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再度出山
——“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

1976年7月6日，德高望重的朱德逝世。

9月9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逝世。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在短短九个月的时间里，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相继逝世。亿万人民对他们在缔造党、军队和国家，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结合中国实际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等方面的伟大功绩和卓越贡献，都怀有深深的崇敬之情。他们的逝世，使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同时，大家也深深思虑着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人民的意志，对“四人帮”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

10月6日，北京的夜晚一切平静如常。

但就是在这个夜晚，一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正在北京悄然进行着。

晚上8点，党中央以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为题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并吸收姚文元参加。会议地点定在中南海怀仁堂。

晚上7点刚过，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和叶剑英就已来到了怀仁堂，具体部署工作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也已带着警卫人员在怀仁堂大厅守卫。

快8点时，王洪文第一个到了，进入怀仁堂后，他感到情况有变，就拉开架势，准备反抗，没几下子就被警卫人员制服了。王洪文嘴里还不断地嘀咕着“你们干什么”，并竭力挣扎。王洪文被带到会议室，看到坐在那里的叶剑英和华国锋，便想扑上前去。很快被警卫人员按倒在地。华国锋当即向王洪文宣布了党中央关于将他隔离审查的决定：

最近一个时期，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趁毛主席逝世之机，相互勾结，秘密串联，阴谋篡党夺权，犯下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中央决定对以上四人进行隔离审查。

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

华国锋宣读完毕，警卫战士把王洪文带离现场，押到附近一处城防地下工事做的隔离室，监管起来。

第二个来的是张春桥。他一到怀仁堂，看到现场警卫不允许随身警卫跟进，就觉得很异常。张春桥独自进去，走到怀仁堂正厅东南门时，随即被早先埋伏在这里的警卫战士摁住，张春桥只说了一句“干什么”，就被警卫战士扭送到会议室里华国锋、叶剑英的面前。华国锋郑重宣布对张春桥“隔离审查”，立即执行。张春桥迅即被带离，押送到地下工事的隔离室。

姚文元来得晚了一点。他是接到华国锋的电话通知来开会的。刚到休息室，则由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向他宣布了中央关于对他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

最后解决的是江青。她住在中南海的201号楼，没有被通知参加晚上的会议。这时的她，正穿着睡衣，在住地一边看着进口录像片，一边看文件，腿上还盖着一条小方毛毯。当中央警卫局行动组的张耀祠、武健华等人进来后，她还厉声喝斥：“你们要干什么？”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随即向她宣布了中央对她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江青问道：“中共中央是什么人决定？”张耀祠立即严肃地告诉她：“我们是奉华总理、叶帅的命令，来执行中央决定的。”江青嗫嚅地说：“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对我这样。”

随后江青先将保险柜的钥匙封在信封里，贴上密封条，写上“华总理亲启”，交给张耀祠。然后整理了一下衣服，又上了一趟卫生间，即被两名女警卫带离201号楼。

中央的这场行动果断、迅速，又悄无声息。

在粉碎“四人帮”的这场斗争中，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如李先念、陈云、邓颖超、聂荣臻、王震等都曾参与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先念文选》第157条注释写道：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引者注：指“四人帮”）。在这一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是年九月，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许多老同志对此深感忧虑并酝酿解决办法。九月二十一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认为同他们的斗争不可避免，并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为好。九月二十四日，李先念到叶剑英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究此事。

《叶剑英传略》中写道：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聂荣臻从城里派杨成武转告叶剑英，“四人帮”的问题一定要设法解决，请他赶紧拿主意，早下决心。否则，“四人帮”这伙反革命要先下手，把叶帅搞掉了，把小平给暗害了，那就不得了，中国要倒退几十年。叶剑英对杨成武说：聂帅的想法跟我考虑的一样，你回去告诉他，请他放心。这时，叶剑英经过同一些老同志的接触、交谈，对于解决“四人帮”问题，心里更有了主意。他正在继续做华国锋的工作。华国锋是毛泽东生前选定的接班人，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叶剑英经过观察思考，觉得粉碎“四人帮”这样的大事应当取得他的支持，要争取他、团结他，不能撇开他、越过他。因此，多次试探，主动接近，耐心地同他交谈，逐渐使他明确态度，坚定信心，从而共同采取行动。

