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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之前，鲍德里亚的批判理论是在“符号政治经济学”的话语范畴中进行的，逻辑核心是社会活动中符号的客体性价值，以及建立在价值基础上的伪象征社会关系。进入拟真语境之后，随着象征交换本真概念的具象化，鲍德里亚理论中对于后工业社会的伪象征呈现，从将符号价值的“再现等价物”体系转向“整体相关性、普遍替换、组合以及仿真的阶段”
。这一阶段的理论场景中充斥着不确定性和无意义性，在逻辑形态上呈现为代码的仿生式组合，其中，浮动在表象层面的零度关系流通终结了符号学意义上的能指/所指二元对立体系，终结了生产的政治经济学理性话语，也终结了自现代性以来资本统治的价值形态。
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一书的前言中，鲍德里亚对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伪象征”属性进行了理论阐释。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活动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是价值规律的法则，也就是说，现代性需要通过遵守某一先验的价值法则来实现自身关于物质或欲望的生产。他在文中提到，价值规律的法则在现实层面表现为不断旋转着的里比多式“政治的形态学与经济学”
，其中不再包含作为“组织形式”的象征交换，应然的象征价值也是被遮蔽起来的。
资本主义的“伪象征”形态在后工业时代呈现出新的社会关系表征，鲍德里亚将这一理论表征的现实场景称为拟真社会，同时指出，进入拟真社会之后，人类社会从劳动生产的政治经济学形态转向代码的结构表象，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一书中，这一转换过程被表述为“价值的结构革命”
。在文中，鲍德里亚首先在索绪尔符号指称系统和马克思商品价值体系之间进行了比较，他并没有沿着《生产之镜》中以“符号价值”为核心的批判路径，而是在一个全新的拟像-拟真话语体系中对“价值本身的革命”
进行了阐述。
鲍德里亚提到，在当前社会，价值不再是内在于一个总系统中的差异性存在，也不再是关于物的真实属性的抽象规定，而是在唯一的结构游戏中实现的符号自主化，是对各类参照维度的终结。在这里，鲍德里亚提出的价值结构体系的终结对象包含传统的本质主义、社会生产体系、符号意指话语、主体的价值情感或是历史唯物论等具体的现代性范畴，在理论形态上，可以抽象化为脱离了概念确定性体系的代码逻辑，反映了在均一化的现实场景中，由符号自身无限的循环与反复流通表征出来的激进形式。
从上述的理论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对拟真“价值的结构革命”作出如下阐释：
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之前，“符号”（sign）概念作为功能物体系中的抽象化表征，是鲍德里亚关于消费社会建构的基本要素，由此引申出来的价值差异性体系则是鲍德里亚进行社会生产批判的逻辑前提。《象征交换与死亡》之后，“代码”（code）成为鲍德里亚在符号价值批判之后提出的核心概念，他关于社会关系的表述围绕着“代码”的内涵形态展开。此时，尽管“符号”作为概念依然在拟真的文本中出现，其所表征的意指体系在拟真语境中是被解构的，新的社会关系形态由意义零度表象空间中的“代码”体系所构成。
在“价值的结构革命”中，“符号”的概念内涵通过“代码”的形式呈现出来：符号在空洞地影射自己所指称的事物之后，需要通过自身代码的可重复性转换来实现关系形态的抽象化再生产过程。从符号意指关系到代码交换关系的转换，标志着鲍德里亚对当前资本主义社会新的解读方式，他将建立在“代码”互换机制上的后工业社会形态称为拟真社会，并以此为出发点建构出对资本逻辑更为抽象也更为激进的批判。
从理论形态上来说，鲍德里亚认为代码具有拟像的向度，或者说，包含着拟仿式的逻辑建构过程，其中，“真实是从极微化了的细胞、母式、记忆银行，以及控制铸型（modèles de commandement）之内所生产出来”
。在这里，拟真的构成形态呈现为无限次的再生产过程：在一个没有真实张力的超空间中，社会现实转换为某种联合模型的辐射状化合物，在消解意义指涉关系的前提之下，通过自身的代码式自为复制操作，实现对于每一道“真实”过程的再生产延续。
