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韩国研究丛书”总序

我对韩国研究的学术兴趣，是从数年之前开始萌生的。2019年11月初的一天，我有点意外地飞到了那里，去接受“坡州图书奖”的“特别奖”，也当场发表了自己的获奖词，这就是那篇《坚守坐拥的书城》，后来也成了我一本文集的标题。而组织者又于颁奖的次日，特地为我个人安排了观光，让我有机会参观了首尔，观摩了市中心的巨大书店，观摩了韩国的历史博物馆，也观摩了光化门和青瓦台。我还在那尊“大将军雕像”下边——后文中还会提起这位将军——抖擞起精神留了一个影，而此后自己的微信头像，都一直采用着这幅照片。

当然，只这么“走马观花”了一遭，肯定还留有很多“看不懂”的。不过，既然生性就是要“做学问”的，或者说，生性就是既爱“学”又好“问”，从此就在心头记挂着这些问题，甚至于，即使不能马上都给弄明白，或者说，正因为不能一下子都弄明白，反而就更时不时地加以琢磨，还越琢磨就越觉出它们的重要——比如，简直用不着让头脑高速运转，甚至于闭着眼睛也能想到，它向自己提出了下述各组问题：

·韩国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哪些影响，这在它的发展过程中起到过什么作用？而它又是如何在这样的路径依赖下，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现代化转型？

·作为曾经的殖民地，韩国又受到了日本的哪些影响？而它又是如何保持了强烈的民族认同，并没有被外来的奴化教育所同化？

·尤其到了二战及其后，韩国又受到了美国的哪些影响？而它又是如何既高涨着民间的反美情绪，又半推半就地加入了“美日韩”的同盟？

·韩国这个曾经的“儒家文化圈”的成员，何以会在“西风东渐”的过程中，较深地接受来自西方的传教运动？与此同时，它的反天主教运动又是如何发展的？

·韩国在周边列强的挤压下，是如何曲折地谋求着生存与发展的？而支撑这一点的民族主义思潮，又显现了哪些正面和负面的效应？

·韩国在如此密集的外部压强下，是如何造成了文化上的“多元”？而这样的文化是仍然不失自家的特色，还是只表现为芜杂而断裂的拼贴？

·韩国社会从“欠发达”一步跃上了“已发达”，是如何谋求“一步登天”的高速起飞的？而这样的发展路径又有哪些可资借鉴之处？

·由此所造成的所谓“压缩性”的现代化，会给韩国的国民心理带来怎样的冲击？而这种冲击反映到社会思想的层面，又会造成什么样的特点或烙印？

·韩国在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方面，都有什么独特的经验与特长？而它在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方面，又分别显示了哪些成就与缺失？

·在这种几乎是膨胀式的发展中，韩国的社会怎样给与相应的支撑？比如它如何应对工具理性的膨胀，如何应对急剧扩张的物质欲望？

·传统与现代的不同文化因子，在韩国社会是如何寻求平衡的？而个人与现代之间的微妙关系，在那里能不能得到有效的调节？

·家庭文化在韩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起到了哪些正面和负面的作用？而父权主义和女权主义，又分别在那里有怎样的分裂表达？

·政党轮替在韩国社会是怎样进行的，何以每逢下台总要面临严酷的清算？而新闻媒体在如此对立的党争之下，又如何发挥言论自由的监督作用？

·这样的发展模式会不会必然招致财阀的影响？而在财富如此高度集中的情况下，劳资之间的关系又会出现什么样的特点？

·韩国的利益分配是基于怎样的体制？能否在“平等与效率”之间谋求起码的平衡，而它的社会运动又是否足以表达基本的民意？

·韩国的西洋古典音乐是否确实发达，何以会产生那么多世界级的名家？而它的电影工业又是如何开展的，以什么成就了在世界上的一席之地？

·韩国的产品设计是如何进行的，为什么一时间会形成风靡的“韩流”？而它的整容产业又何以如此发达，以致专门吸引出了周边的“整容之旅”？

·韩国的足球何以会造成别国的“恐韩症”？而韩国的围棋又何以与中日鼎足为三，它们在竞技上表现出的这种拼搏的狠劲和迅捷的读图能力，有没有体质人类学上的根据？

·韩国是否同样极度注重子女的教育，从而向现代化的高速起飞，源源地提供了优质的劳动力？而它的教育体制为了这个目的，又是如何对资源进行疏导和调配的？

·韩国如何看待由此造成的升学压力？而它眼下举世最低的人口出生率，跟这方面的“内卷”有没有直接关联？

·韩国如何应对严峻的老龄化问题，又如何应对日益紧迫的生态压力？而由此它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方面，遭遇到了怎样的挑战与障碍？

