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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范围来看，自20世纪10年代起，精英工程师开始要求更高的地位并要求获得政治权力。日本的技术官僚也是一样，面对着重工业的飞速发展和对研究发展的严格推动，他们通过内部的组织来提出自己的和西方精英工程师类似的需求。就职于中央政府的土木工程师在这场技术官僚运动中显得尤为活跃。这些土木工程师们虽然负责掌管国家的土地发展，却因受制于《文官任用令》，制定政策的权力是非常有限的。技术官僚和法科官僚之间的激烈摩擦是日本技术官僚运动的核心，这一运动后来在技术官僚对科学技术的定义的基础上塑造了日本帝国的科学和技术政策。处于这一技术官僚运动中心的是宫本武之辅，一位就职于内务省土木局的工程师。
本章着眼于技术官僚运动的早期阶段（1920—1932年），主要通过宫本武之辅和他于1920年创建的工程师组织——工人俱乐部来回顾，该组织的目标是联合工程师并要求获得政治权力。工人俱乐部的发展轨迹表明，对科学和理性的信仰是如何与阶级形态以及民族主义产生密切关联的。
随着大规模的技术网络协作改变了日本的工业和社会经济格局，工人俱乐部的工程师们也利用无产阶级运动建立了自己的阶级意识，通过这种努力将工程师们团结在一起。但他们很快就放弃了无产阶级运动的那一套语言和政治，因为他们发现不能把自己的工程学背景转换为一种统一的阶级身份。恰恰相反，他们发现是“科学的”专业技能使他们确认了自己除阶级外的身份认同。国家而非阶级——产业合理化而非阶级斗争——向他们提供了将自身的文化资本转化为政治权力所需要的语言和意识形态。
尽管“技术官僚”这个词是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在美国成为一个流行词之后才传入日本的，但工人俱乐部的历史表明，日本的工程师早在此词传入之前就已经开始发展他们自己的技术统治体系了。“技术统治”的定义有很多种，但通常来说都包含专家指定的规则、技术决定论，以及认为技术方面的考量会使政治过时的观点。我对技术官僚的普遍定义进行了一点儿补充，即民族主义通常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至少在最近出现区域经济集团（如欧盟）使民族国家对技术官僚治理的意义降低的全球趋势之前是这样。我把技术官僚和精英技术官僚（拥有工程、农业、林业和其他技术和专业领域学位的中央政府官员）两个词交替使用，而“技术统治”则是这些技术官僚们基于他们对科学的定义而发展起来的一个对于统治方式的具体构想。由是观之，宫本武之辅和他的工程师同事们发起的旨在获取政治权力的运动既是合理的，又是出于他们对国家的关切之心。
宫本武之辅和工人俱乐部成员的存在还使我们认识到，不管是在日本、美国还是欧洲，技术统治都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替代品，而且相形之下这是针对20世纪早期的经济和劳工危机的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法。尽管技术官僚对科学的定义和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但他们对科学的信赖在他们立志提供更好的社会管理的宣言中处于中心地位。和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技术官僚对社会中现存的资本主义管理方式持批判态度，但与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倡导的社会统治是通过无产阶级对于社会历史的“科学的”观察来实现的，技术官僚则提倡由具备“科学”专业技能的工程师来进行国家管理。在本书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我将说明，技术统治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较量不仅来自他们对理想社会的不同看法，还来自他们对科学的不同定义。
宫本武之辅，工人俱乐部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是一个雄心勃勃、才华横溢、有领导才能的人。宫本武之辅于1892年出生在爱媛县兴居岛的一个曾经富裕过的商人家庭。家道中落迫使宫本武之辅在14岁的时候从初中辍学，找了一份水手的工作。但是，后来在一个有钱人的帮助下，宫本武之辅进入了东京的一所私立初中。宫本武之辅是一个聪明勤奋的学生，经常在班里名列前茅。事实上，他的成绩非常好，所以他得到了第一高等学校免试直升的机会，这个学校是战前日本最负盛名的高中。之后他不负众望地从第一高等学校毕业升入东京帝国大学，并于1917年作为工程系的“银表”获得者顺利从大学毕业（战前日本帝国大学的顶尖学生会从天皇那里得到一块银表）。同年，他进入内务省土木局工作。宫本武之辅参与了日本国内最大的两项河流整治工程——利根川工程和荒川工程，这证明他可以在钢筋混凝土建筑这个土木工程的边缘领域中担当起年轻领导的角色。在去欧洲和美国进行了国家资助的考察（1923—1925年）之后，宫本武之辅在官僚机构中稳步晋升，最终担任副部级
职务，这是官僚能够获得的最高职位。
宫本武之辅是一个十分多产的作家。除了大量的技术专著，他还出版了9本以普通读者为对象的有关技术和社会的书籍。他还定期为工人俱乐部的月刊《工人》，以及其他的刊物投稿。这对工程师来说是极不寻常的，尤其是对一个工程师官僚而言。初中期间，宫本武之辅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编写了3部原创作品集，并认真考虑成为一名文学作家。当时正值明治末期，那是日本精英青年开始思考物质成功之外的人生意义的时期，正如夏目漱石在其作品《心》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自然主义文学俘获了包括宫本武之辅在内的很多年轻人的内心。直到同父异母的哥哥劝他放弃对文学的兴趣，宫本武之辅才决定在第一高等学校主修工程学。他逐渐同意他哥哥的观点，认为文学生活是“弱者”和“残疾人”的颓废、自我放纵的生活。宫本武之辅放弃了文学之路，而坚定地要去过一种“富有男子汉气概的、辉煌的生活”——致力于社会环境的改善。在中央政府当了一名工程师后，他发现了这种“有男子气概的、辉煌的生活”的实现途径。
在宫本武之辅的心目中，“弱者”不仅指的是自我放纵的文学作家，还包括穷人和弱势群体。他相当同情后者，但是这种同情是从精英主义的角度出发的。早在初中时期，宫本武之辅就对劳工问题产生了兴趣，并且阅读了诸如《平民新闻》《万朝报》等左翼报纸，认识到了贫困工人的恶劣工作条件。他在自己1915年的日记中写道：“我发誓要为人类而战，帮助弱者……哦！穷人的命运是多么的悲惨啊！我希望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责任，永远相信自己，为自己真正的使命而不懈努力。”宫本武之辅相信，工程师有特殊的义务来解决劳工问题，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技术来缓解劳工和工厂主之间的矛盾。他从来没有兴趣参加劳工斗争；他想要处理冲突，而不是卷入其中。尽管他同情弱者，但是他把自己和他们区分开来。宫本武之辅对文学作家的看法也表明，他的精英主义使他看不起弱者，并且把自己看作是弱者的救世主。历史学家大淀升一评价宫本武之辅，言其是一个努力通过管理的理想来服务社会的人（经世家），此话可谓至允至当。
宫本武之辅理想当中那种“富有男子汉气概的、辉煌的生活”的一大阻碍是工程师在政府部门和社会中低下的地位。由于往往被认为只是技术方面的专家，工程师们在公众场合及私人办公时都很难获得充足的能够管理国家或者公司、工厂的权限和地位。正如在西方，1910年代，许多专业工程师开始要求在政治和社会中获得更多的权力那样，第一次世界大战提高了日本精英工程师的意识，也加深了他们对现状的失望程度。对技术官僚而言，这是具有具体的含义的。公务员工程师受到《文官任用令》和《文官考试、试用及见习规则》的束缚，无法获得高等级的职位。这些高等级职位是为那些毕业于法律系的法科官僚所保留的。《文官任用令》规定，只有通过文官高等考试，才能被任命为次官、局长、科长等高级职务。技术官僚无法参加这一考试，因为它是专门为法律专业的学生而设定的，不涉及技术和科学领域的内容。作为代替途径，他们通过单独任命的方式被招聘为官僚。1945年以前通过文官高等考试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律系学生，还有极少数人是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在数以千计的通过考试的学生中，只有少数工程专业的学生，他们拥有足够大的抱负来准备并通过考试。这种状况结构性地将工程师官僚排除在政府部门的传统职业道路之外。
比方说，对于一个法科官僚来说，成功的职业生涯必须包括：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通过文官高等考试，在不同的部门和局之间调动，在攀登官僚阶梯的同时接受培训，成为一名精通各项业务的多面手，最终成为局长或副部长（次长）。相比之下，技术官僚的整个职业生涯都作为技术专家停留在一个科或者局里，他们升职所需的时间也更长。对于工程师和其他的技术专家来说，能得到的最高职位是“技术部次长”（技官），但即使是这个职位，也被置于一个由法科官僚担任的部门次长之下。这种制度也造成了法科官僚和技术官僚之间巨大的工资差距，这一差距在退休时达到10倍之多。一些技术官僚成为科长或者局长，但在他们之中鲜见有人能巧妙地利用自己的政治关系的例子。
因为坚信作为一个整体的技术官僚值得获取更好的待遇，各个部门的技术官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表达他们的不满。1918年，企业、大学、中央政府中处于领导地位的工程师们为了向政府施加修改《文官任用令》的压力，成立了第一个工程师政治团体——工政会。同年，古市公威（Furuichi Kōi）——日本的一位土木工程师，日本工学会（日本最早的土木工程师学术性协会）的会长——连同其他20名资深的土木工程师一起，向政府提交了正式建议，要求重新修改《文官任用令》。次年，农政会（有农学文凭的人的协会）和林政会（林学专业者的协会）在工政会的框架基础上建立起来。这三个团体一起向首相提交了修改《文官任用令》的请愿书。然而，他们没有收到任何有意义的回复。政府的反应让日本的工程师们感到沮丧：虽然《文官任用令》进行了微小的修改，但对工程师的歧视条款仍然存在。农商务省的一小拨技术官僚们提议提拔松波义实（Matsunami Yoshimi）——一个著名的林业专家——到局长的位置，但被农商大臣拒绝了，拒绝的理由是“任命技术官僚为局长会破坏官僚秩序”。
