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朝鮮半島漢文史料以其記録年代久遠、規模宏大、品類衆多、真實性强而在域外漢籍中首屈一指。從官修正史《三國史記》《高麗史》《高麗史節要》，到官方記録的《朝鮮王朝實録》《承政院日記》《每日反省紀録》《邊防司記録》，再到“朝天録”“燕京行録”“漂流海洋録”等各類記録以及《三國遺事》《韓國文集叢刊》《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等私人著作中的相關文書，建構起朝鮮半島三千多年的歷史叙事，反映了遠古民族想象和社會文化現象以及經濟、政治、軍事、外交狀况，不僅對掌握和研究朝鮮半島歷史文化具有重大的史料價值，而且對於增補、考證中原史料以及日本列島史料也具有重大價值。

《高麗史》是其中的最爲突出者，是現存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以紀傳體全面系統記載高麗王朝政治、經濟與文化以及對外關係的歷史典籍，内中大量史料内容，爲中國正史所未載。自太祖元年（1392）十月鄭道傳、鄭摠奉命編纂《高麗國史》，歷經太宗時河侖等“竄定”，世宗時命柳寬、卞季良、尹淮等“讎校”至權踶等改撰《高麗史大全》，直到世宗三十一年（1449）元月，金宗瑞、鄭麟趾、李先齊、鄭昌孫等人改修《高麗史全文》，文宗元年（1451）八月二十五日，知春秋館事金宗瑞等進新撰《高麗史》，最後由鄭麟趾完成，於端宗元年（1453）刊印，前後經歷五王，耗時六十年。全書共一百三十九卷，倣照中國正史體例，以紀傳體記述了高麗王朝的治亂興衰和典章文物，所保存的表箋、奏章等大量珍貴史料，全面系統地反映了10—14世紀高麗王朝的政治、軍事、外交和經濟、社會、文化等歷史内容，不僅對研究朝鮮半島高麗時代具有重大史料價值，而且可彌補中國《宋史》《遼史》《金史》《元史》等正史之不足，對研究宋遼金元及明初各朝代政權間之複雜關係，考證中國相關正史及日本史的内容具有重大史料價值，對於全面揭示和正確認識高麗時代的中韓、日韓關係史以及東北亞區域史的演進和發展規律，具有極高史料價值。

魏志江教授專攻宋遼金元及朝鮮半島關係史研究，成果豐厚，又兼國際視野和當代意識，心心念念學界尚缺一部版本完善、點校考訂精良，且體例完備的《高麗史》校注本，於是申請立項了《〈高麗史〉點校、考釋與研究》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以對《高麗史》的版本源流、體例結構及其史料價值進行全面系統的校注、考證和研究，所得成果便是這部《高麗史校注》。它以收藏於韓國東亞大學博物館的以乙亥字本爲藍本的木刻覆刻本爲主要底本，並參以奎章閣所藏乙亥字殘本、光海君時代翻刻之木刻覆刻本，細加校勘，在充分吸收中國、韓國和日本以及英國收藏的有關《高麗史》各種版本和研究資料以及有關學術成果的基礎上，補正以《高麗史節要》《東國通鑒》《東國李相國集》《益齋亂稿》《東文選》《東國域地勝覽》《增補文獻備考》以及中國古籍《宋史》《遼史》《金史》《元史》等中外有關典籍加以校注和考證。由於高麗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軍事制度、刑法制度等各志内容較爲複雜，故凡涉及高麗職官、禮、樂、地理、五行、食貨、兵、刑等各志盡可能加以詳細注釋，並加以考異，以體現高麗王朝制度史之演進，並注意吸收國内外學者對《高麗史》校注和研究的前沿性成果。對原東亞大學木刻覆刻本有脱漏、訛誤、異體字、通假字等，一律根據上、下文本意，並參校以《高麗史》乙亥字本殘本和《高麗史節要》甲寅字本等書加以改正，並有注釋説明。可以説這應該是迄今爲止最爲完善的校注本。

中韓同處漢字文化圈，以中國宗主國爲圓心的同心圓中，韓國顯然比日本、越南等國都靠近圓心的位置。而且，自古除漢字外别無其他文字，即使在世宗大王命人創製了本國文字之後，朝鮮王朝的官方語言依然堅持漢文，所藏漢文文獻數量驚人。如實録文獻中僅《承政院日記》一種，就達两億四千多萬字，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爲世界紀録遺産。這就爲中國學者對這批域外漢籍的直接利用，提供了母語便利條件。由於歷史原因，中韓兩國在中斷了將近半世紀交往後於1992年突然建交，且相互來往的便利程度甚至超越了國内邊遠地區，這等於面對中國學界突然打開了一個史料富礦。今年正值中韓建交30週年，如今，“韓流”“韓國熱”“韓國學”雖然已不復往年盛况，但以中國漢字文化、典章制度、儒教佛教等爲主流的東亞文化，歷史地形成了與西方文化相區别的東方傳承脉絡，這是東亞民族交流合作的基石。像魏志江教授這樣的一大批韓國和東亞研究專家，發掘、梳理、研究東亞自古以來歷史文化資源，古爲今用，外爲中用，這也是中國當代政治、經濟、文化對外關係所需求的重要現實資源。

是爲序。

金健人
浙江大學韓國研究所原所長、亞洲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現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東北亞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
2022年8月24日 dIOG3BE4KJf4Gp9HPGu/fab12dN67z6YjagohB11tB9GdlCT/QLSREOIput66Zb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