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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鲍德里亚确立了人类社会的三重拟像框架，重点阐述了后工业社会中全新的拟真形态，对后工业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解读，这一过程在《拟仿物与拟像》一书中被场景化地呈现出来。
《拟仿物与拟像》是鲍德里亚对于后工业社会拟真形态的第一次集中展示，他在书中对“水门事件”“迪士尼乐园”“蓬皮杜中心”“超级市场”等日常生活事件进行了深入批判，从“超真实”的概念视角出发，对后工业社会中拟真的全然性场景展开了详细阐述，同时，将这一解构的过程与后现代主义、当代战争以及电影艺术等方面联系起来。鲍德里亚在文本中所论述的话题涉及政治、社会、文化、娱乐、人类学、大众消费等各个领域，他对后工业社会的描述与批判是即景式的，表现为普遍意义上的“超真实”事件，是象征形态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伪在场”。
《象征交换与死亡》之后，鲍德里亚的文本风格呈现出强烈的个人特征，碎片化与语录式的写作方式成为他后期文本表述的鲜明标识，这一特征在《拟仿物与拟像》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如同译者洪凌在前言中所说，这部著作“是布希亚的杂碎置物柜，拾荒般地捡起文化性社会中的各色光影，以魔术师的迷人袖口套入其中”
，我们只能尝试着从作者夸张却毫不留情面的文字表述中，在那些不时闪耀迸发出的思想火花间，勾勒出理论的深层轨迹。
值得关注的是，鲍德里亚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之后呈现出来的片断式论述风格，在同时期西方左派思想表述中并非是最先出现的。在1967年的《景观社会》一书中，德波已经开始采用反画面式的理论叙事方式，他在书中展现的景观批判是反表象的，在形式上延续了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的反理性式论述。他们在文本叙述方式上表现出自觉的对于传统理性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否定，不再遵循总体性框架中概念之间连接与过渡的逻辑推演方式，而是将逻辑推演的形式结构本身消解了；不再参照明确的段落划分，概念与概念之间不再有内在的必然关联；不再致力于建构同质化的话语体系，可以在一个问题的讨论之后直接跳转到另一个问题。从阿多诺到德波再到鲍德里亚，片断式的话语表述方式展示了一种对立和否定的态度，即对于理性话语体系中总体性和同一性的排斥，其中理论言说形式本身就已经构成批判的现实在场。
我们可以认为《拟仿物与拟像》是对《象征交换与死亡》的具象化扩展，同时，鲍德里亚在这一阶段将批判重心更加明确地集中于拟真社会中的再生产过程。如果说，《象征交换与死亡》一书确立了拟真的基本概念框架，在《拟仿物与拟像》中，拟真的现实性意义则被具体呈现为拟真（“拟仿物”）在现实社会形态中的“超真实”策略。因此，解读鲍德里亚关于资本拟真的现实批判，我们首先需要明确“拟像”和“拟真”（“拟仿物”）在后工业场景中的概念内涵和批判角色。
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中，“拟像”和“拟真”概念均引述自列斐伏尔的批判理论，列斐伏尔在1974年出版的重要著作《空间的生产》中，将空间概念扩展到社会发展的现代性范畴，认为现代技术的发展将导致社会关系的抽象化和平面化，由此，具象的日常生活空间，最终会被形式化为由自然和历史所完全充满的空间的“拟像”。鲍德里亚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提出“拟真”和“拟像”概念，延续了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中，关于“原型”在不再真实的前提之下进行自我复制的逻辑形态。但此时，他的理论立足点是发达技术媒介影响下的后工业社会，他关于拟像和拟真概念的逻辑建构也已经跳出日常生活理论的批判语境，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社会历史维度重构了一个全新的拟像-拟真场景。
在鲍德里亚的原文写作中，我们首先需要区分“simulacre”和“simulation”两个概念。其中，“simulacre”的内涵更为宽泛，用于指称与象征交换本真形态相对的所有仿造物，是存在论范畴中的概念；“simulation”则用于专门指称现代性之后，人类社会在后工业场景中对“真实”的拟仿和遮蔽，更多地体现为实践论范畴中的过程形态。simulacre 在古法语中有“偶然”的含义，也有幽灵、幻影或是模拟等意思，代表着人类主体与世界的对立统一关系，在鲍德里亚的后期文本中是“着眼于一种走近对象终而消解对象的方式”
，从社会历史维度则可以扩展至拟像-拟真关系架构，用于指称人类社会在原始象征形态之后经历的三重拟像阶段。simulation则有着假装、模拟、仿真和假冒等含义，在拟像-拟真框架中对应于人类社会伪象征形态的第三重拟像阶段，用于指称在后工业时代，主体自我的无根性状态与无对象性现实场景。在英文的翻译版本中，“simulacre”没有直接对应的词，一般用“simulacrum”（复数形式为“simulacra”）表示，“simulation”则是沿用法语中的表述，二者从字面上来看是由同一个词根生成的，均为名词形式，均包含“模拟”“拟仿”和“仿真”等含义。
