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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将自传潜势深植暗嵌于诗歌的正统概念之中而言的话，没有任何文学传统能与中国的文学传统相提并论。诗歌的功能在于遣怀寄意（“诗言志”）——“志”可私可公，既可私情也可节义——其推动了诗歌媒介演变成智识阶层男性自我书写与自我记录的万能公器；而到了帝制晚期，愈来愈多的女性亦参与其间，用之不竭。诗歌的抒情表现性因口述传统中强烈的主观性而不断增固加强，尤以诗歌中多以第一人称口吻讲述的《诗经》为甚，其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自汉代（前206—220）起即被奉为儒家经典。
正如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在其颇具影响的研究论文中切中肯綮地指出，中国诗歌中的自传性特质在文学传统中先后被陶潜（365—427）和杜甫（712—770）推至精深神妙的境界。
在宇文所安看来，这两位“自传诗人”（poet-autobiographers）开创了新的诗歌模式与次文类，以此使得人们在预期角色身份与社会政治现实之间，在朝隐公私生活之间，以及由此做出抉择所带来的升沉荣辱之间去表达内心所感之内在的、自然的、真实的自我。不过，在女性身上很少能见到这种抉择的焦虑（或奢念），学界对这种冲突关注不多，或只是泛泛表述为个人信仰追求与家庭责任义务之间的对立矛盾。
尽管在人生选择上不免性别差异的因素，但是仅有部分女性亦能书写诸如载录时事、辑著社交的场合诗（occasional poetry）的多面向，也能创作自述自呈、自我表征式诗作（poetry of self-representation）在文学圈内用以传达交流内在情思与寻求认同。
人们读诗写诗（也包括后起的“词”）时所接受的培养训练，可被视为是在古代中国表达某种个人主体性的话语体系。即使中国诗体语言通常会略掉人称代词，但诗歌的作者与读者对“单一而统合的抒情主体”
（诗人角色与主体性）的表述立场普遍能达成共识、阐明诗意来确保诗中至关重要的个体性与主体性之发展与持续。虽然也存在有别的自我书写模式与文类，比如作者自选文集的自传性序跋，或是囊括游记随笔、自撰墓志、小说演义在内的系列散文笔记，但是对于大多数，尤其是明清时期的知识男性与女性而言，诗歌作为最广为接受的自我表征媒介之地位并未动摇。
身处文字铭记的当下，诗人通过与现实和文本中万事诸境的交互来表情达意（言志），构建和记录一个面向当代与未来读者群体的多面多维的生命史，在这其中多体现于著述自我新陈代谢的老成阶段，尤其是在刊印之时，他/她会对特定或部分诗作加以重读或修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诗歌文字铭记的不断物质化沉积汇辑，就是个人诗选（别集）的形成过程，其可被文本编辑、按序编排，从而塑形成一种看似松散闲淡而实则严挑细选的自我叙述形式。正如宇文所安所说，9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诗人编纂自己的诗歌别集，创造出其所谓的“一种内心史”（a species of interior history），“让生命故事在作者一连锁的（对万事万物与经历经验的）反应中次第铺展开来”。
帝制中国晚期的男男女女，皆多以这一文本方式来建构一种将内心生活的抒情片刻内置或并置于外部世界的时政要事之间的自我记录形式。这些文字记录使用高度形式化和定型化的诗体语言之“语法”（grammar），
其为文化精英社群的成员主体接受训练的话语体系促生的产物。诗题以及文序乃至行间批注都标示出写作背景，这种诗性的自我文本化构成了一副伴随作者生平一世徐徐展开的日常画卷。在这样的书写实践中，写诗类同于记日记、载日志的功能。当这些诗作被收录汇纂、编年结集，由此形成的文本就揭示出个人的生命史。不管自我文本化的个人动机如何，这些诗歌文字都是在以语言、历史、文化、思想为媒介的既有表征系统中被构建的。无论在“自我铭记”还是“自我创造”时投入多大程度有意识、有意图的努力，
