社会精英分子就无由产生，也不可能生存。演说家与希腊城邦制度之间显然有一种必然的联系。
对于这种关系，西方学者近年来从不同的角度都有所涉及，并提出了一些颇有代表性和启发性的观点。如M.I.芬利论述了雅典的人民领袖、政治家和演说家三者身份的一致性。P.哈丁从演说术的角度探讨了雅典民主政治的特点。J.奥伯以雅典演说家的演说词为基础，分析了雅典民主政治中民众与精英的关系。近年国内也有学者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对演说术、演说家和希腊城邦制度的关系进行探讨。
但就古希腊演说家和城邦民主政治之间特殊的依存互动关系而论，似仍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雅典是古希腊城邦中实行民主政治的典范，其民主政治不论在设计理念上，还是在运行程序上，到公元前5—前4世纪的希腊古典时代，都达到了古代社会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这一时期也是演说家在雅典最为活跃的时期，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后世所称之的“阿提卡十大演说家”
。因此，本文主要以这一时期的雅典城邦为例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