叶剑英继续约请一些老同志探讨解决“四人帮”的办法。不久，李先念来看望叶剑英。叶剑英说：我们同“四人帮”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彻底解决他们的问题，非有严密周全的部署不可。“天下之事，虑之贵详”。后来，叶剑英为了不受“四人帮”的监视，从容不迫地转移到玉泉山。在这里，叶剑英等同志，再次审慎研究了解决“四人帮”、挽救党和国家于危亡的重大决策和具体部署。

《叶剑英光辉的一生》中写道：

面对着“四人帮”咄咄逼人的攻势，华国锋进一步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开始想召开扩大的三中全会来解决“四人帮”问题。叶剑英等则认为，同“四人帮”的斗争，早已超出了党内正常斗争的范围，用正常手段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后来，华国锋同意了叶剑英等同志的意见。他到了李先念家里，同李先念交换看法，接着，写了一张纸条，请李先念送给叶剑英。

李先念来到叶剑英住地，探讨如何对付“四人帮”的问题。叶剑英机警地打开收音机，在广播声的掩盖下，同李先念密谈起来。叶剑英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要当机立断！李先念点点头。两人经过交谈，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十月初的一个夜晚，叶剑英与华国锋等同志在玉泉山共同商议粉碎“四人帮”的大计。这是一次非常特殊的、绝对秘密的商谈，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了“以快打慢”的方针和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的断然措施。

邓小平当时虽然离开了政坛，但他也曾为粉碎“四人帮”出谋划策。

陈云曾在《悼念李先念同志》一文中这样写道：

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先念同志同叶帅一样起了重要作用。由于叶帅和先念同志在老干部中间很有威望，小平同志暗示他们找老干部谈话。我到叶帅那里，见到邓大姐谈完话出来。叶帅首先给我看了毛主席的一次谈话记录，其中有讲到党内有帮派的字样，然后问我怎么办？我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在叶帅和先念同志推动下，当时的中央下了决心，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刊物《党的文献》1995年第1期刊载的《肝胆相照，共解国难——叶剑英和邓小平在党和国家危难时刻》一文中说：

据王震回忆，一天吃过早饭，他去看望邓小平。邓小平正在院内散步。主人喜出望外，亲自迎接到门口。他照例恭恭敬敬地鞠上一躬，问候邓小平同志身体健康状况和生活起居。主人关切地问了问“外边”的情况之后，打听起叶剑英来。

“叶帅那里，你最近去过吗？”

“常去。”

邓小平稍微思索一下，接着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叶帅现在常住在什么地方？”“他每天的起居活动是怎样安排的？”“身体怎么样？”“什么时间精神最好？”

王震一一作答，告诉邓小平，主席逝世前后这段，叶帅从西山下来，来往于小翔凤和二号楼之间。

邓小平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王震事后知道，第二天邓小平连电话也没有打，竟单独去看望了叶剑英。他冒着极大风险，悄悄来到叶帅住地。

两位老革命家坐在元帅的书房里，悄悄地交谈着。邓小平嘱咐叶剑英，一定要多找老同志谈话，听听群众呼声。

他们对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交换了看法。邓小平对叶剑英必能“收拾残局”，抱以极大的期望。

邓小平后来在接受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时有过如下一段对话：

奥：很显然，只有在毛主席逝世以后才能逮捕“四人帮”，到底是谁组织的，是谁提出把“四人帮”抓起来的？

邓：这是集体的力量。我认为首先有四五运动的群众基础。“四人帮”这个词是毛主席在逝世前一两年提出来的。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我们同“四人帮”进行了两年的斗争。“四人帮”的面貌，人们已看得很清楚。尽管毛主席指定了接班人，但“四人帮”是不服的。毛主席去世以后，“四人帮”利用这个时机拼命抢权，形势逼人。“四人帮”那时很厉害，要打倒新的领导。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一致的意见是要对付“四人帮”。要干这件事，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

“四人帮”在一夜之间覆灭了。住在宽街的邓小平一家人和所有的北京普通人家一样对此一无所知。

但是，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很快就传了出来。

10月7日，邓小平的三女婿贺平即从他父母那里得到了消息。贺平的父亲贺彪，也是一位老革命家。他是红二方面军贺龙的部下，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等职。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一位在军队工作的老战友赶到贺家，告诉了他这一喜讯。贺彪夫妇赶紧把贺平从单位叫回家，让他立即回宽街邓小平家传递这一消息。于是，贺平赶忙骑着自行车，飞也似的回到宽街家中，他把邓小平、卓琳和当时在家的邓林、邓楠、邓榕，叫到洗手间，关上门，并且放开水龙头，让水一直哗哗地流着。他告诉大家一个十分重大的消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被抓起来了。

