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1942年7月的两个潮湿闷热的日子里，一小群日本知识分子受到了日本袭击珍珠港事件的触动，聚集起来参加了一个名为“近代的超克”的座谈会。他们讨论了文艺复兴、民主、个人主义、美国化和其他的一些话题。然而，最令他们感到困惑的是一个话题：科学。
按主要组织者的话来讲，这场座谈会是为了“加强学者之间的合作”，举办的目的在于解决一个“折磨了日本学者”很久的问题——如何使“日本血统与西洋智识”相调和。在13个与会者中，大多数的人都是文学作家和学者，他们来自日本浪漫派
和京都学派，这两个学派在战时都以阐述唯心主义、唯美主义以及对理性和客观性的批判而闻名。座谈会没有能够在“近代的超克”的问题上做出任何结论，更不用说“近代的超克”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议题了。但是，他们就日本古典诗歌、日本传统音乐、唯心主义还有神祇等进行了讨论。
然而，当话题进行到科学的时候，回避和沉默占据了上风。从一开始，座谈会对于科学这个话题的不适感就很明显。座谈会的第一天从讨论文艺复兴开始，文艺复兴被大家视为西方现代化的精髓所在。最终，铃木成高
（Suzuki Shigetaka）——京都帝国大学的一位历史学家——打断了这段研讨，他宣称：“我们在探讨的是近代的超克，显然这个议题里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怎样解决科学问题’这个难题。我们一直在说，对近代的超克意味着对文艺复兴的超克，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除却这个方面，我们还要面对科学的问题。我认为科学会让近代的超克变得更困难和复杂。”铃木关于科学与近代之间关系的问题意识并没有被继续探讨下去，因为其他与会者接下来去探讨了欧洲前近代的科学、巫术和宗教之间的关系。当与会者中唯一的自然科学家——一直保持沉默的物理学家菊池正士
被要求发言时，他愧疚地说道：“我确实感到科学需要被超克，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围绕着科学话语的不安和局促实际上刻画出了帝国日本（1868—1945年）的近代性。帝国日本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两个潜在对立的构想塑造而成的：一个是被西方世界认为是一个近代的、文明开化的国家，正如西方列强所表现出的那样；另一个是颂扬本国的独特性，以此来构建民族认同。座谈会无法解决科学的问题，但这并不是因为大多数与会者不是自然科学家。恰恰相反，这个问题无法得到解决是因为，构想出一个近代化但非西方化的科学是极度棘手的。这不仅仅是因为，科学是以西方科学的面貌传入日本的；更是因为，即使我们忽视掉科学的西方起源，近代科学是凭借其所谓的普遍性而获得其合理性及权威性的。因为呈现出一种普遍的可证实性和适用性，近代科学知识使得本土文化逻辑变得无关紧要。对于那些近代民族认同建立在本土文化逻辑和神话基础上的非西方国家而言，将科学吸收进这些本土思维方式和神话之中会给这个国家带来难题，甚至是造成威胁。对于帝国日本来说，皇国神话构成了其民族认同的绝对核心，正因如此，日本的本土文化和神话才不能被近代科学从这片土地上剥离。
帝国意识形态建立在神道的产物——神话的基础上，根据神道所言，日本天皇是太阳女神天照大神的直系后裔。推翻了德川幕府（1603—1868年）统治的低级武士为了使他们自己的明治政府（1868—1912年）合法化，在日本皇室和贵族自14世纪被排除出政治中心之后，又将天皇推上了国家政治舞台的中心。为了巩固国家权威，也为了灌输国家共同体的意识，明治政府精心构造了一套帝国意识形态，在其中强调了日本民族的独特性；不像其他经历过改朝换代的国家，日本是一个特殊的国家——日本国家是在2 000多年间被持续的、单一传承的天皇一直统治的。在这个理念里，日本是于公元前660年建国的，开国天皇是天照大神的五世孙—神武天皇。虽然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其他证据表明神武天皇存在的真实性，他只在8世纪的一部编年史《日本书纪》中出现过，但明治政府还是将神武天皇的即位日（格里高利历的2月11日）官方认证为日本国家的建国日
，这也是日本规定的首批国家法定假日之一。由于表明了日本国家政体（kokutai，即“国体”）的独特本质，皇国神话和权威被编入宪法（君主立宪政体）和其他各种法律之中，并被列为学校教育的内容，而且被用来证明日本在亚洲的殖民地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帝国动员的合法性。
当将天皇和日本国家神话化的同时，明治日本也推动了近代经济、工业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以此在19—20世纪的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竞争中寻求生存。经过了200多年的闭关自守，日本已经在军事技术和军事工业方面落于人后了，这迫使日本在19世纪50年代接受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强制实行的不平等贸易条约。明治政府的领导人们很清楚，要想维持民族独立，摆脱羞辱性的不平等条约，日本就需要在科学技术方面迎头赶上。
总体上来说，在明治日本时期，现代科学和帝国神话两者之间并没有显示出冲突，因为他们以一种“西洋科技”与“东洋道德”的方式有序地并行着。在“西洋科技，东洋道德”这一重要国策的指导下，明治政府的领导人们从西方雇佣了教师和技术人员，往欧洲和美国派遣留学生，并且从西方国家购入专利以此获取最新的科学技术知识。与此同时，他们十分强调儒家道德伦理的价值，儒家伦理重视帝国语境下的孝道责任：对于作为一国之父的天皇以及一家之主的顺从。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其子继位，开启了新的时代（大正时代，1912—1926年），当彼之时日本已经表现为东方的一股近代化力量了。它不仅得以避免沦为西方的殖民地，而且还在两次主要战争中打败了中国和俄国，并将朝鲜和台湾收为自己的殖民地。帝国权威与建立在儒家基础之上的国民教育及法律都已经根深蒂固。被同步推行的东洋道德、西洋科技运转得良好。
