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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人看来，坏事发生在好人身上这一事实往往结合着重大事件，最重要的是1755年里斯本地震和20世纪的大屠杀。这两个事件引发了不同的问题，第一个是关于上帝允许的“自然的恶”，第二个是关于我们强加给自己的“道德的恶”。第一个破坏了认为上帝是好的、全能的乐观信念；第二个破坏了启蒙人文主义的乐观态度及其对人类进步的信念。正如奈曼所说：“里斯本揭示了世界离人类有多遥远；奥斯威辛揭示了人类离自己有多遥远。”（Neiman 2002，240）
在早期中国，随着周王朝的崩溃和长达五个世纪的内战和动乱，恶的问题日益突出，但问题的象征是突出的个人而不是具体的事件。
本节将介绍成为恶的问题象征的主要人物和他们的生活引发的一些争论。这些故事也将生动地介绍中国哲学家们当时所面对的凄惨状况。
我们可以从伍子胥（公元前526—前484年）的故事开始，他活在孔子在世之时。
伍子胥生在朝臣世家，他的父亲是楚平王（约公元前528—前516年在位）的大臣，同时也是太子建的太傅。故事开始于一名和伍子胥父亲存在竞争关系的大臣（少傅）费无忌被派往秦国为建娶妻。当看到秦女的美貌时，费无忌说服楚王娶了秦女。正如人们所想的那样，这一举动造成了楚王和他儿子之间的芥蒂。费无忌还最终说服了楚王认为建会造反，并派人暗杀建。建逃到了宋国。当伍子胥的父亲谴责这些行为时，楚王将他监禁起来。然后，楚王试图利用伍子胥的父亲作为人质来诱捕伍子胥和他的哥哥（伍尚）。兄弟俩知道如果他们回来，楚王就会杀了他们。尽管如此，伍尚坚持作为一个孝顺的儿子，他必须回来。伍尚和他的父亲一起被处决了。伍子胥选择了替父兄活下去并寻求复仇的机会，他逃到邻国宋，追随流亡中的建。宋国本身也处于叛乱之中，所以两人又逃到了郑国，在那里他们得到了庇护。然而，建与附近的另一个国家（晋）联合策划了郑国的叛乱。最后建被处死，伍子胥只好带着建的儿子再次逃亡。伍子胥之后贫病交加，靠着陌生人的施舍活了下来。最终，两人来到了吴国，伍子胥成为吴国的大臣，直至他去世。
吴国位于中原诸国的东南方，势力日益壮大。伍子胥到吴国后不久，吴楚边境的一场小冲突失控，导致了两个强国之间的战争。楚王死后，吴国利用哀悼期发动了突然袭击，但是楚军回击，并困住吴国的两支军队。随着吴王的军队在楚国被困，吴王被他的堂兄阖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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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杀，阖庐成为吴国的国君。伍子胥成了阖庐的得力大臣。随后，吴国在伍子胥和孙武（著名军事战略家）的指挥下进行了一系列战争，最终打败了楚国。伍子胥进入楚国的朝堂，他的祖先曾是那里的忠臣，他的父兄也在那里被处死。因为楚平王已死，伍子胥挖出了楚平王腐烂的尸体，鞭打了三百下。吴国只是暂时控制了楚国。秦国向楚国派出援军，阖庐的弟弟发动叛乱并在吴国登基，这迫使阖庐返回吴国保住王位。
冲突现在转移到了吴国的南部邻国越国和它著名的国君勾践。阖庐在战争中受了致命伤，他的儿子夫差成了新的吴王。两年后，吴国几乎扫平了越国，但勾践贿赂了吴国的一名大臣，这名大臣说服夫差接受勾践的投降。不久，第三轮冲突爆发，这次是吴国和其北部大国齐国之间的冲突，最终勾践被允许派遣部队协助战斗。伍子胥总是把勾践视作威胁，但他激烈的论争被忽略了。最后，吴王夫差失去了对他的信任，赐他一把自杀的剑。伍子胥挑衅性的遗言很具有传奇色彩：“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抉吾眼县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
伍子胥随后自杀。夫差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愤怒，以致将伍子胥的尸体塞进皮革酒囊，扔进了河里。根据《吕氏春秋》记录的版本，他的确挖出了伍子胥的眼睛，并把它们挂在了城门上（23/3∶1563）。最终，事情就像伍子胥预测的那样发展。吴王成功地进攻了齐国，但随后又决定攻击晋国。然而他失败了。勾践利用这个机会对吴国发动了突然袭击，彻底消灭了吴国（公元前473年）。