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写道：“父亲耳朵不好，流水声音又太大，经常因为没听清而再问一句，‘四人帮’被粉碎啦！这是真的吗？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震惊，疑惑，紧张，狂喜，一时之间，喜怒哀乐之情全都涌上心头。父亲十分地激动，他手中拿着的烟头轻微地颤动着。我们全家人，就在这间厕所里面，在哗哗作响的流水声中，问着，说着，议论着，轻声地欢呼着……”

从10月7日开始到10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分批召开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通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

3天以后，也就是10月10日，当消息证实后，邓小平郑重地拿起笔来，致信汪东兴转华国锋并中共中央，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果断行动，拥护党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邓小平在信中写道：“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胜利。”信的最后，邓小平用他从来没有使用过的词语写道：“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四人帮”一粉碎，邓小平的处境开始发生了变化。

这年的12月初，邓小平突发前列腺炎，引起严重尿潴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派医生到邓小平家中为邓小平做了治疗处理。家属对这样的治疗颇有意见。叶剑英获悉后，随即向301医院蒲副院长了解情况，促使医院向中央提出邓小平需住院手术治疗的报告。叶剑英指示：“精心护理，精心治疗，严格保密，注意安全。”

12月10日晚，邓小平被安排住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为了确保安全和疗效，301医院把邓小平所住病房所在的南楼五层全层作为专用。当晚12点，蒲副院长向叶剑英报告落实指示、安排邓小平住院的情况。后经泌尿科专家吴阶平等的会诊，医院向中央作了邓小平住301医院建议进行手术治疗的报告。12月16日，华国锋、汪东兴批示，同意对邓小平进行手术治疗。

与此同时，邓小平的政治待遇也开始得到一定的恢复。

12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看中央文件的权利。邓小平在病房看到的第一批文件是1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看完文件后，邓小平说：这就够了。不需要之二、之三了。可以定罪了。

住院期间，邓小平还被接到玉泉山，听取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和汪东兴介绍粉碎“四人帮”的经过。

在得知邓小平住在301医院后，一些老一辈革命家徐向前、聂荣臻、宋任穷、余秋里等先后到医院探望了邓小平，并向邓小平通报了一些情况。

这时，社会上也开始出现了群众要求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呼声。

1月6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出现了“强烈要求党中央恢复邓小平职务！”“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特大标语。随之全国各地也纷纷出现要求邓小平复出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标语。

最早向中央提出停止批邓的是胡耀邦。

1976年10月12日，也就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6天，叶剑英派他的儿子叶选宁去胡耀邦家中探望。胡耀邦请叶选宁捎三句话给叶剑英：一句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一句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一句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胡耀邦还请把这三句话也捎给华国锋。

叶剑英、李先念、王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在不同的场合不断呼吁，要求党中央让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

1977年1月6日，华国锋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关于邓小平的问题，在处理“四人帮”问题的过程中反复考虑过。当时提出批邓反右是正确的。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要解决的，实际上也在逐步解决，外电也看出了这个动向。开始提深入批邓，后来提继续批邓，现在又提“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现在有人不主张这样搞，主张打倒“四人帮”后邓小平就马上出来工作。如果这样，“四人帮”的人会说邓小平可能要上台，有人要给邓小平翻案。邓小平不是一个人，是一层人，如果急着给邓翻案，会带来问题。材料之一还没有发，问题还没有澄清，坏人会乘机煽动。这样会被动的。如果急急忙忙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那么四号五号文件、毛主席处理的这些问题，还算不算数？这样人家会不会说是为邓小平翻案？是不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

华国锋继续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不是为邓小平翻案，是反对“四人帮”搞阴谋，搞篡党夺权。“四人帮”反对毛主席，是极右，抓住这些问题进行斗争，才是正确的。如果打倒“四人帮”就马上提出解决邓小平问题，会引起混乱。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长期斗争的继续。他们是要篡党夺权。我们要抓住这个实质性的问题同“四人帮”斗争，把那些不急于解决的问题，往后拖，这样有利。有些问题要逐步解决，要经过适当步骤，把问题弄清楚，要服从“四人帮”斗争这个大局，不要把问题搞颠倒了。