由此，鲍德里亚将“代码”在关系场景中的抽象形态界定为“一个巨大的劳动符号仪式”
，认为其社会形式化的程度超出了劳动生产本身的能量，或者说，社会化的形式在场方式成为关系建构的目的本身。他指出，在代码的社会化过程中，体系建构的关键在于关系形态的再生产：“它是否还在生产并不重要，它在再生产自身”
。在这一过程中，鲍德里亚通过“代码”的自为转换体系，实现了对以符号意指关系为核心的价值体系的批判式扬弃。这一过程是解构式的，之前在符号意指关系框架中被建构起来的差异性逻辑不再出场，符号法则中的概念确定性和等价交换等方式也一并被消解了。
以“劳动”意义的消解为例，鲍德里亚在文中从生产批判的角度，对拟真代码的再生产形态进行了阐述，他提出，拟真的客体逻辑取代了劳动的历史意义和里比多意义，通过代码的自我复制代替了劳动在社会活动中的角色。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劳动在鲍德里亚的拟真批判理论中已经不再是社会活动的主要构成因素，也不再是社会化生产和剩余积累的目标，或者说，不再具有使用价值积累的目的性。鲍德里亚在文中强调，在代码体系的自我复制过程中，劳动的意义将消失在自身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方式之中，而这里的简单再生产过程则可以表现为代码流通的统计性数字增长和通胀。
就价值形态的角度而言，如果说，以符号差异性体系为核心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是价值的商品规律扩展到符号范畴的结果，那么，在拟真体系中，鲍德里亚对于代码的零度表象建构，则完完全全地结束了社会生产的价值话语本身，同时也结束了主体参与符号价值意义的过程。对此，我们可以确定，对鲍德里亚来说，拟真对符号价值的批判包含了对以劳动生产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和以符号价值意指体系为基础的概念理性的同步解构，其中，劳动生产在经济学语境中的社会历史形态，被认为是后工业社会中现代性话语的典型体现。
在鲍德里亚那里，拟真过程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激进的代码制造术，通过自我循环式的代码结构来替代符号学的意指关系，其自身的逻辑指向清除关于社会和现实的“真实”建构。如同凯尔纳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的，在鲍德里亚的拟真世界中，“拟像和拟真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以至于之前存在于社会理论中的所有的边界或是范畴都同时消失了。所有在外表与真实、表面与深度、生活与艺术、主体与客体之间既定的二元对立关系，都将消融到一个功能性的、统一的、自足生产的拟仿物世界里，被拟真的模型和符码所控制着”。
我认同凯尔纳在论述中对于鲍德里亚拟真体系的功能模式化界定，这一观点可以扩展为代码关系中的结构维度：当前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符号模式，其中数字信息编码的测试、问/答或刺激/反应形式控制着社会关系中的个体建构。在拟真的代码体系中，“模式”（modèle）是一个关键的技术性概念，鲍德里亚在文中指出，拟真场景中的关系要素“只有纳入模式才有意义，任何东西都不再按照自己的目的发展，而是出自模式，即出自‘参照的能指’，它仿佛是一种前目的性，惟一的似真性”
。模式作为“参照的能指”可以生成超越真实的场景，其中没有起源也没有关于“真实”的预设，也可以认为，模式先于“真实”并控制着当下的社会关系，通过自我指涉的客体逻辑决定着整个体系的内在驱动机制。
在《拟仿物与拟像》一书中，鲍德里亚将拟真模式（文中翻译为“模型”）的技术性内涵延伸到社会批判的超现实形态中，强调由模式控制的拟真系统与事实真理或是理性秩序无关，其运行方式是技术性的，也是功能性的。他在文中将拟真的功能性建构形容为轨道化的控制系统，通过抽象代码的自为排列组合在全然的客体语境中决定着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就现实层面来说，鲍德里亚同样指出，无论是自然界或社会生活，都正在被轨道式运作的技术和功能性代码机制所重构，其中，“首要存在的，是它们的序列性、流通性、奇观性的排布。那就是社会性关系（rapports sociaux）的未来模型”
