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全面整顿
——“‘四人帮’非要打倒我不可”

从1975年10月开始，支持邓小平全面整顿的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开始发生大的转变。

这时，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不太好，他指定侄子毛远新作为他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

毛远新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的儿子。1941年出生于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1942年8月，国民党新疆军阀盛世才背信弃义，将毛泽民等在新疆工作的中共干部全部下狱。毛远新和母亲朱旦华也一起被关入大牢。1943年9月，毛泽民等人被秘密杀害。1946年秋，在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张治中将军的营救下，在新疆监狱的百余名中共干部出狱，朱旦华和毛远新回到延安。1951年夏毛远新来到毛泽东身边，由毛泽东、江青抚养长大。所以，他和“四人帮”，特别是江青走得很近。

毛远新担任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的联络员之后，毛泽东从毛远新那里听到的多是对邓小平不满的声音。毛远新向毛泽东告状说，邓小平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这就触及了毛泽东的“底线”。这是毛泽东绝对不能容许的。

毛泽东决定要批一下邓小平。

事情的起因是邓小平两次为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转信。

8月13日，刘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涉及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和谢静宜的工作作风与思想意识等问题。这封信是经邓小平转呈的。毛泽东看后指示秘书：“先放着。”10月13日，刘冰等再经邓小平转交给毛泽东一封信，揭发迟群、谢静宜攻击中央领导同志搞非法组织活动的情况。

毛泽东看了第二封信后，让秘书把第一封信找出来又看了一遍，表达了极大的不满。毛泽东认为，刘冰等人的意见代表了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甚至要算账的一批人的态度。

10月19日晚上，毛泽东在会见马里共和国国家元首穆萨·特拉奥雷的夫人等客人后，同陪同会见的李先念、汪东兴谈话。毛泽东对邓小平转呈刘冰等人的信进行了严厉批评：“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一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小谢是带三万工人进清华大学的。迟群我还不认识哩。”毛泽东还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你们六人（指小平、先念、东兴、吴德、小谢、迟群）先开会研究处理。此两封信印发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

根据毛泽东10月19日的意见，10月23日，邓小平主持召集有李先念、汪东兴、吴德、谢静宜、迟群参加的六人会议，传达毛泽东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批评。会议就如何贯彻毛泽东对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的批评，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召集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其中主席对小平、江青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主席指示传达后，展开辩论。二是以刘冰等人的两封信为主要内容，放手发动群众，在全校开展大辩论。10月27日，邓小平、李先念、吴德、汪东兴向毛泽东写了报告。10月28日，毛泽东看了书面报告后，表示同意第二方案。在第一方案中的“其中主席对小平、江青同志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下面画线，批注“对”，并将这句话中的“批评”改为“指示”。

10月31日晚，邓小平致信毛泽东说：“我有些事须向主席当面谈谈，并取得主席的指示和教诲。明（1日）下午或晚上都可以。”

11月1日晚，毛泽东在住处找邓小平谈话，邓小平向毛泽东询问，这一段时期以来中央工作的方针、政策正确与否，毛泽东肯定地说“对”。同时，毛泽东对邓小平为刘冰等人转信进行了批评。

11月2日，毛泽东同毛远新谈话。此前，9月27日还谈过一次话。在谈话中，毛远新就曾向毛泽东汇报说：我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这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毛泽东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们（指刘冰等）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毛泽东要毛远新找小平、东兴、锡联谈一下，“把你的意见全讲，开门见山，不要吞吞吐吐。你要帮助他（指邓小平）提高”。11月2日晚上，毛远新根据毛泽东“帮助他（指邓小平）提高”的指示，找邓小平、陈锡联、汪东兴开会，“帮助”邓小平。会上，毛远新对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的形势进行了攻击，否定整顿取得的成绩。邓小平不同意毛远新的意见，和他顶了起来。

11月3日，毛泽东在听到毛远新的汇报后，肯定了毛远新的意见，指示继续开会，范围由四人扩大到八人，增加了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毛泽东说：“讨论限于‘文化大革命’问题，做个决议。”