然而，当与中国（1937—1945年）以及美国（1941—1945年）的战争打响之时，这种东洋道德-西洋科技的二元叙述在日本便不复存在。甚嚣尘上的高压帝国意识形态和反西方的战时政策导致了很多被认为是西方式的事物被加以禁止：比如说跳舞厅、染发、政党、工会等。但科学从未被看作是西式的，也从未被镇压过。事实上，为了赢得近代战争的胜利，日本国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动着科学发展。于1937年首次举办的日本国家赞助的文化奖励会，在战时政府的状态下，奖励更多的授予了自然科学家们，而非艺术家和作家们。1941年，日本国家教育改革在中小学阶段扩展了科学课程，政府甚至精心挑选了“具有科学天赋”的儿童，发起了特别科学组。与科学和技术有关的事物在日本普通民众之间也广受欢迎。比如说，在1942年，由于科学史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大众以及学术界的兴趣，日本科学史学会得以成立。日本科学史学会是同类型组织中的首个出现并且是最大规模的组织。实际上，在整个战争时期，“科学的日本”和“做科学”（科学する）同时被官方和非官方出版物用以装点门面。所有的这些科技的推动工作和盛行都发生在帝国神话和浪漫唯心主义极度高涨的东西方模式对立的时代。
战时科学推动是如何将否认神话的理性和称颂神话的民族主义同时揽入怀中的呢？日本想要“做”什么样的科学呢？“科学的日本”中的“科学的”究竟是指什么？换句话说，困扰着“近代的超克”座谈会与会者们的“科学的超克”这一议题，是如何被科学推动者和战时日本国家所解决的呢？
以上就是本书想要传递的核心问题。本书所提供的回答揭示出科学是什么、日本是什么、日本的近代性是什么等这些高度复杂和质疑颇多的议题。本书既是一本关于科学这一议题的历史的书，也是一本有关战间
和战时
日本的民族主义和近代性的历史的书。针对帝国日本的民族主义及其神话意识形态的塑造，学界已有颇多探讨，例如帝国意识形态是如何确立又是如何传播的；传统是如何被“发明”出来的；以及文化排他主义是如何被日本国家及学者们精心制造出来的。然而，民族主义是如何调动科学的，反过来，对于科学的推动又是如何调动民族主义的，这些都是新的问题。由于民族主义和科学是近代化的两大主要方面，所以有必要探讨这两者在近代日本是如何并行不悖的。
本书探究的有关科学的议题是复杂而受争议的，因为根据讨论主体及政治意图的不同，科学的含义会有所变化。将某种事物标记为“科学”不仅仅是下一个定义这么简单，它是带有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的。在此处，我对“科学的”（scientific）一词抱有问题意识，这是因为本书的目标之一就是找寻出日本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们眼中的或者对外宣称的“科学的”究竟是什么，而不是去评判帝国日本是不是——或哪一部分是——理性的和科学的。本书认为，科学处于一个动态位置，它的定义和政治力量都是可以被持续讨论的。本书的目的是剖析战间（1920—1936年）和战时（1937—1945年）日本的“科学的”（kagakuteki）策论
（politics）——“科学”意味着什么。如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说的那样，科学是“一个充满了暴力、抗争和各种人际关系的社会领域，它每时每刻都在被主要参与者们之间的权力角逐所重新定义”。
本书所考察的具体的主要角色是（1）日本技术官僚；（2）对于科学的定义有大量讨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3）发展了通俗科学杂志这一新流派的通俗科学作家。这些日本政策制定者和学者的派别对于科学有各自不同的定义，但最终这些争论都导致了战时对于“科学的日本”的公众舆论。这本书追溯了他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试图定义和促进科学的努力，以及他们在战时合作促进科学方面方式不同但复杂程度相同的发展轨迹。这些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并不是当时唯一的科学推动力量；但他们却是“科学的日本”的推动者之中呼声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力量之一。对科学的定义是这三股力量各自奋斗的核心。尽管他们在“科学的日本”这方面的竞争观念最终都融入进了战时科学技术动员之中，但是他们的“科学”策论最初发展却是从完全不同的使命和政治观点出发的。为了清晰地展现技术官僚、马克思主义学者和通俗科学作家塑造他们对于科学的定义和战时推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的动态和挑战，本书接下来的章节将根据每一股力量的“科学”策论来进行铺排：第一部分聚焦于技术官僚；第二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第三部分则是通俗科学作家。
本书中将会有一些重要的词汇出现。在我对本书的主要内容展开详细介绍之前，我将对这些重要的词汇进行解释。日语中的“kagakugijutsu”（科学技術）一词，是日本技术官僚的技术政治的核心，在本书中用英语的“science-technology”来表述。采取这个稍显尴尬的翻译是因为英语词汇中缺乏合适的短语。
通常来讲，“科学技術”这一日语词汇现在指的是科学和技术的一般领域，有时也会专指科学的技术层面。但是当技术官僚们在1939年出创这个词的时候，它有着不同的含义，我在第二章的论述会对此阐释清楚。我没有采用“technoscience”或是“techno-science”这样的英文词汇，这是因为他们的内涵不适合战时日本创造的“科学技術”一词。
将在第二部分出现的“minzoku”（民族）一词，是另一个难以翻译的日语词汇。尽管它经常被翻译为“the nation”“a people”“volk”“ethnicity”或是“civic”等英语词汇，“民族”事实上会被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下用来指代以上任意一个概念。没有一个单个的英文词汇能够包含这些随着历史和语境而变化的语义。更不用说只是机械地安一个英语词汇上去。所以我认为更合适的做法是，在每一次翻译时弄清我自己对于这个词汇的译法、理清上下文，根据特定叙述中“民族”这个词想要表达的含义来进行翻译。“kokumin”（国民）一词也是如此，它经常被翻译成英语的“the nation”。据我看来，根据上下文的不同，“国民”一次可以而且应该被翻译为不同的词汇，如“the nation”“the people”或者是“civic”等。与此相应的，“kokumin shugi”（国民主义）一词也可以被翻译为“nationalism”或者“populism”等不同的词，尽管有时语义会重叠。我的这种语境翻译法有可能会造成一些英语语义上的赘余，比如“kokumin gakkō”
会翻译成“national people's school”，但我相信这种翻译法会使叙述更为精确。这个方法对本书的研究方法来讲也是正确的，在本书中我的叙述是建立在确凿的文本和政治的基础之上的。