情况皆是如此。作为话语效应的文本生产总会带着人为干预的痕迹与程度而对阅读产生影响。
本书即将揭示诗集中根据自我叙述不同阶段而对章节分卷特赋有意之名的情形，这一情形强化了自传性的叙述结构。前述研究已有说明，从17至19世纪，男性与女性基于不同情形会采用差异化的自传模式来建构与宣示其自我意识、身份认同与能动主体。晚明文人叶绍袁（1589—1648）的自传性年谱与日记即可视为建构/重构主体地位的行为来加以解读，兼具当地社群的社会活跃人士以及明代遗民双重身份的叶绍袁，在明清易代之际经历了一系列的变故丧亡，既有家国之痛，又有文化之失。
同样的，身为女诗人、女居士的季娴（1614—1683），通过自传性散文重述自我生命史，联系自己未竟的宗教追求和不幸的包办婚姻来寻求自己久病缠身的根源原因与化解手段。
士大夫诗人洪亮吉（1746—1809）则在其自传回忆诗和被贬逐新疆伊犁时所撰回忆录中另辟文本空间来缅怀其萱堂一族，尤其是在他少年失怙时抚养和教育其成长的外祖母，这些作品同时也被视为他自我建构/重构的过程。
十二岁即丧父的女诗人兼评论家沈善宝（1808—1862）是逐年将自我日常生活写入诗歌的女性文人经典范例。在她的传世名作辑本《名媛诗话》中也创制出自传空间，融铸自己对收录其中的慈母、女性亲眷及友人诗作的追忆。在记录和纪念的话语空间中衍生出的社群意识以及对自我与他人的赋权能力，本书第四章将予详论。
本章以江西奉新的乡绅妇女甘立媃（字如玉）卓绝不凡的自传性文本为研究对象。作为一种刻意经营、延续一生的自我再现，她的诗集《咏雪楼稿》是女性自传书写实践和以写作为能动性行为的多面缩影，而这也是本书后几章讨论各类文本与语境所着眼的面向。甘立媃诗集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收录诗作卷帙浩繁（超逾千首之多），而且按照其女性身份各阶段（后详）而分卷列名，这有助于读者以意逆志去回溯把握著者的生命历程。相较之下，大多数的女性诗集相对单薄，通常收诗不过一两百或至多三百首而已。女性文集卷帙不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许多闺秀女子并不具备有助于其创作的环境，也没有能够维系其持久写作的耐性坚守，而且生活环境的更迭变迁也令她们无从长期投身文学写作。而甘立媃的诗作有着清晰可辨的编年次序，其以生命阶段为标示的编纂布局凸显出自传性维度，这也使得《咏雪楼稿》领异标新、独创一格。
收入甘立媃自传式文集的诗作写于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初，这为研究女性书写的历史能动性提供了一个关键性的参照系焦点。她的书写实绩既回顾承续了前代女作家们的传统创作，又展望预示了20世纪之交世界性与国族性语境中语言、政治、性别、文类等问题彼此交缠激撞的复调时刻。
而在清代中晚期，较之其他女性（及男性）作品，其或行文较长，或篇幅极短，或全本存世，或残篇断章，或草创未就，甘立媃诗集既成反差对比又互为增益补阙，每首诗都力图言说和铭记某些主体性的在地意识。
本章对甘立媃自我表征的细读、选样、翻译和呈现，必然会将其“自传”转码成一种传记式再现，故而笔者将尽可能地努力尊重和保持其诗歌创作的完整性，让她通过诗中自设的角色和声音（即通过自己的诗笔）来呈现自我日常生活与情感生活的方方面面。此外，本章也借助有关甘立媃生平家世的其他文献材料来重建其自传体诗的纪传背景，这其中包括她的自撰散文、诗歌评注、文集附录的墓志铭、奉新县志（奉新是其夫妇二人的桑梓故里）、南陵县志［安徽南陵是其次子徐心田（约1770—约1850）时任知县兼江南乡试同考官参修当地方志所在之地］等。
不过，甘立媃诗集有意识的编排结构以及遍布集中诸多浓厚自传性质的诗作，都是说服和引导我们，尝试以她所希望被聆听的方式去解读和理解其生命史的文本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