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我从未正式学习过中国哲学或汉学，所以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遇到了许许多多的老师。他们每一位都给了我一些至关重要的指导、反馈或帮助，这份名单几乎包含了所有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我只能挑出对本书的研究工作影响最深刻的几位。伍安祖（On-cho Ng）是第一位我有机会共事的汉学学者，他自从在我有关莱布尼茨和中国的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任职以来，就一直帮助我。对我进入中国哲学领域最重要的人是万百安（Bryan W.Van Norden），他给了我任职的机会，让我能够拥有学术休假，然后慷慨地花时间让我在这个领域有所作为。尽管我在这里偶尔就相关阅读材料与他有些分歧，但不能掩盖他对我整个早期中国哲学的研究路径的形成的深刻影响。梅勒（Hans-Georg Moeller）也是我自这个领域入门起的向导和朋友，我的许多观点都是通过与他的讨论形成的。近年来，我对许多文本的解释受到了与方克涛（Chris Fraser）和丹·罗宾斯（Dan Robins）多年讨论的深刻影响，甚至最近还受到了与任博克（Brook Ziporyn）多次长时间会谈的影响。安乐哲（Roger T.Ames）和罗思文（Henry Rosemont Jr.）在一些关键时刻给予了我慷慨的支持。我在汉学方面的老师是朴仙镜（Esther Klein），他帮助我培养本书所需的研究技能，并仔细改正了其中许多错误。我对你们所有的指导和友谊致以深深的谢意。

许多人读了更早（甚至更长）的原稿版本，并给了我非常重要的反馈和鼓励：安乐哲、大卫·琼斯（David Jones）、科林·克莱因（Colin Klein）、朴仙镜、梅勒、格拉姆·帕克斯（Graham Parkes）、迈克尔·佩尔扎尔（Michael W.Pelczar）、普鸣（Michael J.Puett）、史大海（Aaron Stalnaker）、王蓉蓉（Robin R.Wang）和任博克。还有一些人对本书中的个别章节或已发展成章节的文章给予了重要的反馈意见：成中英（Chung-ying Cheng）、凯利·詹姆斯·克拉克（Kelly James Clark）、方克涛、戴维·法雷尔·克雷尔（David Farrell Krell）、艾文贺（Philip J.Ivanhoe）和刘笑敢。没有他们的建议，本书就不是现在的样子。我还受益于在会议上介绍本书的许多部分，特别是多年来参加的美国中西部中国思想会议以及比较哲学与大陆哲学圈。我非常感谢我的同事们，不仅因为他们支持我在研究领域进行如此彻底的变革，还因为他们的许多深刻哲学见解都出现在本书中。我特别感谢肖恩·柯克兰（Sean D.Kirkland）在各种希腊术语方面对我的帮助。我的学生们也允许我完善我的想法，并吸收一些他们的想法。最后，我要感谢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特别是南希·莱特富特（Nancy Lightfoot）和迪·莫特森（Dee Mortensen），他们指导我完成了整个过程；道恩·奥利拉（Dawn Ollila）精心编辑了文稿；世界哲学系列的亚洲编辑布雷特·戴维斯（Bret Davis）最先鼓励我提交手稿。我感谢辛迪·布朗（Cyndy Brown）制作了本书的索引。

在本书的整个写作过程中，最重要的支持因素之一是我与王蓉蓉的友谊，她拥有几乎在所有可能的方面帮助我的神奇力量——从最初获得富布赖特奖学金，到在原稿的最终版本中纠正中文——但最重要的是，她一直是支持我和我快乐的源泉。我将永远感激。就个人而言，我最感谢我的父母，他们鼓励我追求自己最感兴趣的东西，不管是哲学还是中国，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如果没有许多资源的慷慨相助，这项研究就不可能进行。布莱克莫尔基金会的两笔资助让我培养了必要的语言能力。德保罗大学的带薪研究假让我为这项工作打下了一部分基础，我开始写作时获得了富布赖特研究资助，这使我能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度过一年。这一写作计划的早期版本始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举行的“古代中国、希腊和罗马的个人、国家和法律”研讨会的NEH夏季奖学金。最后，如果没有对我的大学教育进行的慷慨资助，尤其是范德堡大学的院长特选奖学金以及理查森基金会和公民基金会的奖学金，我就不可能成为现在的我。我将永远感激这些奖学金给我带来的机会。

此前发表的两篇文章，部分内容已被纳入本书的不同章节：《与庄子漫游在悲剧之外》（“Wandering Beyond Tragedy with Zhuangzi”）发表于《比较与大陆哲学》（Comparative and Continental Philosophy）2011年第3卷第1期，《墨家关于儒家“命”的用法的批判》（“The Moist Criticism of the Confucian Use of Fate”）发表于《中国哲学杂志》（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2008年第35卷第3期。感谢允许我收入这些文章的部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