第一部分（第一章和第二章）考察了技术官僚们如何将他们对科学的定义和自身的斗争及政治联系起来。第一部分的关键词是“科学技术”（science-technology），如前所述，这个词是技术官僚为了推动他们的“科学的日本”的构想实现、增强自己的政治实力所创造的新词。“科学技术”起源于日本20世纪早期的一场技术官僚运动，这场运动旨在提升工程师的身份地位，重新定义科学，并最终实现技术官僚们的科学的帝国的构想。本书聚焦于这场技术官僚运动中的最为重要的参与者：日本第一个工程师的行业联盟——工人俱乐部及其领导人宫本武之辅——日本内务省的一个土木工程师。
工人俱乐部于1920年由宫本武之辅及其同为工程师的友人们建立，他们的目的是提高日本工程师们的社会地位，并且在政府内部获得科学技术方面的政策制定权。尽管这些技术官僚中的大多数人都是精英工程师，但比法学出身的官员（hōka kanryō，法科官僚）来讲，他们在政府内部仍属于少数派。因此技术官僚们需要不断地为争取平等地位、在官僚体系里获取权力而斗争。由于英语中合适词汇的缺乏，本书中使用了“technology-bureaucrat”这个词汇对“gijutsu kanryō”（技術官僚）进行了略显尴尬的直译，但更常被用来对应“技术官僚”一词的英文词是“technocrats”，除了涉及与法科官僚的对比时，因为英语词汇中没有更适当的翻译。第一章涵盖的内容是该运动的早期阶段（1920—1932年），考察的问题包括工人俱乐部是如何发展工会主义的，又是如何在“大正德谟克拉西”中期培养阶级意识的，以及工人俱乐部基于阶级政治的工程师联合的失败是如何导致该组织和宫本武之辅成为民族主义技术官僚的。第二章跟随工人俱乐部和宫本武之辅的线索来到战争时期。值此之时，技术官僚运动在科学技术推动的方面达到了高潮，科学技术被定义为战时技术的附属品，社会科学则被忽略。在这种新的科学定义之下，技术官僚提出了科学技术新秩序的构想。对于技术官僚来说，科学与普遍性和批判性思维无关；相反，在他们看来，一个科学的日本，只有到了由技术官僚来计划和管理科学技术，特别是发展到可以利用亚洲的自然资源的时候，才能得以实现。在三组主要角色之中首先探讨技术官僚是因为他们更接近政策决策权，他们所做的科学技术推动工作也会影响到马克思主义学者和通俗科学作家。
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将在第二部分（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加以探讨，他们的“科学的”策论有着与技术官僚完全不同的目标。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属于帝国日本的极少数派，他们在口头上先后反对了帝国意识形态和军政府及其战争意图，认定并批评他们为“不科学的”“封建的”和“法西斯的”。因此，推动他们所认为的“科学的”东西就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对一个科学的、近代化的日本的期许中的核心内容。本书聚焦于三位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为了自己的政治对科学进行了定义。他们分别是户坂润——一位哲学家，他对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和非理性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小仓金之助——一位历史学家、数学家，是日本的科学史研究先驱；三枝博音——一位历史学家、哲学家，日本科学技术史的奠基人。这三位都是唯物论研究会（以下简称“唯研”）——或者说唯物主义研究小组的发起成员。我将这个组织在科学的政治方面对于日本的批判文章称为“唯研课题”（Yuiken project），并通过对户坂润、小仓金之助和三枝博音等人的在《唯物论研究》（1932到1938年间，唯研组织的机关月刊）及其他地方发表的文章进行仔细分析来研究这个“唯研课题”。
第三章讨论了小仓金之助在20世纪20年代对于日本科学的批判，以及他在1929年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后被启发的对于数学的激进的历史化、阶级化批判。小仓金之助认为，日本之所以没有达到西方那样的近代化是因为日本的封建残余影响了真正的科学精神在日本的发扬光大。自1929年以来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让他更进一步地认识到，他所观察到的“畸形的”日本科学是奇特的“半封建的”日本近代化的一个反映。因此，在他看来，推动正确的科学——也即无产阶级的科学，或说是大众的实用科学——是迈向一个“真正的、科学的日本”的至关重要的一步。
第四章根据出版于1932到1938年间的《唯物论研究》，考察了唯研的“科学的”策论。20世纪30年代初“唯研课题”的主要目标是指明科学的阶级性，批判日本不完全的近代性，并在日本建立无产阶级的科学。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批判“资产阶级科学”，唯研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科学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并将科学历史化，以此来揭示科学与变化着的经济基础的关系。对于小仓金之助、户坂润及他们的唯研同事们来说，保持“科学的”就意味着保持马克思主义所奉行的批判的、理性的、普遍的理念。这一章根据唯研领导人户坂润所描绘出的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三大思想潮流来梳理出科学策论的脉络。这三大思想潮流分别是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日本主义。其中，日本主义被户坂润定义为日本版的法西斯主义。唯研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这些思想之中真正正确的、科学的理论，但根据我所描绘出的1932年及1936年的科学策论的形势来看，这三股思潮中的每一个都声称自己对科学的定义是无与伦比的。这些描述展示了科学这一议题的高度争议性。
自全面侵华战争于1937年爆发后，唯研的学者们将批判的矛头从资产阶级科学转向了法西斯主义。唯研学者批评战时法西斯政府，认为他们将国家神话化、将非理性主义视为日本民族的传统，这些在唯研学者看来都是“不科学的”。唯研课题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的目标是证明日本自身拥有科学的传统。第五章研究了唯研学者的这一努力，这一章聚焦于三枝博音自1938年唯研组织解散之后继续贯彻唯研课题的努力：他撰写了有关日本科学的历史。三枝博音发现了日本历史之中——主要是江户时期（1603—1868年）——的批判性、理性以及普遍性的精神，并在面对法西斯主义对日本国家神话化之时，坚称日本具有科学的历史。然而，就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当日本国家本身都开始积极地推动“科学的日本”这一构想时，三枝博音那些把儒学家描述成近代的、科学的思想家的学说却被用来颂扬日本的科学优势，以及用来为日本在亚洲的殖民活动做辩护。换句话说，唯研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的科学政治，颇具讽刺意味地沦为了战争时期赞美“科学的”日本和帝国的话语。
