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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试图证明压缩现代性是如何在韩国的家庭主义秩序中体现出来的。为此，我将详细说明压缩现代性的各种特征，虽然这些特征无法通过传统的社会科学或历史进行解释，但其似乎与家庭问题或家庭相关问题具有系统性关联。对于这项研究来说，或许更合乎逻辑的顺序是从在一般层面上阐明压缩现代性的理论属性和实践本质开始。然而，此任务能否仅凭我一人完成仍然存疑（尽管关于“压缩现代性的制度政治”和“压缩现代性的生命历程表现”的两篇概要式研究正在进行）。在这个阶段，我只想利用我对韩国家庭主义及其社会影响的观察结果作为分析压缩现代性微观基础的依据。基于本书所涉及的具体社会现象，我可以阐明压缩现代性的以下特征是与家庭相关的。
（1）价值观、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偶然多元性：虽然韩国进入现代社会不是通过逐步克服封建秩序的方式，而是殖民统治和政治军事依赖的结果，但韩国自身追求一种外部依赖与仿制的现代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迅速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随着现代（西方）价值观和制度的涌入，韩国许多传统（本土）价值观和制度虽然仍有效，却缺乏将其加以协调和整合的系统性原则，这就导致价值观和制度体系中表现出偶然多元性（accidental pluralism）。这种价值观多元和制度多元在家庭意识形态中尤为明显，家庭意识形态既是传统家庭规范的实际载体，也是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容器。由于单身等类型的非家庭型人口并不常见，再加上家庭的支持和控制对大多数人的社会生活具有重要影响，家庭意识形态的多元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整个社会的思想形态。与家庭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共领域几乎被政治和经济自由主义这一单一意识形态所主导，而在不久之前，公共领域还一度完全受到冷战政治的控制。从某种意义上说，微观层面的非正式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可能是被允许的，甚至可能是被提倡的，这样能减轻由正式国家政治的僵化意识形态控制所带来的宏观层面的社会紧张。
这一现象，如第二章所示，与图 1.1 中压缩现代性的维度Ⅰ、Ⅱ、Ⅲ和Ⅳ相关。
（2）制度铸造和人为学习：韩国制度的建立主要是通过移植或叠加美国式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制度而实现的。这种制度铸造（institutional casting）让这个国家在短时间内就有了现代民族国家的结构。这种制度进步，或者说是过剩的现代性，不仅会因为外国起源的制度与历史现实之间存在差异而注定造成制度的长期低效，而且还会导致外来机构人员配置出现问题。这个问题必须通过正规教育来解决。然而，韩国正规教育的形式和内容与美国正规教育非常相似，公共教育政策一直由政治学术派系主导，该派系由美国游学派（miguk yuhakpa）组成，尤其是拥有研究生学历的人，而这并非巧合。严酷的现实要求大多数教育课程通过填鸭式教学在短期内快速培养政府、管理、专业和产业人员。与其他地方一样，新的社会制度——特别是与公共资源和/或权力的使用相关的制度——往往会形成排他性社会利益。因此，根据匆忙颁发的正式教育证书来认定社会机构管理者的资格，会不可避免地让正式教育成为争夺特权利益的激烈社会斗争的平台。即使韩国称不上是精明的教育投机者或寻租者
，这种机会结构也使韩国成为狂热的教育投资者。获得各种机构资格所需的教育课程越是以短期课程为基础，教育投资（或者说是投机？）的预期回报也就越大。随着整个国家教育体系呈现出“现代性短期课程”的性质，韩国人开始以教育投资者的身份投身于正规教育。这种教育投资主要体现在父母对儿童教育的支持上——这是跨代向上流动的关键性家庭策略。现代代议制民主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引入，开始迅速削弱家庭作为传统政治和经济秩序支柱的制度优势，在这种历史情况下，现代正规教育成为家庭之间进行社会竞争的另一个舞台。韩国人对正规教育的热情，对其国家的很多方面都有好处，特别是政府不需要太多的政治性说教，就可以要求那些作为极度热切的投资者去认识和接触正式教育的公民大量分担公共教育费用。韩国“家庭偶然间或无意的社会投资”产生了一种集体效应，就相当于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西欧背景下所说的“社会投资国家”。如第三章所述，上述现象在图 1.1 中体现了压缩现代性的维度Ⅰ和维度Ⅱ。