在中文的版本中，“simulacre”一般翻译为“拟像”“模拟”“仿像”等，“simulation”则一般翻译为“拟真”“仿真”“拟仿”等，国内学界流行的中文译本中，对“simulacre”一词的翻译存在表述上的差异。大家在概念内涵上基本沿用的是1998年《拟仿物与拟像》（Simulacres et simulation）中文译本中的解读，译者洪凌在书中将“simulacre”翻译为“拟像”，用以阐述与象征交换本真形态相对立的，经由拟仿行为生成的虚构性现实。车槿山在2012年版《象征交换与死亡》中则将“simulacre”表述为“仿象”，在概念的意指含义上与“拟像”是一致的。在之后的《论诱惑》《致使的策略》《美国》《冷记忆》等中文译本中，“simulacre”概念基本表述为“拟像”，本书沿用张一兵在《我拟真故我在：鲍德里亚的理论逻辑转换》中的观点，认为“simulacre”一词包含了人类社会自现代性以来在各个发展阶段的拟仿形态，因而在文中基本采用“拟像”的表述。
“simulation”一词在国内译本中往往被表述为模拟、拟像或是仿真等不同方式。洪凌在《拟仿物与拟像》一书中将“simulation”翻译为“拟仿物”，车槿山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翻译为“仿真”，在张新木主持的《冷记忆》系列译本中则被翻译为“拟真”，目前学界主要沿用的是“仿真”和“拟真”的表述。在这一问题的看法上，张新木老师在《论诱惑》译文中就“simulation”一词进行的说明较为全面，他认为，自《象征交换与死亡》之后，“simulation”一词更多地被用于表达作者在全新话语框架中的一种原创式意境，社会存在的基础被生成为消解了拟仿关系的“无根性的自我拟真之物”
，对应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即拟像阶段，用于描述后工业社会中人与社会在价值全透明客体维度上的相互关系，因而将“simulation”翻译为“拟真”更加合适。
与“simulacre”和“simulation”二者同时关联的概念是动词“simulate”，在中文译本中，simulacre一般被翻译为“拟像”或是“仿像”。从词语的内涵上来看，“simulate”更多地用于指称“拟像”（“simulacre”）之前的行为过程，代表着人类社会在近代之后，通过商品生产或符号代码价值体系来建构一系列“伪象征”形态，属于与象征交换本体性相对立的社会历史学范畴。鉴于上述梳理，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本书将综合采用各个文本中的翻译阐释，在一般情况下，将“simulacre”统一表述为“拟像”，将“simulation”表述为“拟真”，用“拟像-拟真”框架来表述鲍德里亚以象征交换为本真前提建构出来的，关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全新社会历史语境，同时将在相关文本的解读过程中，对已有通用版本的不同概念表述作出特别说明。
“拟仿物”（“拟真”）是《拟仿物与拟像》文本中的核心概念，鲍德里亚在第一章中对于“拟仿物”与“真实”的关系进行了界定：“拟仿物从来都不是隐藏起真相的东西；它隐藏起的是‘从来就没有所谓真相’的那个真相”
，也就是说，拟真的理论策略不在于用拟仿的假相来替代真相，而是在于在一个没有真相的现实场景中，通过拟仿的行为本身来建构起真相始终在场的价值意识形态。在这一理论遮蔽的过程中，“拟仿物本身，即为真实”
。
在这里，鲍德里亚强调，拟真是一个批判式的概念，是相对于“真实”的先验本体价值而提出的抽象拟仿。他将拟真的批判性阐述为意指体系中符号差异性的消失，这里的差异性在概念意义范畴中区分了同一者和异己者，通过确定性的概念形成逻辑上的镜像关系。因而，由拟仿物映射出来的，是对先验本质的假想式镜像关系的解构，在理论形态上具体可以呈现为三个层面的规定：
拟真否定了真实的具象化形态，拟仿的过程即是对于真实价值本体的消解。鲍德里亚在《拟仿物与拟像》中提到博尔赫斯（1998年中文版中译为“波赫士”）笔下的地图寓言，在这一则寓言中，地图不再是对于现实国土的描绘，而是成为现实之本身，成为形而上学的“本相”。“所沦丧者，便是所有的形上学。再也没有本体与表相之镜，也没有真实及其概念，再也没有想象中的共存性”
，这是鲍德里亚对于拟真的非本体化界定，我们可以认为，在“真实”的本体内涵被消解之后，现实形态的关系活动中，除了操作本身之外别无他物，而与“真实”概念一同被消解的，也包括了与之相对立的、主体的镜像式他性想象。
在现实的层面上，鲍德里亚指出，拟真抽象在当前社会已经普遍化，社会关系不再体现为对于真实本体的参照，而是通过代码模型的积累来建构出一个没有本源的超真实。“事实上来说，那早已不是所谓的真实，因为再也没有想象性的东西包含着它。那是超度真实，它的发生处就是在一处没有气压的超空间，从某种联结性模型中的辐射状化合物之内产生出来”
。在这里，鲍德里亚论述了“拟仿物的形构进程”
：以真实与表象之间对立分界关系的消失为前提，进而创造出一个超越于“真实”之上的超真实场景，超真实在零度空间中形成结构化的模型（模式），并以此取代“真实”成为本体的设定。
由此，鲍德里亚再次强调了拟真作为第三重的拟仿物与第二层次拟像之间的不同。他提出，拟真并不是“假装”的过程，作为“假装者”，他只要让其他人相信他的假装即可，在他假装的背后依然有“真实”的存在。而在拟真过程中，拟仿行为在于制造“假装”本身，也就是说，“假装”是拟真的在场方式。我们可以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在第二层次的拟像中，“假装”本身并没有动摇到真实的现实法则，真实/表象之间的对立差异依然是存在着的，仅仅是被遮盖住了；拟真却威胁到这一差异本身，是对真相和虚假、客观真实和主观想象之间对立形态之否定。
鲍德里亚在文中列举了病人的例子，对于一个假装生病的人，在他“假装”的症状之后，是没有病症的现实，而如果这个假装的人已经在自己的身体内制造出病症，那他已经不再是“假装”生病，但也不能认为他是真的病了。“因为，如果说任何病征都可以被生产出来，而且也不是被自然生成，那么，每一种症候都可以被当成是可拟造的、也同时被拟造出来。”
在这里，鲍德里亚是想表达，作为理性的科学，医学的任务在于解决“真正的”病症，在这一意义上，第二种情况的人工拟仿“病症”并不是医学的对象，而是一个心理学的难题，鲍德里亚认为对此的解答只能采用“身心症（psychosomatique）”的方法，即“在疾病法则的边界上，以含糊暧昧的样态环生出来”