第三部分（第六章）考察了从20世纪20年代一直到1945年之间，科学是如何被大众科学文化媒介所展现和推动的。这一章聚焦于两本科普杂志：《儿童科学》（『子供の科学』）和《科学画报》（『科学画報』）。科普杂志这种体裁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早期，彼时正处于商业化大众媒体高速发展和“通识教育运动”横扫大正日本的交汇点。编辑原田三夫开创了这一先驱性的科学杂志，将其作为由文部省所设立的僵化的学校内科学教育的一种更有效的教学性的补充。原田三夫和自由教育改革者们认为，孩子们只有通过发自内心的兴奋才能积极主动地学习科学。
第三部分的关键词是“惊奇”（wonder）。原田三夫对科学的定义及推动方法与技术官僚们和唯研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不同，在他看来，科学意味着要体验和欣赏大自然的奇迹。在这些杂志的书页中，科学被包装成充满了惊奇的知识来出售，这些知识正是一个文明开化的国家所需要的。原田三夫的杂志通过采用最新的图片打印技术来强调大自然奇妙的、壮观的一面；各种各样的观察和动手的实践行动也被结合到杂志内容当中，以此来显现大自然的奇迹之感。原田三夫的方法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成功地创造出活跃的、亲密的年轻科学家团体。
这些引起儿童们对科学的兴趣的手段——感受大自然的奇迹、观察和动手的行为——之后被战时政府用来唤起孩童们对战时科学技术的激情。而且，经过文部省所改革的1941年的科学教育，致力于创造科学的帝国话语，在这样的努力之下，对于大自然奇迹的赞赏逐渐被视为一种日本特质而得到了特别强调。当纸资源短缺和审查制度迫使大多数的大众杂志终止发刊或者大幅度地减少杂志的页数时，科学类杂志接收到了来自战时政府的支持，这种支持是作为科学动员的一部分存在的。起初以大众科学杂志为阵地发展起来的一个流派——科幻类小说——的作者们，也在用了不起的、不可战胜的日本军事科学技术来迷住日本儿童们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我的分析证明了，对于惊奇的观感，连同通识教育运动一起，虽然最初是作为一个对于国家教育的评论而发展起来的，但也同时被战时政府增选为帝国话语的教育内容。可以看到的是，科学的性质和对于奇迹的观感是高度可塑的；科学可以轻易地因为战争或者和平而得到支持，对于大自然奇迹的观感也可以是普遍的或者日本独有的，这些都取决于当时的趋势。
本书中的技术官僚，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及通俗作家分别代表着社会的不同层面，这使得政策制定的历史、知识的历史以及文化的历史都能够被编织进同一段有关日本的科学、民族主义和近代化的历史之中。我通过包括一些书面的传记作品以及制度层面的渠道来接近这一段历史。
尽管书中的这些主人公没有引起学者太多的关注，但是他们是日本的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存在感明显的形象，他们的影响重要性延续到了战后时期。宫本武之辅于1941年成为了企划院的次长，这对于技术官僚而言是一个很高的跨度。虽然他早在战争时期就已经去世了，但是他的影响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建设省和科学技术厅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两个部门都是技术官僚们长期所盼望的主要阵地。小仓金之助被任命为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的第一任会长，这是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甫一结束就成立的、战后最大规模的自然和社会科学家的组织。三枝博音被认为是日本最重要的科学史先驱之一，他曾被任命为日本的科学史学会会长；而且，三枝博音还是镰仓学院的创建者，这所独特的公民大学训练出了很多一流的技术史学者；与此同时，三枝博音还担任过横滨市立大学的名誉校长。原田三夫的《儿童科学》——一本至今仍在刊印的杂志——为大多数的战后大众科学杂志树立了一个标准。通过出版这些作家的作品合集，日本的出版商们已经认识到战时日本科幻小说的受欢迎程度和重要的意义。特别是海野十三获得了这种特殊的地位，他的几个“作品集”系列被各大出版社出版，而且他的大多数作品都以各种形式被重印。
这些特定的形象被本书选中讨论，除了因为他们具有知名度和重要性，还出于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他们都进行过写作并且作品被出版过。本书所感兴趣的是日本的科学和民族主义的课题，这两者通过杂志、报纸、书籍、博物馆、政策、法令等在管制日益严重的战时日本公开传播。我并不会做出假设认为这些出版物是当时民众所真实相信和赞同的。恰恰相反，用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的话来讲，批判性的话语分析旨在“使三种不同的分析形式相互印证，即：（口头或书面的）语言文本的分析、话语实践的分析（文本的生产、分销和消费的过程）以及对作为社会文化实践实例的种种与话语有关的事件的分析”。换句话说，事情是如何被叙述、被表达、被解释的，还有话语是在何处、如何被生产和消费的，这些都组成了对当时社会的重要分析。
这种对话语的批判性分析也同样适用于对社会的研究，比如说处于严格审查制度的战时日本社会。审查不仅会限制话语，也会创造话语。审查制度会创造出新的措辞、新的规则以及操纵语言、表达异议或合作的新的方式。不管审查制度变得有多么压抑，话语始终是一个社会、政治层面的动态过程。
这对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来说尤其重要，他们在审查制度盛行的战时仍在继续出版著述。通过对话语的分析，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什么样的科学话语是那个以神话和文化独特性为官方意识形态基础的战时国家所认可和推广的，而且还可以证实那些针对战时国家的批判是如何被使用、操纵、最终为国家认可的语言和观念背书的。本书不是对马克思主义者和流行作家进行简单的标签化，而是分析这些过程是怎么发生的。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竹内好在回忆起战时自己和其他学者的经历时写道：“客观地说，对于大多数知识分子而言，更真实的情况是，我们在抵触和厌恶神话的同时，也以一种双重或三重扭曲的方式融入了神话之中。”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的科学话语的批判性分析会帮助我们理解这种以“双重或三重扭曲方式”所进行的融合/参与的复杂的过程，这种参与同时也是一种抗议。