华国锋还说，小平同志的问题，要解决，但不要急。我们这样解决的办法，小平同志自己也会理解的。有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紧，要引导，要讲清楚。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应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头脑要清醒。

尽管如此，邓小平的待遇还是有了进一步的改善。

2月3日，邓小平康复出院后，在叶剑英的安排下，携全家住进了北京西山中央军委25号楼。这幢楼原来是王洪文重新装修后住的。可以看出，这种安排当然不会是叶剑英个人的行动。

这时，华国锋主持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也改变了原来的编辑方针。原来凡是涉及、讲到邓小平好话的地方全部删除；现在凡是讲邓小平好的地方，一概不删，保留了十几处。让大家读了，知道毛主席是看好邓小平的。显然，也应该看到华国锋这是在为邓小平复出做铺垫。

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联合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句话，随后被概括为“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对毛泽东生前的决策和指示拒绝作任何分析，在理论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实践上为新形势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设置了障碍。

几天以后，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前来看望邓小平。邓小平在同王震谈话时，对“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提出异议。他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

3月10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总结粉碎“四人帮”以来5个月的工作和政治形势，部署1977年的工作任务。

会议开始前，华国锋有个讲话稿，送给叶剑英提意见。叶剑英提了两条：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评价，应该改变一下提法，为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创造条件。讲话稿的起草人给叶剑英反馈说：您的几条意见，我们已向华主席反映了，已按您的意见修改了，对小平同志的评价已改得很好了。

会议开始后，主持会议的华国锋就给各组组长打招呼，说：“有两个敏感问题：一个是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希望各组讨论的时候不要触及。”华国锋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基本上就是1月6日他在政治局会上所讲的那些话。华国锋在讲话中仍然坚持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仍然肯定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说“四人帮”的罪行只在于他们批邓另搞一套，还说坚持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继续批邓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不能改变。华国锋继续维护“两个凡是”的观点，还指责那些不同意“两个凡是”的同志，说：确有少数同志对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和严重性认识不足，甚至还有极少数同志政治上发生了动摇。赫鲁晓夫丢掉了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我们要接受教训。

尽管华国锋打了招呼并表明了态度，但在会上还是有人冲破了华国锋设置的会议禁区，触及这两个“敏感”的问题。

3月13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云向上海代表团提交了自己在会上的书面发言。

陈云的这份书面发言稿写出来以后，先同胡乔木商量。胡乔木看后建议要加一段：现在有暂时的困难，但这个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这一点一定要写。陈云表示接受，说：你帮我写吧，还用我的文字。胡乔木即加了一段。随后，陈云还征求了一些同志的意见。在耿飚家里，陈云同耿飚、王震、萧劲光、王诤一起谈了一下，请他们把稿子看一看。耿飚说，稿子就要写到这样才好。

陈云在书面发言中，对天安门事件提出四点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查“四人帮”是否插了手，是否有诡计。

陈云提出：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王震在会上发言说：邓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嘛！还说他能打仗、反修坚决。七五年主持中央工作和国务院工作，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切地希望他早日出来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

陈云、王震的发言，得到了王诤、耿飚、姚依林等人的明确支持。

但是，在汪东兴的授意下，他们的发言没能登上简报。

大会工作人员说他们的发言只有修改后才能登简报。陈云、王震都表示，讲都讲了，要登简报，就照讲的原文全部登，如果要摘要登，就干脆不登。结果，陈云、王震的发言就没有登简报。

3月14日，华国锋在全体会议上讲话。他一方面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五运动中，“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一方面又说，“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对邓小平同志进行打击、诬陷，这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比如，他们诬蔑邓小平同志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经过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华国锋表示：“我们的方针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多做工作，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华国锋最后宣布：“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3月14日当天，胡耀邦即到西山看望邓小平，传递了中央即将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信息。邓小平同胡耀邦就当前应该抓紧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在这前后，李先念、陈锡联、吴德曾一起到西山看望了邓小平。据吴德回忆：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之后，具体的时间记不准确了，在李先念的提议下，李先念、陈锡联还有我一起去西山看望了邓小平同志，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

邓小平见到我们非常高兴，他对我们说：“很好啊（指粉碎‘四人帮’）！我可以过一个安宁的晚年了。这种方式好，干净利索！”

李先念讲：“我们要请你出来工作呢！”