形式已经十分明朗了：工程师们需要做的不仅仅是偶尔发送请愿书。他们需要作为一个整体，组织起来、站起来。就任于东京市政府的土木工程师直木伦太郎（Naoki Rintarō），开始在各种期刊上发表文章，倡导一种在社会和政治上更加活跃的新型工程师。他出版于1918年的著作《从技术生活开始》
之中充满了鼓舞人心的、激励工程师斗志的、呼吁大家提高觉悟、为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国家地位而奋斗的召唤。东京帝国大学前天文学讲师一户直藏（Ichinohe Naozō），简明扼要地总结了直木伦太郎以及其他工程师一直以来所忍受着的挫折。他在担任编辑的杂志《现代之科学》
中，敦促工程师们站起来、联合起来：“为什么工程师们不尝试着联合起来呢？尽管不同的公开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工程师们之间可能存在一些差异……但他们都是为工程世界做出贡献的工程师。我认为他们应该成立某种组织来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
组织工人俱乐部是宫本武之辅对于以上种种号召的一个回应。1920年10月，宫本武之辅和其他8个工程师在东京的一间办公室中聚集起来，商讨发起日本第一个工程师工会——工人俱乐部的计划。这些参与者都十分年轻，全是30多岁，都是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精英工程师，并且都在中央政府出任或曾任过官僚。工人俱乐部的正式成立是在1921年12月，成立时有会员200余人。俱乐部的主要目标是提高工程师的地位和促进社会改革。宫本武之辅撰写了就职宣言，清楚地阐述了他的技术统治观念。
宫本武之辅的就职宣言雄心勃勃且十分激进。由于这份宣言对理解该组织的愿景、政治和后来的发展方向至关重要，我在下面详细引用了这篇宣言。宣言分为五部分，内容如下：
（1）技术是把自然科学与工艺技巧相结合的文化创造：技术是创造，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它是绝对的，而不是相对的。文化不仅仅是由技术创造的，但人类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是技术文化的一种形式……
（2）工程师是创造者：工程师不是唯物主义者；他们应该超越唯物主义。通过文化创造的使命，积极参与政治经济，是工程师的责任。我们的活动不应只涉及社会的一个方面，而应包括整个人类生活。
（3）工程师的位置就像一根杆子的支点：我们承认资本主义工会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机构。资本家和工人不应该是主仆关系。资本家和工人共享权利和责任，是创造技术文化的平等工具。领导资本家和工人是工程师的责任。
（4）工人俱乐部是科技文化创造的源泉：它的功能和组织应该涉及整个社会。我们将设立一个学术部门来发展技术、一个工会培训部门和一个财政部门。
（5）工人俱乐部运用理性的手段：阶级斗争的经济运动逐渐演变为政治运动，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工人俱乐部的目标不只是保护技术阶层。考虑到工程师的职业责任是提高人类社会生活水平，我们避免激进的、直接的行动，并力争通过我们的在议会中的代表和提高政治大众的觉悟来领导一场社会运动，以此实现我们的理想。
这份宣言提出了三个定义。首先，它定义了技术和工程师；工程师是创造者，技术是一种创造，是目的本身而不是手段。第二，它定义了工程师在社会中的阶级身份和位置；工程师位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一根杆子的支点），因此有责任和能力解决劳工问题。第三，宣言定义了什么是理性和非理性；工程师有责任改善社会，并使用“理性的手段”实现这一目标，比如派代表去议会。由此可见，工程师并不认为“激进的、直接的行动”是理性的。通过深入的语境和互文分析，这些定义的激进和创新特征变得清晰起来。下面我将对第一个定义，也即工程师和技术的定义进行讨论，有关阶级、工会主义和政治策略的第二个定义和第三个定义我将在下一个部分探讨。
工人俱乐部的一个目标是提升工程师在官僚体系和社会层面中的地位，发起一场名为“与所谓的法科官僚相对抗的战争”。1920年明确宣称工程师是创造者这一行为是一个面向官僚统治集团的大胆而充满了野心的挑战，因为官僚体制只不过视工程师为有用的技术专家，他们只是能够贯彻实施工程项目，执行法科官僚和政客们所制定的政策罢了。不仅如此，宫本武之辅的宣言还声称，工程师不仅是在创造简单的技术（technology），事实上他们是在创造技术文化（technological culture）。
“技术是一种创造”这种观点也与早些时候的技术观念大相径庭。这从明治时期的口号“西洋科技，东洋道德”之中可见一斑。明治政府为了从西方引进最新的科学以及技术知识和技能，以建造能与西方相竞争的工业和军事产业，可谓是煞费苦心。与此同时，明治政府为了增强自己的政治威望，在1889年宪法、民法和刑法、义务学校教育以及军事训练系统当中都加入了帝国意识形态和儒家道德观念。在这种早期的理解中，科学是一种从西方学习和引进而来的东西，它与东方道德共存。然而，“技术是一种创造”的观念则拒绝与西方有任何明确的联系。同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以及其后的大力推动研发的方式也显示了科学和技术的普遍性（参见本书序言）。工人俱乐部的宣言强调了日本工程师的能力和能动性，他们不是西方科学技术的消费者，而是新科学技术的创造者。正如工人俱乐部在1920年所定义的那样，技术不再是借来或进口而来的东西；它是由日本工程师创造出来的。
事实上，在1920年的时候，试图定义技术（gijutsu/technology）本身就是一个新的尝试。历史学家饭田贤一（Iida Ken'ichi）认为，这个表示“technology”的复合词是直到大正时期才开始广为流传的。“技术”（技術）这个复合词在日本和中国存在了很长的时间，但很少被使用。相反，诸如工（kō；craft）、艺（gei；learning）、术（jutsu；art/technique）和技（waza；performance/technique）等字眼更常用于与知识和技术相关的工作。学问（learning）、艺术（art）、工艺（craft）和技术（technique）之间的分界是19世纪晚期的近代产物。因此，佐久间象山于1854年发表的著名言论被学者们翻译为“东洋道德，西洋科技”，但其实佐久间本人用的字眼是西方“艺术”（芸術）。“艺术”这个复合词，在今天的日本意为美术，但是在19世纪的日本则意味着各种各样的艺术和技术的技能和学问。明治字典中可以看到对这种艺术和技术概念的重叠现象的持续反映。
艺术、技术、学问和科学之间界限的模糊并不是日本独有的现象。在英语世界，这些界限也是直到20世纪初才确立的。雅各布·比格罗（Jacob Bigelow）于1829年所著的《技术要素》（Elements of Technology）一书经常被认为是将“技术”（technology）一词引入大众英语的书，但事实上他是用这个词来表示有用的艺术或积累起来的知识，这与佐久间象山的“艺术”一词的内涵很接近。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讲，一直到20世纪初，比格罗的新词都不为美国大众所重视。学者们普遍认为，“技术”一词在英语词汇中的当代意义出现在19世纪80年代至30年代的几十年间。欧洲的情况也是如此。人们可能还记得，致力于分析技术与人之间关系的卡尔·马克思并没有使用“技术”这个词。
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之间，“技术”一词在日本也经历了同样的转变，该词的当代含义直到20世纪10年代末和20世纪20年代才出现。在日语里，将“技术”（gijutsu）划分为单一的技术（technology）概念，与艺术和其他学问区分开来，始于19世纪70年代，这一转变最初发生于一小群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之间。虽然在19世纪80年代，技术作为单一的自然技术概念在各种各样的作品中出现得更为频繁，但直到很久以后，人们对技术的普遍理解仍然以艺术和工艺为中心。日本的第一部工业百科全书《工业大辞典》（1913年），仍然在“技术”条目下列出了英语、德语和法语的“艺术”一词，并将“技术”定义为“可以理解为‘艺术的同义词’”。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technology”这个词在日本已经成为一个为人熟知的词汇，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第一次关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技术”本质的严肃的学术讨论发生了。1937年，科学史学者三枝博音
（Saigusa Hiroto）在引用上述的《工业大辞典》的基础上写道：“很明显，那时（1913年）技术的概念还很模糊，尽管日本已经开始全力进行工业化。然而，到了如今，人们已经知道了‘技术’是什么，虽然他们可能无法确切地定义技术。”那么，在20世纪10年代末和20世纪20年代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确立了“技术”的当代含义呢？
历史学家里奥·马克思（Leo Marx）在美国历史的背景下解释说，“是铁路系统等大规模技术系统的建立，才导致了‘技术’早期术语被现代术语含义所取代”。到20世纪20年代末，诸如“机器”和“机械艺术”这样的术语已经不能充分地描述由机器、设备和知识集合组成的大规模网络。火车头，19世纪西方和日本进步的典型象征，在20世纪早期已经成为庞大铁路系统的一部分。同样的，无线电通信和电力网络、工厂系统和工业综合体都已发展成为大型技术网络。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一转变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日本一样，欧洲和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面临着染料、药品、钨、锌以及其他资源的匮乏。比如说，历史学家苏珊·道格拉斯（Susan Douglas）和托马斯·休斯（Thomas Hughes）的研究已经显示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事和企业对科学技术的控制如何取代了19世纪的单一发明家-企业家模式。换句话说，机器时代变成了技术网络时代。正如历史学家查尔斯·迈尔（Charles Maier）所说，“作为新工业福音的核心，工程师与其说是一位机器大师，不如说是所有工业关系的潜在操纵者”。因此，对于宫本武之辅和他的工程师官僚朋友们这样的负责建设大型国家基础设施网络的人来说，他们试图在日本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表达技术，这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巧合。这样的尝试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的1920年，也不是偶然的。
