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大众音乐于20世纪初出现,是西方影响、技术革新和日本帝国政治下创新却矛盾的产物,也是对其引发的复杂现代化的回应。日本的殖民历史深刻地塑造了韩国的音乐大局,同时也塑造了20世纪上半叶大众音乐的定义,从韩国用于大众音乐的术语中便可解读:流行歌(yuhaengga )和大众歌谣(taejung kayo )。前者是日语流行歌(ryūkōka りゅうこうか)的韩语发音,它是演歌(enka えんか)流派的前身,后者从歌谣曲(kayōkyoku かようきょく)演化而来,在日语中是“大众歌曲”的意思。如今,韩国人仍使用歌谣(kayo )一词以表达其当地的大众音乐(参见第三章)。韩国的大众音乐的定义深受外界影响,尤其与最初通过日本殖民主义传播渗透的欧洲现代性密切相关。
韩国大众音乐的前身可追溯至与西方音乐的第一次接触,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西方音乐产生于基督教赞美诗和军事乐队(参见Nettl,1985)。1876年,《江华条约》使朝鲜半岛打开大门、对外国势力开放商业,并导致西方思想、概念和行事迅速涌入,一同涌入的还有第一批传教士,他们在建立现代学校系统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如安忠实(Ahn Choong-Sik,音译)所指:“无历史记录表明1885年之前韩国人接触过西方音乐。”(Ahn,2005,2)这一年,第一批美国新教传教士,包括亨利·G.阿彭泽勒(Henry G. Appenzeller)、马里·F.斯克兰顿(Mary F. Scranton)和霍勒斯·G.安德伍德(Horace G. Underwood),登陆朝鲜半岛。这些传教士建立的“新式学校”(sinsik hakkyo )遵循西方教育体系,替代了朝鲜王朝的儒家学堂。它们作为新制度基础(在基督教堂隔壁),用于向朝鲜人 [1] 宣传西方圣歌。 [2] 《赞美歌》(Ch'anmiga )(1892年出版)和《赞扬歌》(Ch'anyangga )(1894年出版)是最早的两本颂歌集 标题都为“赞美之歌”之意 其中包含西方赞美诗的韩文翻译和部分重新编写的韩文歌词(Lee et al.,2001)。
这些歌曲很快普及开来,随着更多的西方旋律被填上新作的韩语歌词和世俗内容(主要是爱国主义主题),唱歌(ch'angga ,日本学堂乐歌しょうか[唱歌]的韩语发音)开始被用作指代这种流行融合歌曲的新术语。早期唱歌代表在1896年朝鲜高宗李熙的生日宴会上呈现:朝鲜国歌《爱国歌》(Aegukka )的一个版本,使用了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Auld Lang Syne)的旋律,并为该特定场合填入了新创作的词句。第一首已知由韩国人创作的唱歌是由金仁湜(Kim In-Sik,1885—1963)在1903年创作的《学徒歌》(Haktoga ),似乎主要是模仿了一首1900年的日本歌曲(参见Lee,2006a,9)。
西方音乐影响的另一个方面随着1901年第一支皇家军乐队的成立而确立。当时,当朝鲜王朝试图恢复其军事力量和代表权时,要求曾与日本军乐队合作的德国作曲家弗朗茨·埃克特(Franz Eckert,1852—1916)按照欧洲模式建立一支朝鲜军乐团。帝国军乐团被制度化,同时因此成为一个重要节点:西方的音乐理论、乐器、技术和曲目以此传授给了朝鲜半岛的音乐家(参见Song,2009,19)。军乐主要是器乐,而声乐演唱风格的唱歌吸引了更多的听众,并随着商业唱片和日本占领下的大众调解(mass mediation)而日益流行。
唱歌的音乐特点包括西方调性和(尽管有限的)大/小和弦使用、与和声功能有关的旋律轮廓(melodic contour)、歌曲中有多个主歌、常伴有八分音符和十六分音符重复的2/4或4/4节拍、五声音阶(因为很少使用七声音阶的四度和七度)、典型的欧洲资产阶级歌曲曲式(由两个或四个乐句组成的八小节或十六小节)、已经包含主音特征的和声,以及歌曲在强拍开始。因此,就音乐特征而言,韩国唱歌与日本唱歌没有什么不同(Lee,2001,113f;参见Song,2009,22f)。
[1] 当时的朝鲜王朝人民。 译注
[2] 1886年,阿彭泽勒为朝鲜男性开设了教会学校“培才学堂”(Paeje ),安德伍德设立了教会学校“儆新学堂”(Kyongsin ),以及斯克兰顿创立了第一所女子学院,叫作“梨花学堂”(Ihwa ),三所学堂均位于首尔。在这些教会学校中,圣歌演唱被纳入课程,也融入了学生的生活(Ahn,2005,10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