11月4日晚，八人会议召开，主要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问题。会上，邓小平受到张春桥等人的指责。当晚，毛泽东在听到毛远新关于会议情况的汇报后，又指示继续开会，范围可逐步扩大几个人。

到了11月中旬，会议范围扩大到十七人。11月16日晚、11月17日晚，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邓小平继续受到了“四人帮”的攻击。

11月20日，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由邓小平主持起草一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看法是，“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有所不足。邓小平婉拒，表示由他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他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当天晚上，毛泽东知道邓小平的这个态度后十分生气，他最后下决心要“批邓”。

11月21日，邓小平致信毛泽东：“遵照主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免犯错误。现拟了一个一百三十六人的名单，并拟了一个打招呼的谈话要点，都是由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了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打招呼的方法是，把大家召集到一块谈，政治局同志都出席。”“政治局商量，准备把谈话要点发给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以及省市委第一书记，也给他们打个招呼。此点也请主席批准。”

11月22日，毛泽东批示：“很好。但不仅只是老同志，要有中年、青年各一人同听同议，如同此次十七人会议那样。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请政治局再议一次，或者分两次开，或者先分后合。”11月23日，毛泽东又致信邓小平：“还是你们议的好，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因有的还未结合，有的在打派仗（如七机部），有的貌合神离（如清华），召集不起来。”

11月23日下午5时，邓小平致信汪东兴：“请照主席今二十三日批示，通知于明二十四日下午四时开会。”

11月24日下午，中共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后来称这次会议为“第一次打招呼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全体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党政军机关一些老同志和几位青年负责同志，共130多人。会议由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主持。

邓小平在会上宣读了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以下简称《要点》）。《要点》提出：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

宣读《要点》后，邓小平就“三个正确对待”、以阶级斗争为纲、正确对待新生事物、正确对待“老中青”三结合特别是对待青年等方面的问题作了说明。邓小平说：这次清华大学的辩论，将很快会扩大到全国，至少是教育、文化部门和有关领域，甚至会波及其他方面。所有的同志，特别是老同志，要正确理解“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新生事物，注意达到团结，注意达到把工作做好的目的。

1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要点》传达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各大军区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党委常委或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要求他们进行讨论并将讨论情况上报中共中央。12月1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将这个文件传达范围逐步扩大到基层。

一场在全国范围内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

12月20日晚，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作检讨发言。他表示感谢毛主席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并介绍自己几个月来的思想状态。他说：“九号文件以前的一段时间，看到相当部分工业生产上不去，事故比较多，不少地方派性比较严重，确实很着急。二三月间铁路运输问题很多，影响到各方面的生产，所以我提出首先从铁路着手解决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除了在管理体制上提出强调集中统一以外，特别强调了放手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强调了抢时间，企图迅速解决问题。因此，在方法上强调对少数坚持打派仗的头头，采取坚决调离的方法。徐州问题的解决，铁路上的面貌很快地改观，我当时觉得，用这种方法的结果，打击面极小，教育面极大，见效也最快，同时我还觉得江苏运用铁路的经验解决全省其他问题，也得到较快较显著的效果，所以我认为这个方法可以用之于其他方面。紧接着，把这样的方法用之于钢铁，用之于七机部，用之于某些地区、某些省，用之于整顿科学院的工作。在这次会议之前，我还自认为这些方法是对头的，所以，当有同志对这些方针和方法提出批评的时候，我还觉得有些突然，有些抵触情绪。”

在谈了对派性，对工业生产，对文教系统，对“老中青”三结合，对新生事物，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后，邓小平说：“检查原因，最主要、最根本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桃花源中人’，八年未工作，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思想认识问题。”会后，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在今（廿）晚的会议上，我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个检讨性的发言，现将这个发言送呈主席审阅。当然，这是一个初步的检讨，同志们还会继续给我以更多的批评和帮助，使自己得到更大的益处和提高。我希望能够取得主席的当面教诲，当然应在主席认为必要的时候。”