抗议同时可以成为一种融合，因为意识形态的力量不仅可以使处于其掌控的人们保持沉默（我并不否认意识形态具备这种能力），还可以将被统治者纳入自己的体系中，使他们成为自己活跃的代言人。意识形态使社会和政治秩序合法化，与此同时使被统治者成为这种意识形态构建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者。人们只有成为话语的一部分，才能参与改变和挑战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然而，与此同时，当话语参与作为一种抵抗的实践时，人们需要利用已经被接受的规则和语言，使一个人的信息为听众所理解，或者更干脆一点儿，使自己的抵抗避开审查。通过批判性地参与到话语之中而实现的“抵抗”，会在批判的同时参与到与主导意识形态的合作之中。
对于本书中的主角们而言，这种融合/参与的过程是他们对科学日本的诉求。自20世纪20年代起，书中的三组科学推动者们都有着建设一个科学的日本的诉求，这些诉求建立在他们有关“科学的”策论之上。就这一点而言，他们都为各自所认为的日本“不科学的”潮流，特别是国家所采取的那些实践，所驱使和裹挟。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日本的“不科学”潮流是法西斯主义，它赋予了日本独特的神话性。对技术官僚而言则是法科官僚，他们不懂得如何为国家推动科学和技术。对那些自由的科普推动者来说，普通日本人的科学知识匮乏是国立学校课程造成的。然而，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当国家本身出于战争目的开始积极推动科学和技术时，这些科学策论就得以被整合吸收。到了1941年日本与美国开战之时，这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技术官僚还有大众科学作家都参与到了“科学日本”的过去、未来和乌托邦的构建之中。
在讨论三个主角群体在重要时刻的交集时，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关注的是每个群体内部丰富的科学政治的发展。最后一章通过提出一种科学民族主义的理论来总结三个群体对于科学的策论。“科学民族主义”是我新造的词，这种民族主义认为科学和技术是一个国家保持统一、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最为迫切而重要的资产。这一概念使得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的科学政治同时与其他国家以及当代日本产生关联。最近日本政府在大力推动科学技术，推动中的科学话语存在一些和战时科学推广之间的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在我看来，认真思考以下两个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一是在战争时期，科学和民族主义是如何在“科学日本”的号召下相互动员的；一是日本历史上如此特别的一页是如何从民族记忆中消失的。我选择在结语部分讨论科学民族主义，是因为科学民族主义的概念只有在理解了各种科学策论的复杂性和争议性之后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而科学策论的复杂性和争议性正是本书想要证明的。
本书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讨论是有明确原因的。明治时期日本当然也是有科学推动者存在的。然而，20世纪10年代以后的科学话语与那之前的话语是非常不一样的。一般来讲，一直到20世纪10年代，带有明显西方标签的科学概念才从日本消失。正如接下来的章节所表明的那样，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科学才摆脱了地域标签转向普遍化。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取得的工业化提升成果，也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日本国内科学生产推动的积极影响。
在近代日本历史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经常被认为是一场小的战争。标准教科书会解释说日本由于在1902年英日同盟的基础上成为协约国一方，得到了之前被德国侵占的青岛和南洋地区。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性远不止于日本帝国的扩张。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日本转型成为一个重化工业国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的工业部门产值已经超过了农业部门产值。轻工业（如纺织业）一直是明治日本的工业化引擎，而20世纪10年代之后重工业则成了诸如三菱、三井等财阀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这些工业的增长受到迅速扩大的能源生产的支撑。大型水电站的建成——第一座是落成于1915年的猪苗代湖水电站，其发电量居于当时世界第三（37500千瓦容量）——使得电力的主要来源从热电转变为水力发电，这标志着日本已经进入电气化阶段。最新的科学和技术不再是象牙塔里的学生向西方老师和教科书那里学来的。它是日本日常近代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0世纪10年代的重工业飞速增长伴随着贫富差距以及城乡差距的扩大。劳工和佃农运动从1910年代开始就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起来，工会的数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快速而稳定地增长。1917年，苏联的建立推动了日本工会主义的发展：劳工冲突在1919年达到了“二战”前的顶峰；第一个“五一”劳动节游行发生在1920年；1921年，一场大规模的暴力工人罢工席卷了位于神户的三菱和川崎造船厂。苏联的出现也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社会主义者间的理论发展。1910年代，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理论传入日本，到此时开始明显地区别于其他的社会主义理论。日本共产党也于1922年建立起来（虽然很快就被禁止了）。工会主义不仅仅对工厂工人和社会主义者有吸引力。正如我们将在第一章中所看到的那样，它也吸引了那些想要组织跨行业工程师的技术官僚。