。
笔者认为，鲍德里亚对代码体系中既定模式的阐述，是在表达拟真形态中新的客体逻辑，其中，个体在代码体系中是被限定了的，只能按照系统本身设计好的方式来进行选择，并根据系统的数字化运作方式进行应对和反馈。在文中，鲍德里亚强调，代码体系中的客体特征在逻辑形态上是符号意指体系消解之后的必然结果，在第三重拟像形态之前，符号价值的意指体系在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框架内代表着普遍的差异性系统，直接决定着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建构。进入拟真形态之后，能指与所指的参照关系变得模糊不清，符号学意指体系中二元对立的分界形式被“绝对能指”的“一般等价关系”
所取代，即符号的能指形态以游戏的方式达到信息、情报、符号、模式等方面的结构式平衡。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在鲍德里亚拟真的理论框架中，符号无意指关系场景中的社会要素是被普遍均一化了的，以符号意指差异性为前提的价值体系不复存在，个体在拟真的“模式”结构中成为被迫选择的测试译码。如同鲍德里亚在文中所提到的，“今天，一切都是以种类或系列的方式出现的，这一事实本身就已经在测试你们了，因为它迫使你们选择。这使我们对周围世界的总体使用近似于阅读，近似于选择性译码——我们在生活中主要不是使用者，而是阅读者和选择者，是阅读元件。”
在这里，鲍德里亚实现了从符号价值论向代码全新客体场景的转换，其中包含了对于符号价值形态本身的解构，同时也是对后资本主义形态中现实要素与社会关系的颠覆性解读。通过符号“价值的结构革命”，鲍德里亚对现代社会中的关系结构进行了重新界定，以代码为核心的意义全透明式表象空间取代了之前符号学语境中能指/所指的二元对立关系，在意义的表象零度空间范畴内，符号仅仅具有在场表征的意义，是某种代码组织形式对于普遍意义的不确定性载体，在这一过程之中，作为理性逻辑前提的概念价值和意义指称同时被消解了。
代码的形式支配在社会历史范畴中意味着一个全新的理论构境，代表着后工业社会中组织关系架构的客体形式。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鲍德里亚将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形态界定为“仿造”“生产”和“拟真”三个拟像阶段，从符号学语境出发，对人类社会在不同拟像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形态进行陈述。具体可以表述为三个方面：在仿造的阶段，符号作为社会运作的抽象化要素，从限制的秩序过渡到解放的所指意义。文艺复兴所代表的主体觉醒意味着资产阶级秩序中符号差异化的公开竞争，这是对封建礼仪中强制化秩序体系的解构，也是符号任意性的开始。在生产的阶段，符号的意义已经在真实语境之外，也就是说，符号进程已不再对应于真实和参照的义务，而是作为“参照的能指”
遵循着价值的结构规律。这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解放”，社会体系已经不再是对“真实”的直接拟仿，重要的是纯粹等价关系的抽象式生产。进入到第三层拟像形态，符号的系列（再）生产被模式的生成所替代，符号不再被机械化地再生产出来，“而是根据它们的复制性本身设计出来的，是从一个被称为模式的生成核心散射出来的”
。
在上述第三级的拟像形态中，符号的自我复制与（再）生产形态不是对自然真实的仿造，也不再参照符号的漂浮能指，此时发挥控制作用的是在差异调制中固定下来的代码模式。鲍德里亚在文中指出，后工业时代的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第三级仿像阶段，不再有第一阶段对于原型的仿造，也不再具备第二阶段中的总体性建构：在拟真场景中只有一些模式，社会活动的所有形式都需要通过均一化的无意义调制来遵循模式的客体逻辑。鲍德里亚通过第三重拟像形态建构起来的，是生产语境之后的全新的社会关系理论场域，这也是他自己最具个人特征的原创性逻辑建构之一。
在这一问题上，我认同王晓升老师在《符号、控制和象征交换》一文中作出的评述，他认为拟像三个阶段的论述在理论逻辑上受到结构主义的影响，从符号意指关系出发，鲍德里亚阐释了人类社会发展不同阶段中“符号逐步脱离所指对象的过程”
