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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交往论》是传播人三部曲的第二部，阐述了我对Web 2.0以来人类交流的思考。屈指一算，三部曲中第一部《弥漫的传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的出版，已是20多年前的事了。
开宗明义，写作本书的初心是：借“数字交往”的理论分析，讨论一个巴别塔式的问题——新人类世中的数字团结。如我在文中所述，针对“数字交往”中的“交往”（association）一词的意涵，拉图尔（Bruno Latour）（2005：14）认为，“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ANT）是对塔尔德（Gabriel Tarde）联结原则的延续，即社会的本质在于association。跟随着这一指引，我认为，在这个超越传统传播的数字化生存时代，社会交流的本质正稳定地从communicating向association演进，同时，那种面向未来的传播研究，也当聚焦这一方向。“交往”——才是对association的最好翻译，并且，“交往”也是“传播”的原初含义之一。
从“交往”这一逻辑起点出发，我讨论了一些与人类数字生存有关的基本问题。这些讨论，与其说是在阐述结构性的理论，不如说是以“数字交往”为一种思想观念、一种思想方法。我将以此重新评估当下被数字技术所支配的生活，并试图擦亮数字实践的常识之灯。
在本书的不同章节，我讨论了“数字交往”的诸种意涵，并分析了它应有的思想精神，诸如：交流-行动，与交往的实践性；交往具身，与分身认知；互利共生主义，与数字公正；普遍联结，数字团结；未托邦，与可知论的怀疑主义；数字人类世，新人类观，与多项式生命本体。
第一，数字交往论是一种实践论。“交往”的本义，是交流-行动。我以“数字交往”一词指代虚拟时代的人类交流图景：“交流即行动”。这一判断的意涵在于，数字实践已不再是单纯的信息流动，而是一种交流-行动复合体。以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概念“脱域”（disembedding）来阐述：数字时代的本质之一，是人、信息、媒介与社会的“脱域融合”。在脱域融合的基础上，万物得以互联，虚拟社会得以演进。同时，“传播”转向“交往”，也成为人类生存与人类心灵双重意义上的新起点。
作为一种还原式的讨论，我以数字交往在交流-行动上的同一性，回应了“精神交往”意义上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亦以数字交往实践的泛在性，回应了有边界的“交往行动理论”。这些回应大致说明了：数字时代所要求的交往论（数字交往论，Digital Association Theory，DAT），可以为交往哲学的传统增添一些新的思想线索。
交流即行动，媒介即我们。对我而言，从讨论“信息的传播”，转向阐释“行动的交流”，是一种困难的理论转型；而学科之外的读者，则不妨自然地将它视为实践理性转向之余波。回顾自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结构主义建构论”、吉登斯的“结构化”到20世纪90年代科学技术论（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STS）领域的“实践转向”，及至媒介研究领域中库尔德利（Nick Couldry）要把“以媒介为面向”（media-oriented）的实践行为作为研究起点的主张，读者应能看到，这里的讨论是在追随他们前行。
如果说我有什么要强调的，那或许是：要以实践化的“数字交往”涵盖既往的“传播”，而不仅仅将实践作为起点而已。我认为，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社会从媒介化到共同演化才是可能的，数字人类世的危机才是深刻的，未托邦的怀疑论才是现实的，同时，数字团结和普遍联结才是至关重要的。借此，传播学的讨论也才可能真正焕发人类精神。
