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本研究中，我使用了一套综合研究方法，包括民族志、音乐学、话语和情势分析。这种多源方法帮助我克服了上述每个经典学科的方法论限制，同时也让我能够追寻K-Pop所产生和代表的多种轨迹和关系。
本书的大部分数据收集于我在2008年至2012年间对韩国的几次访问。在2008年7月至8月的初步逗留（三周）之后，我在首尔进行了两个阶段的常规田野调查，第一阶段从2009年2月至9月（七个月），第二阶段从2010年9月至12月（三个月）。此后，我在2012年8月进行了一次简短的收尾访问（一周）。首尔是韩国的首都兼最大的城市，人口为10388055（首尔数据［Seoul Statistics］，2013）。首尔的人口密度位居世界之首，首尔人口占韩国人口的近四分之一，这座城市的面积仅占该国面积的不到百分之一（即约100000平方千米）。首尔是该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在首尔，我在不同的地方遇见了形形色色的人和团体。我的研究方法包括参与式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和各种访谈技巧，从随意交谈到半结构式和结构式访谈（即调查问卷），帮助我与流行音乐领域的诸多业内人士建立了私人联络，并让我更深入地了解了大大小小的音乐活动和音乐背景。我与60多名不同年龄、来自不同领域（即音乐、工业、媒体、政治、学术、观众）的男士与女士进行了深度访谈（每次访谈时间在1到3小时之间），其中包括主流流行音乐企业的经纪人以及当地地下音乐人，韩国人称“indie”（独立）。我对40名13岁的中学生进行了大众音乐消费调查，并与一位男性广播节目制作人、两位日本女性粉丝、一位美籍华裔研究生和一位到韩旅行的菲律宾学生进行了反馈访谈。此外，我还动用了我的个人关系网
我的韩国亲朋好友，请他们聊聊K-Pop及其在韩国日常文化中的影响。例如，我常在周日下午到我的韩国姨母和表亲家，与她们一起看电视放送的流行偶像节目，这不仅让我有充分的机会讨论我感兴趣的节目中的任意细节，而且我还可以了解她们对K-Pop和韩国大众音乐历史的看法。
在首尔田野调查期间，我住在新村洞（Sinch'ondong
）和合井洞（Hapchǒngdong
）的小公寓里（叫作“商住综合楼”和“一室户”），这两处住所靠近弘益大学附近活跃的学生娱乐区
位于首尔西部麻浦区的弘大前（Hongdaeap
）街区（dong
）。由于这块区域是青年文化热门之地，是许多当地音乐人和乐队、音乐活动、娱乐公司以及国内外大学生扎根之所，我所住的街区便成了我的主要研究地点。从那里去演唱会和唱片店都很方便，轻松就可接触当地音乐现场以及国际受众。走进首尔的独立音乐现场给我带来两方面收获：完善了我对工业制造偶像的看法，从而使我看待当代韩国流行音乐的视角更全面，并且它让我看到，尽管人们认为独立音乐和主流音乐基本就是不同的领域，但随着一些音乐人和企业人士的跨界，它们之间也拥有了流动边界。此外，我在西江大学上韩语课时，惊讶地发现我的许多同学都十分热衷韩剧、韩国电影和韩国流行音乐。有些人告诉我，她们学习韩语主要就是因为对K-Pop感兴趣。因此，我的这些来自日本、中国、印度尼西亚和美国的同学们既是有效的信息提供者，也是一小群从能国际观众视角讨论K-Pop歌曲的伙伴。
汉江以南的江南区（Kangnamgu
）是首尔最富裕的地区，是诸多媒体集团、娱乐公司、数字创业公司和名人的根据地。因为许多业内采访对象都在江南区，那里便成为另一重要研究地点，我发现自己频繁地跨江与他们会面。
作为圣公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访问学者，我有幸得到一位高级研究教授和一位学生助理的帮助，使我能够联系业内和政府组织的受访者。他们安排采访，陪同我参加会议，并在采访期间或之后为我进行英韩翻译。不管是接近流行偶像领域，还是根据我的研究背景对采访作评估，他们给予我的支持最为珍贵。此外，与研究所其他学者的正式会议和闲谈也让我获益良多，帮助我在韩国社会科学和文化研究的学术背景下开展田野调查。
每周举办流行偶像节目的广播电视台和演唱会场馆是也是关键研究地点。我会定期到这些地方参加活动并观看节目或演出，接触节目制作人以及海内外粉丝。当粉丝们在入口大门前排队时，大多有充足的等待时间且有意愿交谈。