。从前面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鲍德里亚拟真社会中的关系场景具备纯粹的客体性特征，社会要素在代码体系中以轨道化的、自为的方式建构自身：围绕模式的代码生成核心进行各种组合，在价值意指的零度空间范畴中散射出社会关系的抽象化形态。拟真的意义零度表象形态在逻辑上消解了符号学意义上的能指/所指关系，由此淡化了符号价值在现代社会中的显性统治，而与此同时，在符号意指关系被彻底否定之后，流通与交换过程中的产品和商品将重新以代码的技术化形态被当作符号和信息生产出来，并依据“由模式赋予的抽象普遍形式”
在另一个维度的客体框架中实现自身。对于拟真形态中的社会个体来说，代码的意义全透明表象空间意味着功能目的性与客观参照性的消解，同时，也体现着社会关系客体化运作过程中新的伪象征统治。
学界在评论鲍德里亚的拟真理论时，往往会强调他在逻辑阐述中对于现代性的批判，或者说，是他对于现代理性话语体系的彻底颠覆。在鲍德里亚的批判框架中，最为基本的否定性立足点是理性范畴中以概念意指关系为核心的主客二分逻辑，这也是自柏拉图“洞穴理论”以来在西方思想史中会必然面对的本体性问题。
从本体论到价值论再到存在论，现代西方哲学超越了古典主义的自然机械论，在同一性与整体性的逻辑架构中围绕着真实/想象的关系核心进行着不同层次的探讨与反思。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学习者与叛离者，鲍德里亚早期的文本阐述中更多地立足于消费社会的现实符号化场景，以象征交换的本真内涵为基点，对当前资本统治的异化形态展开社会现象学层面的批判。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之后，通过符号代码体系的意义全透明表象建构，鲍德里亚确立了带有自身原创式色彩的拟像-拟真现实关系场景，他从象征交换的本真逻辑形态出发，从批判的维度对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中超级“真实”的遮蔽性在场和代码统治的客体策略进行了抽象论述。
鲍德里亚在存在论层面实现的拟真重构首先是以对“真实”概念的消解为前提的。他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认为，现代性语境中关于真实/想象关系的理性界定是人类社会拟像形态的意识形态阶段性呈现，随着拟真社会中符号代码体系的确立，现实日常生活不再是对于“真实”大他者的反映和遮蔽，更准确地说，“真实”形式的大他者本身并不存在。“‘真实’内容过去一直在用某种有效的负荷和重力填充着符号——这是它的再现等价物的形式。现在是另一个价值阶段占优势，即整体相关性、普遍替换、组合以及仿真的阶段。仿真的意思是从此所有的符号相互交换，但决不和真实交换（而且只有以不再和真实交换为条件，它们之间才能顺利地交换，完美地交换）”
。从这一段话中，我们可以发现，在鲍德里亚仿真（拟真）的形态中，作为普遍价值标准的“真实”意义内涵是被消解的，而与此同时，价值流通的普遍形式依然存在，通过符号在整体相关性中的无意义组合和“完美”交换过程得以实现。
在这里，鲍德里亚表述的首先是否定性的逻辑维度，拟真的代码体系中，社会关系的流通与交换是普遍性的，同时也是去中心化的。符号学意指关系的解构意味着与“真实”相对应的等价关系的结束，在本体性层面，可以成为“惟一的价值结构游戏”
的利益参照形式不复存在，社会关系通过符号的结构维度以自主化的形态建构起来。社会关系中的普遍交换形态呈现出均一化的特征，其中，区分同一者和异己者的差异消失了，一同消失的，“便是所有的形上学”
：没有本体与表象的镜像关系，也没有真实及其概念的意指相连，除了符号操作本身之外，别无他物。
在现实层面，鲍德里亚通过拟真表达出来的否定性阐述是深层次的，他在文中尖锐地指出，意义全透明表象空间中代码的运作形态是资本主义在后工业时代新的统治逻辑，“一旦绕过神话（资本在历史上经历过的惟一危险就来自这种从一开始就渗透它的理性神话要求），一旦成为自己的神话，或者成为某种不确定的、随机的机器，成为某种像社会遗传密码一样的东西，那么它就不再留给确定的颠覆任何机会了”
。这一段话中，关于“真实”的理性神话代表着概念的确定性意义，确定性则意味着存在并可以实现与之相对立的反面确定性，对于以“真实”预设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现代性话语体系来说，反面确定性的逻辑可能性本身即构成了一个根本威胁。为了消解这一根本威胁，资本主义拟真社会必须建构出一个非确定性的关系场景，其中，所有社会要素都不再具备确定的概念分界或是差异形态，转而被纳入均一化的代码体系范畴。