第二，数字交往论是一种复杂主体论。现实-虚拟情境将重新塑造关于人类主体的认识，以及——被我称为“分身化”的认知方式。我谈到，在混合现实（Mixed Reality，MR）中交往的人，由于面对多重的感知、身份、行动和交往律而具有复杂的分身性；而分身性，则形成了人在技术中“向内生长”的新的可能——它是意识的扩张，也是自我的分离。
未来人类的媒介化生存，很可能将超越技术现象学的诠释。对那种极致数字化的生存体验，被我定义为跨体系（cross-metaverse）、变维（trans-dimension）、多重分身（multi-separation）的虚拟生存模式：MDSs。身处MDSs式的情境，交往人不止有技术具身：他有自我想象，又虚实相间，且其身份之间是可联结、可接替的。这就是数字交往的分身性。
欲离实在我，询唤以分身。分身性的认识论意义或在于：人对世界的认识，是一与多、虚拟与现实、先验与后验的统一，也因此，分身性有望成为一种调谐或演化的生成。为此，我试图将其发展为分身认知思想。其中，数字交往与认知哲学的思想对话，是要给出更坚实的后现象学阐释，也是要力图丰富演化主义的元认知。
此外，承续《弥漫的传播》中所提出的“传播人”假说，我在这里也具体论述了“交往人”的观念——它是在交往语境下对“传播人”概念的延伸。如果说，数字传播建构了“主体-介体融合”的传播人，那么，数字交往则定义了“人-物-实践融合”的交往人，这是虚拟交往时代主体认识论的基础。
只有在“交往人”概念的观照中，数字交往所有的主体性批评才是可解释的。诸如：MDSs生存与超越的具身是如何实现的？为什么是社会-网络效应（而不只是技术）决定了人？虚拟生活为何形成了未托邦的气质，而数字人类世又何以成为一种现实社会的长期风险？等等。
第三，数字交往论是一种互利共生主义。数字生存“共演”这一概念，借自生物学中的共同演化理论（co-evolution theory）——持续变化发生在两个或多个相互依赖、单一的物种上，它们的演化轨迹相互交织，并且相互适应。
我想以此阐述数字文明的发展路径：在一个实在与虚拟、人与自然、有机与无机共存的广义社会生态里，存在着共同演化的过程。于是，处在双向融合中的媒介，不再被看作是独立的了，也因此，它不再自居仲裁者或权威的象征；处在双向融合中的社会不再被看作是自在的了，也因此，它成为被媒介结构化的人类关系。
我也以此阐述数字文明的发展愿景：共同演化的最优解是互利共生——不是偏利共生，不是偏害共生，也不是原始协作。数字互利共生的共演论，不同于人类中心主义，但也不是反人类中心主义，而是希望搭建一个更为理想的理念框架，使万物生长、自由而协同成为可能。尤其是，在数字媒介及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只有坚持共同演化而非单向的媒介化，才有可能实现互利共生，才有可能破除科学主义的迷思，保卫人本主义，保卫人。
万类相演化，一多故相存。在虚拟-实在的混合环境下，同等地包括着人-人交往、人-非人（物、环境、系统与AI）的交往。只有在互利共生主义的观念中，那种普适计算才是有方向的，“弥漫的传播”才是以人为目的的，追求系统生物性的普遍联结才是关怀众生的，数字文明自身的演化也才是具有历史感的。
并且，也只有在互利共生主义的观念中，那些分身语境下的人的意识演化、认知发展，以及包含生物生命、数字生命、机器生命的全景式交往主体观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为此，我以数字交往论的视角，重访了传播学的关键词“媒介化”“中介性”，以期厘清交往的演化本质，及数字化媒介生存的人文观念：（1）中介性的意义是建构社会形态，媒介化的意义是演化社会基因；数字社会的媒介化，与数字媒介的社会化是同步的。（2）媒介-社会建构的整体化过程，是从“无机”到“有机”，再走向“同一”的过程；媒介与社会处在“共同演化”之中，数字社会的本质、路径和前景，都是共同演化，而非媒介化。（3）理想的交往性，是“万类交往、互利共生”；共同演化的理想，是遵循自由、平等、和谐的生态原则，避免技术驱动、资本垄断、价值缺失所带来的“偏害共生”，以建立公正而理想的数字文明。
毫无保留地，我多次在本书中阐明这一信念：“共同演化”是媒介与人、传播与社会的共同的命运，也是这个不确定的世界绵延存续的唯一路径。这里的潜台词是：媒介也好，人也好，技术、权力与社会也好，它们都无法单独成为数字世界的救世主，事实上，不会、也不应该有什么单独的力量能支配我们的未来。