。他认为，我们必须否定“真正的”病症这一医学理性概念本身，将“病症”的现实在场方式作为唯一依据。也就是说，不再预先设定对病症是否“真实”进行界定的先验标准，而是直接从病人表现出来的现实症状出发来做出判断。
鲍德里亚在文中阐明了这样的观点：我们既不可能在拟真现实中揭发出真相，也不可能将现实定义为虚假的表象，社会存在只能呈现为符号学意指关系消解之后的无意义拟仿物自身。“在那个不会被打断的、没有指涉也没有疆域线的环圈之内，它并非和真实做交换，而是和自己打交道”
。通过对能指/所指二元对立关系的否定，鲍德里亚不再认可符号学理论中“摇摇欲坠”的先验价值，他提出，拟真形态是一个表象化的场景，意指关系的消解意味着深层次概念体系中价值和意义的透明化，在外表的空间范畴中构成一场“倒退与拟像的游戏”
。在这一意义全透明的形式表象场景中，除了符号代码的客体在场外则别无他物。
在理论的概念逻辑层面，符号的能指/所指二元结构形态是索绪尔符号学理论中的核心思想，鲍德里亚对于意指关系的否定也正是从对索绪尔符号学理论的批判开始的。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是法国结构主义思潮兴起的逻辑基础，为现代哲学的主流话语体系提供了理论建构的方法论框架。和当时法国学界的大部分左派理论家一样，鲍德里亚早期是符号学理论的拥护者，自《物体系》时起，他致力于在符号意指关系的逻辑框架中展开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价值体系的批判。如同戴阿宝老师在《终结的力量——鲍德里亚前期思想研究》一文中所提到的，“商品对于鲍德里亚，如同语言对于索绪尔，两者都是具有能指和所指，具有抽象、等价和相互交换这些索绪尔赋予语言符号的特点”
。我们也可以认为，鲍德里亚充分阐释了符号学意指关系中的生产内涵，或者说，他借助于符号学的意指框架，对商品生产、流通以及消费等社会形态进行了规则逻辑的结构化阐释。
符号学中的生产意义在《物体系》之后的文本中同样得到了呈现，并依据文本中批判线索的发展被赋予了不同的价值内涵。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鲍德里亚消解了符号价值体系本身，与此同时，符号学意指体系中内含的抽象式生产意义也一并被否定了。鲍德里亚在文中认为，符号学中的意指体系是生产意识形态的表征，体现着拟真客体统治的抽象化过程。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符号学理论中，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着对立与对应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二者的概念形态中包含着外表现象和内在意指的逻辑分界；另一方面，能指与所指摆脱了形式和事实之间的附属关系，建立了符号任意性的流通场景。这既是对古典语言学中关于语言与事实之间先验本质化对应关系的超越，同时也提供了对符号能指重新进行现实表征的理论空间。对此，鲍德里亚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很明确地指出，“语言学产生于它在能指和所指之间建立的那条分界线”
，他同时强调，这里的分界线不仅仅是对于符号的形式和内涵之间关系的界定，同时也表征着语言学所代表的科学秩序，“语言学和政治经济学作为科学，是完全有理由相信这种秩序的，因为它们是秩序的捍卫者”。
在这里，由能指/所指分界所表征的秩序是鲍德里亚拟真批判的重心，他认为，在现代社会的拟真生产中，意义指涉的分界关系是对象征交换本真形态的背离，是需要被彻底否定的。有意思的是，为回归象征交换的本真内涵，鲍德里亚又回到了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中。他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提到索绪尔关于诗歌的“易位书写”原则，认为“易位书写”原则代表着语言表述的无意义组合，其中包含着自我否定的“死亡”式象征暴力。“易位书写”原则是索绪尔对结构语言学理论的深化，索绪尔认为，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隐性的书写方式，“隐性书写的目的在于突出一个名字，一个词，尽量重复这个词的音节，从而赋予它第二种存在方式”
，他将诗歌中的隐性书写称为是“附加在此词原初方式上的一种伪造的存在方式”
。鲍德里亚认为，索绪尔的“易位书写”原则体现着对于能指形式逻辑和语词基本法则的批判，通过纯粹的形式表征可以实现对能指意义的释放，由此获得回归象征形态的否定式方法。同时，鲍德里亚指出，索绪尔尽管提出了“易位书写”原则，但他并没有觉察其中的批判性意义，依然在符号学理论中保留了能指/所指分界关系的基础内涵，所以符号学理论依然是需要被超越的现代性拟真话语。
对鲍德里亚来说，拟真对符号意指关系的消解，意味着“法则”或是目标物的退场，一旦能指与所指的对立关系被消解，作为主体行为目的导向的价值意义指涉在逻辑上也就不再成立，对先验价值的反思或是主体性呈现同样需要一并被否定。由此，在符号意指关系解构之后，拟真形态即具备了非主体性的特征，在逻辑层面可以表现为符号在普遍性和均一化场景中的对等交换，而在关系层面确立起来的，则是代码的数字化模式在表象空间中的绝对的客体统治。
鲍德里亚认为，在现代性的存在论范畴中，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形态包含着对空间概念的差异性确认，同时也与主体认知的线性时间维度相关联，在这一过程中，“中介”概念是一个关键的要素。主/客二元对立形态中的主体认知过程需要以时间的连续性为前提，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空间范畴中则表现为“中介”的“他者”差异效应。在拟真的批判语境中，现代性的逻辑概念框架被代码的数字化形态所取代，其中，代码信息的表象流通是均一化的、非线性的，同时也是随机的。作为问/答测试二元控制体系中的组成部分，“中介”的“他者”内涵被纳入信息的模式场景中，和其他关系要素一样具备数字化技术属性，共同构成现实关系中全透明式的外表空间场景。