“技术是一种创造”这一概念也与大正日本所流行的技术形象截然不同。在大正时代常见的街头海报之中，技术和人类的两种视觉表现占据了主导地位。一个主要的形象是女性消费者享受科技。广告海报——不仅是针对女性的产品，如化妆品和厨房用品——而且诸如收音机、地铁线路和游轮旅行等产品的广告海报中，在产品旁边也经常会出现一位美女形象。海报的另一个代表形象是一名男性工人举起拳头反对工厂或机器，这类海报通常是有关工会、五一节游行（始于1920年的日本），以及1925年普选法通过后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实际上进行设计、维护和开发技术的工程师却缺席于这种流行的技术视觉形象中。因此，在面向女性化的消费者和男性化的无产阶级时，工人俱乐部的定义把（男性）工程师置于创造者的位置。
正如宫本武之辅的宣言中所明确声明的那样，工人俱乐部的成员相信工程师能够而且应该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一种能够消除资本主义-劳工冲突的社会秩序。他们在形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时采用的比喻能够很好地解释他们的这一愿景。工程师（枢轴）来支撑着杆子，资本家和工人会坐在杆子的两端，保持完美的平衡。因此，人们可以将工程师这一角色理解为在工人和工厂主之间创造了一种非等级关系，这是工厂主和工人都无法创造的。
在这种看似人文主义的理想背后，是工程师作为社会精英的强烈道德优越感，甚至傲慢。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对技术的定义作一个简短的比较，我们就能更清楚这一点。20世纪30年代中期出现的一种主流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技术是一种“生产手段系统”，这个定义在当代日本仍然流行。虽然这个定义中技术只是一种服务于人类生产的手段系统，但工人俱乐部的工程师们却认为技术本身就是目的，是最终的部分，其潜力由工程师发挥到最大；工人和资本家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此外，工人俱乐部在对技术的定义中明确指出，只有获得学位认证的工程师才有能力承担起领导的角色。在大正日本，这意味着所有的妇女和大多数男性被排除在这一行列之外。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在全日本总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还很小，女性则被帝国大学拒之门外（东北帝国大学除外）。实际上，宣言中考虑派一名俱乐部代表到议会这件事本身就表明了它所期望的会员的社会和经济地位。1920年，在日本男性获取普选权的五年之前，只有占总人口5.5%的日本人拥有选举权，这些人是缴纳超过3日元税款的男人。工人俱乐部强调培养工程师的品质和精神，把他们培养成未来的领导者，这进一步拉开了工程师和工人之间的距离。工程师和工人的区别也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的。工人俱乐部的宣言还对工程师的“理性”工会主义与工人的对抗性以及“非理性”工会主义区进行了区分。
然而，事实证明，联合工程师并建立工会比宫本武之辅预期的要困难得多。工人俱乐部遇到的最具挑战性的问题是阶级问题。通过吸收非官僚工程师为会员，工人俱乐部的组织规模不断扩大，从最初的200余名成员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5000多人。这是一个非凡的成就，因为到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其他技术官僚组织都不再活跃或干脆解散了。然而，会员工程师们在政治观点和社会经济背景方面的多样性在成员之间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辩，他们为工程师是否可以作为一个阶级团结起来，以及工程师联盟应该位于政治光谱的哪个位置等问题发起了争执。工人俱乐部的这份宣言所划出的工程师和工人之间的界限逐渐被工人、少数民族、女权主义者和左翼人士掀起的大正民主运动所吞没。我们在此将详细讨论工人俱乐部成员如何对大正民主运动作出反应，并将其用于自己的目的。本书也会通过工人俱乐部的机关刊物——《工人》月刊来考察他们在政治动荡的20世纪20年代确立工程师身份的努力。大正民主运动中有一项运动特别鼓舞了工人俱乐部的成员，那就是“平等运动”，这是一场由居住在特殊部落（tokushu buraku）的社会少群体发起的解放运动，这些少数民族自封建时代以来就一直受到歧视。他们在1922年组织了“平等社会”
，以反对他们在历史上遭受的社会和经济歧视。工人俱乐部的成员很快就开始把他们自己的技术官僚运动称为工程师的“平等运动”。对于工人俱乐部的成员来说，工程师和部落民一样都是国家体系的受害者。这种身份认同为提高工程师的意识提供了强有力的修辞。《工人》杂志的1923年6月号的头版向读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难道我们工程师还想成为社会中遗留的部落民吗？”《工人》杂志的撰稿人坚持认为，如果工程师不愿意成为部落民，那么他们最好加入工人俱乐部。
在1923年9月摧毁了东京-横滨地区的关东地震发生之后，人们对不公正的感觉和消除不平等的需要更加强烈了。对东京进行彻底改造的前景令东京都知事后藤新平（Gotō Shinpei）兴奋不已，全国各地的土木工程师也是如此。工人俱乐部和工政会都提出了具体的方案，内容是“新东京应该实现哪些物质上的改善”和“根据该方案如何重建基础设施”。东京都知事后藤新平提出了“把东京变成另一个巴黎”的宏伟构想，并提出了该项工程的巨额预算，但大部分政界人士和市民要求的不是“系统的、缓慢的重建”，而是“快速重建”。经过了大量的辩论和游说后，城市规划的预算和规模都被大幅削减。后藤新平和工程师们为此都感到沮丧和失望。他们的提议被忽视了，那些被派去参与东京重建项目的人不得不应对来自政客和法科官僚的压力，后者是不太关心工程方面的观点的。被招任为复兴院总裁的直木伦太郎在后来回忆时认为这个职位是他一生中最困难的工作。东京重建项目让精英工程师们感到极度沮丧和无力。
在促进会员迅速增长和影响工人俱乐部的政治方面，更具决定性的原因是1925年通过的普遍男性选举权法，以及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的发展。日益高涨的大正群众运动迫使不情愿的政府在局势变得过于激进之前扩大选民范围（但政府同时也通过了《治安维持法》，该法打压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随着新《选举权法》的实施，25岁以上的男性无论收入如何，都有21%的人获得了选举权，这意味着选民人数增加了4倍。随后，为参与1928年的大选，许多政党纷纷成立，这些政党中的大多数都是由左翼积极分子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他们寻求合法的政治参与途径，而不是与共产国际领导的、被宣布为非法的日本共产党一起转入地下。
宫本武之辅长期以来一直对西方已经出现的知识工人的工会抱有兴趣。他在1923年至1925年间对欧洲和美国的访问加深了他的信念，即工会主义是团结工程师并表达他们诉求的最佳方式。这次为期17个月的海外学习的主要目的是搜集有关钢筋混凝土的材料。归国后，宫本武之辅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完成了一篇学位论文，并以此获得了工程奖和东京帝国大学的工程科学博士学位。但宫本武之辅也利用这个机会了解了西方的工会主义，尤其是英国的工会主义，他参观了费边社、工党，以及专业、技术和行政工作者联合会等组织。
激进的工程师们很快就陷入了政党政治的狂热之中。虽然工人俱乐部的宣言将工程师和普通工人区分开来，它试图为其运动寻求更广泛的工程师基础，又引入了左派工程师与无产阶级政治。小池四郎（Koike Shirō）和小山寿夫（Koyama Toshio）是工人俱乐部成员中呼声最高的，他们主张将工程师运动与无产阶级运动合并。小池四郎从高中起就是宫本武之辅的好朋友，也是他在东京帝国大学的同学。但是，小池四郎在矿业公司工作期间，决定投身社会改革，并移居东京。宫本武之辅和小池四郎都有英式工会主义的理想；到1925年，小池四郎已经出版了一本关于英国工党的书，并翻译了一部英国社会主义者西德尼·韦伯（Sidney Webb）的著作。小池四郎在积极参与工人俱乐部的同时，于20世纪20年代继续撰写和翻译有关阶级、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作。小山寿夫则是从大学时代起就参与了工程师运动。在宫本武之辅的支持下，小池四郎、小山寿夫和其他左派工程师推动工人俱乐部加入了无产阶级运动。
工人俱乐部与无产阶级运动的距离越来越近的另一个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刚一结束后就开始的经济萧条，导致了工程师的无产阶级化。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高等教育设施中工程领域的扩张，产生了大量的新工程师，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衰退又使得就业机会减少。对于大多数的年轻工程师来说，就业变得越来越难，甚至手握帝国大学的工程学位也难以保证自己能够走上精英职业道路。工人俱乐部的壮大意味着，它的会员不再仅仅是精英工程师，还包含那些生活方式和收入与普通劳动者更接近（而不是与精英官僚更接近）的人。