同样，也没有哪一门单独的学科能完整阐释这个处处可见、处处可感、处处可用的媒介世界。
第四，数字交往论是一种数字社会的团结论。如果说，信息是传播的起点，那么，普遍联结就是交往的信念——而普遍联结的终极意义，则是生命的团结（solidarity）。
数字交往中的“交往”或“association”一词，本身即含有“人的联结”之意，而当我们讨论connection（事物或观念之间的联系、关联、联结）这一概念时，则是要在天地万物的意义上，对万类交往的联结作更广泛的、齐一化的阐释。也因为有“普遍联结”，始自行动者网络理论和联结社会学的数字交往论，在哲学上归向了仿生学派的联结主义（connectionism）。
联结主义是认知科学领域的一种方法论，将认知过程类比为神经网络的整体活动。科学界认为，联结主义计算模式在解决常识问题的可能性等方面，明显优于符号处理模型。对此，我加上了一个注脚：这种“常识”的倾向，更具有人类智能的意义，因为它更接近数字交往的日常面貌与普遍特征，而不是更接近工业化的机械流程与专业化程序。
正是这种“常识”人文的倾向，使我对联结主义的认同保持在社会建构的维度。同样，也正是这种“常识”计算的倾向，使我对AI、AGI（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通用人工智能）中的某些计算主义逻辑能否“实现人”深感怀疑。以我之见，AGI的学习重任在于人类常识，而其不能逾越的天堑则是人的生物性。
在这里，数字交往论与联结主义、与实践理性的哲学语境之间，达成了某种宝贵的联结：在实践理性转向的浪潮中，学术所关心的是社会存在与社会交往、伦理与价值。现在，普遍联结也是。普遍联结为数字交往定义了一种价值理性：在“盖娅”（星球）的尺度上寻求团结。在数字交往的主题下，普遍联结的方向不是整体一律，而是一多共存的数字团结；并且，只有秉持社会公正，才能减少数字排斥。据此，我讨论了几个理论问题：
（1）类生物隐喻。数字交往的演化哲学是联结主义的，并以系统生物性为方向。关于互联网，在《弥漫的传播》中，我用过“气态”的隐喻，而在数字交往时代，我用了“百眼巨人”的隐喻——显然，它更接近神经网络意义上的整体论。
（2）现实虚拟。数字交往的决定因素，仍然是社会与人，而非媒介与技术；现实虚拟的观念意味着，虚拟中所蕴含的现实性决定了虚拟自身。我一向以为，在当代虚拟现实的主流技术叙事中，现实虚拟的观念价值是被技术主义遮蔽的，其实践价值更是被社会意识形态严重低估的。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回归现实虚拟，什么时候我们才会得到真正有价值的虚拟现实。举凡人类在虚拟-现实生存中出现的自我分裂与自我沉沦，大多是因为人未能将虚拟现实与现实虚拟相互锚定，亦即未能实现真正的虚实相伴和虚实相生。从广义的层面来说，举凡人类在数字人类世中的自我迷失，或将人性置于交往性的技术支配之下，也是因为人不能以具身、日常等现实虚拟性来观照数字化生存。
（3）社会-网络效应。我试图说明这一事实：技术视角的梅特卡夫定律（Metcalfe's Law）只能呈现物理意义上的网络，而无法解释社会意义上的网络。以普遍联结的方法来衡量，答案是清晰可见的——在一个指数级增长的网络中，只有克服“数字排斥”危机，才能在社会价值的维度上实现网络效应。在我看来，数字技术成为数字文明时代的统治力量，如果仅仅以梅特卡夫定律这类工程学理性作为指引，就必然重蹈科学主义、工具主义的覆辙，并使充满现代性风险的人类世加速来临。梅特卡夫定律如此，“万物可计算”以及一切关于人工智能的现代迷思（modern myths）也是如此。
天地何契阔？联结为众生。我以为，“普遍联结”应成为数字交往的底层密码：起点是作为交流-行动的交往，中途是万类交往的共演，终点是践行公正的数字团结——而这一切的成败都取决于能否在哲学上实现完整的普遍联结。
第五，数字交往论是一种关于技术的“可知论的怀疑主义”（skepticism of epistemology）。“我思故我在”那种笛卡尔式的怀疑，其实是为了更好的确信。我以为，要想穿透技术未来的迷雾，克服人的思维缺陷，以及在数字化的时间里安稳旅行，我们这一代人仍然要以怀疑精神作为交往哲学的基础——我认为这一点至关重要。
可知论的怀疑主义质疑我们对真理的确定程度。例如，怀疑主义者可能会问：我们如何知道我们的感知是正确的？我们如何知道我们的思维过程是可靠的？我们如何知道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