拟真的客体化形态在鲍德里亚的后期文本中一直是被重点阐述的话题，鲍德里亚在《冷记忆》系列文本中，通过对记忆的功能性揭示进一步表达了拟真逻辑对于主体性价值反思的消解：“它会以回溯的方式赋予事物它本来没有的意义。它会以回溯的方式抹去众多事件的内在幻象，抹去形成事物独特性的幻象。”
这一段话中，事物的内在幻象是通过主体的反思过程被建构起来的，而拟真的回溯过程则消解了主体性反思的差异性前提，同样也否定了本体论意义上事物“最初那谜一般的形式”
。
在《致命的策略》一书中，他通过“水晶的复仇”来表示纯粹外表诱惑中的客体性逻辑，认为水晶的折射效应代表着拟真形态中已经确定的命运，而与此同时，水晶既非被动地作用于主体，也没有被卷入到现代性镜像阶段的投射和认同的过程中。在这里，主体与客体的区分在“水晶”的意象中被消解了，取而代之的是纯客体式的反讽、惰性与诡计的秩序激情，与之相对立，主体的激情则是关于欲望式的，同时也是拟仿式的。
依据鲍德里亚的论述，拟真决定着后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场景，反映着代码类生物式数字化体系中的意识形态特征，在理论层面则表现为“超真实”的表象策略。鲍德里亚在《拟仿物与拟像》中对于超真实的策略有过一段略显晦涩的表述：“将会有一堆被慌乱所激发出来的真实产品与指涉产品，它们可能平行，或者更甚于物质生产的张皇失措——这就是拟像在那个让我们感兴趣的时机所发动的姿态。那是现实的策略，也是非现实与超度现实的策略，以至于在各处都会出现退却策略的双生体（double partoutune stratégie de dissuasion）。”
从这一段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鲍德里亚认为超真实策略中包含着双重内涵，他在《拟仿物与拟像》中具体阐释为：“真实”的直接表达与过度展现、否定性场景中的退却与“反转”机制。在下面的章节中，我将结合鲍德里亚在文中对于超真实场景的批判式展现，对上述拟真策略的两个平行线索作出进一步的阐释。
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鲍德里亚对拟真社会中的“超真实”形态做出了精辟的说明，认为“超真实”的逻辑关系是通过A=A的重言式表述建构起来的。他在文中提到巴黎国民银行的一则广告：“我对您的金钱感兴趣——礼尚往来——您把钱借我，我让您受益于我的银行”
，指出在这一则广告中，资本的等价法则是被清晰地、面对面地陈述出来的，其中的营销策略体现着经济场景中的超真实建构，其中的等价法则属于“重言式的范畴”
：不是a=a的二者之间的等价对应关系，也不是a=a+a’的剩余价值增值关系，而是A=A的命令式表述。
鲍德里亚在文中表明，这一则广告以直接的态度确立了经济学场景中超真实的同一性形态，“在陈述经济等价法则的幌子下，实际陈述的是重言式命令，是统治的基本规则”
。我认为，鲍德里亚在这里表述了拟真的合法性策略：广告以“‘一对一’的资本主义坦诚”
构成对“真实”意义的直接确认，在价值的表象场景中呈现了一种政治式的直觉，在社会关系的现实形态中力图说服大众，进而形成对自身可信性的“同谋”效应。
在这里，拟真中的重言式论述是对于“真实”过度呈现，或者说，是真实符号的溢出效应，在文中，鲍德里亚将真实的溢出呈现方式称为“淫秽”的引诱：“用经济的淫秽来引诱大家，在资本的残暴性本身造成的邪恶魅力的层面上俘虏大家”
。在这里，超真实的“淫秽”引诱代表着拟真的隐形权力话语空间，其中不再有情感、价值或是服务等价值形态，主体的现实在场呈现为对于社会关系的直接注视，这是真理意义性和社会主体性消解的过程，同时也构成拟真客体统治的普遍方式。
在上述引述的基础之上，鲍德里亚将超真实形态中的重言范式与政治经济学层面的等价法则联系起来，阐述了经济场景中拟真的遮蔽性策略：广告将资本与利润的经济等价关系虚构为真实的法则，强加给一个已经不再真实的时刻。他强调，广告是在“宣布”自己的法则，而这一法则并不是真相，因为并没有“真相”。我们同样可以认为，广告关于“真实”的具象化描述恰恰在于掩盖“没有真相”这一事实，这是资本在超真实场景中建构出来的“比真实还真实”的普遍性场景，也是拟真统治最直接的现实策略。
鲍德里亚认为，拟真对于“真实”的具象化呈现是策略性的，一方面，现实关系不再依靠“真实”的法则而存在，与此同时，法则通过超真实的关系建构重构了自身的统治话语。
我们在上一小节中已经提到，鲍德里亚将超真实的逻辑形态陈述为A=A重言式结构，随后，他在《拟仿物与拟像》中进一步指出，超真实的重言式表述在逻辑形态上反映着社会关系中“一般等价物”的流通，这一过程以符号意指关系的消解为前提，涵盖了在价值体系中对于主体性的超越。
鲍德里亚在文中提到，超真实的“一般等价物”形态在逻辑上是一个普遍均衡化的系统，在其中，拟仿物通过代码的数字化运作模式来进行每一道过程操作，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程式化的、稳定的、能够被完美复制的体系。如同我们在上一章节中具体阐述的，代码体系中所有的关系要素都将以系统信息的形式被纳入数字化二元测试问/答场景中，要素与要素之间的流通过程是均质化的，不包含任何由意义中介连接的差异性，只留下“模型的、星球轨道式的回转归位”
和由代码模式控制的普遍化场景。
在这里，鲍德里亚提出“一般等价物”概念，在字面的表述上借鉴了经济学的术语，将经济理性中价值流通的抽象化形态转换为符号代码体系中模式化的无意指关系，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拟真客体逻辑的自为转换机制，也表征着拟真权力话语在逻辑层面的可循环式复制效应。可以说，鲍德里亚通过符号代码的“一般等价物”体系诠释了拟真在现实维度“比真实还真实”的完美客体形态，这一过程本身是策略性的，在拟真社会的普遍全透明关系场景中，任何来自主体反思的意义价值言说都将被彻底消解。
在《拟仿物与拟像》中，鲍德里亚对资本主义拟真社会中“比真实还真实”的策略形态进行了具象化阐述，描绘了现实层面意义全透明的社会关系表象，并将这一普遍性的、超真实的后工业关系场景称为拟真的“零度”空间。