到1925年，工人俱乐部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方向的转变就很明显了。比如说，《工人》杂志开始标榜自己为左派解放运动的刊物。1925年该杂志的封面上在标题“工人”二字旁边用红色的字母拼写出德文短语“Die Zeitschrift des Vereines”（俱乐部杂志）。很明显，这一风格取自一份流行的左翼杂志《解放》。工人俱乐部政治的转变也反映在受邀讲师名单的变化上。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工人俱乐部就与另一个组织——协调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协调会是一个受政府资助的智库，负责协调劳资冲突。两个组织在协调劳资关系方面的共同目标是依靠“协调”这种理想方式来缓和劳资矛盾，因此工人俱乐部会定期邀请协调会的会员参加讲座。然而，到了1926年，工人俱乐部转而邀请了比较激进的左翼演说家，这其中就包括安部矶雄（Abe Isoo）和大山郁夫
（Ōyama Ikuo）等著名的社会主义者。
在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无产阶级运动的语言、符号和组织技巧被证明是政治斗争的强有力工具，所以工人俱乐部也利用这些手段为自己赋权。俱乐部的工会主义不再被认为是一种精神修养。1925年，当时的会员们如是宣布：“不用说，我们组织的目标是建立在阶级意识基础上的工会。”工人俱乐部1925年的待议事项包括：“成立职业介绍所和工程师消费者协议会”“开设工程师职业学校”“出版工会主导的工程书籍和宣传册”等，这些类型的活动都是由工会首先倡导的。与他们早期作为两个阶级之间的调解人的身份相反，工人俱乐部的成员现在把他们自己与工人联系在一起，并把工程师描述为受压迫的阶级。1925年5月号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了如下宣言：
社会运动即是阶级运动。正是在阶级运动之中，被统治的大多数才能对抗少数统治者，能够要求生活的改善和社会正义的建立……我们国家的阶级意识很薄弱，在工程师队伍中更是如此……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清醒过来，我们将永远也无法摆脱沦为奴隶的命运……我们应该为工程师工会大声疾呼，要求社会公正。来吧，和我们拥有相同决心的人！工程师不会永远被统治。我们设想有一天，日本将通过工业建立自己的国家，并由工程师统治。
这是工人俱乐部关于工程师统治国家的最激进和最明确的声明之一。这与工政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工政会会长在大约同一时期宣布，工政会不是一个“所谓的政治组织，它与政治毫无关系”。
然而，事实证明，依靠阶级政治团结工程师是极其困难的。首先，人们并不清楚哪个阶层是“技术阶层”。工程师处于一个很不稳定的地位：一方面，他们和其他工人一样，没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在自己的领域处于等级制度的最底层；另一方面，拥有大学学位并在政府和大企业工作的人显然属于社会精英。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工人俱乐部花了很多精力来讨论工程师和阶级之间的确切关系。
在这个问题上，俱乐部成员分成两派，一派认为工程师属于新兴中产阶级，另一派认为工程师属于无产阶级。如果要将工程师定义为无产阶级，那左派成员就要使用新的语汇来描述工程师。例如，小池四郎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只有两个阶级，因此工程师只能作为“脑力劳动者”归属于工人阶级。另一名成员认为，工程师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运动的后卫，而工人和农民则是先锋。部分原因在于，日本的“无产阶级”的概念和社会经济现状在20世纪20年代仍处于讨论过程中。“无产阶级”，从字面上看就是无财产的阶级，在当时是一个很新的词汇，它是在1919年之后作为对“proletariat”一词的翻译才开始在日本使用的。到20世纪20年代，这已经发展为一个重要的术语，但它指的是谁并不总是很清楚。《社会运动辞典》，一本与劳工和群众运动有关的术语词典，给“无产阶级”下了一个模糊的、令人困惑的定义，其意如下：“严格地说，无产阶级是现代工人阶级，或工厂工人。但它通常包括那些靠体力和脑力劳动谋生的无财产的人。”根据这本词典来看，“一般来说”工程师是无产阶级，但“严格来说”他们又不是无产阶级。工人俱乐部的论争，既是对工程师身份塑造过程的反映，更是对日本的新阶级分类进行塑造的反映。
最终，工人俱乐部决定采用“脑力劳动者”一词，对工程师进行无产阶级化。1926年，小池四郎和小山寿夫被选为俱乐部理事，同年7月，理事会投票赞成改写俱乐部的章程，宣布“本组织提出工程师是脑力劳动者”。工人俱乐部还为处于被压迫环境的工程师准备了一套马克思主义的说辞来解释，他们强调了工程师问题的阶级性：“压迫工程师的不再是官僚或者商人，现在工程师正在被经济所剥削。”“毕竟，”小池四郎解释说，“俱乐部的5000多名工程师会员中，大多数都是低薪员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程师们“变成了现代的无产阶级分子，他们出售一种名为‘技术’的商品，以此来换取仅仅够苟全性命的衣物和食物”。
工人俱乐部的新方向还使该组织在政治上与无产阶级政党联系在一起。小池四郎是一个左翼政治学习团体——政治研究会的成员，该团体是安部矶雄和吉野作造于1923年为准备通过新的选举权法而成立。政治研究会很快改组为社会民主党，一个与日本劳动联合会结盟的政党，其诉求是无产阶级运动的权力。在社会民主党刚一成立时，工人俱乐部就通过小池四郎和小山寿夫宣布自己与该党结盟。作为交换，社会民主党委任小池四郎和小山寿夫为自己中央委员会的成员。1927年12月，工人俱乐部宣布社会民主党对于小池四郎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的候选人资格的支持。一个工程协会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官方支持者，这是前所未闻的，而社会民主党的党员们也并没有对工人俱乐部表示一致的欢迎。一些社会民主党人猛烈地批评了该党与工程师为伍的行为，他们认为工程师是“资本主义的代言人”。
工人俱乐部内部也是如此，组织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明确支持造成了很浓烈的紧张气息。一些成员主张，既然工程师分属于各种不同的社会和经济阶层，那他们就无法被团结于一个单一的社会运动之中。相形之下，宫本武之辅却并没有看到这两类人之间有任何不协调之处。他继续为工会主义辩护，认为这是工程师运动的理想形式。尽管许多俱乐部成员怀疑工程师是否可以构成一个阶级，但宫本武之辅坚信职业和阶级是密不可分的。“工作和阶级是无法完全分割的，”宫本武之辅在1926年坚持如此主张，“工会运动是我们理性领导社会的最有效、最好的运动。”
不过，社会民主党和工人俱乐部之间的蜜月期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由于工人俱乐部的工会主义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非精英和左翼的年轻工程师，该组织的会员在1926年增加到5500名，保守派会员对俱乐部的政治性活动和方向的关注也随之增加。在工人俱乐部理事会宣布组织与政党联盟之后，一名来自大阪的成员就向理事们抱怨：“你们怎么敢通过诸如社会主义大众党这样的东西，把组织成员恶们引向政党政治的短视、庸俗的冲突呢！”这名成员认为，“工程师忘记国家和社会，像无知和盲目的工人那样自私是不可接受的”。札幌支部的成员也认为，社会民主党没有如实反映工程师的利益。他们在组织内部进行了投票，要求所有成员投票决定俱乐部是否应该支持社会民主党。另一名成员认为，毕业于精英大学的小池四郎和小山寿夫，将俱乐部成员引入反资本主义政治，从而使他们忽视了工程师面临的真正问题——法科官僚的统治。除了这些政治主张的分歧，还有一个实际问题。一位理事警告说，虽然加入社会民族党是向议会派遣工程师代表的有效方式，但俱乐部没有足够的资金继续参与政党政治。在1928年和1929年两年每一期的《工人》杂志上面，支持和反对参与政党政治的成员都在发表着各自对对方的猛烈批评，大家都被危机感警醒着。这种意见的交互逐步上升为徒劳的人身攻击，一名成员一针见血地指出：“毕竟，这是一个个人意识形态差异的问题。”
最后，由于俱乐部内部的反对声音变得越来越强烈，俱乐部决定脱离社会民主党。1928年1月，在新选举权法规定的第一次议会选举前一个月，小山寿夫和小池四郎被票选淘汰出理事会。新的理事会成员立即将“脑力工作者”一词从其章程中删除，新的章程规定该俱乐部是一个“工程师工会”，其目的是“提高工程师的福利和促进技术的健康发展”。同年2月，工人俱乐部理事会宣布该俱乐部不会支持任何特定的政党。次年，俱乐部甚至从章程中删除了“工会”一词，因为这一词“过于强调阶级意识，具有误导性”。新章程规定，“俱乐部的目的是打破社会的错误，建立工程师的地位，促进工业的发展，为我们的社会文化做出贡献，并提高其福利”。1929年，工人俱乐部在走向保守化之后，失去了很多会员，活力也随之逐渐消失。1932年，曾有一位会员伤心得表示：“对了解过去的人来说，我们组织的现状实在是太可悲了。”
随着会员人数的减少，工人俱乐部试图通过阶级意识动员工程师的努力显然失败了。但工人俱乐部的失败不仅在于工会主义和政党联盟这两方面。更深层次的问题仍然存在：工程师的身份应该是什么，他们如何才能团结起来？宫本武之辅——工会主义的最初倡导者和坚定支持者——坚持论争工会主义是最适合代表和保护工程师利益的形式。然而，到了1930年，就连宫本武之辅也变得相当悲观。他承认，“在现实中，也许不可能有一个像我们这样来自不同背景的成员组成的工会”。
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工人俱乐部的政治立场摇摆在左右两派之间，挣扎着试图寻求一个可以调停的中间地带。1927年，在工人俱乐部的阶级政治达到高潮的时候，武田晴尔（Takeda Harumu）等成员主张“政治应该交给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并要求进行彻底的社会变革。武田晴尔的这一主张与美国技术官僚霍华德·斯科特（Howard Scott）非常相似，后者将在距此五年之后到访日本。然而，在这些激进的要求还没来得及获得多数支持，就在保守派中引起了严重的担忧和厌恶。1930年，宫本武之辅曾说过，“左派批评我过于温和，右派批评我过于激进，这也许是可以理解的。我想，我的困境，与此同时也是俱乐部的困境”。虽然工人俱乐部的宣言声称该组织将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找到一个中间位置，但在政治光谱中找到这样一个中间位置并不容易。