除了韩国，在研究阶段我意识到还有一些地方有K-Pop的持续传播。虽然这些地方不是重点也因此在本书中几乎没有提及，不过它们仍旧影响了我对统治K-Pop商业和粉丝的跨国动态的理解，包括德国的几个大中型城市，如海德堡、柏林、科隆、法兰克福、亚琛和杜塞尔多夫等。我曾在这些城市工作生活过或是游历过，在那里机缘巧合遇见了形形色色的以各自方式参与韩国大众音乐的人士（如韩国练歌厅［卡拉OK酒吧］老板、德国的青少年K-Pop粉丝，以及喜欢K-Pop的亚洲交换生、游客和移民），并与他们交谈。除此之外，感谢我的学者身份赋予我充足的旅行资金，让我能够参加国际研讨会（在莱顿、香港、东京、火奴鲁鲁和旧金山等），在会上我能够与学术界探讨我的课题，并见证K-Pop惊艳的声势扩大；我在所到之处都会遇到K-Pop粉丝、在当地唱片店看到K-Pop的光盘（CD），或者看到K-Pop偶像的广告。
最后，互联网的数字世界是我的重要研究地点。由于K-Pop在数字媒体的高度推动下传播，因此我经常使用视频分享网站和服务，如YouTube.com和gomtv.com，以及英语UCC [1] 网站，如allkpop.com、soompi.com、seoulbeats.com以及omonatheydidnt.livejournal.com，这些都是K-Pop视频剪辑、新闻和粉丝评论的有效来源。我使用了Soribada、Melon和iTunes的音乐下载服务（此外，我还在首尔当地的唱片店购买了少量的实体唱片）以收集歌曲和专辑；访问了各种国际新闻门户网站和主要的英语和韩语在线报纸（《韩国先驱报》［The Korea Herald］、《韩国时报》［The Korea Times］、《韩民族日报》［The Hankyoreh］、《中央日报》［Joongang Ilbo］、《朝鲜日报》［Chosun Ilbo］、《东亚日报》［Dong-a Ilbo］）以追踪媒体话语；访问了各偶像明星各自的国际粉丝博客、论坛和韩国粉丝后援会网站（名为官咖［Fan Cafe］）以追踪粉丝话语。
本研究中，民族志田野调查是我追寻有关K-Pop多学科观点的基本依据，在德国接受民族音乐学训练的男性混血音乐研究者的个人经历是我的研究视角。我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韩国人，她于1973年作为“客工”移民至西德，我年幼时生活在到处都是德国白人的中产阶级乡下社区，几乎没有接触过其他韩裔或亚裔。这一点以及其他方面限制了我对韩国文化的倾向与认同，同时也导致人们未必把我看作韩国人的后裔（我的韩语技能不足，我接受的是德国教育，我的表现型特征通常被认为是白种人而不是韩国人），我的韩德血统在我既往的日常生活中没有发挥主要作用。这种情况在我开始田野调查的那一刻发生了改变，田野调查中我接触到流动的局内人/局外人的界限，这一界限调节着我与信息提供者的关系。
双重文化（biculturality）
以及其在音乐方面的一个对应词（Hood， 1960）
的问题仍然是民族志田野调查的核心，因其体现的是研究者超越自身文化以便在两个文化类别，即自己的文化和第二外国文化中思考的能力。民族音乐学以这种田野调查的概念为中心，并借其获得合理学术地位，这种田野调查的前提是研究者通过“独特和真正的参与式观察”，从局外人转变为被研究文化的局内人（Barz and Cooley， 2008， 4）。这种田野调查的断然观念，以及从人类学中采用的“入乡随俗”的基本准则，因其认识论条件建立在文化上固定的、本质化局内人/局外人的界限上，从而招致不少批评声。人类学家基林·纳拉扬（Kirin Narayan）曾作出一次批评性回应，他主张“混杂性演现”（enactment of hybridity）（Narayan，1993），这样一来，所有的民族志研究者，甚至是在被研究文化中土生土长的民族志研究者，都“在同属于参与学术的世界和日常生活的世界方面表现为最小的双文化”（Narayan， 1993，672）。纳拉扬所回应的田野调查与土著研究者之间的困境，给具有杂糅民族或文化身份的研究者带来了同样的问题。里拉·阿布-卢赫德在其所称的“混血人类学”（halfie anthropology）中对混血民族学者的问题定义如下：“更重要的是，不只是因为他们参照两个群体来给自身定位，而是因为当其呈现他者时，也在呈现自己，他们发言时对于接受（reception）有复杂的认知和投入。”（1991，469）
尽管我向信息提供者自我介绍时试图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文化上的外国人（以尽可能多获取信息），但一旦我的韩德混血身份在与他们的接触中暴露，就会当场引发立场转移。我的身份发生了重大转移：从局外人的身份（外国人［oegugin