邓小平同志风趣地说：“出来干什么？”

李先念说：“起码官复原职。”

当时，邓小平同志住在王洪文在西山住过的房子里。他还兴致勃勃地请我们去看了为王洪文修的电影厅，邓小平同志说：“看，这是电影厅。”

3月17日上午，陈云参加西南组讨论。陈云发言说：“时机成熟的时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很赞成。”

4月7日，受华国锋委派，汪东兴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同邓小平谈话，要求邓小平出来之前写个东西，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遭到邓小平的拒绝。邓小平明确表示：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是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4月10日，邓小平给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写信，对华国锋3月14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的在适当时机、通过一定程序让他出来工作的决定作出回应。

邓小平在信中写道：“我感谢中央弄清了我同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这件事，我特别高兴，在华主席的讲话中，肯定了广大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至于我个人的工作，做什么，什么时机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

针对“两个凡是”，邓小平在信中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邓小平在信中说：“如果中央认为恰当，我建议将我这封信，连同去年十月十日的信，印发党内。”

华国锋、叶剑英等同意将邓小平的两封信转发党内，但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此后不久，华国锋又派汪东兴和李鑫来看望邓小平。邓小平对他们说，“两个凡是”不行。“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指出：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后来，在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时，他进一步指出：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都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邓小平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

邓小平强调：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邓小平特别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当汪东兴等提出中央希望邓小平对4月10日信中的一些提法作些修改的时候，邓小平表示：今年4月10日我给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邓小平不同意对4月10日的信再作什么修改。后来，华国锋等也没有再提什么要求。

汪东兴和李鑫还同邓小平谈了复出后的工作问题。邓小平表示：分工做什么，最后要由党来决定。

汪东兴表示，中央希望他管外事，邓小平婉言谢绝了。

邓小平告诉他们：就我个人的愿望来说，我现在考虑管科学、教育。

4月14日晨，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说明根据他们的意见修改4月10日这封信的有关情况。

当天，华国锋在信上批示：“东兴同志：信及附件印发中央政治局同志，经研究后确定印发的范围。”5月3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的这封信和1976年10月10日的信转发至县团级。

此后不久，华国锋专门来到邓小平的住地看望邓小平，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交谈。在谈到青年干部的培养时，邓小平对华国锋说，还是要讲台阶论。青年要积累经验，这是培养青年的好办法。不用这个办法反而把好好的青年害了。

和汪东兴、李鑫谈话后，邓小平就开始考虑怎样把科学、教育管起来的问题了。

5月12日上午，邓小平约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方毅、李昌谈科学和教育工作问题。

邓小平指出：整个国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科学研究是先行官。抓科研就要抓教育。抓教育，关键在中学，中学又以小学教育为基础。中小学现在接不上茬，十年没有好好上课，数理化不行，外文也不懂。多数中学教师水平不高。因此，要抓好重点小学、重点中学。要加强教师的配备。要重新审定大中小学的教材。过去没有吸收外国先进的东西。

邓小平强调：抓科研要注意选接班人。关键是人。方针正确，组织路线要跟上。加强党的领导，选好科研人员，选好后勤人员，很重要。

他还结合现状和历史，着重讲了搞好规划、明确指导思想的问题。

邓小平说：《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有什么错？只是讲得还不够，是根据当时大家勉强能接受的水平写的，真正要解决问题就不够了。要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现在各部门掌握的资料都不交流，保什么密？自己封锁自己。我们同国外的科技水平比，在很多方面差距拉大了，要赶上很费劲。我们要努力赶，你不赶，距离就更大了，人家是一日千里。世界发达国家都注意最新的科学成果。据说他们政府头头每天办公桌上都放一张《每日科技新闻》。中国在清朝时搞闭关自守，“四人帮”也是搞闭关自守。科学研究方面的先进东西是人类劳动的成果，为什么不接受？接受这些东西有什么可耻的？要花高价把世界上最新的资料买到手。要着手搞科学技术的长远规划。要抓重点学校、重点科研院所、重点人才、重点项目。要从问题堆里找长远的、根本解决问题的东西。为什么要抓理论研究？就是为了这个。讲空话不行，要有具体措施，统一认识。实事求是是毛主席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懂得这一条就有希望。