我想把这里的提问转向我们这个时代的技术讨论。在人文学科里，那些关于数字科技的热烈的、明快的响应，与那些灰暗的、愤世嫉俗的否定一样，都使我感到怀疑。而与它们相比，关于数字未来的可知论的怀疑主义，使我感到更真切、可信。因为它暗示着：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确立我们的批评，而这种批评却是永远必要的。
在希腊文中，“怀疑主义”这个词的原意是反思、犹疑、怀疑，亦指面对彼此冲突的陈述持有的一种犹豫不决的状态。这也是我对人类数字未来的真实态度。且不说对那样一种未来，我们尚不得见其全貌，即使是身处其中，我们恐也未必能看清它的来意。
这种怀疑主义的主题在本书中被表述为：“未托邦”（vucatopia）。这一概念，是我对数字文明走向的总体性评估。“未托邦”是我生造的词，指称一种在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之间游移的观念——它缘自数字未来的VUCA属性：波动（volatility）、不确定（uncertainty）、复杂（complexity）和模糊（ambiguity）。我以为，当下诸种最重要的数字交往叙事都仍然是VUCA属性的，例如，Web 3.0对应着数字未来的社会结构，元宇宙路线对应着数字未来的社会实践，AI时代的开启更是展现了文明裂变的巨大可能。它们所预示的未来会是怎么样的？其实并没有什么人确切地知道。更令人疑惑的是，关于它的善恶好坏的因果，也并没有多少人想要认真讨论。人们在新闻中、在IT评论中、在学术论文里之所见，主要还是充满技术狂热的颂扬。
对此，我上溯了19世纪电报时代“电子崇高”（electrical sublime）式的那种人类激情，以此映照出：今天关于Web 3.0与元宇宙的乌托邦信念，也许是对历史故事的幼稚的重演。实际上，“未托邦”一词对“utopia”（乌托邦）一词的映射，正是用来对冲“电子乌托邦”（teletopia）、“技术乌托邦”（technological utopia）、“数字乌托邦主义”（digital utopianism）的。
但我也并不是一个数字反乌托邦主义者，我并不想重蹈往昔的人文学者盲目惧怕技术发明的覆辙。技术与文明总是滚滚向前的，也总是彼此伴生的。知识人所能做的，其实，无非是担当警戒的责任。
这里，我想把普利策（Joseph Pulitzer）关于新闻业的那段名言拿来改造一下：倘若数字文明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人文主义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技术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数字未来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如此而已。
而在那之前，这个瞭望者，最好能比数字乌托邦主义者多几分谦卑和戒惧，又比数字反乌托邦主义者多几分耐心和信心。如果要定义这样的立场，还有什么比“未托邦”一词更贴切的呢？
往者不可听，来者犹可问。关于“未托邦”式的警觉，我示例了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趋势：（1）数字社会形态的“流动部落化”；（2）数字社会心理的“自反性沉迷”；（3）数字社会政治的“未定义治理”。显然，以上的讨论远未穷尽应该涉及的思想领域，相关的审视也远非完备的批评。不过，这些段落已大致表达了思想的追问，展现出未来数字交往所要克服的危机。
我坚持认为，DAT要求的是一种均衡、冷静的观念，即在技术狂热的时代，最可贵的是思想者的不激不随，是批评者的不悲不喜，是知识阶层能始终保持人文的清醒。
第六，数字交往论是一种新人类观。其中的主题词是“数字人类世”，这一概念继承了拉图尔、斯蒂格勒（B. Stiegler）等人关于人类世（anthropocene）的哲学反思，意在批评人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及技术支配人的现代病。本此，我将虚实融合的数字化生存时代视为一种新的人类周期，并称之为“数字人类世”（digital anthropocene）——以说明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数字交往。当下以虚拟现实、元宇宙、Web 3.0、脑机接口（BCI）、人工智能革命为路标的技术趋势，也在预示着人被数字科技支配的危机。