小山寿夫在1925年的文章中就已经指出了这个困难。
虽然事后看来，这篇文章读起来像是一个讽刺的预言，但当它写出来的时候，它只是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故事，旨在敦促他的普通阶层的工程师伙伴们致力于工会主义。小山寿夫的文章中，主人公三太郎偶然成为一名工程师，并在造船厂找到了工作。他从早上7点工作到晚上9点，如果他在5点下班或周日休息，就必须道歉。他厌倦了令人窒息的现实世界。有一天，造船厂的工人举行了罢工，但是办公室的员工和工程师们仍然来上班，在考勤卡上盖章，因为他们担心失去奖金。在大学里接触过工程师工会的三太郎对中产阶级的冷漠感到厌恶，开始宣传工会主义。然而，当他成功地组织起工会时，经理们发现他很讨厌，他的同事和工人们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大家认为他一定别有用心，也许他会利用工会来参加竞选。由于受到来自上级和下级的冷遇，三太郎感到心灰意冷和悲伤。在他作为一名带薪工程师的头五年即将结束时，三太郎对他的过去进行了“清算”：
得到了什么：妻子和孩子，疾病，债务和庸俗的精明。
失去的什么：健康、精神和纯真。
不变的有：薪水、职位和信仰。
在1925年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小山笔下的三太郎还自豪地保持着他对工会主义不变的信念，尽管他处在老板和工人们“中间”的尴尬位置。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工人俱乐部的资产负债表上，信仰已经被写入了“失去的东西”的行列。
卢克·布尔当斯基（Luc Boltanski）的著作中考察过的法国（工业工程师）干部联盟运动证实了“中间”阶层工会化的问题既不是工人俱乐部所独有的，也不是日本独有的。正如工人俱乐部一样，法国工程师干部的阶级意识也起源于无产阶级运动。一位法国工程师干部中的工会成员解释说：“一旦一个阶级意识到它的存在，就像工人阶级现在这样，它就会迫使所有其他人也这样做……一个复兴的阶级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自己的权利和特权。”在将他们自己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的过程中，法国的工程师干部们面临着与工人俱乐部类似的困境。小山寿夫的文章中所描述的三太郎的困境与法国工程师干部、工会主义者乔治·拉米兰（Georges Lamirand）所描述的情况惊人地相似，后者在1932年写下：“占领开始的当天，每个企业的工人代表都直接前往业主办公室……工程师呢？他已经出局了……被双方抛弃后，工程师们发现他们既不是鱼也不是家禽——毫无用处，他们构成了第三方势力，在两条战线上都处于危险的境地，是一个夹在铁锤和铁砧之间的可怜位置。”
就像工人俱乐部的工会主义者们一样，法国的工程师干部们也是夹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中间”阶级。正如布尔当斯基所解释的那样，法国工程师干部在政治光谱中也被夹在左右两派之间，他们设法通过各种巧妙的微操来“通过一个新的中心形象包抄已经建立好的阵地”。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法国的工程师干部们在努力保持政治上的中间立场。工人俱乐部的情况也是相似的。工人俱乐部的工程师们既不是资本家，也不是劳动者，他们是20世纪20年代在日本工业化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具有不同于其他日本人的学历的新技术专家。他们被无产阶级运动所唤醒，为自己专业知识的重要性感到自豪，但他们最终无法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那就是如何调和他们的文凭（文化资本的一种形式）与以经济资本为基础划分世界的无产阶级政治。
20世纪20年代，工人俱乐部未能通过阶级政治组织工程师。根据宫本武之辅的分析，工程师们没有能够建立一个强大的联盟是因为他们不构成一个社会经济阶级。宫本武之辅意识到，“为各种兴趣爱好的工程师建立一个坚实的组织，比让骆驼钻进针孔还要困难。由于我亲眼看见了这种困难的实际例子，我不得不为联合工程师的困难而叹息”。然而，按照我的分析来看，成员们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只是他们失败的一个因素而已。另一个导致失败的重要因素是，俱乐部未能形成一种对话，以此让工程师们相信，不管他们的社会经济差异如何，他们都可以而且应该团结起来。正如皮埃尔·布尔迪厄主张的那样，一个社会群体需要一种语言和一种意识形态来区分其成员与其他成员，而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语言和意识形态需要建立在个人如何感知现实的基础上。无产阶级政治的意识形态和语言显然不符合工人俱乐部的成员所感知到的现实。工人俱乐部的政治轨迹反映了日本的大趋势。
到20世纪30年代初，“大正民主”、世界大同主义和无产阶级政治的时代已经结束，反动的、亲军事的民族主义正在兴起。1929年，前劳农党（rōnōtō）活动家和计划生育倡导者山本宣治
（Yamamoto Senji）被右翼民族主义者暗杀。1932年，政党内阁制瓦解，立宪政友会内阁解散，海军军官冈田启介（Okada Keisuke）接任首相。
许多研究技术官僚政治的学者，如贝弗利·伯里斯（Beverly Burris），指出政治的超越性是技术官僚政治最重要的特征。日本技术官僚对政治的变节和超越源于对政党政治的失望。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议会议员的腐败大肆渲染报纸头条，让激进的工程师和普通日本民众对政党政治的幻想破灭。到20世纪20年代末，政党政治似乎变得有一些机能失调，无法为工程师提供一种有效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利益。对许多工程师来说，政治似乎不再是“理性”的了。甚至连宫本武之辅也开始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政党政治是不合时宜的”。《工人》杂志1930年6月版重刊了该俱乐部1920年时的成立宣言，这一举动仿佛是在瓦解工程师阶层。在阶级的角度上，技术官僚需要一些别的东西来重新启动这个士气低落的组织。他们在“民族”中发现了这个东西。
《工人》上的一篇文章《赞助人、民族主义和我》批判性地描述了在20世纪20年代的最后几年，民族主义是如何成长为阶级政治的有效替代品的。作者坂田时和（Sakata Tokikazu）和把民族主义的力量描绘成类似于赞助人赋予女演员或艺妓的力量。这篇文章中说，就像赞助人的存在使受供养者能够肆意行动那样，许多日本人开始利用民族主义来推进自己的利益。坂田时和解释说，《实业日本》（Jitsugyō no Nihon）、《祖国》（Sokoku）等杂志一直把民族主义视为其赞助者，因为对民族主义的宣传提高了销量。他还指出“马克思主义正变得越来越受压迫”。这篇文章批评了当时的社会趋势。作者称民族主义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并且还讽刺地将民族主义与艺妓赞助人相比较，强调了近代民族主义者轻浮和唯利是图的本质。
然而，工人俱乐部在将民族主义作为自己赞助人这件事情上也不遑多让。虽然也有像坂田时和这样的部分会员对此提出了批评，但工人俱乐部还是将阶级政治抛在脑后，转而投入民族主义，以之为自己新的聚焦点。作为领袖，宫本武之辅宣布：“我们从阶级斗争的前线撤退，而进入一个新的战斗，这场战斗是由工程师打响的，也是为了工程师而打响的。”根据宫本武之辅的说法，这一举动是基于两个认识：
首先，像我们这样的组织不可能希望发展成传统意义上的工会，因为我们的组织拥有多样化的成员。其次，即使工会主义并非完全不可能，我们也必须在当前这样的时刻把民族作为我们的首要任务，正如最近的国际形势所显示的，民族之间的冲突已经变得如此激烈……我们已然决定修改我们的原则为：“工人俱乐部旨在从技术的角度引导全国舆论……”这是一个应该被记录在我们组织的历史上“转向”。
严格来讲，“转向”一词是指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日本的运动家和知识分子因为政府的镇压而经历的从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到民族主义的政治转变。到20世纪30年代初，这个词被广泛用于指从阶级政治到民族主义的政治转变。早前，宫本武之辅认为工程师的职业和阶级是不能分开的。不过，到了1934年，他不再以此为信念：“我仍然认为工会是最为理性的社会和政治单位。然而，工会和阶级之间需要明确的区分，至少在理论层面上是这样的。”对于宫本武之辅来说，现在新的、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日本民族的存亡，而不是阶级问题。正如他所宣称的那样：“我开始非常关心民族问题、人口、殖民等与民主对立的问题，每当提到民族斗争的话题时，我都会感到兴奋。”
在工人俱乐部的话语体系中，鼓动民族主义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甚至早在1925年，当《工人》杂志还在用无产阶级的花言巧语来美化自己时，当年的9月号刊物中就宣称：
法律至上，官僚至上，资本主义至上和政党至上：所有这些加深国内矛盾的不愉快的邪恶行为都是妨碍国家效率的罪行……我们工程师将是先锋。现在正是我们站在社会的前线，站在工人俱乐部多年来一直倡导的旗帜下的时候。当工程师的铁臂充分发挥其作用时，这个国家将会何其繁荣。伟大的工程师……聚集在我们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推进！为了我们的祖国，为了我们的祖国。
当然，无产阶级政治和民族主义不能被看作是相互排斥的意识形态，这是没有内在原因的。1929年工人俱乐部转变前后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其努力确立工程师的身份、试图团结工程师以及争取政治权力的过程中，民族完全取代了阶级。