邓小平在被迫写检讨中送走了1975年。

1976年1月3日，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他进一步作补充检讨。不过这次是书面检讨。他在检讨中写道：“提出要以‘三项指示为纲’这样重大的问题，既没请示主席，也没提到政治局和国务院讨论。”会后，他将补充检讨稿送毛泽东，并致信表示：“上次在政治局会上作过初步检查之后，又听到远新同志传达主席的一些重要指示。先是六位同志，随后又是两次大的会议上，同志们又对我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分析、批评和帮助，使我进一步地认识到上次检查的不足。”“对我批判的会议，还要继续开，我除了继续听取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外，总希望能够向主席当面陈述自己对于错误的认识，取得主席的教诲，当然要在主席认为可以的时候。”

毛泽东没有见邓小平。

对这类会议，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我主持会议，也就是开始时说声“开会”，结束时说句“散会”，剩下的就是作检讨和听别人发言。

几天之后，1月8日9时57分，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逝世。

周恩来总理的逝世，使得对邓小平的批判会暂时停止了。邓小平名义上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所以他忍着悲病，安排丧事。

1月8日下午3时，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周恩来总理的丧事安排问题。6时30分，邓小平致信毛泽东：“政治局专门讨论了恩来同志的丧事问题，拟定了：（一）请示报告；（二）讣告；（三）治丧委员会名单。周恩来治丧委员会由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朱德等一百零七人组成。二、三两件均须于今日（8日）晚上广播，现送请审批，退东兴同志办理。”毛泽东批示：“同意。”

当天晚上，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讣告》即由新华社播发。《讣告》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时五十七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八岁。”

1月9日，中央宣布成立由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朱德等107人组成周恩来治丧委员会。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北京和全国隆重追悼周恩来。

下午4时，邓小平致信毛泽东：“总理逝世消息发表后，不少国家要求派代表团或代表来京参加丧礼。”“政治局对此作了紧急讨论，决定仍按主席批准方案（一律不请）执行。拟由治丧委员会发一正式公告，现送上，请主席批示，以便发表。”信中还提出，由他和乔冠华、韩念龙分别约见阿尔巴尼亚、日本、斯里兰卡三国大使，说明这一情况，并由外交部正式通知各国驻华使馆。毛泽东批示：“送汪即办。”

当天，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治丧委员会发表公告，决定不邀请外国政府、兄弟党和友好人士来华参加周恩来的吊唁活动，对已经提出这方面要求的国家、政党和人士表示感谢。

1月12日下午3时，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周恩来悼词和追悼大会的有关事项。会议开始后，邓小平说：这篇悼词我仔细看过多遍，我认为写得是不错的。对总理一生的评价，对总理的革命简历，对以总理为榜样，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向总理学习的几段话，都符合总理的实际。我同意这篇悼词，认为可以用。在讨论悼词即将结束时，邓小平再次发言：对悼词文稿大多数同志表示赞成，会上没人提出具体修改或补充意见。我提一点具体补充意见，加一个字，印件中一九二二年总理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应是总支部书记，加上个“总”字，符合实际。邓小平指示悼词文稿起草人对悼词修改后先征询邓颖超意见。会后，根据文稿起草人的意见，在“他衷心爱戴和崇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句话后，加写“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之后，将悼词稿送毛泽东审阅，并致信说：“悼词是由政治局会议审定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毛泽东在听工作人员读近3000字的悼词稿时，难以控制情绪，失声痛哭，并批示：“同意。”

但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由谁来为周恩来致悼词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江青抢先提出由王洪文致悼词。王洪文自己认为不行。接着，张春桥提出由叶剑英在周恩来追悼会上致悼词，当即遭到叶剑英的反对。叶剑英说：“给总理致悼词，应该是小平同志！他是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无论从规格上还是从资历上，小平同志给总理致悼词是最合适的。我提议由小平同志来给总理致悼词！那个提议我给总理致悼词的意见，我认为不合适。”叶剑英的这一提议，得到与会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同意。“四人帮”最后也没有再提出反对意见。