第一次世界大战也给日本带来了另一个重要的影响，也是本书的重要内容。这场战争导致日本对研发（日本现在通常称之为“R&D”）的推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日本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受到欧洲停止出口影响的诸多国家之一。英法对德国的封锁尤其对日本构成了挑战，因为日本严重依赖于德国提供的工业化学品、药品和精密仪器。然而，用日本著名化学家樱井锭二（Sakurai Jōji）的话来讲，这种挑战最后却转为了“来自上天的保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政府积极推行了鼓励国内生产的政策（kokusan shōrei，国产奖励），并为了研究和发展而投资了基础设施的建设。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显示出来的科学技术的日益机械化和精密化导致了日本对国内科学技术生产的需要进一步扩大。它也向日本政府表明，科学技术的高效推广和动员对国防是至关重要的。日本政府向欧洲和美国派遣了科学家和军事官员，考察了展示科学动员的情况，作为考察成果，日本于1918年颁布了《军需工业动员法》（虽然该法直到1937年才被贯彻实施）。简单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向日本领导人表明了科学和技术不再是能够可靠地从西方进口的东西，日本需要自己国产的科学和技术。因此，日本做出了很多努力来推动国内的科研生产，以期能够在未来几十年中支撑日本的进一步工业化。
为了解决物资短缺的紧迫问题，日本政府成立了一些研究委员会，并通过了几项法律来支持国内生产。比如，根据化学工业研究委员会的要求来生产苏打、煤焦油和电化学工业；政府迅速通过了一项法律，以支持染料和医疗材料制造业并保证承担一个新成立的日本染料制造公司（日本染料制造株式会社）的所有经济损失。无独有偶，政府在1917年快速通过了《制铁业奖励法》，这一法律就建立在钢铁制造业调查委员会的一份提醒政府注意钢、铁资源短缺的报告的基础之上。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措施并没有在一夕之间改变日本的工业状况。比如，战争刚一停止，日本燃料制造株式会社就在与德国和美国的更优质的产品的竞争中破产了。尽管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是促进了日本政府采取措施积极推动研究和发展。
这种对于研发的新兴趣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个例子是1917年4月理化学研究所（简称为“理研”）的建成。这是日本的第一所大型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后来享誉全球。理研这样的机构的建设构想最初来源于科学家高峰让吉在1903提出的倡议：“这样（日本才可以）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保持一流国家的地位。”但是，高峰让吉的倡议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得到了政府充分的支持。作为一个半官半民的组织，理研受农商务省
的管理，它的职责是为国家的工业化在化学和物理领域发展基础和应用科学。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争刚结束时也发生了许多其他的改变。大学中出现了很多由个人组织建立的研究岗位和中心，此外还新设立了一些急需的研究资助和奖励机制。国家还开始积极鼓励发明创造，于1917年设立了发明促进基金
，其奖励金额达到30255日元（次年这个数字翻了一番）。1918年，国家还通过了一部新的大学法，将私立学院升级成为大学，尽管这项法律遭到了东京帝国大学有权有势的校友们的反对。早稻田和庆应等私立大学可以利用曾经专属于帝国大学的特权来建设他们的科学和工程项目并满足科学家们和工程学家们日益增长的需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研究和发展的促进仍在继续。比如说，1920年文部省提出了将在十年内给帝国大学设立新的研究机构、引进研究教授职位，以及北海道帝国大学的建成等项目投入7000万日元。
科学技术国内生产的促进反映出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科学技术是“普遍”的。大家认识到，任何文化中的任何人都可以生产出近代化的科学和技术。这种在明治日本被严格认为是“西方的”周边产物的东西乘着普遍性之风出现在大正日本生活中的各个角落。到了1910年代，几乎所有的曾经由欧洲、美国教授们用外语教授的大学课程，都由日本教员们执教，他们是外国教授们的第一代学生。西方数学，在明治教育体系中被特别介绍为“西方数学”以取代“日本数学”，如今被简称为“数学”。从时间层面来看，日本近代化进程“迎头赶上”了，近代化不再是西方的同义词，而成为日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这些发生在1910年代的变化——工业化的成熟，研究开发的推进，科学的普遍化，以及阶级矛盾的加剧——制造出了本书中出现的三组主角群体的社会基本环境。接下来的内容将说明，对科学的推动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不只关乎科学。科学话语同时也是民族话语、民族文化话语以及近代化话语。
1. 这段话来自“近代的超克”的主要组织人河上彻太郎（Kawakami Tetsutarō），他是文学杂志《文学界》（Bungakkai）的一位作家。20世纪40年代早期“近代的超克”是在日本学者之间非常受欢迎的词汇。这次座谈会的文集在1942年9月和10月出版在《文学界》杂志上，单行本则于次年出版，并在战后与竹内好的回顾随笔一起数次再版。“近代的超克”论文集的重读揭示出参与者们之间并未达成关于近代化或究竟什么是“超克”的共识；正如竹内好所强调的那样，这并非一个知识分子的一致活动。Kawakami，Takeuchi，et al.，Kindai no chōkoku. 河上的发言出自第166页。