今天，在AI兴起的时代，数字化的人类也包括智能辅助人、生理增强人以及非整数维度的数字人。我以类型学揭示了数字化人类的三种发展方向：（1）虚拟化；（2）智能化；（3）外脑化。而趋势分析也足以说明，技术可能加诸人的支持力和支配力可以大到何种程度，而人的自我迷失又将产生何种后果。关于人在数字人类世中将“何以为人”的疑问，我的回答是：只有在葆有自由意志与道德良知时，人才可能继续为人，并在数字交往的空间里实现数字化的跃升。
而在物的那一端，AI使得“物”在交往的意义上逐渐混同于“人”，由此，或将产生一种人类世的后果：人对物的过度依赖，导致技术支配了人。其中，最重要的危机来自：在AI的加持下，仿人机器人将成为超级物种，始则服务、模仿，继而侵入、接替，最终结构性地改变人类生存境遇。在第六章里，我拿机器人“瓦力”的故事作为思想实验，阐述了一种人机交往悖论（我名之为“瓦力悖论”）：人类开发AGI，AGI涌现机器的意识，机器意识要求独立性，但独立的机器将觉知自己，并可能将人降到非优先地位。
在这里，我想强调一下，科技的意义在提升生产力，我们所有人都乐见技术进步。只是，以我之见，对不可见的未来，只能名之为“未托邦”，一种具有不可知属性的哲学预期。只要VUCA尚未澄清，我们就应该对科技伦理谨慎小心，对技术加速保持批评。举凡对数字人类世的追问，对数字未来的属性的忧惧，都是未托邦式的怀疑，而非批判的否定。
毕竟，只有当我们预感到灾难的时候，拯救才是可能的。
写到这里，作为一个“可知论怀疑主义”的同情者，我想借评价AGI以及当下GPT（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生成式预训练Transformer模型）热潮的机会，评述一下创造了“不可知论”（agnosticism）这个词的赫胥黎（Thomas Huxley）的话。
1860年9月23日，赫胥黎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我既不主张也不否认人的永生性。我看不到相信它的理由，但另一方面，我也没有证明它的方法。”（Huxley，1889）——类似地，我也想说：“我既不主张也不否认GPT的伟大。我看不到崇拜它的理由，但另一方面，我也没有阻止它的能力。”
赫胥黎又说：“我对这个话题没有自己的信条。我不喜欢试图解决所谓生死、人类起源和命运之谜之类幼稚、未经教育和天真的（puerile）哲学，我对这些讨论的结果几乎没有兴趣。最简单和实用的哲学教导我们要控制好自己的激情，把自己的目标掌握在适当的比例内；随着我们更有能力履行义务，让我们的责任范围不断扩大；对周围的人温柔、帮助和公正，并把我们行动的结果留给比我们更高的力量来照顾。”（Huxley，1889）——对此，我只同意其中的一部分。尽管我对数字未来也没有多少结论，但我确有自己的信念，例如：同情人，同情一切生物生命；秉持人类的基本价值观，秉持人性。我也有思想的坚持，例如：对行动、认知的理解，对互利和团结的认同，对怀疑主义和新人类观的秉持，如此等等。我相信，在应对数字科技和AI物种压力的时候，这些信条和思想是有意义的。
人类“常识”的倾向，使我对计算逻辑能否实现人本身抱有怀疑。在人与机器生命之间，比智能鸿沟更难填平的，是物种鸿沟。究其根本，是因为人的交往可以计算，但生物的具身性不可计算——源自生物演化的完整人性很难为代码所及，也因此，发展AI与机器人不可以一种似是而非的“机器人性”来遮蔽与生俱来的“人性”。
数字开新世，郁郁复纷纷。我警惕数字人类世，也期待人类自身的演进。
在信念的归依上，相较于那种让先进代码和发达人工智能支配人的科学主义原则，我还是宁可相信“人文”——它给人以好奇心、良知和勇气，去追问那些遥远的、沉重的、未知的事情，即使未来杳无音信。并且，我认为，深切的关怀和深邃的自省，并不会妨碍我们在现实中履行义务；相反，对全人类的责任能让人懂得：为什么我们要“对周围的人温柔、帮助和公正”，以及，为什么我们要迎着满天星光，眺望千百年后那些陌生人的人生。
我相信，这些信念，是“更高力量”（higher power）的一部分。
