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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韩国主要政党推进了对现有合同约定退休制度的立法改革，目的是在12月的总统大选中拉拢人心。在2012年4月的国会选举中，他们发誓要改写《雇佣上禁止年龄歧视及高龄者雇佣促进法》（Act on Prohibition of Age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and Aged Employment Promotion），提出强制退休年龄为60岁。当前的法律建议雇主把最低退休年龄设定在60岁，但几乎没人遵循这个指南去执行（见第四章）。根据就业部在2010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在300人及以上规模的公司中，平均的规定退休年龄为57.4岁。该调查还发现，这些公司的雇员实际上平均退休年龄为53.2岁，这意味着一些工人不到50岁就被迫离开公司。
随着总统大选的临近，政党重申其诺言，承诺要提高最低退休年龄到60岁。执政的新国家党主席在7月31日声称该党将致力于修正法律，从公共部门和大公司开始，并进一步声明说其党派将促进立法改革，把退休年龄逐渐提高到60岁以上。他说新国家党未来将把强制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在2020年最终达到70岁。该党派声称将技术工人保留在劳动力市场上将促进经济增长，为那些身体健康、愿意奋斗的老年公民提供工作机会，减轻公共退休基金的压力，以此来证明他们计划的合理性。
促使政党做出改革的一个因素是保证公务员和在政府以外工作的人员在退休年龄上的公平。2013年，公务员退休年龄统一到60岁。这是2008年作出的决定，政府决定提高低职位政府工作人员的退休年龄，从2009年开始，每两年调整一次，到2013年，把退休年龄从57岁逐步提高到高职位政府官员的退休年龄，即60岁。
执政党还认为在推进退休改革的同时，还应该在更大范围内实行工资封顶制度，以此来减轻公司的经济负担，为年轻一代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该党派补充说，他们将考虑引进一种制度，比如德国现行的制度：当雇员达到一定年龄后，他们的工作时长缩短，工资减少，而工资的缩减会通过退休金收入的增长来弥补。
紧跟执政党的声明，主要在野党民主党也公布了一项法案，要求而不是建议雇主把最低退休年龄设置为60岁。该法案如果在2013年通过，将要求提高最低退休年龄，同时，私营企业员工的退休金领取资格年龄也将提高。退休金领取资格年龄将在2013年提高到61岁，之后每五年提高一岁，直至2033年提高到65岁（见第三章）。
各政党对立法改革的推动遭遇了政府和雇主的反对。针对他们的立法计划，政府警告说草率延迟退休年龄将对年轻人的就业和公司的资产负债产生负面影响。结果，在2012年年中的时候，政策有小幅调整，例如允许自由职业者领取就业保险福利。此外，政府声明将酌情考虑各种可能来把退休年龄提高到60岁。
在2012年年末的总统大选期间，两位主要候选人都呼吁对退休年龄进行改革。中偏右派的新世界党候选人朴槿惠（Park Geun-hye）承诺逐步将退休年龄提高到60岁，同时引进工资递减制。中偏左派发誓支持对强制退休年龄作出重大改革，使其达到60岁以上。然而，意料之中，两位候选人对于该改革的具体日程和细节却含糊其辞。
一旦新总统朴槿惠就职，她所提出的任何改革举措都将遭遇来自政府内外的强烈阻挠，甚至敌意。雇主们继续重申他们对立法计划的忧虑，提出将退休年龄提高到60岁变为法律规定将对公司的资产负债造成压力，而且会造成老一代和年轻一代在工作机会上的冲突。他们认为把法定退休年龄设为60岁将进一步使公司不愿招聘新人，因为法律对在职工人的过度监管保护会让公司非常难以解雇掉那些表现不佳的员工，他们声称年长雇员的工作机会不应该通过监管手段来获取。
他们认为更好的方法是创造一个帮助劳资双方合力为年长雇员创造工作机会的环境。雇主要求政府在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上付出更多努力，为公司向基于生产效率的薪酬体系转变提供支持。
尽管雇主总体来说反对提高退休年龄，然而，在大公司萌发了一个新趋势，他们主动改革退休制度，使年长雇员可以工作更久。其中一个例子便是Homeplus公司，韩国第二大折扣连锁，是英国乐购和韩国三星集团的合资企业。该零售商在2011年12月宣布将把该企业的21 000名员工的退休年龄从先前的55岁提高到60岁，从2012年开始，比较引人瞩目的是该公司延迟了退休年龄，但并未引入工资封顶制度。
GS加德士（GS Caltex Co.），韩国第二大石油公司，也和它的工会在2011年5月达成了协议，把退休年龄提高了两岁，从58岁提高到60岁，从2012年1月开始实行工资封顶制度。公司同意将59岁和60岁员工的底薪设置为其58岁时工资的80%。浦项钢铁（POSCO）作为世界第三大钢铁制造商，在这些公司之前就提高了退休年龄，从2011年1月开始引进工资递减制，把退休年龄从56岁提高到58岁。此外，该公司还通过再就业的方式进一步延长员工的工作年限，使其在退休后还可以继续工作两年。