2. Suzuki Shigetaka,“Zadankai,”in Kindai no chōkoku, 190.
3. Kikuchi Masashi,“Zadankai,”in Kindai no chōkoku, 195.
4.“国体”字面上讲就是“国家政体”（national policy）或者“国家本质”。日本1925年的“治安维持法”禁止了一切可能威胁国体的做法。1937年，日本政府在《国体的本义》一书中阐述了日本国体的基本原则。有关明治时期的“国体”内涵，参见Irokawa，Culture of the Meiji Period。
5. 锁国（sakoku，1639—1854年）是德川幕府所制定的外交政策，其目的是增强幕府权威，控制日本的对外贸易，且使日本远离与中国的朝贡关系。锁国政策禁止任何人进出日本国（除了荷兰人、中国人和韩国人，他们可以经由指定港口进出日本），但会有选择地引进西方知识，但只限于荷兰语写就的医学、技术方面的书籍。
6.“西洋科技，东洋道德”的合并最早由19世纪中期的儒学家佐久间象山（Sakuma Shōzan）提出，这是日本用以独立于西方世界的重要发展方向。
7. 见Sasaki及 Hirakawa，Tokubetsu kagaku gumi.平川（Hirakawa）本人就是特别科学组计划中的参与学生。
8. 这方面研究的匮乏反映出了一个不幸的事实：即日本研究和科学研究领域之间的隔阂。科学研究更多地聚焦于西方社会，人们普遍认为科学史只是日本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小分支。一些学者出版了关于日本科学史的优秀著作，但这些作品里并没有能认真地将日本民族主义的研究以及帝国日本的历史融入进去。例如，可参见Grunden，Secret Weapons and World War II；Bartholomew，Formation of Science in Japan；Morris-Suzuki，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Japan；以及Traweek，Beamtimes and Lifetimes。也可参见Low，“Japan's Secret War？”347-60；Dower，“‘NI’and‘F，’”55-100；Samuels，“Rich Nation，Strong Army”；Mimura，“Technocratic Visions of Empire，”97-116；Pauer，“Japan's Technical Mobilization，”39-64。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史，但是作为日本细菌战的一种叙述，可以参见Harris，Factories of Death；Nakayama，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Postwar Japan；以及 Nakayama，Swain，and Yagi，Science and Society in Modern Japan。日本科学技术历史方面的日语著作之中，对我的项目最有助益的是广重彻（Hiroshige）的著作Kagaku to rekishi；有日本科学史学会编纂的25卷本的Nihon kagaku gijutsushi taikei（日本科学技术史大系）（简称NKGT）是对日本科学技术史相关的基本史料的收集，这套资料对每一个对此领域感兴趣的人都十分有用的。
9. 这是我的作品区有别于杰弗里·赫夫（Jeffrey Herf）的重要著作Reactionary Modernism之所在。后者提出了一个相似的问题——纳粹德国是如何在鼓吹雅利安意识形态的同时推动现代科学技术的？然而，赫夫使用了自己预设的“理性”的定义，并得出结论：纳粹反动的现代主义者——那些提倡纳粹技术的思想家，他们接受了技术方面的理性主义，但未能提倡政治理性主义。
10. 我用“战时”来描述1937年到1945年这段时间。虽然我赞同用“十四年战争”这种说法来描述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对中国的侵略行为，也就是说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算起，但在这本书里我决定不采用这种时代划分方式，因为我的具体研究表明，比起九一八事变前后，科学技术等方面在1937年前后发生的变化是更为明显的。
11. 参见Bourdieu，“Peculiar History of Scientific Reason，”3。
12. 这些主要角色绝不是唯一参与到“科学的”策论里的人。就比如说，应用科学家们对于科学以及如何推动科学有自己的观点。应用科学家们会在本书中出现，但不是作为主要角色，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对在印刷品上陈述自己对科学的定义和愿景并没有兴趣。他们也没有像技术官僚和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组织一场可以让历史学家们进行系统研究的持续的运动。在我看来，很多普通的应用科学家们都是机会主义者，他们之所以投身于科学的战争动员是因为这会给他们的实验室带来预算。不过他们的故事需要单独的考察。
13. 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提出“技性科学”一词来呼吁从物质以及社会层面上对科学实践加以研究。该词有时拼写为“techno-science”，已经在科学和技术研究中得以广泛使用，特别是诸如唐纳·哈拉维（Donna Haraway）等后现代主义学者。参见Latour，Science in Action；Ihde 以及Selinger，Chasing Technoscience；以及 Haraway，Modest_ Witness @Second_ Millennium。
14. 作为2001年中央省厅在编中的一部分，建设省与运输省和国土厅等省厅合并成为国土交通省。科学技术厅与文部省合并成为文部科学省。
15. 最近一家日本出版社开始出版一个名为《成人科学》（Adults' Science）（即『大人の科学』——译者注）（名字借鉴于《儿童科学》）的杂志，该杂志专门面向与《儿童科学》以及模仿《儿童科学》的杂志一起成长起来的成年人，在销量方面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16. 参见Unno Jūza shū，1997；Unno Jūza zenshū；Unno Jūza shū，2001；以及 Unno Jūza sensō shōsetsu kessakushū。
17. 参见Fairclough，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2。亦可参见Fairclough，Media Discourse and Analysing Discourse；以及Jaworski and Coupland，The Discourse Reader。