·作为一个过去的殖民地，韩国如何在当今的世界上定位自己？而作为一个已然“发达”的国家，即使它并未主动去“脱亚入欧”，是否还自认为属于一个“亚洲国家”？

·置身于那道“三八线”的南侧，国民心理是否会在压力下变形？而置身于东亚的“火药桶”正中，国家是否还能真正享有充分的主权？

·最后的和最为重要的是，韩国对于它周边的那些个社会，尤其是对于日益强大的中国，到底会持有怎样的看法、采取怎样的姿态？

一方面自不待言，这仍然只是相当初步的印象，而要是再使劲地揉揉眼睛，肯定还会发现更多的、隐藏更深的问题。可另一方面也不待言，即使只是关注到了上述的问题，也不是仅仅用传统的治学方面，就足以进行描述与整理、框定与解释的了。——比如，如果只盯住以往的汉文文献，就注定会把对于韩国的研究，只简单当成了“传统汉学”的一支，而满足于像“韩国儒学史”“域外汉学”那样的题目。再比如，如果只利用惯常的传统学科，那么在各自画地为牢的情况下，就简直不知要调动哪些和多少学科，才足以把握与状摹、研究与处理这些林林总总的问题了。

所幸的是，我们如今又有了一种新的科目——“地区研究”，而且它眼下还正在风行于全国。这样一来，在我们用来治学的武器库中，也就增添了一种可以照顾总体的方法，或者说，正因为它本无故步自封的家法，就反而能较为自如地随意借用，无论是去借助于传统的人文学科，还是去借助于现代的社会科学，更不要说，它还可以在“人文”与“社科”之间，去自觉地鼓励两翼互动与齐飞，以追求各学科之间的互渗与支撑，从而在整体上达到交融的效果——正如我已经在各种总序中写过的：

绝处逢生的是，由于一直都在提倡学术通识、科际整合，所以我写到这里反而要进一步指出，这种可以把“十八般武艺”信手拈来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治学方式，不仅算不得“地区研究”的什么短处，倒正是这种治学活动的妙处所在。事实上，在画地为牢、故步自封的当今学府里，就算是拥有了哈佛这样的宏大规模和雄厚师资，也很少能再在“地区研究”之外找到这样的中心，尽管它在一方面，由于要聚焦在某个特定的“领域”，也可以说是有其自身的限制，但在另一方面，却又为来自各个不同系科的、分别学有专攻的教授们，提供了一个既相互交流、又彼此启发的“俱乐部”。——正因为看到了它对“学科交叉”的这种促进，并高度看重由此带来的丰硕成果，我才会在以往撰写的总序中指出：“也正是在这样的理解中，‘地区研究’既将会属于人文学科，也将会属于社会科学，却还可能更溢出了上述学科，此正乃这种研究方法的‘题中应有之意’。”

（刘东：《地区理论与实践》总序）

正是本着这样的学科意识，我才动议把创办中的这套丛书，再次落实到江苏人民出版社这边来——这当然是因为，长达三十多年的紧密合作，已经在彼此间建立了高度的信任，并由此带来了融洽顺手的工作关系。而进一步说，这更其是因为，只有把这套“西方韩国研究丛书”，合并到原本已由那边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和“西方日本研究丛书”中，才可能进而反映出海外“东亚研究”的全貌，从而让我们对那一整块的知识领地，获得高屋建瓴的，既见树木、也见森林的总体了解。

当然，如果严格地计较起来，那么不光是所谓“东亚”，乃至“东北亚”的概念，就连所谓“欧亚大陆”或者“亚欧大陆”的概念，都还是值得商榷的不可靠提法。因为在一方面，中国并非只位于“亚洲”的东部或东北部，而在另一方面，“欧洲”和“亚洲”原本也并无自然的界线，而“欧洲”的幅员要是相比起“亚洲”来，倒更像印度那样的“次大陆”或者“半岛”。可即使如此，只要能警惕其中的西方偏见与误导，那么，姑且接受这种并不可靠的分类，也暂时还能算得上一种权宜之计——毕竟长期以来，有关中国、日本、韩国的具体研究成果，在那边都是要被归类于“东亚研究”的。

无论如何，从长期的历史进程来看，中国跟日本、韩国这样的近邻，早已是命运密切相关的了。即使是相对较小的朝鲜半岛，也时常会对我们这个“泱泱大国”，产生出始料未及的、具有转折性的重大影响。正因为这样，如果不是只去关注我们的“内史”，而能左右环顾、兼听则明地，充分利用那两个邻国的“外史”，来同传统的中文史籍进行对照，就有可能在参差错落的对映中，看出某些前所未知的裂缝和出乎意料的奥秘。陈寅恪在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下篇，即所谓《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中，就曾经发人省醒地演示过这种很有前途的路数，尽管当时所能读到的外部材料，还无法在这方面给与更多的支持。而美国汉学家石康（Kenneth M. Swope），最近又写出了一本《龙头蛇尾：明代中国与第一次东亚战争，1592—1598》，也同样演示了这种富含启发的路数。具体而言，他是拿中国所称的“万历朝鲜战争”，和朝鲜所称的“壬辰倭乱”——前述那尊李舜臣的“大将军雕像”，在那边正是为了纪念这次战争——对比了日本所称的“文禄庆长之役”，从而大量利用了来自中文的历史记载，并且重新解释了日本的那次侵朝战争，由此便挑战了西方学界在这方面的“日本中心观”，也即只是片面地以日文材料作为史料基础，并且只是以丰臣秀吉作为叙事的主角。