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恶的问题会变得突出。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我们知道了三场大的战争：吴、楚之间，吴、越之间，吴、齐之间。其他国家也加入了进来——秦、鲁、晋和郑。根据胡适的说法，在公元前800—前500年的三百年间，没有一年不发生战争（2003，24）。这些战争都包含最严重的背信弃义行为，比如楚太子背叛了给予他庇护的国家，或者吴国利用楚国国丧发动突然袭击。各国内部的情况也同样惨淡。在故事里，几乎每一个被提及的国家都有内战；有些出现了几次。这些叛乱是在两种关键关系破裂之后发生的，一种是家庭关系，另一种是君臣关系。楚平王先是偷走了他儿子的新娘，后来又试图杀死儿子。在吴国，阖庐通过杀死他的堂弟来夺取王位，但后来遭到了弟弟的背叛。伍子胥家庭内部的关系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反映这种破裂——在这种时候，儿子们必须在与父亲一起死去或者背叛父亲但要报仇之间做出选择。他们在这个决定上意见分歧，显示出它的困难。我们也看到差劲的大臣，因为整个故事始于楚平王听信大臣而产生恶行：对美人的欲望和猜疑的性情。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可以领会孟子对此感到悲愤的描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3B9）孟子认为这正是孔子不得不写一部春秋史来阐明已经发生的不良行为的原因。
这个故事讲述的虽然是精英和有权势的人，但很容易让人想到社会各阶层所遭受的苦难。一些最有力的描述出现在《墨子》的段落中，正如这段对强国领导者行为的描述：
入其沟境，刈其禾稼，斩其树木，残其城郭以御其沟池，焚烧其祖庙，攘杀其牺牷。民之格者，则刭拔之，不格者则系操而归。丈夫以为仆圉、妇人以为舂酋。（28∶214—216；参见Johnston 2010，28.9）
战争的直接影响并不是最糟糕的。墨子指出，由于夏天太热无法调动军队而冬天又太冷，战争在对农业最关键的时候进行（18∶130；Johnston 2010，18.1）。他描述了结果：那些饿死或冻死的人的尸体散落在沟渠里，数不胜数（19∶145；Johnston 2010，19.3）。本书中所有论及的哲学家都与反对或减少战争有关，持续的战争状态是促使人们对自然和神的看法发生转变的因素之一。正如孟子总结的那样，“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2B13）。
我们确实在伍子胥的故事中找到了有德行的人物，但是他们结局悲惨。伍子胥的父亲勇敢地履行了作为忠臣的职责；伍子胥的哥哥在父亲受到威胁时，回到楚国，表现英勇。他们一起死去。郑国的统治者在接收流亡的楚太子建时，表现出了一些善意，但是建策划了一场针对他的叛乱。然后是伍子胥本人。他显然是一个才华横溢、意志坚强、忠心耿耿的人，但尤锐认为他是春秋时期一种新型政治家的代表，这种政治家无视道德或礼数（Pines 2002，131）。例如，当越国在饥荒中向吴国请求食物援助时，伍子胥表示反对并要求吴国入侵越国。
当他父亲被扣作人质时他拒绝返回，以及他鞭打楚平王腐烂的尸体，这都显示出一种令人震惊的有违常规的意愿。无论伍子胥真实的性格如何，司马迁记录了伍子胥的尸体被扔进河里后，当地人为他建了一座纪念祠，而且到了汉代，关于他的死亡出现了各种超自然现象的传说。
伍子胥也成为各种理论的代言人。归于他名下的一本书一直有所记载，且最近出土的一篇名为《盖庐》的文本描述了伍子胥和吴王之间的对话。
其中包括针对各种政府普遍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军事问题的政策建议。这一建议是置于主张能力和美德的功效的语境中提出的：“天之生民，无有恒亲，相利则吉，相害则灭。吾欲杀其害民者，若何？”（邵鸿2007，第46条）君王需要好的政策，因为成败取决于此。