邓小平在这里提到的《提纲》，是1975年主持科学院工作的胡耀邦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邓小平的多次指示搞出来的。《提纲》针对当时把知识分子看作异己力量，大部分科技人员不敢钻研科学技术以及否定专业科技队伍的作用等倾向，建议尽快落实政策，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提纲》还大声疾呼：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1975年9月26日，邓小平在听取胡耀邦汇报时充分肯定了《提纲》，并进一步指出：“这是一件大事，要好好议一下。国家么，科研不走在前面？我们在大寨会上说农业拖工业的后腿，科研是拖整个的后腿。”科技队伍“大大削弱了，接不上了”。“现在是不务正业，少务专业。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样。陈景润是秘密搞的。这些还有点成绩。究竟算红专还是白专？中国有1000人就了不得。”一些被迫改行的老科学家，“应当发挥作用”。“给他配党委书记，配后勤人员。”“思想整顿，关键是班子。”“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的人，为什么还让他们留在领导班子里？科研人员中有水平有知识的为什么不可以当所长？”

邓小平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要后继有人，这是对教育部门提出的问题。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拉住了。”“要解决教师地位问题。几百万教员，只是挨骂，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本来，邓小平很看重这份《提纲》，认为它“不但能管科学院，而且对整个科技界、教育界和其他部门也适用”。因此，他想尽快征得毛泽东同意后下发全国执行。但是，当《提纲》送到毛泽东那里后，遭到了否定。虽然如此，邓小平的认识丝毫没有从《提纲》的立场上后退。典型的例子是，当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说他没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话后，邓小平没有哼哼哈哈地予以迎合，更没有痛心疾首式的自我否定，而是引经据典地说马克思这样讲过。于是，毛泽东无话可说了。如果看看十多年后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就此作的进一步的发挥，那么，这种坚定性和一致性就表现得更加明白了。他对胡萨克说：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

邓小平还对方毅等人特别强调：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他说：一个时期，说科技人员是“臭老九”，连发明权都没有。科学研究是不是劳动？科研人员是不是劳动者？三大革命运动有科学实验嘛。科研人员搞点体力劳动是需要的，但他本身是脑力劳动者。自动化技术是以脑力劳动为主的。

5月24日，邓小平在住地同王震、邓力群谈话。他专门谈到了他此前不久同汪东兴和李鑫关于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谈话内容。

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了自己复出工作的问题。他说：我出来工作的事定了，反正要继续当大官。至于分工做什么，军队是要管的。要我继续管外事，不那么想干，太累，当然重要的外事活动还可以参加，不想大部分卷进去。我现在考虑管科学、教育。这是我自己的愿望，最后还是要由党来决定。

一说到科学、教育，邓小平谈兴很浓。这是他一直萦绕在心的大事情。

他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要承认落后，承认落后就有希望了。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科研人员美国有一百二十万，苏联九十万，我们只有二十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真正顶用的不很多。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就开始注意科技，注意教育，花了很大力量。明治维新是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我们是无产阶级，应该也可能干得比他们好。

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我希望从现在开始做起，五年小见成效，十年中见成效，十五年二十年大见成效。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

要从科技系统中挑选出几千名尖子人才。这些人挑选出来之后，就为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专心致志地做研究工作。生活有困难的，可以给津贴补助。现在有的人家里有老人孩子，一个月工资几十元，很多时间用于料理生活，晚上找个安静地方读书都办不到，这怎么行呢？对这些人的政治要求要适当。他们在政治上要爱国，爱社会主义，接受党的领导。他们做好研究工作，出了成果，就对政治有利，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

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将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更分不开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许多工人的工作就是按电钮，一站好几小时，这既是紧张的、聚精会神的脑力劳动，也是辛苦的体力劳动。要重视知识，重视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要承认这些人是劳动者。

在军队中，科研和教育工作也要一起抓，进行现代战争没有现代战争知识怎么行？要使军队领导干部自己有知识而且尊重知识。要办各级学校，经过训练，使军队领导干部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现代战争知识；同时使我们的部队干部年轻化。六十岁的人当军长是不行的。

科技和教育，各行各业都要抓。大的企业都要有科学技术研究机构，有科学技术研究人员。每个部门都要进行科学研究。考察美国农业的同志说，那里农业投资很多用于科学技术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每个部门都要进行科学研究。军队负重，一个战士六七十斤怎么打仗？战士带的这些东西都要有，但是一定尽量轻一点，这就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美国人讲阔气，士兵们带鸭绒睡袋，我们不能比。现在化学纤维有新的发展，可用化纤来解决这个问题，轻得多了。还有包装的问题，也有科技研究的问题。军事工业方面也要抓几个重点，使协作可以配套，人员能够配齐。把几个重点抓好，就有了样子，其他可以跟着学。