附录中，有《传播学的解放》一文，这是我与周玉黍合作的文章，主题是讨论当代传播研究的困境。我仍然记得那一年的冬天，我们在我那凌乱的书房里热烈对话的情景。
以我之见，传播研究的学科危机来自效果研究范式、经典理论、学科边界等多方面的束缚；是画地为牢的学科传统，使得传播学失去了作为年轻学科的活力和动力。传播学所需要的不是向内的振兴，而是向外的解放，这就需要：（1）再定义传播与传播学；（2）重新发现理论；（3）让学科向外生长。
之所以将这些意见附录于此，是因为我在第一章中曾提及此文，并说：本文有关“数字交往论”的讨论，也是我对“传播学解放”这一学术观念的自我实践。这是认真的告白，也是写作本书的思想动力之一。我在第四章中提到，施拉姆曾期望，传播学将消失——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被吸收到行为科学统一体之中；这或许意味着，新传播学应努力探索那种具有生态性、价值观及超越工具性的普遍联结，并进而成为一种基础学科。我想，本书是在力所能及地诠释那种施拉姆式的预言。
这是一种理性的期许。如威尔逊（E. J.Wilson）（2013）所批评的那样，如今，传播学在整个学术知识体系中的贡献很低，较之于其他社会科学，传播学总是甘当一个新兴理论的接收者和应用者，却极少向别的学科输出过任何理论。换言之，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世界里，传播学更像一个自私的学术消费人，而不是一个有所贡献的思想生产者。亦如罗杰斯（E. M.Rogers）等人（Rogers & Chaffee，1993）所痛惜的——传播学诞生早期的激情正在消失，传播学研究不再是一个“场域”，而是变成了一个封闭的“学科”。当传播学（也许，更准确的词汇应该是“人类交流研究”）还是一种学术“场域”时——也就是在电子媒介崛起的时代里，那时候，各学科最敏锐的头脑曾持续涌入，最前沿的思想彼此碰撞、交相呼应；而当它故步自封地追求成为一个封闭的“学科”时，意味着这个年轻的学术领域尚未健全长成，便已停止了发育，而这一难堪的变故恰恰体现在互联网崛起之时——这是一个学术史的错误、一种知识演化的悖逆。它不合时宜。
当数字实践的压迫更大，当理论的蹇困更深时，施拉姆的预言将会实现：那种新传播学会拥有一些基础学科的属性，并有以启迪其他领域。
我在第一章里说：如果的确存在着一种DAT——关于我们这个数字交往时代的传播认识论，那么，我希望它的意义在于，能将新传播视为一个即时实践的、虚实混合的交流系统，并有助于重新发现传播理论。在这个意义上，我期待数字交往能重新走向养育过自己的场域，并与所有学科对话，就像一个疲惫的漫游者最终回到故里，亲近所有他认识的人。
到技术的无尽前沿去，到那些思辨飞扬的稠人广众之处去，贡献自己的视角，也加入各学科的问答，并勇敢接受来自数字实践的质询。我希望看见这样的转变。而在本题之下，我也期待“数字交往”会改变我们既有的问题域——在哲学上，问题域（problem domain）指提问的范围、问题之间的内在关系和逻辑可能性空间。假如我们期待数字交往能作为一种审视当下的方法，能引起某些有意义的追问，那就要立即走向对话的广场，置身于思想的旅行。
为此，我想以前述关于“分身”的话题作为一个示例。
“分身”的讨论，更接近一场多学科间的思想旅行。数字交往论关于“分身”现象的理论旨趣，并不在发现身体，而在认知的省思。我谈到，以人-物-实践融合的交往人作为同一性的讨论主体，与技术中介性哲学相比，存在明显的差异。我是要重申：不能只聚焦技术具身，而要关心“完整的人”的具身。
在这一话题的深处，是知识经济以来工具理性压过人文理性的现实，而这种明显失衡的人类精神处境，也是思想界在近几十年间转向实践理性的驱动力之一。
万物互联，人工智能，那些经由媒介技术所发展的未来工程，既在提升人的生存，也在压抑人自身的功能。依斯蒂格勒（2019/2016：97）的观点，“人类世”（anthropocene）正在成为数字科技弱化人、制约人的陷阱，也是一种现代性灾难的指称。
我想，那些被媒介消解的生存意义，是所有人都需要面对的生存危机；我们人类将如何在技术的狂奔中葆有心灵？这恐怕已是所有学科都需要面对的诘问。
分身认知的观念所基于的，是动态的、激发的、多线程的实践，其中所映现的复杂认识论问题，触及人的精神演化，甚至意识层的跃升。我相信，这会是现象学、实践哲学、诠释学，甚至认知心理学、AI工程的共同兴趣。