讽刺的是，到了公元前4世纪末，伍子胥成为与他的观点相反的观点的象征——即使是最有价值、最有才华的人也无法获得好运。最近出土的那一时期的文本《穷达以时》，简单地注意到“子胥前多功，后戮死，非其智衰也”（刘钊2003，第9—10条）。这一评论旨在证明成功与失败并不取决于美德和能力，而取决于时。“时”这个术语，最初是指季节或根据季节行动，但后来扩展到特定时刻的需要或机会，根据这些需求行动，以及以这种方式行动的能力。孔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称为“圣之时者”（《孟子》5B1）。“时”成为最重要的儒家术语之一，用以处理好和坏的到来，强调我们对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的依赖以及处理这种依赖的正确方式。“失败”和“成功”这两个词并不能充分体现中文术语“穷”和“达”的动态意义。“穷”通常意味着极度贫困或赤贫，但它也有一种达到极限的意思。因此，“失败”意味着被推向极端，但也意味着被阻止或阻挠。同样，“达”意味着抵达、成功通过或进步。与“穷”形成对比的是，“达”有时可以被替换成“通”，意思是“顺利通过”“穿透”“擅长”或“通融”。因此，《穷达以时》的观点是，我们是否进展顺利，或被阻挠或被推到极限，不取决于我们的行为和能力，而是取决于时。伍子胥就是一个例子。
另一个最近发现的文本，《鬼神之明》，以类似的方式引用了伍子胥的例子。它首先列举了成功的好人和受苦的坏人，但随后话锋一转：“及伍子胥者，天下之圣人也，鸱夷而死。荣夷公者，天下之乱人也，长年而没。”（马承源2005，第3—4条）这就引入了一种关于恶的问题的说法，来解决为什么在这些情况下鬼神没有实施惩罚或奖励的问题：
其力能至焉而弗为乎？吾弗知也。意其力故不能至焉乎？吾或弗知也。此两者歧，吾故曰鬼神有所明有所不明。（马承源2005，第4—5条）
这种表述值得与伊壁鸠鲁（Epicurus）的提法相比较：
上帝要么想消除恶但不能，要么可以但不想，要么既不想也不能，要么既想也可以。如果他想也不能，那么他就很软弱——这不适用于上帝。如果他可以但不愿意，那么他是恶意的——这与上帝的本性格格不入。如果他既不想也不能，他既软弱又恶意，因此不是上帝。如果他想并且能够，这是唯一适合上帝的事情，那么恶从何而来？或者他为什么不消除它们？
这两段话的基本论点惊人地相似。
伍子胥与恶的问题之间的联系一直延续到汉代。王充（公元1世纪）经常以他为例，如这段话：
及屈平、伍员（伍子胥）之徒，尽忠辅上，竭王臣之节，而楚放其身，吴烹其尸。行善当得随命之福，乃触遭命之祸，何哉？（6∶52）
屈平，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屈原，公元前4世纪楚国著名的诗人和大臣。他失宠于君王，自沉江底，这一事件通过端午节的方式仍为人们所纪念。伍子胥通常还会和另一名遭遇不幸的忠臣比干一起被提及。比干是商代最后一个君主暴君纣王的叔叔和大臣。因为忠诚，他不愿意反抗；因为正直，他不能宽恕君主的行为。在他再三告诫纣王之后，纣王下令挖掉他的心脏。纣王对此解释说，他听说好人的心与普通人的心不同。他想亲眼看看。
虽然伍子胥是好人受苦最有意思、最复杂的例子，但最常见的例子是伯夷、叔齐兄弟。
传说兄弟俩的父亲在去世时，选择叔齐继承王位。叔齐拒绝，因为权力通常应该属于长兄伯夷。伯夷也拒绝，因为这违背了父亲的意愿。兄弟俩于是选择了流亡。这一事件发生在商朝的最后几天，大约就在比干的那个时候。两人不愿意为暴君纣王服务，但是他们听说了西边一位君王的美德，便去支持他。当他们到达时，文王（其名字的意思是“有教养的”）已经去世，他的儿子武王（其名字的意思是“好战”或“尚武”）已经公开反抗商王朝的统治。伯夷和叔齐觉得这是叛乱的行为，为此力劝武王。当武王打败了商并建立周王朝时，伯夷和叔齐拒绝了新王朝的任何援助。他们逃到山里，死于饥饿。
和伍子胥一样，伯夷和叔齐面临着我们可以称为悲剧的困境。在家庭中，他们在父亲的命令与长兄应当成为统治者的规则之间左右为难。从政治上讲，他们既不能支持贤德的反叛者武王，也不能捍卫暴君纣王。所有的选择似乎都不正确，以至于他们最终选择饿死。他们的美德在许多儒家文本中受到赞扬——孟子甚至称伯夷为圣人（7B15）。他们的悲惨命运通常被用来反驳美德能得到奖励这样的主张，最著名的是司马迁，他引用了《道德经》第79章中的一句话：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