上述拟真代码的均一化形态，意味着理论层面主客逻辑角色的同质化，也就是说，在拟真的客体策略中，无论是对于社会关系场景的正面建构还是否定式解构，系统中的主体行为都将被转化为代码要素，成为系统运作与自身再生产延续的一部分。“所有那些伟大的人文主义价值标准，具有道德、美学、实践判断力的整个文明的标准，都在我们这种图像和符号的系统中消失了。一切都变得不可判定，这是代码典型效果……这就是资本的普及化妓院”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一旦人类社会进入拟真阶段（例如鲍德里亚在文中指认的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无论是自然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或是后现代性理论，对于资本主义的现实批判本身都将成为资本拟真统治策略的一部分。
拟真逻辑中对于“真实”的否定性策略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之后的文本中被多次提及，在逻辑层面上被进一步地抽象化和复杂化，成为后工业时代拟真客体统治的“完美的罪行”：“绝对的幻觉、现实的过度、虚无的继续”。
通过营造一种绝对的幻觉，拟真在真实/虚假的界限消解之后的社会零度表象空间中拟仿出一个过度“真实”的场景，其中，社会个体被赋予了“被迫”进行选择的权力，而选择本身恰恰是拟真客体统治的一部分。由此，以过度“真实”与象征交换本真形态之间的抽象理论关系形态为逻辑支点，鲍德里亚逐渐形成了自己在拟像-拟真框架中的原创式批判维度。在1979年出版的《论诱惑》一书中，他尝试着从形而上学的理论角度，对拟真策略中的隐性话语方式和逻辑形态进行具体阐述，他在文本中围绕“诱惑”概念作出的抽象化建构，则直接受到晚期拉康思想的深刻影响，我们将在之后章节中予以详细论述。
在鲍德里亚的阐释思路中，以“真实”本体形态的消解为前提，拟真逻辑确立了关系流通过程中的随机性形态，一方面，理性范畴中的概念意义体系被代码体系的不确定性所替代，同时，代码的均一化场景也中和了由理性形而上学所表征的差异性价值关系。这一过程是普遍式的，“一切进入代码的无目的性时空中的东西或试图进入其中的东西，都被切断了与自身目的性的联系，都被瓦解并吸收了——这就是各个层面上的回收、操纵、循环和再循环的众所周知的效果。”
对鲍德里亚来说，代码体系中的随机性特征代表着非中心化的模式，或者说，是一种完全的不确定性。这里的随机性是对拟真逻辑形态的表述，具体到现实层面，可以表现为社会结构化组合的无目的式流通，其中社会活动的关系要素之间并不存在彼此的概念分界或辩证对立。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代码的随机性意味着传统社会秩序与价值核心的消解，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社会生产则可以被描述为无限的投机过程，其中，劳动，货币、符号、需求、劳动等概念作为浮动式的词项，脱离了价值生产与流通的现实参照，具备无限扩张和自为生成的符号拟真形式。
在鲍德里亚看来，一方面，代码的随机性形态取代了社会生产的范畴，同时，在理论层面，关于生产的话语表述可以为代码的随机性特征作出更为普遍化的设置。他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提出，拟真的代码统治在逻辑上呈现为“纹心结构”
，代表着一种全面的、浮动式的、不可判定性的关系形态，“今天我们就处在这种境遇中：处在不可判定性中，处在像浮动货币一样的浮动理论的时代”
。在这里，鲍德里亚通过“纹心结构”的抽象化概念，以生产的话语方式表述了一种符号效果：“一种内在性或一种没有参照的流动性”
，我们无法在浮动的符号与“现实”之间建立起某种一致性，就好像系统为符号“劳动力”免除了任何的参照担保，从而取消了符号的使用价值，符号“生产之镜”也随之消解，转向自身代码的数字化复制与“投资”。
拟真符号代码体系中，“纹心结构”式的浮动在现实层面表征着普遍意义上的视觉眩晕，这是鲍德里亚在描述拟真形态时，从伪主体性角度呈现的来自事物表面的客体操作，其中包含着代码随机性流通过程中普遍的游戏特征：“一种无意的戏拟，一种策略性仿真，一种不可判定的游戏笼罩着一切事物”