（3）生产主义偏见和再生产危机：现代经济体系，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内，都是由生产者阶级所创造的，并且一直在生产中为其活动保持一种意识形态的优先。即使不依赖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有关社会理性化的论点，我们也很容易认同生产力是衡量现代性的关键标准这一观点。工业化后期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及许多（前）社会主义社会，它们的发展“赶超”这一主要政治目标进一步将生产主义的优先地位升级为生产主义至上。根据早期关于经济增长的新古典主义理论（或者说意识形态？），生产收益需要增加投资，而增加投资反过来又会抑制消费。抑制消费主要是指社会再生产的各种条件和资源的停滞或恶化。社会再生产即保护、培育、管教、安抚和帮助人类的社会活动，主要体现在家庭中。韩国在“先增长，后分配”战略下，成功实现“奇迹”般的经济增长，韩国政府对社会再生产的主要立场，可以概括为“最大限度地缩减社会福利和公共支出”，以及将社会福利的政治责任转移给家庭。直到最近，韩国经济实现了所谓的“压缩增长”，其代价是家庭负担过重，因为家庭承担了几乎全部福利责任。这种政治策略需要将家庭支持的传统规范作为一项官方社会政策加以保留和强化，并且从根本上造成了这样一种社会氛围：在过去，人们习惯于指责“个人主义”核心家庭给稳定的社会再生产造成了麻烦。如第四章所示，这一现象反映了图 1.1 中压缩现代性的维度 I 和 Ⅲ。
（4）局部的社会转型，复杂的社会角色：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着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急剧性产业结构调整，韩国经济飞速增长。产业结构调整涉及早期工业化（即经济总体上从农业转向城市工业），制造业从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向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的转型，以及近来向技术密集型信息与通信技术产业的再次转型，还有各种服务业的扩张。如此剧烈而根本性的变化只用了不到半个世纪——大约是一个人一生的工作年限，这意味着大多数韩国人的职业和工作场所变化异常频繁。甚至在近期，在新自由主义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之前，不同于东亚劳工制度的普遍特征，对极少数韩国劳动人口来说，终身就业是一种特权。普通的韩国男性退休人员或接近退休人员已经从农民转变为工厂/办公室工人，然后再转变为个体经营者；年龄相近的普通女性则从农民转变为工厂工人、办公室秘书或销售人员，她们会在结婚时或结婚前离岗，并在孩子出生后间歇性地重回劳动力市场，从事一些临时服务工作，以此来增加家庭收入。大多数韩国人，无论男女，都未能在长期集中经济活动的基础上得到社会阶层认同。这是由于他们普遍难以依靠集体行动来追求个人利益，而往往是求助于包括父母、兄弟姐妹、亲戚、同学、家乡朋友等在内的个人支持网络关系。尤其是对女性而言，剧烈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存在极端性别歧视的劳动力市场结构，严重阻碍了以工作为基础的社会阶层的自我认同或自我价值的实现。尽管韩国已实现全面工业化，但对于长期从事临时工作的半无产阶级女性来说，即使是进入工业无产阶级的底层阶级也是一种奢求。另一方面，政府和企业普遍缺乏对婚姻、生育和育儿的支持政策，这就导致大多数女性被迫从事全职家庭主妇，而这对于政治动员的传统和现代家庭关系意识形态来说，却也是合乎情理的。正如第五章所说到的，上述现象在图 1.1 中体现了压缩现代性的维度Ⅰ、Ⅱ、Ⅲ和Ⅳ。
（5）传统（本土）和现代（国外）因素之间的对立关系：在韩国，以工业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和实用主义科学为代表的现代社会秩序的建立，并不是基于对传统秩序的创造性继承或逐步取代。这种向现代性的不成体系的历史过渡，一方面让各种传统制度、价值观和关系得以延续，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间偏执、剥削和功能失调的对立关系。由于不同行业、地区、职业、世代有着不同的历史传统和社会利益，行业间、地区间、职业间、世代间的激烈冲突不可避免。然而，系统性理论或意识形态很少能成功解决此类冲突，因此大多数冲突只能通过利益上的讨价还价来得到暂时性的解决。举一个典型的例子，韩医（Hanui）和洋医（Yanggui）/洋药（yangyak）之间为争夺医疗、治疗和卫生实践各个领域的专属法律认证展开了激烈斗争。