司马迁还提到了其他突出的例子：
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史记》61.2125；参见Nienhauser 1995，Ⅶ.4）
司马迁的怀疑口吻与《鬼神之明》的语气相呼应。
这也可能表达了他自己的人生经历——他在为一名向敌人投降的将军辩护后遭受了宫刑。
各种战国文本虽然对这些人物如何死亡普遍地保持一致，但对他们死亡的意义存在争议。他们最常被用来争论善是没有回报的，但是《庄子》中的一段给出了不同的观点：
故乐通物，非圣人也；有亲，非仁也；天时，非贤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
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务光、伯夷、叔齐、箕子、胥余、纪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6∶232；参见Mair 1994，394）
在这里，伯夷和叔齐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正如唐代注疏家成玄英所解释的，所有这些人都摒弃了自然情感，并基于外部事物来强迫自己（郭庆藩1978，234）。郭象则简单地说，他们抛弃自己去模仿别人（郭庆藩1978，233）。《墨子》第一章的一段话对比干的例子采取了类似的方式：
今有五锥，此其铦，铦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错，错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灵龟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贲之杀，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长，故曰“太盛难守”也。（1∶4—5；Johnston 2010，1.4）
在这些解释中，像比干这样的人物从莫名其妙受苦的好人变成了给自己带来伤害的愚蠢人物。认为我们的行为决定成败的这种信念是通过转变正确行为的意义来维持的，而正确行为的意义通常是通过拒绝基于传统道德的理想来转变的。
逃脱惩罚的恶人的例子并不多见，可能是因为这样的时代太久，几乎每个人都遭受了苦难。唯一贯穿始终的例子是盗跖。
司马迁在对伯夷和叔齐的评论中提到他：“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史记》61.2125；Nienhauser 1995，Ⅶ.4）盗跖不仅仅是关于美德功效的争论的一个象征——在《庄子》中，他给出了自己的回应。这段文字记录了一段很长的讨论，在这段讨论中，孔子试图说服盗跖，让他变得更有德行，从而在此中受益。盗跖以一份过着悲惨生活的好人名单作为回应，包括伯夷、叔齐、比干和伍子胥（29∶998—999；Mair 1994，304）。然后，他得出了一个激进的结论：
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瘐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29∶1000；参见Mair 1994，304）
盗跖是在吃人肝脏的时候发表了这番言论。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对恶的问题的另一种回应。未来是不确定的，结局却总是近在眼前。及时行乐吧。这一立场在《庄子》同一章节的另一段对话中有所体现，同时这种观点在《列子·杨朱》中有所发展。类似的观点可以追溯到诗歌，像《诗经·山有枢》说：
山有漆，隰有栗。
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
且以喜乐，且以永日。
宛其死矣，他人入室。（115）
然而，盗跖所说的意思也可能会引起争议。《庄子》中的另一章把盗跖与伯夷相提并论：
