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弗朗西斯·斯科特·基·菲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在1921年创作的小说《本杰明·巴顿奇事》（The Curiou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中，一个出生就已经年老体衰的婴儿受到了双重诅咒。他有着一副婴儿的躯体，但是身体机能已经衰老，这让他和他周围的人痛苦不堪。在以年龄/世代划分的等级社会结构下，他老年人般的思维方式让他意外地遭到抛弃。本杰明·巴顿在他的一生中，一直与他周围世界保持一种非常荒谬可笑的关系，韩国与周围世界的关系亦是如此。

近代早期的全球政治秩序迫使韩国这个拥有两千年统一历史的“隐士王国”在一夜之间被迫回到其“幼儿”时期。这个国家衰老的身体迫切想要恢复活力，却没有反省其落后的思想，这种思想反映在“东道西器”（保存东方文明精神，借鉴西方文明形体）的意识形态中。然而，来自日本和美国的现代主义殖民者（尽管美国殖民时间短暂）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自诩无情权威（且专制）的老师，认为朝鲜人不仅机体老衰而且思想幼稚。在过去，传统的朝鲜民族按照他们古老的儒家标准，觉得日本民族是野蛮（或幼稚）的，因此受到日本如此对待是一段特别屈辱的经历。

自朝韩分裂后，韩国（在连续的亲美政治领导下）治理国家的方式却基本上与以前的殖民统治者一样。（相比之下，民族主义强烈的朝鲜则相反，他们谴责美国人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者，并因此让政治和社会回归自身传统。）韩国人希望尽快摆脱这种摇摇欲坠且尴尬的境地，在“祖国现代化”的大旗下，政治精英主要采用无保留、无限制的西化来推动基层民众接受外来事物，他们也的确做到了。如果以追赶西方国家的速度来衡量，他们对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现代化的追求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这也的确是个奇迹。

但是，文明的转型从来都不是全盘性的，某些领域会抵抗这种转变。现代化有助于将西方之“器”（即知识、技术、社会制度、政策方针等）传播到韩国社会的各个领域，但西方之“道”（即社会和政治哲学、个人和家庭规范等）只能零星地、无序地融入韩国人的生活。在学术界，只有在那些肤浅又敷衍的社会科学家面前，愤愤不平的地方人文学者（韩国历史、哲学、文学等领域）才会公开对此表示蔑视。国家政体、官僚机构、工业组织、地方社区、学校和家庭，都受到“传统+现代+后现代”和“本土+西方+世界主义”等奇怪的混合意识形态的支配。

为了说明韩国社会压缩的变化和极其复杂的秩序，我不得不创造出“压缩现代性”这一概念。在国际上，我在介绍压缩现代性下韩国人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后，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反馈：亚洲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现象。这些反馈使我发现，亚洲国家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形成了共同的地区特征。亚洲国家被认为是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国家类型或处于劣势的国家，这些国家在尽力摆脱由此产生的不安和焦虑时，似乎都经历了压缩现代性，但是程度和范围不尽相同。

我最初的目的是出版一系列关于压缩现代性的作品，分别关注家庭、政治体制、知识分子，以及对比研究（亚洲）这几个维度。为完成第一本书，我付出了巨大努力，同时我也为自己提出的一个社会学问题所带来的知识倍感压力（本书中的一些论题也在我的韩文著作中讨论过，见《家庭、生命历程、政治经济学：压缩现代性的微观基础》[Family，Life Course，Political Economy：Micro-Foundations of Compressed Modernity]，2009，Changbi）。但是，这个学术项目向我证明了作为社会学家生活的某种价值，而且它将我与有着类似关注和目的的广泛国际知识界联系了起来。因此，我备受鼓舞，决心迟早要完成余下的有关压缩现代性的课题。

在准备本书稿的过程中，我获得了国立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的资助。2008年春夏两季，延世大学社会学系聘任我为客座教授，使我能够集中精力完成书稿。2004 年我在伍伦贡大学亚太社会转型研究中心担任客座教授，这对我开发和整合本书的研究理念非常有用。

毋庸置疑的是，近20年来，国立首尔大学社会学系的很多同事和学生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在此表示特别感谢。南希·阿贝尔曼（Nancy Abelmann）、具海根（Hagen Koo）、乌尔里克·贝克（Ulrich Beck）、阿里夫·迪里克（Arif Dirlik）、蔡明发（Chua Beng Huat）、小岛宏（Hiroshi Kojima，音译）、迪特里希·鲁斯切梅耶（Dietrich Rueschemeyer）、申义恒（Eui-Hang Shin，音译）、安东尼·伍迪威斯（Anthony Woodiwiss）、阿尔文·苏（Alvin So）、布赖恩·特纳（Bryan Turner）、琳达·韦斯（Linda Weiss）、李鸿永（Hong Yung Lee）、申起旭（Gi-Wook Shin）、皮特罗·玛希娜（Pietro Masina）、张优远（Teo You Yenn）、C.P.钱德拉塞卡尔（C.P.Chandrasekhar）、彼得·伯勒·凡·根斯布鲁克（Peter Boele van Hensbroek）、甘让·赛伯恩（Göran Therborn）和落合惠美子（Emiko Ochiai）以及其他海外同事，他们都是在这一学术领域出色的知识分子和支持者。我很遗憾未能单独感谢韩国和海外的许多其他学界同事，在我对这一主题的长期探索中，他们为我提供了建设性的鼓励和启发。

朴佑（Park Woo）和崔善英（Choi Sun-Young，音译）是我的两个优秀的研究生，他们在数据收集和分析、文本编辑等方面细致而不辞辛劳地给予了帮助。专注于韩国文学的研究生加布里埃尔·西尔维恩（Gabriel Sylvian）也乐此不疲地投入了时间和精力，对整个手稿进行编辑。劳特利奇出版社的两位审稿人提供了诸多清晰的评述和建议，使手稿更易于理解。劳特利奇出版社的亚洲研究领域高级编辑斯蒂芬妮·罗杰斯（Stephanie Rogers）在我与出版商一起探讨关于这本书的想法时，总是给予我友善且富有建设性的帮助。

在准备此书稿的漫长过程中，我的妻子米克杨（Meekyung）和两个女儿姬恩（Gene）与琳恩（Lynn）给了我极大的支持，谨以此书献给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