正是产业合理化运动最终使工人俱乐部的焦点从“阶级”转向了“国家”。产业合理化是滨口内阁（1927—1931年）为缓解经济大萧条对日本的影响，为解除黄金出口禁运做准备而倡导的主要政策之一。当时，日本是工业化国家中唯一一个对黄金实行禁运的国家，这一禁令最初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实施的。汇率波动使日本对外贸易陷入困境，1919年以后一直处于逆差状态。滨口内阁希望通过解除禁运，能够稳定汇率，改善出口，激活自1927年以来一直处于衰退状态的国内经济。以效率为前提的产业合理化是由作为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太田政孝（Ōta Masataka）和三井集团的总裁团琢磨（Dan Takuma）所倡导的。滨口内阁的产业合理化运动建立了专门的临时产业合理化局，并集中关注以下几个方面：通过卡特尔促进资本积累，通过科学管理促进国内产品的消费、促进标准化以及促进劳动关系的协调。
对于那些认为这场运动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拥趸来说，产业合理化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大萧条这一迫在眉睫的问题。《时事新报》——其编辑是产业合理化运动政策的主要支持者——报道称：
（产业合理化）并不是资本家或工人阶级的要求，也不是社会主义者的发明。它也不完全是美国人的创造，或德国人想象力的实现，抑或是英国人思想的结果。相反，这是一个新时代的机遇……从纷乱的环境中脱颖而出……我们的经济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我们正面临着在保持世界标准的同时，根据日本的具体情况完成产业合理化的迫切需求。
这不仅仅是解决困扰日本的经济问题的办法，它还意味着对未来日本的整个产业结构进行改革。
产业合理化的批评者担心，日本将无法实现这一目标。比如说，当时主要的经济刊物《东洋经济时报》（Tōyō keizai shinpō）的编辑石桥湛山（Ishibashi Tanzan）主张说，日本的产业还不够强大，不足以支撑起这样的一个方案。强行合理化，就像“在没有润滑油的情况下转动机器”，只会提高失业率。日本劳动科学研究所所长晖峻义（Teruoka Gitō）等也担心这一政策会对工人的福利造成影响。
然而，工人俱乐部中的技术官僚们是大力支持产业合理化政策的，他们还将《工人》的1930年5月刊作为讨论这个话题的专刊发行。尽管他们意识到失业率可能会上升，但他们仍然认为，为了国家的利益，这项计划必须实施。“毕竟，”有一个成员相当不负责任得写道，“它对就业的影响只有在实施之后才能知道。”他们慨叹道，无产阶级政党反对合理化，只是因为资本家发起了合理化，而真正应该考虑的问题应该是整个国家，而不是社会的某一部分。宫本武之辅的主张是，产业合理化意味着“在大和民族主义的原则下采取措施”，因为其目的是拯救国家，而不仅仅是一个阶级。此外，宫本武之辅还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没有对人口过剩、资源不足等日本的“现实”问题做出任何贡献。在他们看来，引领日本未来的不是无产阶级政治，而是工程师的专业知识。宫本武之辅声嘶力竭地发问：“难道我们工人俱乐部没有责任从工程师的角度提出吗？”随着阶级这一概念在工人俱乐部获得了“自私”的否定意义，如今“民族”概念被用于突出“工程师视野”的重要性。
按照这种逻辑，没有工程师视野的人是无法拯救国家的。工人俱乐部的工程师们掉转马头，将自己的敌对势力从经济剥削重新锁定为法科官僚，后者拒绝分享决策权，从而造成了工程专业知识的浪费。对于工程师们来说，当国家需要对其工业进行重大改革时，有关技术和工业的政策却由对工程和科学一窍不通的法科官员制定和执行，这是可悲之极的。就像在工程师运动时期将工程师的社会地位与部落民出身的人进行比较一样，人们对在这种情况下对工程师的出身（在这个语境下，工程师的出身指的是工程局）的歧视表示愤慨仍然是工人俱乐部的一个主要议题。
然而，反对法科官僚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工人俱乐部的主要成员本身就是与法科官僚们并肩工作的官僚。1928年，工人俱乐部大阪分会成立，分支机构的章程没有提到对法科官僚统治地位的挑战。此时一位工人俱乐部成员写道：“如果组织想要发起对法科官僚的挑战，它就应该在章程中宣告出来……当然了，工程师是没有这种勇气的。我们也有弱点。如果反法科毕业生的议程成为官方口号，该俱乐部可能会吸引许多低级别工程师，但无法留住精英工程师。”尽管不总是那么明确，但工人俱乐部却是持续反对法科官僚，并梦想有一天工程师能成为像他们的美国英雄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那样的政治领袖。
技术官僚之所以相信自己有能力管理国家，是因为他们声称自己懂得“科学”的含义。《工人》杂志1931年1月刊中宣称：“工程师都是科学家。我们，是真正懂得自然现象的人，也可以真正明了社会现象。”对他们来说，工程师的科学训练必然会赋予其科学地理解社会问题的能力。正如我们将在第二部分中讨论的那样，大约同一时期的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开始了他们自己对于科学的定义，这个定义是建立在他们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或说是科学社会主义之上的，他们认为这个主义可以提供科学地认知社会的方法。尽管宫本武之辅和工人俱乐部成员们在20世纪20年代支持工会主义的想法，但他们的工会主义来源于他们对英国劳动党的正面评价，而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好感。至于对马克思主义，宫本武之辅则没有什么正面评价流出。宫本武之辅认为，“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其实是非常不科学的，它仅仅是一个“不懂数学和科学的好心肠的社会主义者的信条”，而且他也不会在诸如《解放》（Kaihō）、《改造》（Kaizō）和《现代》（Gendai）等左翼报纸杂志上“浪费时间”。尽管宫本武之辅对那些关心社会弊病的“好心的”社会主义者至少还是抱有同情态度，但对于他来说还是工程师而非马克思主义者才能提供一种科学的方法来治愈日本的弊病，因为工程师才真的懂得“什么是数学，什么是科学”。
其他的工人俱乐部成员也同样不信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工人》杂志1926年1月刊的开篇文章严厉地批评政府禁止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农民劳动党的行为，这距其于1925年12月成立仅仅过去了3个小时。这篇匿名文章的焦点是政府对待共产主义等“非理性”思想的“反动”方式。该文章的作者主张说，如果强行镇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会像1923年关东大地震之后警察无理杀害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Ōsugi Sakae）一样，会引起国民对政府的不信任。作者接着说，共产主义不是危险的，而是“非理性的”。“为什么日本政府不能像英国政府那样，选择提供优质的教育而不是高压统治，这样人们就不会接受这种非理性的想法？”在其他的地方，一位小学科学老师桥本为次（Hashimoto Tameji）也于1929年提出：“似乎那些同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是那些没有掌握理性思维的人……如果有更多的小学老师在炎热的夏天更努力地学习科学和数学，这些政治问题就很迎刃而解。”对于工人俱乐部的工程师成员们，以及像桥本为次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科学教育意味着培养“精确”和“实验”的态度，这将可以防止“非理性”和“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传播。对于技术官僚来说，对自然和社会的科学理解意味着对自然的科学管理（通过技术提供的合理手段）以及对社会的科学管理（通过产业合理化），而不是像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倡的那样，通过阶级分析或无产阶级科学来解决这一切问题。
与此同时，技术官僚出于对科学的自豪感也拒绝与右翼政治势力为伍。1931年，一位工人俱乐部成员断言：“只要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运动还是建立在神话和轶事的基础上，它就一定会否定科学，使文化干涸，阻碍民族的发展。我们需要批判陈旧的、肤浅的神话或者轶事，以培养新的民族精神，发起一个新的民族运动。”
在民族理性化的过程中，技术官僚找到了一个突破点，使得他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在这种为民族奉献的“科学”服务中，他们找到了一个位置，可以确保他们在“非理性”的马克思主义和同样“非理性”的极右翼之间处于中间位置。他们认为自己比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徒更“科学”，因为他们受过科学的训练。他们认为自己比右翼民族主义者对民族更有用，因为他们可以为民族提供科学和技术，而不是无稽的神话和轶事。对这些工程师来说，他们自己就可以创造一个新的日本，一个科学的日本，而这是左翼的激进主义和右翼的浪漫主义都无法做到的。经过了长达数十年地为工程师寻找统一身份的努力之后，技术官僚们终于在自己技术官僚统治和建设科学日本的视角下，找到了一个介于右翼和左翼之间的中间位置。
1. 尽管技术官僚如今在日本掌握着权力，但只有少数历史研究关注他们。这些作品包括Ōyodo，Gijutsu kanryō no seiji sankaku；Nishio，Nihon shinrin gyōseishi no kenkyū；Mizutani，Kanryō no fūbō；以及 Morikawa，Gijutsusha. Shindō的Gijutsu kanryō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也对日本的技术官僚及其战前的状况进行了简要而有帮助的描述。也可参见Bartholomew，Formation of Science in Japan的第四章。
2. 1933年初，介绍美国技术官僚运动的书籍和文章开始印刷问世，有关技术官僚的引进书籍立即售罄。引入和倡导这一思想的人包括日本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以及工程师。其中包括松本润一郎（Matsumoto Jun'ichirō）、早濑利雄（Hayase Toshio）、马场敬治（Baba Keiji），还有腊山政道（Rōyama Masamichi）等知名学者。参见Kawahara，Shōwa seiji shisō kenkyū，68。