说到这里，邓力群提出，为了应付青黄不接，打算从1965—1976年这12年的高中毕业生中采取自愿报名、严格考试、硬性抽调的办法，吸收进大学，培养一批人才。

邓小平听了说：这种意见好！现在要提出问题，提出任务，大家想办法。我的一个残疾儿子躺在床上，忙得不得了，成天修收音机、录音机等等。同他一起学习的同学学得比他好的不少，但大多学非所用，搞别的事情去了。凡是用非所学、学非所用的人应该收集起来，使他们归队。

邓小平还谈到党风问题。他说，理论队伍中提倡和实行民主作风，有不同意见允许争论，“这个问题很重要”。毛主席讲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辩证法嘛，不“辩”怎么能“证”呢？经过“辩”才能“证”。邓小平认为，民主作风，是个党风问题，军风问题，民风问题，学风问题，总起来说是党风问题，是毛主席培养起来的延安作风，延安精神。延安作风、延安精神要恢复。延安的传统要继承发扬起来，最主要就是党的作风。关于党风问题，马恩由于当时条件很难有什么建树，列宁有发展，但比毛主席在延安时的那些还不够。毛主席继承列宁的党风加以总结、创造，把党风大为发展。我们党的、很完整的作风，经过延安整风已经建立起来了。现在我们要继承发扬的就是延安那一套。要把林彪、“四人帮”等破坏了的那一套的东西贯彻下去。鞍钢宪法，自己没实行，实际上有了大庆才真正创造一套完整的经验。

邓小平又谈到企业执行规章制度要从严要求。他说，我们国家的卫星，有的上去了，有的就上不去。两个卫星什么都一样，有两种不同结果，就是因为对零件、对工艺的要求不严格。

这就是邓小平在复出之前的一些政治思考。

7月16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17日，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邓小平出席了全会。

7月21日，邓小平在全会上讲话。他说：

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

这就是一名老共产党员的真情告白，也是73岁邓小平的庄严承诺！

邓小平在会上再一次谈到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说：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林彪否定毛泽东思想，说“老三篇”就代表了毛泽东思想。林彪还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严重歪曲，极不利于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极不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我在今年4月10日致华国锋同志、叶剑英同志、党中央的信中，曾经提到，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我们党的事业、社会主义的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推向前进。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四人帮”，特别是所谓理论家张春桥，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他们引用毛泽东同志的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我们要真正地领会毛泽东思想。就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问题来说，也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比如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这是一个领域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同时也非常注意知识分子要好好地改造世界观。这是从爱护出发，是为了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他们能够好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四人帮”把知识分子一概称为“臭老九”，并且还说这是毛主席说的。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曾经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不能继续讲。但是从整个革命和建设过程来看，毛泽东同志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的。他在1975年，还针对“四人帮”的诬蔑，提出“老九不能走”。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同志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思想和政策。又比如说，关于领袖和群众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思想历来认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是人民。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多次反对对他本人的一些不适当不科学的评价，经常教育我们正确理解人民与领导人或领袖的关系。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个别的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我建议，除了做好毛泽东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之外，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

邓小平还详细阐述了毛泽东思想里面的党的学说问题。他指出：

在这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讲得不多，列宁有个完整的建党的学说。正是因为列宁建立了那么一个好的党，才能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大家看看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可以了解。他的完整的建党学说，是经过实践在延安整风时期建立起来的。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正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中建立了完整的建党学说，并且用这个学说来教育我们全党、全军和人民，使我们建立了这么一个好的党，所以才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建国以后，党内生气勃勃，生动活泼。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以后又有新的发展。1957年，毛泽东同志概括地讲了一个目标：“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当然，毛泽东同志这里讲的政治局面不只是讲党，而且是讲整个国家，整个军队，整个人民，就是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要有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我们回想一下，正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才建立了这样一个好的党。从延安整风以后，无论前方后方的人，真是生气勃勃，生动活泼，心情舒畅，团结一致。毛泽东同志建立的这个党，既能够充分发扬民主，充分发挥下面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又能够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高度的集中。毛主席、党中央的命令、号召，谁不听哪！谁不是自觉地听哪！没有这样的党的风气，我们能够战胜比我们强得多的敌人吗？我们能够在建国以后，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吗？