“零度”概念由罗兰·巴特在文艺学语境中提出，用以描述“无标记的词项”
和直陈式的写作方式。罗兰·巴特在《符号学原理》中指出，“零度”概念起源于音位学，在语义学中被广泛应用，在符号系统中意味着纯粹形式化场景中意义的缺席。罗兰·巴特认为，意义的“零度”并不是指绝对的虚无，能指的不在场本身也代表着一种能指的情况，他在著作中引用了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逻辑表述：“A处于一种零状态，也就是说，A并不确实存在，但在某些条件下，我们可以使之出现”。
1947年，萨特在《文学是什么》一文中提出“零度写作”的概念，他主张文学应该干预社会、生活和政治，认为写作的意义在于直面关于人的问题，我们应该以坦白而诚实的方式来进行写作，主体性存在于各种社会呼声和判决的环境但并不需要介入其中。
在罗兰·巴特和萨特的概念理论基础之上，鲍德里亚从拟真框架出发，将“零度”的概念扩展到社会存在的各个领域，在社会现象学层面建构了普遍抽象意义之上的解构式图景。他在《拟仿物与拟像》一书中以“零度地基的广告”为题，对后工业社会的表面化、肤浅化和形式化形态进行了深入的阐述。鲍德里亚在文中首先选取了广告作为问题出发点，他提出，在后工业时代的社会大生产过程中，广告的形式呈现包含着零度表象空间中的拟真代码机制，表征着社会活动中的超真实场景。
在拟真的关系形态中，广告必须通过对形式差异化的宣传来实现某一个社会性的要求，例如说，通过创意显示为政治人物对大众的行销或贩售进行宣传，以公开竞争的方式实现对交通模型、商品和注册商标等要素的动员和整合等等。鲍德里亚指出，在上述过程中，广告活动是在现代社会的大众传媒背景下进行，而随着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意识形态和工具理性的日益扩展，广告活动需要遵循一种激进民主式的游戏规则，其中，技术意识形态的不断扩张带来电子信息化流通的极度膨胀，直接导致了社会主体性的消解。鲍德里亚认为，信息技术时代现代工业生产的社会功能需要在机器复制的物化场景中实现，这是一个拟真化的过程，社会个体将成为拟真机器全速运行的伪欲望对象，被纳入意义全透明的外表关系场景中。
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之下，鲍德里亚进一步指出，现代社会中需要直接面向大众的广告是没有深度的，体现着现代大众传媒的表象形式特征，因而，他在文中将广告称为“所有公共性意指之无动于衷的镜子”
。“它并没有深度，它是速食性的，而且快速即时地被忘却。这是表面肤浅形式（la forme superficielle）的胜利”
。由此，鲍德里亚进一步强调，尽管广告的运作模式在形式上呈现出主体的想象性与透视性，广告的现实效应却是非主体性的，在广告宣传中，所有的符号言说通过诱惑的空洞而不可避免的形式，被加以连接并平等地输送给其他社会大型媒介。这是一个无对象化的过程，其中，社会意义被消解了，广告不再是传播信息的方法，而是成为信息本身参与到代码的模式化流通过程之中。
在《拟仿物与拟像》一书中，鲍德里亚认为，超级市场作为消费社会中的拟真场景之一，体现了过度“真实”的策略，代表着一种过度展示的拟真社会性，他称之为超真实的“博物馆化（muséifié）”
，即通过对文化和生活场景的陈列，社会存在以特写的方式被规定着，在这一过程中，对于参与大众来说，大家都成了被建构的、拟真现实规定性的见证者，共同构成超真实的现实维度。
在超级市场的案例解读中，鲍德里亚首先提出社会大生产背景下的超级市场测验机制。他认为，大众在超级市场的消费行为是一个被测验的过程，也就是说，大众是被“召唤”的，因为当我们准备开始消费时，我们的主观意愿已经是被建构好了的，“答案早就包含在问题之内”
。从逻辑形态上来说，鲍德里亚对于超级市场的测验机制的阐述类似于全广角的影像银幕，在直观的意义上表征着意义零度表象场景中操作性的空间。他将超市中的展示品及产品对应于拟真体系中均质而连续的代码排列，将超市的雇员设定为拟真的舞台前景，通过超市在自助式消费的表象之下全方位的控制机制，映射出意义在全透明表象中的深度缺乏。由此，我们可以从鲍德里亚的超真实布局中建构出一个绝对的客体表象，展现的是拟真操作的时空同质化和模式化的自主驱动，“相应于某个完全解域化的功能，以及某个工作基模”
。
在超级市场的拟真表述中，代码形态的货品与作为舞台前景的店员是同时出场的，二者都是超级市场“真实”展示的一部分，共同被纳入由代码模式决定的关系整体结构之中，同时表征着代码控制的社会化形态。在此基础上，鲍德里亚提出，超级市场中的超真实结构表征着城市现代性的终结，资本主义社会所处的后工业时代正经历着由核子系统、卫星化操作以及控制化网络服务等带来的全新变革，信息电子产业的发展在都市元素中引入数字化的代码操控，通过自身的超真实展示搭建出大众空间中的“星球轨道”
。
他在文中将上述轨道式形态比拟为没有剪接性的镜像场景，或者说，是将客体世界封闭于自己体内的游戏形态，其中的特定关系可以通过分裂过程来复制自身，并通过形式上的多重输出与输入机制实现自为式的循环与平衡。鲍德里亚将这一过程称为超级市场的“蒙太奇工场”效应，即将城镇视为一个整体性的活动荧幕，社会关系的各个要素沿着线性的轨道从串联着的某一点向另外一点移动，通过这一过程来制造浮动与去中心化的场景。
蒙太奇手法最初在电影艺术中被大量运作，并成为现代电影表现方式中极为重要的要素，现代视觉艺术中的蒙太奇（montage）手法是指有意涵地、时空人为地对视觉场景进行拼贴和剪辑。在电影蒙太奇的表现过程中，大幅度的时空跨跃来自影像的技术重组：将不同的镜头组接在一起，产生各个镜头单独存在时所不具有的含义，从而构成与实际生活中的时间空间并不一致的电影时间和电影空间。爱森斯坦在《蒙太奇论》一书中提到，蒙太奇在电影中的创作手法是多视点化的，“镜头内部结构的冲突仿佛是蒙太奇的细胞，随着冲突的加剧，这个细胞是要遵循分裂的规律的”