最近有更多的例子，包括现代重工（Hyundai Heavy Industries）和大宇造船海洋株式会社（Daewoo Shipbuilding and Marine Engineering.Labour）。这两家顶尖造船厂的劳资双方在2012年7月把退休年龄从58岁调整到60岁，但方式稍有不同。在现代重工，延退只适用于那些想继续工作的人。在延退的第一年，工人能得到的工资是其前一年工资的60%到90%，在第二年则是50%到80%。在大宇造船海洋株式会社，员工可以延长工作年限两年，公司同意在延退的第一年不减薪，在第二年薪资减少20%。
这些例子和政党在立法上的改革激励很多工会对公司施加更大压力来争取更长的工作年限。例如，现代汽车（Hyundai Motor）和那些金融公司的工会组织把延迟退休年龄作为他们2012年劳资谈判的一个主要诉求。在将来，更多的工会组织将会介入延退事宜，尽管工会不想改变资历工资制度。
更重要的是，在2012年12月，首尔运输工人工会威胁要组织罢工，唯一要求是把合同强制退休年龄从58岁提高到60岁。在雇主拒绝他们的要求后，多数工会会员投票赞成罢工。该事件揭示了退休年龄政策和实践不仅在劳资谈判中，而且在更广泛的职场关系中成为核心问题。
韩国多数传媒组织都认同国家需要提高退休年龄的观点，鉴于2017年人口快速老龄化已经导致适龄劳动人口下降。实际上，关于人口老龄化影响的报道几乎是纸媒和视频媒体每天的关注点。不出所料，不管报纸的意识形态立场如何，关于需要提高合同退休年龄的观点被多数报纸反复提及。最近，媒体更频繁要求政府采取实际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一些保守的报纸声称，如果不先确立基于生产率的灵活薪酬制度，任何试图延长退休年龄的尝试最终都将对国民经济和公司造成严重的破坏，因为这将不仅提高公司的劳动成本，而且会使劳动力调整无法完成，进而进一步破坏他们的国际竞争力。在这方面，他们谴责政治党派最新的立法计划为“平民主义”策略，目的仅仅是在总统大选中赢得更多选票。
支持立法改革的传媒机构也担忧年长劳动者延迟退休可能会减少年轻人的工作机会，因此，他们呼吁政府采取措施，避免年老一代和年轻一代之间的摩擦，他们还指出了对这个国家刻板的资历工资制度和现行的公司退休实践进行并行改革的必要性。
韩国的传媒机构，无论是自由的还是保守的，都持有相同的观念，即延迟退休会减少年轻劳动者的工作机会。这种观点被经合组织视作一个谜。他们几乎不怎么理会固定劳动总量谬误抑或经合组织最近的研究发现——两种观点本章都有所讨论——二者都说明年轻劳动者和年长劳动者的就业率是相辅相成的。媒体为了证明他们的忧虑合情合理，即代际之间在工作问题上存在摩擦，他们经常引用国有企业的例子：国有企业提高了退休年龄，结果新入职的年轻劳动者减少。对于那些上市公司来说，他们的劳动力规模受到政府严格控制，年长劳动者的增加会导致年轻劳动者减少。但是经合组织的发现告诉我们，从国民经济整体来看，年长者工作并不会减少年轻劳动者的工作。
多数韩国媒体支持年长者工作年限更久一些，这令人感到鼓舞，要是他们能够用最新的研究发现和其他国家的实例来支持自己的观点，那就更好了。尽管如此，媒体对该问题的支持性基调有助于新总统和政治党派推动立法改革。
对退休问题重新立法是这场改革最容易的部分，挑战在于改革的实施。如果强制退休年龄定在60岁，公司会遵照执行吗？还是改革只是止步于纸面？正如第十章所讲，日本已经把强制退休年龄设定在65岁，但是对于那些不遵照执行该政策的公司几乎没有什么惩罚措施。在韩国，改革的具体性质还有改革的执行非常关键，尤其是工会只代表了12%的劳动者。
许多大公司白领对于立法改变强制退休年龄是否能够使职场行为产生重大变化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公司会继续采用现行的非正式做法，包括“荣誉退休”和把年长雇员边缘化等手段，迫使那些被视为表现欠佳的年长雇员在达到规定的退休年龄之前就辞职。换言之，雇员们认为改革并不会阻止公司解雇员工，只要雇主觉得合适，雇员在任何年龄都可以被解雇。
这种观点并非口说无凭，因为在一些领域，一些雇员被迫在40多岁就离职，而这种现象并非个例。这样的做法非常普遍，工人们甚至发明了一个词叫作“四五退”，意思是45岁是事实上的退休年龄。事实如此，很难想象公司在规章制度缺位的情况下，怎么会摈弃旧的做法，遵守延迟退休的规定，让员工再多工作15年直到60岁。
人们对是否能有效实施提议的退休改革措施持怀疑态度，而政治党派运用政治逻辑来推进改革更加剧了人们的怀疑。不可否认，政治党派推进改革的主要动机是赢得年长劳动者的选票。而值得注意的是，总统大选主要候选人在竞选中都避免谈及退休年龄政策，尽管大众普遍支持改革，但是企业、劳动者和政府官员之间并未达成共识。
退休年龄的提高和最终废除都不可能自然发生，社会各方要相互妥协。私益方，尤其是雇主，会一直青睐合同约定强制退休，因为这样做对公司有利，而代价由国家和个人来承担。在本书的绝大多数作者看来，以韩国社会的根本利益为重采取行动，是韩国立法者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实际上，几乎所有的作者，或直白或隐晦，利用他们各自的专业知识，得出了共同结论，即韩国的合同约定强制退休年龄必须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