后来，邓小平谈及这件事时说：“四人帮”开始反对我给总理致悼词，他们是有阴谋的。他们见反对不成，又同意我给总理致悼词，也是有罪恶目的的。当时他们看我在政治上快不行了，要下台了，我一下台，通过我给总理致悼词的声音也就再也出不来了。他们是反对总理，害怕宣传总理，当然也反对我。

1月15日下午，邓小平参加周恩来追悼大会，并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邓小平表情严肃，面带悲伤，以低沉悲痛的声音宣读悼词。悼词回顾了周恩来献身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经历，对他的一生作出评价。当读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为失掉了我们的总理而感到深切的悲痛”这句话时，他声音颤抖，眼含泪水，稍事停顿，极力抑制着自己的巨大悲伤。这时会场上一片哭泣呜咽声。悼词指出：周恩来对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对建设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对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对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对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衷心地爱戴他，尊敬他。周恩来同志在国际事务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对加强我党同各国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的团结，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对加强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同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联合国际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的贡献，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一生。他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悼词号召要学习周恩来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忠诚，终生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要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忘我地、不知疲倦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利益；要学习他对敌斗争的坚定性，奋不顾身，机智勇敢，坚定沉着，充满着必胜的信心；要学习他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光明磊落，顾全大局，遵守党的纪律，严于解剖自己，善于团结广大干部，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要学习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以身作则，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和他同疾病作斗争的革命毅力。

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后来回忆说：听我母亲说，她一辈子都没看到过老爷子哭泣。为总理致悼词，老爷子第一次哽咽了。

周恩来追悼会的当天，中央政治局考虑到毛泽东病重，没有安排他参加追悼大会。当天，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曾问他是否参加追悼大会，毛泽东拍着腿说：“我也走不动了。”

邓小平为周恩来致悼词，是1976年邓小平在政坛上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周恩来的治丧活动刚结束，对邓小平的批判会又继续进行。

1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1975年12月20日和1976年1月3日政治局会议上的检讨发言，分别批示：“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检讨，印发政治局讨论”“邓小平同志第二次检讨，印发政治局讨论”。

1月20日，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作检讨。会上，江青等人轮番对邓小平进行指责和批判。针对有人提出“为什么提出要见主席”的责问，邓小平答道：我的意思是，想当面向主席讲自己错误的严重，特别想当面听取主席的批评和指示，我还想当面提出自己的工作问题。我觉得这种要求是正常的，我仍然抱有这样的希望。

散会后，邓小平连夜写信给毛泽东：“在上次会上同志们要求我在讨论之先，由我讲讲要对主席当面说些什么，所以我在今（二十）晚的会议上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现送上，供审阅。”“我两次要求面见主席，除了讲自己错误和面聆主席的教导外，确实想谈谈我的工作问题。还在批判我的错误的时候，提出我的工作问题是否妥当，我自己确很踌躇。提，怕觉得我受不得批评。不提，也有什么恋栈之嫌。再三考虑，还是想当主席面谈这个问题为好。”“现在，已过去两个多月，批判还将继续下去，再不提出会妨碍中央的工作，增加自己的过失。因此，我首先向主席提出：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恳请予以批准。”“我自己再不提出，实在于心有愧。”“至于我自己，一切听从主席和中央的决定。”

1月21日，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关于20日政治局会议情况的汇报后表示：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毛泽东还说：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在毛远新请示说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三位副总理提出请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处理国务院的工作，他们三个人做具体工作时，毛泽东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

1月28日，毛泽东正式提议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宣布：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对于毛泽东的这一决定，“四人帮”心中极为不满。张春桥写了《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

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

真是得志更猖狂。

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人民是决定性的因素。

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正是：

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不难看出，张春桥内心极为嫉恨。他所说的“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是指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的1975年一号文件，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随后，邓小平又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紧接着，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定国务院12位副总理的分工，确定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1975年7月，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又取代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走到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现在他们好不容易把邓小平搞下台了，但毛泽东又把权力交给了华国锋。所以，张春桥暗暗下决心“总把新桃换旧符”，既发泄对华国锋的不满，同时也表露出他们篡党夺权的野心。