。在鲍德里亚的拟真论述中，“蒙太奇”在电影艺术创作中的多极点式技术手法被引申到拟真全透明外表空间范畴中，表征着关系要素之间非逻辑性的、去中心化的任意连接方式。通过对拟真形态中关系场景的抽象化展示，鲍德里亚认为，由超级市场所映射出的后工业城市已经成为一个被预设的重构式在场，新的权力客体成为拟真的主干，时间和空间则在符码拟仿物的重组中被同质化，进而带来现代意义上功能与知识的属性危机：以某个设定好的无功能整体来实现解构，创立出全新的原创式暴力效应，由此将传统的知识和文化模型纳入全透明表象体系与自我复制的卫星轨道形态中。
在超度现实的模型下，社会的功能性是被消解的，城市本身呈现为人工拼合的，“过度单调的、过度麻木的、过度现实的、过度交流的”
超真实形态，这也是虚构性的全然零度表象。在《断片集》中，鲍德里亚列举了1992年奥运会开幕式中的现场歌唱效果。其中，电视大屏幕的现场高清晰度播放本身构成了对歌唱家演绎效果的影响，也可以说，在歌唱现场的电子化拟真过程中，信息技术、歌唱家的影像、观众等每一个因素都成为事件的组成部分，共同建构起对本真意义上歌唱艺术的遮蔽。传统大众媒介参与的目光游戏已经被影像视觉时代的“目光越位”所替代，这就是拟真后工业场景中“比真实还真实”的超真实建构。
在《拟仿物与拟像》中，鲍德里亚阐述了后工业时代资本主义拟真社会中的一系列现实场景，展现了超真实在社会学范畴内的客体策略。其中，他的论述对象包括了作为人类社会科学体系一部分的民族学，以及民族学在社会存在中的“诡计”：在否定性前提下以“反转”的方式建构起来的，对某一民族形态的“真实”确认。
对民族学进行超真实批判的过程中，鲍德里亚具体列举了著名的塔沙达人保护“事件”（在鲍德里亚列举这一案例的时候，关于塔沙达人真实性的争议尚未形成，此时这一事件依然还是作为一个人类学的案例发现而提出的）和印第安人部落“拟像模型”。他在文中指出，民族学的科学发现在本质上是理论体系的再生产过程，作为科学分支的民族学在塔沙达人事件中，将研究体系中的田野调查对象封存起来，这在表面上是对于科学对象的“谋杀”，但在表象的背后则是对于科学话语体系的保障与强化，“它运用着它的客体之虚拟牺牲，来保存自己的现实法则”
。
在鲍德里亚的论述中，人类学以“保护”的名义禁止对塔沙达人事件作出进一步的调查或介入，在操作形式上是中断了更加深入的科学建构，在大众意识形态场域则通过这一否定性的行为制造了一个“反转”的过程。在民族学“反转”效应的逻辑建构过程中，对于塔沙达人的保护首先必须是一个公众“事件”，可以在社会范畴内形成对被保护对象及相关认证理论的合法性说明，进而在此基础之上建构一个“指涉性的拟仿物”
。“就像是民族学所扮演的角色——将自己与其客体分离开来，以便维持它的纯粹形式……也不过只是另一种人工性的回旋”
，在这里，通过拟仿物的否定性形式，民族学在意识形态范畴中提供了一个“完美的遁词”
：通过否定的行为本身，回转指向否定得以实现的必然性的逻辑在场前提，由此生成拟仿物在抽象意义上的反向确认效应，为民族学理论相关命题的“真实”在场提供保障。
我们可以将塔沙达人事件作为一个颇具代表性的超真实策略场景，是民族学理论以“反转”方式进行“真实”确认的抽象化过程，在这个问题上，鲍德里亚认为，美国社会对于印第安人属地的保护是同质性的。民族学将印第安人部落送回热带雨林，使之在应然的状态中继续存在着，这一过程中，科学活动远离了自身的理性客体人，但同时又反转式地确立了客体在场的先验逻辑前提，即认同印第安人部落的社会模型在民族学之前便已经存在。鲍德里亚在文中指出，让野蛮人继续成为野蛮人，是对作为民族学概念命题的“塔沙达人部落”或是“印第安人部落”的间接式“真实”呈现，或者说，是人类社会的部落模型在拟真框架中“超逾自身的道成肉身（s'incarner）”
。
通过对上述事例的阐述，鲍德里亚展现了现代民族学作为科学理论在话语形态上的拟真策略：通过“保护”或隔离的否定式行为将某一现实部落在大众场景中特别呈现出来，进而对之前所有关于民族学部落的理论言说赋予科学的意义。在这一过程中，科学通过保护、隔离等否定式行为，反向建构出对于“真实”的抽象式确认过程，被保护的科学事件由此成为超真实的拟仿物，获得了自身“真实”合法性的逻辑证明。
鲍德里亚将上述超真实策略称之为“博物馆化（muséifié）”
或“去博物馆化（la démuséification）”
，这是一个结构式的概念，在理论策略上实现了一种人为设置的反转效应：在科学理论体系中制造出“真实”的社会物种，以保护或隔离的方式人工化地使其复活，进而反向“展示”并确认一个“真实”的被保护起来的拟真世界。这一过程在表面上是科学在为“真实”作出规定，而实质上是拟真客体以否定性的方式投诸科学理性之上，从反向层面确认了对于现实的超真实拟仿。
通过干扰或是中断对某一社会事件的认知和调查，将关于这一事件本身的科学概念和社会意义陈列出来，从而在社会范围内实现预设“真实”的效应累积。这是现代科学理性在拟真语境中与重言式结构并列的超真实策略，或者说，是超真实策略在否定性维度的现实意识形态。
鲍德里亚将迪士尼乐园形容为一个“社会的微观宇宙（le microcosme social）”，是“宗教化的、微型化的真正美国式乐趣”。
他首先提出，通过盛大的游戏场景和现代化的娱乐设施，迪士尼乐园创造了一个封闭式的想象幻境，通过漫画人物和情节乌托邦式地展现出美国社会的现实场景和价值形态。这是理性的意识形态路径，也是后现代大众传媒批判关注的对象，在第二层拟像的意义上，迪士尼乐园是对于客观世界外部现实和价值体系的游戏式拟仿，通过卡通式的娱乐表达展现了“关于美式生活的文摘，美式价值观的赞颂”
，是对于现实社会矛盾关系的理想化再现。
在拟真的话语形态中，迪士尼乐园的虚构性本身则具备了更深层次的“真实”指向，即在否定性维度呈现的超真实策略建构。在文中，鲍德里亚首先强调，迪士尼乐园的游戏化场景是人工构建的，为了刻意地与周围社会生活场景明确区分开来，在迪士尼乐园的娱乐化符号场景中，对于外在客观世界的拟仿本身建构了在真实/虚幻之间的二元对立逻辑形态，而这样的二元对立关系本身即预设了一个理论命题：虚幻场景之外是真实的社会存在。由此，迪士尼乐园的存在是“被呈现为想象性的，为的就是要让我们相信，真实便是真的”
，这一过程同时遮蔽了另一个现实：与迪士尼乐园的盛大拟像相对立的后工业社会现实场景依然是虚构的，在其中并不包含“真实”的价值在场，只有超度现实的全然拟仿秩序。