“四人帮”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给党的建设、党的作风带来了很大的损害。详细情形我就不讲了。怎样才能达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呢？就是要好好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建设这个领域里的思想。这里面内容很多。比如高度民主与高度集中相结合。比如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比如“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比如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法。比如充分发扬民主，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比如群众路线，信任群众。比如，在延安中央党校，毛泽东同志亲笔题的四个大字，叫“实事求是”。我看大庆讲“三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就是实事求是。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当然民主与集中的关系，自由和纪律的关系，都是很重要的。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毛泽东同志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充分信任群众，历来反对不信任群众、不依靠群众。对群众的议论，毛泽东同志是非常注意的。同志们总记得，在延安的时候，生产运动是怎么搞起来的。为什么提倡生产运动呢？原因之一就是当时征粮征多了，群众有怨言，我们好多共产党员听了心里非常不舒服。毛泽东同志看法不同，他说，讲得有道理，群众的呼声嘛！毛泽东同志就是伟大，就是同我们不同，他善于从群众这样的议论当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毛泽东同志一向非常注意群众的议论，群众的思想，群众的问题。

我为什么说实事求是在目前重要呢？要搞好我们的党风，军风，民风，关键是要搞好党风。现在，“四人帮”确实把我们的风气坏了。“四人帮”的破坏实际上是十年，或者说是十年以上，开始是同林彪结合在一起。他们弄得我们党内同志不敢讲话，尤其不敢讲老实话，弄虚作假。甚至于我们有些老同志也沾染了这些坏习气，这是不应该原谅的啊！我们只要充分信任群众，实事求是，发扬民主，把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和党的一整套作风恢复起来，发扬起来，那末，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就一定会达到。有了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我们什么风险也能够经受得住。我们要创造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什么问题都可以摆到桌面上来，对领导人有意见，也可以批评。

整党整风，这是很必要的。我们这些老同志也得整一整风，当然不是人人过关喽。我们现在不搞那个方法，自觉地整一整风也需要吧！给青年党员、干部做个榜样嘛，传帮带嘛，把毛泽东同志建立的党的学说，党的作风、传帮带，带好嘛！那样，我们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风险都不怕，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定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

现在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觉悟水平，对是非的识别能力，大大地提高了。人们动脑筋，想问题，关心国家，关心党。“四人帮”在那里危害党的时候，绝大多数人，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九的干部、党员和人民，都是十分担心，忧心忡忡。我们有这样好的干部，这样好的党员，这样好的人民，他们觉悟程度很高，对党的事业无限信任，这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在各方面取得伟大胜利的最可靠的保障，是非常可贵的。所以我和同志们一样，相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一定能够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力争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兴旺起来，使我们党的事业兴旺起来，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使我们能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全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公报》和“两报一刊”社论《历史性的会议》，向全国和世界公布了邓小平复出的决定。

十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指出：

全会经过认真的讨论，完全拥护华国锋主席在一九七七年三月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经过十届三中全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意见。一九七七年五月三日，中央转发的邓小平同志致华主席、叶副主席、党中央的两封信，受到全党同志的赞同。全会一致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两报一刊”社论《历史性的会议》指出：

三中全会还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毛主席对邓小平同志早有过明确的全面的评价。华主席在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对邓小平同志进行打击、诬陷，这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

这次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体现了广大党员和群众的心愿。

7月30日晚上，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1977年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当邓小平走上主席台时，全场8万观众长时间热烈鼓掌。

这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的第一次公开亮相。

一位外国记者写道：

邓副主席在群众面前露面是去年1月在周恩来总理追悼大会上致悼词以来的第一次。

邓先生似乎并没有由于他去年受到贬辱而有什么改变，看上去他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十岁。

比赛中间休息十分钟，邓先生一度退席。但当他又出席观看后半场比赛的时候，十万观众撇开比赛，霎时都站立起来，向他报以狂热的掌声。

对于观众来说，这是一个不仅观看比赛，而且也是注视约隔一年半之后在公众面前露面的邓先生一举一动的繁忙之夜。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了，开启了他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的篇章。 MXm0X0bhxTIAKWI6qy2q5OAe5jW5NPTHHZhR+f+Hz/FVYGqfdFBmNqb1A1PZY5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