。在“纹心结构”的戏拟化场景中，“真实”被解构为自身的不同细节，通过拟真代码的数字化模式来实现符号在分裂与重叠中的自反效应。鲍德里亚认为，这一过程并不是离心的，而是表征着向心性的客体式重复，这一过程同时也是机械性的，代表着普遍意义上的控制场景：以二元数字化体系包容了其他一切生成方式，在最广义的范畴内公设了一个均质化的代码等价系统。
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鲍德里亚依据拟像的三重阶段提出了符号秩序的三类逻辑属性，在《论诱惑》中，他对拟像三重阶段中社会关系的逻辑形态作出了进一步规定。鲍德里亚在文中提出，第一类属性由规则支配，通过礼仪形式呈现出“二元性（dualité）”，反映着象征规定性中的双向互换关系；第二个阶段由法则支配，通过价值生产形式呈现出“极点性（polarite）”，反映着以符号意指关系为核心的对立统一形态；第三个阶段由准则支配，通过代码形式呈现出“数字性（digitalité）”，反映着拟真场景中意义全透明的表象客体关系。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鲍德里亚认为信号传递过程中的数字化场景已经不再是一种“关系”，而是反映分配标准和关系模式的空间逻辑。三类符号秩序分别决定着人类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主导形态。其中，代码的数字性特征直接表征着后工业时代人类社会在普遍关系形态中的超真实场景，代表了现代性之后，由不断扩展的信息技术构境出来的一个“着迷的”时代，个体在其中统一被纳入由电子传媒技术主导的轨道化控制模式。
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鲍德里亚对拟真代码的数字化形态作出了具体的阐释，他指出，在代码体系中，系统要素参照类生物式的微分子结构，依据基因组合过程中0和1的二进制系统来进行整体操纵和控制，在现实层面构建起意义全透明表象空间中技术性的、均质化的、普遍的法则。从批判的意义上来说，代码的数字化控制模式彰显着拟真场景中的客体逻辑，代表着后工业社会中最基本的意识形态特征。
鲍德里亚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一文中将代码的逻辑结构描述为类生物学式的模型体系，其中，基本的逻辑形态是程序化的数字性建构。他在文中提出，代码的类生物学体系表征着拟真社会中新的操作形态，“数字性是这一新形态的形而上学原则（莱布尼茨的上帝），脱氧核糖核酸则是它的先知”。
在自然科学体系中，基因分子（也称DNA分子或“脱氧核糖核酸”分子）是生物学意义上带有具有遗传信息储藏功能的分子有机化合物，是生物细胞染色体的一部分，组合结构是一个自为模式体系，其中信息粒子依据数字化原则彼此间排列成为链条式的交叉形态。鲍德里亚在文中将基因分子结构的内在遗传模式扩展到社会批判的范畴中，他认为，在拟真的社会“生物”体中隐藏着类似的结构性“程序母型”，其中，主体在现实的关系形态中，依据遗传密码模式在现实运作层面通过测试、问/答、刺激/反应等连续程序来建构自身的客体逻辑。在拟真关系的遗传密码形态中，参照代码逻辑组织为一个有机合成的系统，而代码本身同样具备细胞的遗传生成属性，呈现为普遍意义上的无目的性、轨道性和随机性。“无数的交叉在这里产生出所有问题以及所有可能的、以选择（谁来选择？）为条件的解决方案。这些‘问题’（信息和信号的脉冲）没有任何目的性，以至答案或者在遗传学上永恒不变，或者被微小的随机差异所改变。”
作为后工业社会中新的客体逻辑，代码模式中的数字化原则反映着拟真遗传密码体系中的策略性建构。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鲍德里亚在拟像-拟真的框架范畴内提出，人类社会不同阶段的社会关系控制形态对应于拟像过程的三个阶段，即“自然法则”“力量和张力”与“二项对立”三种类型的逻辑形而上学
。其中，拟真关系控制的核心机制是要素之间的“二项对立”形态，即在逻辑层面通过代码的脱氧核糖酸式操作建构起0和1的二进制系统，“这就是第三级仿象，即我们的仿象；这就是‘只有0和1的二进制系统那神秘的优美’”
。
就概念背景来说，二进制是在电子信息技术中广泛采用的一种数制，在18世纪由莱布尼茨发现，并逐步发展为可以由机器识别的完整的代数演算机制。二进制的基本数列形态以0和1两个数码来表示，在机器语言中可以被识别为通过0和1组成的连续符号代码串，其中，由0代表关，由1代表开，由此在技术层面实现数字化的逻辑指令操作。
