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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人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本质不仅体现在个人生活中，还体现在社会秩序、政治和经济当中。这是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的古老王朝时代的传统。特别是儒家（或者更准确地说，新儒家）的意识形态，被正式编入政治统治和社会关系的原则，通过让家庭在社会控制、政治整合、经济生产和社会支持中发挥核心作用来统治朝鲜社会。
这一套系统性的法规、法律和习俗规定了这种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态度和行为准则。整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都精心调整以适应每个家庭的道德操守和组织稳定性。朝鲜人忠于家庭，他们也能忠诚于国家且为国家效力。事实上，国家本身也可以被概念化为一个家庭，国王是这个父系社会中所有民众的大家长。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伪家庭约束，个人对国家或说王权的忠诚，可以被谨慎地解读为一个人孝顺父母的衍生现象。虽然许多学者对这种传统进行过讨论，但值得强调的一点是，韩国的现代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在很多方面正是依赖于它的存在，而不是使其消亡。
19世纪中叶以来，数十年的社会乱象和政治动荡迫使底层民众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家庭，以此寻求唯一可靠且稳定的支持和保护。当底层遭到猖獗的殖民经济剥削和政治虐待时，当一场巨大的内战使社会关系和经济活动紊乱无序时，当政治制度不稳定且公民受到专制统治时，大多数人束手无策，只能寄希望于家庭团结来保证生存。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的全面工业化过程中，也一直是家庭，以及其他具有相似社会特征的群体，让外出务工者和小贩、城市工业企业家和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的其他参与者从中勉强获得经济成功所需的资源和战略。
在社会层面，两场潜在的社会革命（即19世纪末的朝鲜东学党农民起义和紧接着的后殖民时期的社会主义运动）在殖民者的干预下以失败告终，导致朝鲜半岛上除亲属关系网之外的底层民间（社区）社会彻底瓦解。由于国际政治秩序变化或军事政变而出现的新政权，既没有准备也没有计划对底层人民残存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生活的基本结构进行任何根本性改革。事实上，因为没有了贵族和平民之间的阻隔，现代学校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将所有人都纳入了反映儒家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和态度的公众教育中。此外，战后的一系列恢复政策，特别是土地改革，也是在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保障底层民众的基本生活。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朴正熙（Park Chung-hee）军政府策划向工业资本主义进军，而这需要以家庭为主要制度框架来调动社会和经济资源，控制当地民众政治立场。正是这样一种建立在政治威权主义基础上的动员式的经济发展，才让韩国人走上了今天压缩现代性的历史道路。民间和社区层面的基层群众是非组织性的，存在于每个家庭单元中，威权发展主义政权直接针对这种家庭单元动员劳动力、储蓄、农业盈余、兵役，甚至实行政治认同。尽管本书各个章节都显示了依赖家庭的战略所产生的各种问题性后果，但也证明了这种依赖是非常有效的。
韩国人以一种从本质上依赖家庭的方式书写了国史和民族传记。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成功地将西方人走过的两个多世纪的社会、政治尤其是经济方面的历程浓缩成了不到半个世纪的历程。即使在今天，韩国人以家庭为中心的历史仍在继续上演，这使得他们的压缩现代性有些自相矛盾。然而，他们的现代性并不等同于西方人的现代性。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家庭在思想和实践上都凌驾于个人和社会之上，这既是一种传统，也是一种现代性的实践。在区分韩国社会与其他诸多社会的结构和动态时，韩国的这种经验可以被视为独一无二的标准。然而，在批判性地重新评估西方社会科学的经验相关性时，同样的经验可能会被视为一个关键的现实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