此时，我们可以接触到超真实形态中“比虚假还虚假”的策略核心：迪士尼乐园的拟像已经不再属于现实的虚假或是再现，同时也不具备意识形态的遮蔽式场景，它遮藏起更为根本的事实：“真实”再也不是真的。迪士尼乐园营造了拟真的独立游戏式场景，在概念价值体系的确定性阐述中把关于“真实”的虚构性预设储存在否定性的话语场景中，“这个世界想要藉着变得稚气，来让我们相信，成人住在另外的地方，而且要遮掩起事实——就是说，真正的稚气散落于各个角落，也就是成人来到此地，上演稚气的戏码，好来孵化自身真正的稚气。”
拟仿物在自身的否定性维度中重塑了另一个“真实”的在场，进而在逻辑层面建构出大众心理的社会秩序，以及在这一体系中“所有关于情欲的、心灵的、身体的再循环机构”
。我们可以认为，迪士尼乐园代表着拟真语境中超真实策略在否定性维度的一个缩影：现代性城市的真实意义就在于“什么也不是”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迪士尼乐园中的超真实拟仿恰恰是拟真社会自我实现的必要环节。
鲍德里亚认为，“水门事件”的社会意义同样来自超真实的否定性策略：在政治丑闻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中，无论是对事实的进一步确认还是事件的公共形象，都是为了通过对事件的确认本身来引出在道德论述中的政治性的准则，即“从想象性中刨取出一个真实法则”
。如果说丑闻是一个“人工作品”，那么，在作品之中的对立冲突并不涉及对事件真实与否的界定，重要的是隐藏某种现况：在事实与其否认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的差别。迪士尼乐园的否定性维度提供了关于“真实”的社会秩序，在政治丑闻事件中，需要确认的则是权力体系下的道德与政治准则。
鲍德里亚指出，就超真实策略的逻辑形态而言，将水门事件作为大众传媒中的“丑闻”，这是一个强加的意念，一方面以超真实的方式在社会范围内灌输了普遍性的政治道德；一方面则建构出以公共道德为核心的舆论空间。在这一想象性的空间内，拟真现实在政治事件的关联性之间消化了自身，并凭借此过程获取自身在政治道德高地的合法性。“我们可以如下文一般地理解：资本是不道德且罪恶的，它只能透过一个道德性的超结构来运作。”
在政治丑闻的社会公共论坛之上，关于政治道德的所有的争议或是捍卫共同构成对现有秩序的维护。我们可以认为，揭示出政治丑闻的拟真意义，恰恰在于想象性地建构起政治道德伦理关系中的自我确认。
在鲍德里亚看来，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在大众形态中对丑闻的政治道德批判实际上是制造了另一个“丑闻”，是“比虚假还虚假”的遮蔽式策略：站在了决定论或是道德主义者的立场，以此而再生出社会秩序的伪象征暴力。具体来说，将水门事件确定为一个丑闻，是为了通过不断强化对事件的道德性界定，从而保障政治道德话题本身的意义价值，这就是鲍德里亚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现实再生产的超真实策略。“资本主义所要求我们的，就是要接纳它为理性，要不，就是以理性之名来和它作战”
，鲍德里亚指出，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无论是对道德理性的直接确认，还是在理性框架中对其进行的批判，二者在确立政治整体本身的现实合法性的过程中是同质的。这是资本主义拟真场景在社会范畴内不断被反向强化的道德性，也是通过大众的想象性建构得以实现的拟真再生产机制。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鲍德里亚通过超真实的策略形态展现出来的批判维度，他指认的现实拟真秩序的否定性证明包括了几乎所有的公共政治理论，他在文中勾画了拟真语境中“左派人士的梦想”
，指出在概念确定性意义话语范畴中，任何关于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伦理等的价值表述都依然属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自我延续的隐性话语方式。
《象征交换与死亡》一书中，鲍德里亚从全新的拟像-拟真语境出发，以“价值的结构革命”为前提，确立了超真实场景中拟真代码统治的客体策略。拟真的客体性逻辑在《论诱惑》一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通过“祛魅”与“施魅”的形而上学式建构，鲍德里亚围绕“诱惑”概念，深层次地阐述了意义全透明表象空间中更为隐蔽的拟真客体策略。
在上一章节中，我们阐述了鲍德里亚对于后工业社会中超真实策略的双重建构，鲍德里亚在论述中将拟真的策略形态区分为两种方式：“比真实还真实”的重言式确认；“比虚假还虚假”的反转式遮蔽。从诱惑的角度来说，上述两种方式也可以对应于魅力实施的不同形态：祛魅的拟真，在超真实的重言式确认中达到形式最大化和诱惑力的最小化；施魅的拟真，这是以意义全透明表象空间为前提的否定性反转式象征暴力。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首先从拟真诱惑的祛魅形态谈起，具体阐述在模式化游戏控制过程中的客体逻辑。
在《论诱惑》中，鲍德里亚认为，拟真诱惑是我们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抽象化存在方式，在拟真的诱惑形态中，同时包含了对于现实表象空间关系形态的颠覆与重建：社会要素通过游戏式的动态组合，构成自我运作的客体形态。他在文中提到，拟真诱惑中的游戏化场景是普遍式的，“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会产生可能的拟真效果，一切都可以游戏”
。
鲍德里亚在这里提出的拟真诱惑的游戏形态是对象征礼仪的戏仿，其中的关系核心不再是赌注的挑战，而是关于请求和回应的“模式”。在拟真“模式”中，超真实的现实维度被建构为一个无意义的表象空间，空间的各要素之间不再有关系分界的“没影线”（ligne de fuite），与之一同被消解的，还有通过“匮乏”机制形成的诱惑力。这是超真实场景中的“祛魅”过程，拟真诱惑在逻辑形态上并不具备游戏或是庆典的礼仪式表征，而是全透明表象空间范畴中的数字化模式，体现着代码体系中基本的客体性逻辑，在现实关系场景中同时清除了礼仪的象征魅力和主体的幻觉激情。
