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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古典社会学认为，家庭对现代化进程的贡献主要是降低其社会功能和淡化其社会角色。家族作为内向型社群主义原则的古老堡垒，可能阻碍工业社会的发展，而工业社会需要的是普遍和客观的社会关系和功能。然而，由于韩国工业社会的特点是家族持续且普遍存在，像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等学者不得不从满足情感和关怀的心理需求的角度来证明这一现象是合理的。
在此种解释的基础上，西方社会科学对家族的研究大多从关注家庭内部微观层面的人际关系开始。在这种情况下，家族研究很快呈现出家族关系研究的性质——有时则被归入诸如“家族学”之类的新学科下——并因此与其他对宏观社会结构和变化研究保持兴趣的社会学领域隔离开来。
与此同时，一种规范性观念在公众范围内迅速蔓延，即家庭应该作为与社会相分离的私人生活单元而存在。私人生活很快成为家族研究的核心课题。
尽管如此，20世纪末，学术界对家族现象的研究出现了几个新的趋势：有学者对家庭/家族经济作为早期资产阶级其阶级形成的组织基础的重要性进行了有力的历史分析，通过编撰家族史或以家族为分析单位，重构了西方工业革命的基础经验；也有学者研究了以家族为中心的农民和城市穷人对第三世界经济结构性欠发达的应对措施，或通过强调涉及各种家族问题的劳资阶级冲突来分析工业资本主义的结构转型，又或者通过探究以各种社会政策为特征的国家或家族关系来审视现代国家的本质。
这些研究不一定是在传统家族社会学的形式范围内产生的，而是产生于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学、政治社会学、经济人类学、社会政策研究等其他各个领域，这反映出学界对家族相关研究的理论和经验兴趣日益增多。
在韩国学术界，受西方（主要是美国）社会学的主导性影响，对家族的研究集中在作为私人生活单元的家族其内部各种人际关系的情感特征和工具性特征上。然而，即使在韩国，家族在宏观社会的重要性也引起了社会历史、农村社会学、工业社会学、性别研究、社会福利研究等各个学术领域的兴趣。
虽然这些研究并不是具体或专门地聚焦家族问题本身，但它们揭示了很多韩国的家族社会关系和与家族相关的社会问题。
现代学术界有必要将韩国国内与国外日益增加的对家族的宏观社会重要性的兴趣联系起来。综合考虑以下几点，不难看出家族在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中心地位：西方资产阶级的形成在组织上是以父权家族经济为基础的；而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家族和亲属网络；福利国家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一直离不开家族支持制度；西方对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剥削，以及基层对这种剥削的适应和抵抗，都是建立在家族经济和亲系团结之上的；东亚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步于或先于家族资本所有权、企业管理和社会福利的发展。因此，家族在经济组织、政治秩序和社会关系中的根本性衰落是现代化进程社会内核这一传统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韩国人一方面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政治民主化和社会结构变革，另一方面又表现出特别强烈的家庭中心主义，即家庭对社会秩序和私人生活有着巨大影响。综合考虑这些看似矛盾的趋势，韩国人的压缩现代性很可能就是通过家庭在多方面构建形成的。同样，韩国的这一压缩现代性的许多局限和问题可能也与家庭密切相关。然而，无论是在韩国国内还是国外，以往和当前关于韩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变革的学术研究都严重忽视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日常条件和基础。明显反复出现的以家庭为中心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秩序，要么是被视为现代性不足的证据，要么被故意忽视。而这种立场不能恰当地解释普遍存在的以家族为中心的企业管理和政治控制，以及在社会政策中的家庭本位、家庭依赖等现象。即使为了实现“正常”或“公正”的现代性而采取规范的立场，来根除以家庭为中心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秩序，完成这样的任务也需要对家庭主义秩序有一个明确、直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