3. Burris，Technocracy at Work，2-3.“技术官僚”一词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首次使用的。“技术官僚”的理念可以在更早期的思想中找到；正如巴里斯所指出的，技术官僚是启蒙运动的产物，继承启蒙运动对于理性、科学、技术和技术理性的重视。对科学的信仰最早可以在17世纪弗朗西斯·培根的作品中找到，后来18世纪启蒙思想家和进步思想家的作品中也有所体现。参见Burris，Technocracy at Work，21-24，28。
4. 在欧洲的政治决策中，一直存在围绕专家的主导地位展开的激烈争论。克劳迪奥·M.拉代利（Claudio M. Radaelli）认为，技术官僚确实统治着欧盟。参见Radaelli，Technocracy in the European Union。正如拉代利所主张的，早期的技术官僚主义乌托邦被设想为——例如，“科学家的政府”和“技术人员的苏联”——与今天的技术官僚统治不同。
5. 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所谓的科学的工业管理是指通过提高生产力、降低价格和增加工资来缓解阶级的不平等。霍华德·斯科特，可以说是美国20世纪30年代技术官僚主义最积极的支持者，他认为，这是围绕着人人富足的理想来重构社会的最佳方式，并将其作为对资本主义为利润而追求利润的反击。有关对美国技术官僚运动的描述，参见Jordan，Machine-Age Ideology；Alchon，Invisible Hand of Planning；以及 Purcell，Crisis of Democratic Theory。有关泰勒主义在日本的历史，参见Tsutsui，Manufacturing Ideology。
6. Miyamoto Takenosuke nikki, June 27, 1909.
7. 宫本武之辅于1909年6月27日写给他姐夫的一封信，引用Ōyodo，Miyamoto，17。
8. Ōyodo，Miyamoto，27-28. Heimin shinbun自1903起由社会主义者出版，其后成为日本社会党的公报。《万朝报》（Yorozu chōhō）是明治晚期和大正时期最受欢迎的东京报纸之一，是宪法和政党政治的有力倡导者。
9. Miyamoto Takenosuke nikki, February 27, 1915.
10. Ōyodo, Miyamoto, 43.
11. 对于男性气质和工程师的出色分析，可参见Oldenziel，Making Technology Masculine。
12. 《文官任用法》于1893年通过（1899年修订），目的是使文官任免少一些政治色彩而多一点儿唯贤是举。然而，它创造了东京帝国大学法学毕业生的主导地位，因此不一定建立起了精英政治。根据历史学家西尾隆（Nishio Takashi）所言，在明治早期，日本政府更看重技术专业知识而不是法律学位；然而，随着官僚主义的发展，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到了20世纪00年代中期，大学生们显然把法学学位视为事业成功的稳定门票。参见Nishio，Nihon shinrin gyōseishi no kenkyū；以及 Spaulding，Imperial Japan's Higher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13. 秦郁彦（Hata Ikuhiko）这本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列出了1894年至1948年通过《文官任用法》的所有人的姓名和简介，我之前的叙述是基于我对这份清单的考察。参见Hata，Senzenki Nihon kanryōsei no seido，soshiki，jinji，447-657。
14. Tsuji Kiyoaki，Nihon kanryōsei no kenkyū，52. 根据1924年农商务省的资料，该省的法科官僚达到平均两年4500日元的年薪，技术官僚则达到平均五年4500日元的年薪。参见Nishio，Nihon shinrin gyōseishi no kenkyū，206。
15. 土木工程师古市公威就是其中一个罕见的例子。1880年，在进入内务省土木局后，他获得了各种高级职位和荣誉，如东京帝国大学工程学院院长、工学博士学位的首位获得者、土木局局长。有关此人的更多信息，参见Doboku Gakkai Dobokushi Kenkyū Iinkai，Furuichi Kimitake to sono jidai。
16. 转引自Bartholomew，Formation of Science in Japan，245-46。还可参见Ōyodo，Gijutsu kanryō no seiji sanka，41-44。
17. Naoki, Gijutsu seikatsu yori.
18. Ichinohe，“Bunkyō yatsuatari，”3：456是对明治晚期日本学术界科学垄断批评最严厉的人之一。
19. Ōyodo，Miyamoto，109-12. 俱乐部的第一任秘书是后来有名的江户川乱步，日本悬疑小说的先驱作家。参见Kaneko，“Kōjin Kurabu no omoide，”41。
20.“Nihon Kōjin Kurabu no sōritsu,”66.
21. 该宣言由宫本武之辅撰写，并在Kōgaku杂志上全文发表。“Nihon Kōjin Kurabu no sōritsu，”66-67.原始成员之一的金子源一郎（Kaneko Gen 'ichirō）也描述了该宣言的撰写过程，参见Kaneko，“Kōjin Kurabu no omoide，”40。
22. 例如，1890年版的Eiwa shūchin·shinjii，明治时代最受欢迎的一本英日词典，将“art”翻译为jutsu，gigei，geijutsu，giryō，jukutatsu（術，技芸，芸術，伎倆，熟達）；将“science”翻译为 gakumon，kagaku，chishiki，kyūri，dōgaku（学問，科学，知識，窮理，道学）；并将“technology”翻译为 geigaku，jutsugaku，shogeigaku（芸学，術学，諸芸学）。Iida，Ichigo no jiten，112-13.
23. Marx,“‘Technology’and Postmodern Pessimism”; Oldenziel, Making Technology Masculine, chap. 1; Misa,“Compelling Tangle of Modernity and Technology,”7, 11.
24. 最早将技术与艺术区分开来的论文可能是明治哲学家西周（Nishi Amane）的《百学连环》（1870）。西周是一位哲学家和西学专家，他把学问分为两类：技（技术）和艺（艺术），并将前者解释为对身体的学习，后者解释为对心灵的学习。1872年，政府在工部省（kōbu shō）之下设立了技术局（gijutsu kyoku），这是第一个名字中带有“技术”一词的政府机关。更多相关事例，可参见Iida，Ichigo no jiten，12，93。
25. 同上，73。
26. Saigusa，“Gijutsugaku no gurentsugebiito，”84-85. 然而，一些词典继续将“gijutsu”（技术）翻译为“艺术”。1935年出版的一本日英词典将“gijutsu”翻译为“art；a useful art；technique”（艺术；一种有用的艺术；技术），而将“Kagaku”（科学）翻译成“science”。Shin konsaisu eiwa jiten，172.
27. Marx,“‘Technology’and Postmodern Pessimism,”245.
28. Bartholomew, Formation of Science in Japan, 200-201.
29. Douglas, Inventing American Broadcasting; Hughes, American Genesis.
30. Maier,“Between Taylorism and Technocracy,”28.
31. 尽管许多妇女发起并参与了劳工运动，但无产阶级的海报很少描绘女性，她们在纺织业的工厂工人中占了一半以上。战前日本劳工运动中工人的普遍形象是拥有肌肉发达的手臂和有力的拳头的男性工人形象。在海报描绘中，这些男性生产者通常和某种工具或机器一起出现，象征着男性对其的权力。历史学家强调消费文化和女性作为大正时期的象征，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这一时期男性气质的研究。正如我们之后将看到的，在20世纪20年代，阶级和男性气质是工程师身份形成和他们的技术概念的核心问题。
32. 关于技术本质的哲学讨论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时一群知识分子，主要是马克思主义者，就技术的精确定义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对此更多的讨论见第四章。中村正治（Nakamura Seiji）的著作Gijutsu ronsōshi的扩展版——Shinhan gijutsu ronsōshi——最为全面、最详细地叙述了战前和战后历史上的技术论争。有关战时的技术论争，参见岩崎稔（Iwasaki Minoru）对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三木清（Miki Kiyoshi）的技术理论分析，《创造的元主体的欲望》（Desire for a Poetic Metasubject）（「ポイエーシス的メタ主体の欲望──三木清の技術哲学」——译者注）。
33. 例如，基督教活动家贺川丰彦（Kagawa Toyohiko）组织了日本农民组合（Nihon rōnō kumiai），它发展成为佃农的主要组织。平冢雷鸟（Hiratsuka Raichō）、市川房枝（Ichikawa Fusae）等女权主义者在1920年成立了“新妇女会”（shin fujin kyōkai），要求妇女选举权，并主张修改1900年出台的禁止妇女出于政治目的举行集会的《治安警察法》（chian keisatsu hō）。一年后，左翼女权主义者成立了日本第一个社会主义妇女组织——赤澜（Sekirankai）。1922年，日本共产党在地下成立。
34.“Kantōgen,”Kōjin, June 1923: n.p.