1976年2月6日，中央军委常委开会，对去年7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文件作了检查。2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关于检查1975年7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文件的报告，中央军委检查报告称邓小平、叶剑英在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是“有错误的”，“建议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自中共中央通知发出后，邓小平实际上被停止中央的领导工作，叶剑英实际上被停止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

2月25日至3月初，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打招呼会议”），传达经毛泽东批准、由毛远新整理的毛泽东自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多次谈话。其中，毛泽东点名批评邓小平：“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

毛泽东又说：“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

会上，华国锋代表中央讲话提出：“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但点名的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广播、登报；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会议期间，张春桥多次攻击邓小平是“垄断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是“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

3月2日，江青擅自召集出席中央“打招呼会议”的12个省、市、自治区领导人会议，当众诬蔑邓小平是“反革命两面派”“法西斯”“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毛泽东得知江青的讲话后批评说：“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12省讲话。”就江青要求把她讲话的部分内容印发全国一事，毛泽东批示：“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

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和华国锋在“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批邓”问题在党内公开。

3月下旬，南京等地爆发声讨“四人帮”一伙倒行逆施的大规模抗议活动。4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夜召开会议，决定向各地下发中央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经毛泽东圈阅），要求全部覆盖“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彻底追查“幕后策划人”。

4月4日清明节，北京天安门广场出现了200多万人次参加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的群众运动，使全国性的悼念、抗议活动达到高潮。

为了不使江青等人找到借口，邓小平要求全家人在这期间都不去天安门广场。

4月4日晚，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连日来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态。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会议将天安门广场发生的群众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搞的事件”，“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决定当晚采取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和标语等措施。

4月5日上午，邓小平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张春桥当面诬蔑邓小平是中国纳吉（伊姆雷·纳吉，曾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1955年被解除党政职务，开除党籍。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重任部长会议主席。1958年6月因“反革命罪”被处死。1989年匈牙利政府为其平反）。

4月6日凌晨，部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听取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卫戍区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汇报，认定天安门事件“从整个行动来看，完全是早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上午，毛泽东阅批由毛远新转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天安门事件的情况报告。经毛泽东批准，决定向全国通报天安门事件的“真相”。当天下午，江青到毛泽东住地报告处理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经过，并建议开除邓小平党籍，毛泽东没有表态。

4月7日上午，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4月6日北京市的情况。毛泽东表示据此撤销邓小平的一切职务。当天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一致通过：一、《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二、《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还提出对邓小平“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当天下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四人帮”毫无根据地认定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并声称可能有“群众”要去冲击邓小平，要把邓小平抓起来。汪东兴把这一情况及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表示：不能冲击，也不能把人抓走，并指示汪东兴将邓小平转移到安全地方。

当天下午，在汪东兴的安排下，邓小平夫妇被转移至东交民巷一处住所住下，并与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住在宽街的邓小平的子女和工作人员不久也接到通知：不准自行外出，就地集中办“学习班”。

晚上8时，邓小平收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两项决议的广播。

4月8日夜，邓小平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通过汪东兴提交。他在信中表示：“完全拥护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担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决定。”“我对于主席和中央能够允许我留在党内”，“表示衷心的感激”。

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了。为什么会被打倒？他后来自己多次说道：

1975年，我主管了一年的工作，做了一点试验，在各方面进行整顿。当时整顿很快见效，各方面都有点起色，人民高兴，但“四人帮”不高兴……他们集中力量打击我，一年左右我就被他们搞下去了。

“四人帮”非要打倒我不可，打倒还不算，还要把我整死。我的职务是撤掉了，但毛主席还保留了我的党籍。毛主席指定专人、专门的部队保护我的安全，并明确交代别人不准插手干预，也就是不准“四人帮”干预。

我比较安全。有毛主席保护，专门指定人和部队保护我。我被罢了官后，毛主席为了不让“四人帮”掌握主要的权力，把华国锋主席提到主要的领导岗位。 UQ6e1NjhYe8Pt/lXIRGFeUKWB9Zo0k+kPZbtdls3jelc5IdnETdKAepOXhqCu8Q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