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奚必伯夷是而盗跖之非乎？（8∶323；参见Mair 1994，78）
这段文字与盗跖过着长寿幸福生活的说法相矛盾。在这一段中，他带给自己的痛苦和伯夷一样。通过假设善与恶都是有害的，这一文段指向了有效行为的非道德理想，这一观点将在第三章中置于《道德经》的语境中加以探讨。
随着儒者成为著名的道德说教者，他们也成为美德有限功效的范例。最突出的例子是孔子最喜欢的弟子颜回，他生活贫困且英年早逝。孔子将颜回之死归咎于神灵，哀叹上天给他造成了这一损失（《论语》11.9），并说颜回是不幸地被赋予了短暂的生命（《论语》11.7）。孔子的弟子子路是一个不同的例子。他似乎生性大胆，并担任了几个高级别的政治职位。最终，他卷入了卫国的一场叛乱，在试图保护他的君主时牺牲。
盗跖说，子路的尸体被腌制并悬挂在东城门上（《庄子》29∶997；Mair 1994，302-303）。
孔子自己也成了一个例子。孔子两度被迫逃离他的家乡鲁国。在卫国，为了躲避追捕，他被迫在逃亡时掩藏自己的行踪。在那个故事中，他因被误认为叛军领袖，而在匡地被围困了几天。在齐国，他陷入了绝境。在宋国，有人砍下了一棵树，当时他和他的弟子们正在树下习礼，差点因此而死。后来，他又围困在陈、蔡两国之间以致粮绝。盗跖列举这些事情，并得出结论：“不容身于天下！”（《庄子》29∶997；参见Mair 1994，303）
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在陈国和蔡国之间陷入困境的故事特别受欢迎，出现在许多文本之中，有着各种各样的含义。
孔子和他的弟子逃离了宋国后，陷入了吴国和楚国之间的战争中。他和他的弟子们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走了很长时间，以至于差点死去。有证据表明，孔子在这之后失去了不少追随者。
这个故事经常被提出来说明美德未能带来成功，有时还会与《穷达以时》的版本合并。
其中一个更感人的版本是，在一开始子路就哀叹起他们遭受着苦难。孔子回应道：
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穷。今丘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何穷之为！故内省而不穷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陈蔡之隘，于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执干而舞。子贡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庄子》28∶982；参见Mair 1994，293-294）
虽然这段文字出自《庄子》，但它与儒家的观点一致，孔子在《论语》（9.28）中也提到了松柏的譬喻。我们必须记住，“失败”（“穷”）有一种更具体的被挫败或阻碍的感觉，就像这里用来形容“成功”的“通”一样，意味着渗透、前进或顺利进行。这段文字说明了对恶的问题的另一种常见反应，那就是将进展顺利和受挫的意义从世俗的成功转移至道自身。这种转变与故事的另一个功能密切相关，表明即使在绝境中，君子也不愿有损他们的价值观（《庄子》20∶690—694；Mair 1994，194-196）。
与这种解释形成对比的是，《庄子》中的其他段落指责孔子：固守过时的过去，让自己太过突出，试图强迫外界事物，宣扬有益而非自然的东西。
《韩非子》尽管没有提到孔子与鲁哀公之间的具体故事，但仍然指出孔子即使拥有高尚的德行，却只有70名弟子，且不得不为德行比他差得多的鲁哀公效力（49∶1097）。由此可知，成功取决于权力，而不是美德。相反，《墨子》质疑基本事实，声称子路拿了一些猪肉和酒回来，而孔子并没有考虑是如何获得的（3∶303—304；Johnston 2010，3.12）。当被问及此事时，孔子解释说，与大人们在一起，他担心的是正义，但现在他担心的是活着。这不仅仅是一次针对孔子的人身攻击。它消除了故事的功能，即表明好人有时会失败，从而让墨家坚持他们的说法，即天总是奖励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