35. Ōyodo, Miyamoto, 90-92.
36. 有关他访问的更多详情，参见同上，117-20；以及宫本武之辅的自述，“Eikoku ni okeru shokugyō kumiai，”Kōjin，August 1925：2-17。
37. 小池四郎的出版著作包括Eikoku no rōdōtō（Tokyo：Kurarasha，1924）；一部西德尼·韦伯著作的翻译作品，Rōdōsha ni kawarite shihonka ni atau（Tokyo：Kurarasha，1924）；一部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著作的译本，Hito wa naze binbō suruka（Tokyo：Shunjūsha，1927）；Bōkyū seikatsusha ron（Tokyo：Seiunkaku Shobō，1929）；以及 Kaikyūron（Tokyo：Kurarasha，1930）。
38. Ōyodo, Miyamoto, 139, 145, 149.
39.“Shibu no setsuritsu ni tsuite,”Kōjin, October 1925: 9.
40.“Declaration,”Kōjin, September 1925: n.p.
41.“Kantōgen,”Kōjin, May 1925: n.p.
42. Kurahashi,“Fusen o maeni shite,”Kōsei, May 1926: 1.
43. Koike，“Rōdō·shihon tairitsu no shakai ni okeru zunō rōdōsha no igi，”Kōjin，March 1926：23.还可参见Kitaoka，“Zunō rōdōsha no kumiai undō to sono hogohō，”Kōjin，March 1927：2-32。
44. Koyama,“Musan seitō no zen'ei to kōei,”Kōjin, January 1926: 13.
45. 转引自Hayashi，“Musan kaikyū”no jidai，15。Shakai undō jiten是由共产主义劳动组织者田所辉明（Tadokoro Teruaki）编纂的。
46.“Nyūkai no susume,”Kōjin, March 1927: 2.
47. Koike,“Kōjin Kurabu wa sekika shitsutsu aruka?”Kōjin, September 1927: 8.
48. Koyama,“Ichi kōjin no kitsumon ni kotaete shoshin o nobu,”Kōjin, May 1927: 36-37.
49. Miyamoto,“Taishō jūyonen o kaerimite,”Kōjin, February 1926: 2-3.
50. 转引自Koyama，“Ichi kōjin no kitsumon ni kotaete shoshin o nobu，”32。
51. Kajiura,“Shakai Minshū to shiji chūshi ni kanshite,”Kōjin, April 1928: 37-39; May 1928: 24-25.
52. Sakata,“Danpen,”Kōjin, May 1928: 34-35.
53. Okazaki，“Ware ware no mondai，”Kōjin，March 1927：35-36. 还可参见 Sakata，“Danpen，”36.
54. Sakata,“Naniwa yoshie ni kotaete,”Kōjin, November 1928: 29.
55.“Kantōgen,”Kōjin, February 1929: 1.
56.“Yo no kanji shoku ni tsuite,”Kōjin, February 1932: 39.
57. Miyamoto,“Etsuro gashin,”Kōjin, January 1930: 6-7.
58. Takeda Harumu,“Kantōgen,”Kōjin, August 1929: n.p.
59. Miyamoto,“Anjū no chi,”Kōjin, June 1930: 27-28.
60. Koyama，“Seinen gijutsusha Santarō，”Kōjin，October 1925：34-39；November 1925：34-39. 三太郎很可能是小山寿夫的另一个自我：正如三太郎一样，小山寿夫是日本工业立国同志会（kōgyō rikkoku dōshikai）的创始成员，该组织于1920年由一群来自东京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和东京高等工程学院的工科生创立。这个短命的团体主张提高工程师的地位和福利，以及主张工程师在政治和经济上参与建立日本，以使其成为一个工业国。参见Ōyodo，Miyamoto，104-5。
61. 转引自Boltanski，Making of a Class，52。
62. 转引自同上，39-40。
63. 同上，50。
64. 我发现皮埃尔·布尔迪厄对“资本”这个词的比喻用法在这里非常有用。有关不同形式的资本，参见Bourdieu，“The Forms of Capital”。
65. Miyamoto,“Konkuriito gishi no hanashi,”Kōjin, October 1930: 19.
66. Bourdieu,“What Makes a Social Class?”1-17.
67. 根据伯里斯的说法，认为技术考虑会使政治过时的信念是“技术官僚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点”。Burris，Technocracy at Work，2-3.
68. Miyamoto,“Gikai hinin yori gikai kaizō e,”Kōjin, February 1931: 9.
69. Sakata,“Patoron to nashionarizumu to watashi,”Kōjin, February 1930: 24-28.
70. Miyamoto,“Konkuriito gishi no hanashi,”18.
71. Miyamoto,“Shidō seishin no kakushin,”Kōjin, February 1934: 5.
72.“Tenkō”（転向）是一个日语术语，字面意思是“改变方向”，在20世纪30年代初流行起来。这个词最初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用来指他们政治策略的改变，当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人物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成为民族主义者（经常是通过武力）时，这个词就有了更具体的含义。参见我的序言。
73. Miyamoto,“Shidō seishin no kakushin,”4.
74. Miyamoto，“Shakai jinshin no suii o omou，”Kōjin，August 1932：7. 宫本武之辅在这篇文章中说，他在欧洲居留了13个月，这使他相信阶级是无法克服种族冲突的；然而，在他早期的留学著述中，根本没有提到这些想法。
75.“Sengen,”Kōjin, September 1925: n.p.
76. 例如，历史学家安德鲁·戈登（Andrew Gordon）研究过的工厂工人，他们要求得到尊重和公平对待，因为他们是与其他人平等的帝国的臣民。戈登建议将大正大众政治称为“帝国民主”，以强调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日本的民主运动与民族主义之间的联系。参见Gordon，Labor and Imperial Democracy，6。
77. 威廉·朱茨（William Tsutsui）在科学管理方面的著述将产业合理化运动置于更大的效率运动中考察。参见Tsutsui，Manufacturing Ideology。
78. 例如，可参见Nakajima Kumakichi，“‘Gōrika’wa kin kaikin no atoshimatsu ni arazu，”Sarariiman，September 1930，in NKGT，3：541-44。
79. Jiji Shinpōsha Keizaibu，Nihon sangyō no gōrika，3：536.《时事新报》（Jiji shinpō）是一本专门报道经济和政治话题的杂志。这份报纸对产业合理化的倡导促使滨口内阁采取了这一政策。
80. 参见NKGT，3：554-55。
81. Teruoka，“Sangyō gōrika no mokuteki to gijutsu，”3：555-58. 劳动科学研究所是由大原社研究所（Ōhara Shakai Kenkyūjo）于1921年建立起来的，目的是研究劳动与工人健康的关系。欲了解更多信息，参见Sōritsu Rokujūnen Kinenkai，Rōdō Kagaku Kenkyūjo rokujūnen shiwa；以及 Miura Toyohiko，Teruoka Gitō。
82. Yanagi,“Sangyō gōrika to rōshi mondai,”Kōjin, May 1930: 27-31; Uchino,“Sangyō gōrika to ikani kaishaku subekika,”Kōjin, May 1930: 32-36.
83. Miyamoto，“Sangyō gōrika mondai shiken，”Kōjin，May 1930：23-26；Miyamoto，“Anjū no chi，”28-29. 大和是日本的一个旧名。“大和民族”一词过去有时与“日本民族”或“日本族群”互换使用，现在仍然如此。
84. Miyamoto,“Sangyō gōrika mondai shiken,”23-26; Miyamoto,“Anjū no chi,”28-29.
85. 例如，1928年，小山宣称工程师面临的三个主要问题是：技术侵犯、法科官僚主导和学术帮派。参见Koyama，“Ware ware no mondai，”Kōjin，May 1927：31-44。
86. Sakata,“Dansō,”Kōjin, October 1928: 91.
87. 工人俱乐部成员经常将胡佛作为榜样提及。例如，可参见Miyamoto，“Echigo gashin，”Kōjin，January 1930：5。
88. K. M.,“‘Kōjin’sendengō no‘kantōgen’kara shikisha wa kataru,”Kōjin, January 1931: 17.
89. Miyamoto,“Danjo kankei no shōrai,”Kōjin, July 1925: 10-11.
90.“Kantōgen: Nōmin Rōdō Tō no kaisan,”Kōjin, January 1926: 1.
91. Hashimoto Tameji，“Rika kyōiku ni okeru shinriteki kenchi，”出自 Rika kyōiku no shinriteki kōsatsu to jissaiteki ninmu（Tokyo：Ikubun Shoin，1929）；转引自 NKGT，10：19。
92. Sakata,“Tsugumi gari,”Kōjin, February 1931: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