在理论逻辑层面中，拟真诱惑被建构为一种游戏式的请求，这里的请求与代码的模式相关联，或者说，是对模式的回应。因此，拟真诱惑在代码体系中被赋予了普遍的形式性，具有客体逻辑的全然控制效力：“由于它通过预见所有对手的打击的可能性来定义自己，并且通过提前的方法威慑这次打击，这个策略使得任何赌注都成为不可能”。
诱惑游戏中的请求策略类似于磁场式的效应：通过压力存在于两级之间，取消要素之间的两极对立形态，进而在系统性的层面建构一个普遍的均质化场景，其中，所有在两极对立关系中可以进行规则对照的要素都将由于对照物之间的无差异性转换而不再表现出象征的诱惑力。
在《论诱惑》中，鲍德里亚就拟真诱惑的游戏式祛魅形态列举了一个现实的案例：人们在电视机前所从事的行为是游戏式的，同时也是模式化的，我们观看电视的行为是一个回应的过程，但同时也仅仅是回应：我们观看节目、选择频道甚至是自行定制菜单等等看似主动性的行为，只是在应对电视媒体的屏幕信息。“‘电视’图像则是丝毫没有这种东西，它不能暗示任何东西，它能吸引人，但仅仅是一个屏幕，甚至连屏幕也算不上：一个微缩的终端，事实上它立刻就处在您的头脑中——屏幕就是您，电视看着您——将您所有的神经元变成半导体，就像一盘磁带在播放，而不是一个图像”
。我们对于电视信息的回应过程是一个完全客体化的符号组合，其中没有任何主体关于意义的缺失与欲望，也没有任何来自礼仪的诱惑力。
从这一意义上，鲍德里亚指出，拟真诱惑游戏并不与快乐和激情的施魅形态相关，而是代表了“一种最佳运转的潜在性”
，即拟真代码模式的数字化运转本身，在逻辑形态上反映着代码二元问/答测试过程中的普遍客体逻辑。鲍德里亚在文中列举了后工业社会中，电子信息技术在大众传媒体系中生成的超真实“祛魅”场景，他提到，在媒介电子产品的使用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模式化地转换为操作仪表盘式的技术形态，在电子化的显示屏之后，“不再有游戏、不再有赌注、不再有幻觉、不再表演什么，只有对屏幕进行调整，进行屏幕游戏，就像玩弄立体组合音响的音调和音色那样”
。在这一段阐述中，鲍德里亚阐述了媒介电子信息化拟真场景中诱惑力的缺失形态，他称这一场景形容为“逼真的假象（trompo—I'reil）”
或是“黄色淫秽”，认为其中包含着因为形式的过度而形成的“穷困化”与“衰变”，也就是抽象意义上的“祛魅”效应。“逼真的假象（trompo—I'reil）能消除真实空间的一个维度，这就是构成诱惑的东西。黄色淫秽则相反，它给性别空间补充一个维度，使该空间比真实的空间更加真实——这就是构成诱惑缺席的东西。”
在这里，我们可以大概勾勒出鲍德里亚论述中，关于后工业社会技术拟真的客体性呈现：由电子信息化操作所代表的技术拟真过程，不再有缺乏或施魅的紧张感和快乐感，象征规则被技术指令的法则所替代，在信息化时代的祛魅场景中，电子化的屏幕游戏越来越倾向于营造出更加逼真的“真相”，其中的控制核心不再是来自于仪式的诱惑，而是绝对的表象化和过度的客体逻辑。
在鲍德里亚的拟真批判语境中，拟真时代社会存在的决定性方式不再是规则或是礼仪，也不再是法则和契约，个体生活在由标准与模式决定的关系场景之中。如果说，礼仪游戏对应于规则的遵守，社会生产对应于法则的约束，那么，符号拟真的场景将对应于标准与模式的“冷酷”的内在性，其中社会关系在无参照的零度表象中通过调节、威慑、反馈或战术实现要素之间的连接。
如同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鲍德里亚拟真的代码模式导向了现实层面的祛魅形态，在拟真的外表“冷诱惑”中，既缺少象征的礼仪属性，同时也排斥现代语境中的理性逻辑，一旦象征交换与“真实”内涵同时被消解了，诱惑力也就失去了内在的超越式内涵，成为纯粹表象层面的透明的“冷酷”。
与拟真代码体系相对应，外表意义零度的“冷诱惑”形态在主客认知的语境中同样表现为客体命运的策略性，现实的超真实客体不仅是诱惑的，而且难以被转译出来：在超真实的客体形态中，主体无法通过知识或是权力等中介性的反思过程来实现对自身的确认。拟真会选择在大众化场景中制造出一种舆论，将客体必然性通过“冷诱惑”的反讽秩序确定下来。
在这里，我们可以再次回到鲍德里亚对大众传媒信息化产业的批判。鲍德里亚认为，以大众传媒为载体的信息数字化准则不仅仅消解了第二重法则秩序中关于意义的审美崇高，同时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呈现了拟真诱惑的权力话语。鲍德里亚在《论诱惑》一书里对电子拟真场景中主体欲望的建构进行了阐述，他将电子化场景阐述为“冷魅力”的游戏，体现着后工业社会中信息系统进行无差异式自为调整的逻辑形态，“这一切属于游戏的范畴，而游戏是一种冷诱惑的场所——电子与信息系统的‘自恋癖’魅力，我们所有人都是媒体与终端的冷魅力，独自处在围绕我们周围的所有控制台中，处在控制台的操作性自动诱惑中。”
在这里，在社会大众的范畴内，每个人都是媒体终端冷魅力的构成要素，与周围其他要素一起，构成社会范畴内的自动诱惑与客体控制。因而，电子信息形态中的“冷诱惑”是整体性的，可以在关系外表的零度空间中进行里比多的交流与调整；这一过程同时也是随机性和偶然性的，不需要遵照现代性的法则，社会个体的欲望参照不断运动着的轨道式模型被整合起来，“从各个方向衍射到一个不再有欲望的世界中”
。
如同仰海峰在《鲍德里亚的“诱惑”概念》一文中所指出的，信息化时代的大众传媒将现代艺术作品中的单向度复制过程从美学范畴扩展到文化政治的领域，“只有当政治成为大众文化时，政治才真正地深入到了大众的心理结构之中，虽然在表层这种深入有时是以拒绝和调笑的方式完成的”
。在这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冷诱惑”在零度外表范畴中的数字化场景，表征着后工业社会中大众传媒自身的祛魅效应，同时也代表着资本主义在后工业时代最为广泛的政治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