在这方面，农业（农民）和城市工业（工业资本）之间的关系是更具结构性和长期性的问题。自推行典型的二元论经济发展模式以来，韩国的工业化要求古老的农业经济和农民社会作出难以恢复的长期牺牲（尽管也存在一些“反向联动效应”）。尽管传统家庭生产模式下的农业被牺牲造成了农村家庭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但大多数农村家庭并没有坚决抵制这种不平衡的发展战略，而是采取了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工业化来对冲风险的战略。特别是农村家庭通过把孩子送到城市接受教育、培训、就业和创业，并尽其所能提供资金支持这些活动，而这为工业化的微观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准备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农民对工业化的贡献意味着自愿（尽管是间接的）退出农村社区和经济，并且最终意味着一段自我否定的历史。这一现象，如第六章所分析的，反映了图1.1中压缩现代性的维度Ⅰ、Ⅱ、Ⅲ和Ⅳ。
（6）政治经济积累：韩国的经济爆炸式增长伴随着国家财富高度集中在主导工业、媒体、教育甚至宗教的大家族和族阀（jokbeol）手中。这些工业集团、保守派媒体、私立大学和学校，以及由蒙受神恩的大亨及其兄弟、儿子、女婿控制的新教教会规模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使国民经济上的“奇迹”增长相形见绌。这种现象在结构上与国家对经济和社会采取积极行动的发展战略有关。为了尽快发展国民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所谓的“发展型国家”选择将可用的物质资源战略性地集中到各个工业和社会领域的私营部门手中。作为积极服从国家政策的回报，这些私营部门在优惠政策贷款、直接补贴、税收优惠、公共资产转让、市场保护、获得发展信息、许可特权、监管豁免、破产保护等方面受益颇多，甚至在法律上被网开一面。这种回报最终使寻租政治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在这种情况下，与政治领导人和关键官僚建立联系往往是企业成功的关键条件。此规则不仅在私营企业中有效，而且在新闻、教育和宗教等民间部门也同样有效。大多数主要的报纸、私立大学和学校，以及大教会的建立和运作都与商业机构非常相似。以租金为基础的利润积累结构不可避免地导致行业和社会企业家之间产生激烈的政治竞争，其中包括服从风险政策、（过度）实现无利可图的政策目标、捐赠政治和官僚费用、个人贿赂政客和官员，有时甚至会在没有政治控告的情况下受到法律制裁。企业和准企业关注的政治化管理及其暴利潜在性，通常与专制的父权制首领、其家族成员和家臣（gasin）组成的兄弟会式组织领导有关。在韩国奇迹般的发展之下，家族和族阀成为各类企业和准企业关注点之间政治经济积累的轴心。如第七章所述，这一现象在图 1.1 中体现了压缩现代性的维度Ⅰ、Ⅱ、Ⅲ和Ⅳ。
（7）压缩性去家庭化现象：20世纪中叶以来，韩国实现了现代性，其前提是家庭作为微观基础的至关重要性。自此之后，随着宏观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剧变，韩国人的家庭关系和家庭生活变得极其复杂多变。这种现象在家庭意识形态中的偶然多元性和随之而来的家庭多重功能方面尤为明显。韩国家庭遭受了一种可称之为“功能超载”的困扰，因为他们必须承担各种不同家庭意识形态所需的不同角色和功能。即使对于那些物质丰富和/或文化资源丰富的公民来说，承担如此多样的角色和职能也是非常困难的。贫困阶层为此承受的家庭关系和家庭生活压力的重量不言而喻。此外，20世纪90年代后期，韩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随后为补救而进行了大幅度的产业结构调整，极度动荡的社会和经济环境加剧了韩国家庭的功能超载。一系列的家庭破裂现象（如家庭暴力、私奔、离婚、延婚和厌婚、无子、低生育等）紧随而来，形势非常严峻。韩国的压缩现代性，恰逢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和重组，导致了极具压缩性的家庭危机，而这场危机又引发了各种压缩性家庭破裂趋势。如第八章所述，这一现象反映了图 1.1 中压缩现代性的维度Ⅰ和Ⅲ。
虽然上述社会现象是作为压缩现代性的一般表现而介绍的不同例子，但每一章的主题都涉及一组限定社会学变量之间独特的因果结构。构成压缩现代性的特定维度的表现程度因学科领域不同而异。压缩现代性不是某种结构性力量或因素，不能囊括本书所讨论的各种社会现象；压缩现代性是一种文明状态，其属性为个体独立性和社会变量的相互作用模式，以及与之相伴的社会秩序和文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