］和德国人［togil saram
］的标签），到介于两者之间的身份（二代韩裔侨胞［isegyop'o
］、混血儿［honhyǒra
］、韩德混血、韩国混血），到局内人的身份（韩国人［han'guk saram
］）。这种变动的身份不仅对受访者愿意透露和不愿透露的内容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他跟我们一样，我没必要什么都解释给他听”或“他是外国人，我得给他介绍下韩国文化”），还会将谈话和气氛引到特定方向（“啊，德国来的啊，我们也希望有天能庆祝我们国家统一”），以及引起一些关于我本人身份的问题（“你是来韩国寻根的吗”）。我没有保持中立，这属于客观主义谬论，也不可能做到，而是很快学会了有策略地利用这种变动，与我的对话者建立交流联系和氛围纽带，让他们开口畅谈。在有关全球流行音乐的交谈中，我发现我的德国血统似乎在美国人和日本人代表流行音乐霸权力量的话语中提供了一个中立立场，我的韩国采访对象因此能够更不受拘束地谈论他们对这类流行音乐力量的艳羡和渴望。
最后，在田野调查中，我发现自己经常与访谈对象进行热烈的批判性对话，而不仅仅是从一个虽有参与性但保有距离的观察者视角看待他们。我不曾感觉他们有意想成为研究客体，或者编造我不得不学着理解的同质文化文本。我没有采用吉尔茨（Geertz）“过肩视角”（read over the shoulders）（1973，452）的模式，而是体验了一把参与音乐与全球化的持续辩论。有时，我会遇到音乐人和制作人问我的各种问题，关于我对具体决定的看法、我的世界观、个人背景或祖籍。比如，一位歌手曾问我，他应该用英语还是韩语演唱来吸引全球观众（这也带来了关于K-Pop语言使用的讨论），还有一位歌手和一位K-Pop制作人对我如何看待他们针对美国市场的跨界战略感兴趣。我的韩国采访对象（甚至是来自大型媒体集团的经理），以及他们对德国民族音乐学学生的兴趣，还有总的来说世界对他们国家看法的兴趣，时常出乎我的意料。他们愿意听取他人意见和学习他国经验，拥有快速和务实的思维方式，重新组合旧的但经过验证的概念并将其变成新的东西，也让我震惊。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在一个有效的动态空间内经历了田野调查，在这里，不同的立场、世界观和解读可以被表达、议定，有时甚至在面对面谈话中被改变。
收集的音频、视觉材料和文本材料，如CD、视频、音乐会海报和广告、报纸文章、歌词、网站以及演唱会、现场录音、排练和活动材料等，为通过访谈和观察收集的数据进行了补充，帮助我深入分析并探究K-Pop的多文本性质，以及确定其与K-Pop周围的社会话语有关的审美参数。例如，借助“音乐诗学”（musical poetics）（Krims，2000）的文本方法，可以将结构与音乐内在元素相联系，并与通过话语分析所揭示的认同过程进行比较，而不必退而求其次采用同源概念。
此外，我试图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的历史境遇（conjuncture）背景下定位K-Pop。在这一点上，我大致参考了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的对境遇的理解：“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矛盾……在社会中起作用并赋予其具体独特的面貌……产生某种危机的时期。”（Hall and Massey，2012，55）这里提及的危机可以定义为“民族危机”（national crisis）（Cho，2008），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韩国遭到金融危机重创之后，并从那时起在该国的全球化驱动和韩国族群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之间的分裂中终止。K-Pop在解决该分裂方面发挥了鲜活的作用。例如，我将讨论对移民K-Pop偶像的公开丑化（参见第五章）。在这个意义上，K-Pop是跨越自我与他者之间界限的强大之所，也是韩国全球现代性的鲜明示例。
[1]
User Created Content，用户生产内容。
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