代码拟真中的“二项对立”代表着遗传密码中基因分子结构的“二进制”逻辑，鲍德里亚在形式上借鉴了电子技术领域中信息传播的二元符号自为转换过程，将遗传密码的现实形态抽象为数字化场景，在逻辑关系上参照机器语言中0和1的二制体读取和信息转换机制。
代码体系中的数字化原则在逻辑形态上主要表现为类生物型模式中0和1的二元遗传密码差异调制过程，这一过程表征着拟真场景中的客体形而上学统治。鲍德里亚认为，代码的数字化体系具备信息接受与反馈的流程控制特征，主体在这一交互式的信息流通过程中将被自身细胞中记录的程序所测试，反映了拟真场景中主体性的缺失与虚化。
在鲍德里亚的理论阐述中，“测试”的含义是指“按照程式或分析模式，释放某些回答问题的机制”
，即通过代码传递的作用与反作用将对象个体纳入程式化的体系运作中。“测试”代表着一种问/答的游戏：“现实经过这样的测试，反过来又按照相同的格式测试你们，而你们又根据相同的代码解读现实”
。在上述游戏式的互动过程包含着模式的规定性特征，无论是参与者还是代码体系，都必须遵循相同的测试格式，而这里的测试格式即类生物分子结构式的“微型化遗传密码”
。
在代码的测试体系中，作为社会客体的物或是信息不再具备面向主体服务的功能，而成为一种剪辑和测试，一方面对社会提出问题，一方面将现实简单的元素组成相同的类似于剧本的指令，参照轨道式的相同格式来决定主体的参与行为。鲍德里亚在文中强调，在代码的测试问/答二元图式中，遗传密码的模式化逻辑结构决定着符号信息流通中所有指令的接收与反馈方式，因而主体只能作为代码体系中的一个同质化要素，不断复制着既定程序中的轨道式规定。
在这里，鲍德里亚认为，代码测试的客体逻辑是内在结构式的，当主体参与系统的测试时，测试的提问环节已经包含了回答的问题答案，这一过程又可以被理解为代码的测试系统通过既定的问/答模式来实现对参与者的“迫使”。“今天，一切都是以种类或系列的方式出现的，这一事实本身就已经在测试你们了，因为它迫使你们选择。这使我们对周围世界的总体使用近似于阅读，近似于选择性译码——我们在生活中主要不是使用者，而是阅读者和选择者，是阅读元件。”
在这一问题上，鲍德里亚通过主体的阅读行为对代码测试系统中信息的流通方式进行了阐释，认为阅读过程中包含着选择性的译码测试，主体在进行阅读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参与到测试的问/答模式之中，进而被纳入代码体系的既定格式和控制形态之中。在代码的模式系统中，信息的中介角色不再是告知或连接，而是测试与控制：给予大众可以进行选择且应该进行选择的规定，通过剪辑和编码行为来要求接收者参与到信息拆解与转换的轨道模式中，以0和1的二元转换形态实现现实层面的控制。
从代码模式的客体形态中我们可以发现，代码的测试过程是即时性的，类似于日常生活中的“触摸”效应。张天勇在《社会符号化》一书中提到，拟真造就了“一个没有边界、没有区别的同一性的世界”
，所有的关系形态由0和1二元符号构成，在意义全透明的拟真数字化空间中，符号信息被无限扩张复制，形成趋同效应中的“传播‘0’时间”
。我们可以认为，在测试问/答二元图式的信息趋同化场景中，主体作为被测试者已经成为信息要素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在均一化和即时性的代码体系和信息传播过程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立分界形态是被消解的，由此，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辩证对立关系也不复存在。在此基础之上，主体判断客观知识或进行技术干涉的反思的逻辑前提被消除了，提问与反馈即时性过程中不再有时空的差距和间隙，取而代之的是在数字化形态控制下“作为触觉和策略仿真场”
的客体问/答模式。
如同戴阿宝老师在《鲍德里亚：超真实的后现代视界》一文中所提到的，代码的数字化模式具有先在性、无限性和重复性的特征，在测试和参考答案之间建立起来的同质化关系模型是拟真“最完美的形式”
。依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了解鲍德里亚通过代码的数字化测试模型建立起来的拟真意识形态统治：通过问/答二元模型，答案被提前设计好，同时由问题来引发，从而形成一种逼真的幻觉，不断遮蔽行为自身的目的，引导着参与者与系统之间、参与者与参与者之间关系的行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