18. Takeuchi,“Kindai no chōkoku,”301.
19. 这与日本学者为解决抵抗和合作问题而开发的转向研究不同。转向研究领域的先驱——转向研究会将转向定义为“迫于外界力量做出的思想转变”，见Kagaku，Kyōdō kenkyū，2：4。许多转向研究涉及对各种各样的转向进行分类。虽然这本身是一个重要的项目，但我的目标不是以这种方式来划分我书中的主角，而是要考察他们如何在合作的同时进行抵抗。
我发现小仓金之助的“包容/排斥”说法与我的“融合/参与”相似。小仓有关日本帝国的日本人概念的边界的著作中主张，公民的概念总是兼收并蓄的，既是包容的也是排斥的。对于被殖民者而言，想要获得国民身份带来的利益，他们需要通过使用国家认可的符号和价值观来要求“被包容”。这种观点为有些人所说的“殖民过程中的合作”这一现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释。参见Oguma，“Nihonjin”no kyōkai。
20. 正如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提出的“国家霸权”（hegemony）一样，我对意识形态的定义强调的是意识形态功能中的同意而不是威压。在一定程度上，我同意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质询”理论，因为我承认意识形态对主体的建构具有表现性作用，但我更为注意主体如何运用意识形态体系的规则。正如布尔迪厄所论证的那样，主体不是简单地由意识形态工具的手段生产出来的。他们还能够利用主导意识形态所代表的体系和价值来改善他们的地位，或在体系内推进他们的主张。葛兰西通常使用“霸权”一词来表示一个统治力量从它的臣民那里赢得对其统治的同意的方式。参见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71）；Eagleton，Ideology：An Introduction；Althusser，“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以及 Bourdieu，Logic of Practice。布尔迪厄的“场的逻辑”帮助我聚焦于意识形态的功能。参见Bourdieu，“The Forms of Capital”；Bourdieu and Wacquant，“The Logic of Fields，”94-114；以及 Bourdieu，“Genesis of the Concept of Habitus and Field，”11-24。
21. 虽然我在撰写日本历史时创造了这个词，但科学民族主义并不是日本历史所独有的。我将在结语部分进一步讨论，科学民族主义还包括美国的冷战意识形态、印度的“吠陀”科学，以及其他为建成更加科学的国家而拥抱科学技术发展和推广的话语。
22. 比如，1914年至1919年间，化工行业的资本投资增长了17倍，机械行业增长了11倍，而纺织行业仅增长了3倍。Iida，Jūkōgyōka no tenkai，4：235，240-41.
23. Yamazaki Toshio，“Kōgyō chitai no keisei to shakai seisaku，”in NKGT，3：305-7；Iida，Jūkōgyōka no tenkai，4：285. 关于日立公司建造的猪苗代车站，参见Morris-Suzuki，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Japan，105-6。
24. 詹姆斯·巴塞洛缪（James Bartholomew）解释说：“用于治疗梅毒的所有洒尔佛散都来自德国，用于进口药品的3 400万日元中的大部分也流向了德国。”德国的信息和教育封锁也引起了日本人的不安，因为德国是他们最喜欢的留学和参加学术会议的国家。Bartholomew，Formation of Science in Japan，199. 也可参见 Hiroshige，Kagaku no shakaishi的第3章。
25. 转引自Bartholomew，Formation of Science in Japan，199。
26. Hiroshige，Kagaku no shakaishi，101. 日本军部已经开始讨论科学动员和军事科学教育，为下一次战争做准备。Kawahara，Shōwa seiji shisō kenkyū，145-49.
27. 因此，历史学家詹姆斯·巴塞洛在Formation of Science in Japan中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日本科学研究结构建立的关键时刻。
28. Hiroshige, Kagaku no shakaishi, 84-86.
29. 同上，92-96；以及 Bartholomew，Formation of Science in Japan，212-17。理研的初始资金来自国家预算，以及三菱的岩崎小弥太（Iwasaki Koyata）和第一劝业银行的涩泽荣一等富商的口袋；此外，皇室还捐赠了100万日元（伏见宫贞爱亲王在1917年至1923年期间担任所长）。了解更多关于理研的细节，参见NKGT，3：157-61。有关高峰让吉在1903年提出的建立国家科学研究所的想法，参见NKGT，21：189-91。
30. 这在那些被第一次世界大战证明了重要性的领域，诸如东北帝国大学金属研究所、东京帝国大学航空研究所以及固氮研究所而言尤是如此。东京帝国大学航空研究所是日本建立的第一个航空研究中心。参见Bartholomew，Formation of Science in Japan，217-23。
31. 战时的物资短缺也促使许多日本私营企业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一些公司，比如武田制药、三菱公司以及三井矿业受益于战时对德国专利的没收，以及西方企业撤出日本市场。Bartholomew，Formation of Science in Japan，231. 具有代表性的私人研究机构包括盐见理化学研究所和德川生物研究所。前者由大阪实业家盐见政次（Shiomi Seiji）于1916年创立。它最初隶属于大阪府，后来被文部省接管。后者是德川幕府的后裔德川义亲（Tokugawa Yoshichika）在1918年创立的，后来他还掌管了马来西亚的昭南（Shōnan）植物园。欲了解德川作为科学家、政治家和作家的丰富人生，可参见Otabe，Tokugawa Yoshichika no jūgonen sensō；以及Aramata，Daitōa kagaku kidan，chap.6。
32. 1918年，政府还设立了一个新的科学研究资助计划（初名为“科学研究奖励金”——译者注），该计划为那些与战略重要性领域没有直接联系的项目提供了许多资助。Bartholomew，Formation of Science in Japan，240-42，247-63. 巴塞洛缪解释说，SRGP的意义非常重大。帝国学士会于1913年开始提供竞争性资助，但资助的数额非常小（1914年为2 460日元；1916年为7 000日元；1918年为2万日元），这些资金只提供给学士会成员，一直提供到1919年。SRGP提供了大约5万日元，支持所有科学和技术领域，“不仅仅是那些当时受欢迎的人，或者那些在政治上精明的领导人”。SRGP也向女性科学家开放；从事植物细胞学研究的保井好（Yasui Kono）在1919年获得这项资助，成为首位获得资助的女性。参见Bartholomew，Formation of Science in Japan，247，253。桂奖（Katsura prize）是由日本帝国学士院为研究的创新贡献设立的；启明会是一家私人基金会，资助研究发展项目。
33. Uchida,“Gijutsu seisaku no rekishi,”223.
34. 很明显，帝国大学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对科学和工程专家的需求；例如，1914年至1917年间，东京大学应用化学、冶金和采矿工程专业的年度申请人数从35人上升到105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