更不要说，再从现实的地缘格局来看，在日益变得一体化的“地球村”中，这些近邻跟我们的空间距离，肯定又是越来越紧凑、挤压了。事实上，正是从东亚地区的“雁阵起飞”中，我们反而可以历历在目地看到，无论是日本，还是“四小龙”与“四小虎”，它们在不同阶段的次第起飞、乃至于中国大陆的最终起飞，在文化心理方面都有着同构关系。正如我在一篇旧作中指出的：

从传统资源的角度看，东亚几小龙的成功经验的确证明；尽管一个完整的儒教社会并不存在“合理性资本主义”的原生机制，但一个破碎的儒教社会却对之有着极强的再生机制和复制功能。在这方面，我们的确应该感谢东亚几小龙的示范。因为若不是它们板上钉钉地对韦伯有关中国宗教的研究结论进行了部分证伪，缺乏实验室的社会科学家们就有可能老把中国现代化的长期停滞归咎于传统。而实际上，无论从终极价值层面上作何判定，中国人因为无神论发达而导致的特有的贵生倾向以及相应的伦理原则，作为一种文化心理势能却极易被导入资本主义的河床。不仅东亚的情况是这样，东南亚的情况也同样证明，华人总是比当地人更容易发财致富。

（刘东：《中国能否走通“东亚道路”》）

——而由此便可想而知，这种在地缘上的紧邻关系和文化上的同构关系，所蕴藏的意义又远不止于“起飞阶段”；恰恰相反，在今后的历史发展中，不管从哪一个侧面或要素去观察，无论是基于亚洲与欧洲、东亚与西方的视角，还是基于传统与现代、承认与认同的视角，这些社会都还将继续显出“异中之同”来。

有意思的是，正当我撰写此篇序文之际，杭州也正在紧锣密鼓地举办着延期已久的亚运会；而且，还根本就用不着多看，最终会高居奖牌“前三甲”的，也准保是东亚的“中日韩”，要不就是“中韩日”。——即使这种通过竞技体育的争夺，顶多只是国力之间的模拟比拼，还是让我记起了往昔的文字：

我经常这样来发出畅想：一方面，由于西方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的剧烈冲击，也许在当今的世界上，再没有哪一个区域，能比我们东亚更像个巨大的火药桶了；然而另一方面，又因为长期同被儒家文化所化育熏陶，在当今的世界上，你也找不出另一方热土，能如这块土地那样高速地崛起，就像改变着整个地貌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一样——能和中日韩三国比试权重的另一个角落，究竟在地球的什么地方呢？只怕就连曾经长期引领世界潮流的英法德，都要让我们一马了！由此可知，我们脚下原是一个极有前途的人类文化圈，只要圈中的所有灵长类动物，都能有足够的智慧和雅量，来处理和弥合在后发现代化进程中曾经难免出现的应力与裂痕。

（刘东：《“西方日本研究丛书”总序》）

那么，自己眼下又接着做出的，这一丁点微不足道的努力，能否算是一种真正的现实贡献呢？或者说，它能否在加强彼此认知的情况下，去增进在“中日韩”之间的相互了解，从而控制住积聚于“东亚”的危险能量，使之能不以悲剧性的结局而收场，反而成为文明上升的新的“铁三角”？我个人对此实在已不敢奢想了。而唯一敢于念及和能够坚守住的，仍然只在于自己的内心与本心，在于它那种永无止境的“求知”冲动，就像我前不久就此坦承过的：

真正最为要紧的还在于，不管怎么千头万绪、不可开交，预装在自家寸心中的那个初衷，仍是须臾都不曾被放下过，也从来都不曾被打乱过，那就是一定要“知道”、继续要“知道”、永远要“知道”、至死不渝地要“知道”！

（刘东：《无宗教而有快乐·自序》）

所以，不要去听从“便知道了又如何”的悲观嘲讽，也不要去理睬“不务正业”或“务广而荒”的刻板批评。实际上，孔子所以会对弟子们讲出“君子不器”来，原本也有个不言自明的对比前提，那就是社会上已然是“小人皆器”。既然这样，就还是继续去“升天入地”地追问吧，连“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宽解都不必了——毕竟说到最后，也只有这种尽情尽兴的追问本身，才能让我们保持人类的起码天性，也才有望再培养出经天纬地、顶天立地的通才。

刘东
2023年10月1日
于余杭绝尘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