加塞特（J. O. Gasset）（吴国盛，2008：275）指出，技术的本义应该是为人建造“超自然存在”栖身的小屋，技术“发明了人”，是要让人有空去“成为他自己”。人的精神的追求必定是无限的，而意识的演化也很可能远超技术的初心；那些由技术引发的、无穷无尽的自我建构的理想，多半也只能依赖技术做不断的“发明”；在虚拟时代，技术的便利，将使人更愿意寻求虚实相生的捷径——人们必将通过“分身”，在意识深处不断地亲历关于自己的发明。而在那些高技术所驾驭的纷纭情境里，人的劳作、娱乐和生活，每一种交往的具身也都是情境性的，它们将无休止地被数字交往激活。也因此，每一种情境下的、彼此分裂的交往性分身，都是被交往所询唤（interpellate）的。
借此，“分身”具有了动名词属性。它是随交流-行动生长的，也许，在这里最恰当的比附是海德格尔的“此在”（Dasein）。《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对“此在”的解释是：“Dasein不仅仅是一种存在方式，也是一种意识到并理解自己存在意义的存在方式。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Dasein的特点在于它存在于世界中，具有临时性，并关注存在的意义。”（Crowell，2011）
以我的理解，“此在”所表达的人，是正在演化且呈现其生命价值的“人”。假如“分身”表达了持续处在虚拟-现实交往实践之中、多样性地呈现其自我性的人，它也就是数字交往论对“此在”的注解。
这里，我们看到，在MDSs式的未来化生存的隧道里，出现了一缕值得追寻的光亮：“交往的具身”不仅与物相调适，也是通过交往而生成的，最终，交往的自我发明，使得交往的具身超越了交往人的自身。那些虚实相间的复杂交往，成为人向“此在”不断闪烁的光亮，我以为，此即数字交往的分身性。
这一缕光亮带给我的，不仅是分身认知的思考，还有一种对学术本身的自省：那些我们孜孜以求的理论，究其本质，都不会是什么绝对真知，更不是确定的存在，而只会是一种彼此的唤醒；那些我们所执着的学术工作，以及置身其中的我们，也都只是一种不断演化的知识的“此在”，如此而已。
1. Crowell，S. G.“Dasein.”In E. N. Zalta（Ed.），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Winter 2011 Edition），retrieved from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win2011/entries/heidegger-dasein/.
2. Huxley，T. H. 1889.“Agnosticism.”The Nineteenth Century 26（151）：766-777.
3. Latour，B. 2005. Reassembling the Social：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 Rogers，E. M. & Chaffee，S. H. 1993.“The past and the future of communication study：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4）：125-131.
5. Wilson，E. J.“Communication scholars need to communicate.”Retrieved from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views/2013/07/29/essay-state-communications-scholarship.
6.［法］贝尔纳·斯蒂格勒，2019，《南京课程：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自然辩证法〉》，张福公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7. 吴国盛，2008，《技术哲学经典读本》，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