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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大众音乐于20世纪初出现，是西方影响、技术革新和日本帝国政治下创新却矛盾的产物，也是对其引发的复杂现代化的回应。日本的殖民历史深刻地塑造了韩国的音乐大局，同时也塑造了20世纪上半叶大众音乐的定义，从韩国用于大众音乐的术语中便可解读：流行歌（yuhaengga
）和大众歌谣（taejung kayo
）。前者是日语流行歌（ryūkōka りゅうこうか）的韩语发音，它是演歌（enka えんか）流派的前身，后者从歌谣曲（kayōkyoku かようきょく）演化而来，在日语中是“大众歌曲”的意思。如今，韩国人仍使用歌谣（kayo
）一词以表达其当地的大众音乐（参见第三章）。韩国的大众音乐的定义深受外界影响，尤其与最初通过日本殖民主义传播渗透的欧洲现代性密切相关。
韩国大众音乐的前身可追溯至与西方音乐的第一次接触，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西方音乐产生于基督教赞美诗和军事乐队（参见Nettl，1985）。1876年，《江华条约》使朝鲜半岛打开大门、对外国势力开放商业，并导致西方思想、概念和行事迅速涌入，一同涌入的还有第一批传教士，他们在建立现代学校系统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如安忠实（Ahn Choong-Sik，音译）所指：“无历史记录表明1885年之前韩国人接触过西方音乐。”（Ahn，2005，2）这一年，第一批美国新教传教士，包括亨利·G.阿彭泽勒（Henry G. Appenzeller）、马里·F.斯克兰顿（Mary F. Scranton）和霍勒斯·G.安德伍德（Horace G. Underwood），登陆朝鲜半岛。这些传教士建立的“新式学校”（sinsik hakkyo
）遵循西方教育体系，替代了朝鲜王朝的儒家学堂。它们作为新制度基础（在基督教堂隔壁），用于向朝鲜人
[1]
宣传西方圣歌。
[2]
《赞美歌》（Ch'anmiga
）（1892年出版）和《赞扬歌》（Ch'anyangga
）（1894年出版）是最早的两本颂歌集
标题都为“赞美之歌”之意
其中包含西方赞美诗的韩文翻译和部分重新编写的韩文歌词（Lee et al.，2001）。
这些歌曲很快普及开来，随着更多的西方旋律被填上新作的韩语歌词和世俗内容（主要是爱国主义主题），唱歌（ch'angga
，日本学堂乐歌しょうか［唱歌］的韩语发音）开始被用作指代这种流行融合歌曲的新术语。早期唱歌代表在1896年朝鲜高宗李熙的生日宴会上呈现：朝鲜国歌《爱国歌》（Aegukka
）的一个版本，使用了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Auld Lang Syne）的旋律，并为该特定场合填入了新创作的词句。第一首已知由韩国人创作的唱歌是由金仁湜（Kim In-Sik，1885—1963）在1903年创作的《学徒歌》（Haktoga
），似乎主要是模仿了一首1900年的日本歌曲（参见Lee，2006a，9）。
西方音乐影响的另一个方面随着1901年第一支皇家军乐队的成立而确立。当时，当朝鲜王朝试图恢复其军事力量和代表权时，要求曾与日本军乐队合作的德国作曲家弗朗茨·埃克特（Franz Eckert，1852—1916）按照欧洲模式建立一支朝鲜军乐团。帝国军乐团被制度化，同时因此成为一个重要节点：西方的音乐理论、乐器、技术和曲目以此传授给了朝鲜半岛的音乐家（参见Song，2009，19）。军乐主要是器乐，而声乐演唱风格的唱歌吸引了更多的听众，并随着商业唱片和日本占领下的大众调解（mass mediation）而日益流行。
唱歌的音乐特点包括西方调性和（尽管有限的）大/小和弦使用、与和声功能有关的旋律轮廓（melodic contour）、歌曲中有多个主歌、常伴有八分音符和十六分音符重复的2/4或4/4节拍、五声音阶（因为很少使用七声音阶的四度和七度）、典型的欧洲资产阶级歌曲曲式（由两个或四个乐句组成的八小节或十六小节）、已经包含主音特征的和声，以及歌曲在强拍开始。因此，就音乐特征而言，韩国唱歌与日本唱歌没有什么不同（Lee，2001，113f；参见Song，2009，22f）。
[1]
当时的朝鲜王朝人民。
译注
[2]
1886年，阿彭泽勒为朝鲜男性开设了教会学校“培才学堂”（Paeje
），安德伍德设立了教会学校“儆新学堂”（Kyongsin
），以及斯克兰顿创立了第一所女子学院，叫作“梨花学堂”（Ihwa
），三所学堂均位于首尔。在这些教会学校中，圣歌演唱被纳入课程，也融入了学生的生活（Ahn，2005，10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