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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社会革命的情况下融入现代性，无论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都需要不同的社会布局和社会机制，以使现代活动、职业、阶级和组织制度化。在大多数西方国家，政治和经济革命使资产阶级能够创造和指导现代形式的生产、商业、劳动、企业、政府等。在韩国，建立现代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的本土努力受到国内抵抗和外国压制，日本和美国的殖民统治催生了一种扭曲而僵化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结构下，自发现代化和国家前景的发展希望仍然非常渺茫。朝鲜战争有助于消除传统阶级利益的物质残余，但没有提供一种适合追求现代性的替代型社会结构。
在这种社会结构性真空中，正规教育成为主要的机制，社会团体试图通过这种机制促进阶级利益、争取阶级流动，国家尝试通过这种机制组织和动员社会团体从事现代职业，实现现代职能。正规教育成为政治、政府、工业、职业和文化现代化项目的通行证。只有通过正规教育，个人才能具备现代性。受教育水平低或不受教育不仅意味着要成为文盲、做不喜欢的工作、拥有较低的薪资，还意味着与国家和社会追求的新文明渐行渐远。此外，学校不仅是集体学习知识和利用技术实现现代化的场所，也作为建立社会、经济和政治竞争所需的社会网络机制发挥作用。
韩国人在后解放时期追求的新文明并不是他们有意识地、自主地设想出来的，而是由美国人提供的，有时甚至是强加给韩国的。美国先是通过军事政府，然后通过精心挑选的当地政治领袖李承晚（Rhee Syng Man）的政府，将其制度、习俗和价值观移植给了当时的韩国。特别是，通过移植现代机构而引入的现代性没有经过任何的当地社会建设或重建过程，需要一夜之间形成精英群体，以此为这些机构提供工作人员和运营。正规教育通常会被缩减，用于迅速培养官僚、工业、文化等领域的精英。正规教育成为将韩国人融入对西方（尤其是美国）文明的学习和体现过程的主要渠道。
利用本土教辅资源、传授传统或当地知识，与此相关的自学和非正规教育渠道被国家教育系统彻底摒弃——虽然没有被禁止。只有通过正规教育，韩国人才能在智力层面接触到美帝国强加在他们生活上的目标、前提和概念。
另一方面，韩国人对民族自立的渴望没有被纳入正规教育课程中，反而遭到了刻意的压制。
最重要的是，美国式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如此突然地植入韩国，要求政治、行政和创业精英彻底了解美国民主和资本主义的逻辑和本质。
事实上，美国军政府动员了几乎所有在日据时期从美国大学获得学位的韩国人，并利用他们作为政府官员。
这些幸运的韩国人，其中许多人因亲日活动而被其他韩国人视为民族叛徒，从1948年政治独立开始，一跃成为统治精英的核心。之后，许多富有和/或喜欢冒险的精英成员直接进入美国学校，获得高等教育学位。美国政府有意识地帮助韩国精英成员在美国大学学习，并慷慨提供奖学金和津贴。在后来的几年里，韩国政府拨出一笔特别预算，将精选出来的学生送往西方国家——当然，主要是美国——去进行深造。由此，在国内外学校获得的知识和文凭，构成了政界、商界、学界、高雅文化圈、媒体等领域的主流。高级的正规教育使韩国人能够在当地的权力、财富和威望的竞争中加入美国人的霸权阵营。
正规教育是按照美国标准而建立的，运作现代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主要机制，因此大多数高等教育机构一直处于由美国培养的学者的严格控制之下。
尤其是，美国在教育学领域的影响力极其强大，这并非巧合。韩国人几乎所有的外国教育学博士学位都是从美国学术机构获得的。此外，经济学和政治学（包括国际政治学）一直受到美国学术界的过度影响——这是韩国在经济和政治上依赖美国的一贯指标。出于政治和功能原因，韩国对美国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依赖程度同样很大。美国人公开且乐于接受这些趋势。事实上，美国向韩国提供的首批主要援助之一，被用来支付学术上占主导地位的国立首尔大学的教授的学费和生活费，这些教授被指定在美国的大学进行高级研究。
社会革命没有发生，并且现代化对外依存，这使得正规教育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韩国因此变成了一个“学历斗争”社会，斗争的激烈程度不亚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获得了韩国的教育证书通常被归为“学阀”（hakbeol），这不仅能代表知识培训的水平，还暗示其在政治、社会和文化等级中的地位。因此，对自己或子女教育的投资更多地是由获得和提升阶级地位的社会斗争引起的，而不是由个人将知识作为文化价值取向引起的。韩国人的教育热情在极度依赖现代化（以及最近的全球化）的独特历史背景下产生，是一场激烈的集体运动，因此，对于正规教育的运行过程，国家不仅关注教育机会的增长情况，也关注教育机会的公平分配。
由于正规教育被设定为将社会愿望和资源引导到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渠道，所以现代社会阶层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和家庭的教育投资和竞争。这不仅关系到所谓的新中产阶级——即管理、技术和专业工人，他们通过教育获得社会和经济地位——也关系到政治和经济统治精英。除农村地区外，没有受过教育或受过很少教育的人，实际上已经为自己组成了一个独立的阶级。至少在20世纪后半叶，韩国人对教育的热情必须更多地从历史和国际背景来解释，在这些背景下，正规的教育证书表明了各种有利的社会结构地位，而不是从任何文化传统的角度来解释。
对于政治精英来说，教育背景是被政治权力中心认可并与之相关联的关键政治资源。韩国第一任总统李承晚就是一个例子，他是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的博士，他的教育背景使他在解放后不久与美国军事占领当局打交道时处于战略优势地位。此外，日据时期在日本或朝鲜获得的教育文凭，在解放后的国家精英招募中得到了充分承认，这一切都是出于功能和政治原因。
在数十年的军事独裁统治中，被嘲讽为陆法党（Yukbeopdang）的群体——“陆”代表陆军士官学校（Yuksa），“法”代表国立首尔大学法学院（Seoul Beopdae），“党”代表政党——主导着韩国社会。这些教育机构的毕业生组成政治集团和高级官员，并领导政局。在组织上不稳定、意识形态上不一致的政党未能成为经验丰富的政治家的核心培训基地。取而代之的是，政治候选人往往在拥有各种高等学历的专业人士和学者中确定。
即使在恢复民主政权之后，地区间竞争的政治也导致了地区精英高中校友网络的政治霸权。
更重要的是，行政精英和司法精英的形成与正规教育密切相关。招聘行政人员、法官、检察官甚至外交官的国家考试系统的测试，基本上就是测试考生对大学课堂教科书知识的回忆程度。事实上，国家体系本身就是从教科书知识移植而来的。为了通过国家精英的招聘考试，人们要在一流大学学习法律、政治和经济学；为了进入一流大学，一个人就要为通过大学入学考试而进行殊死搏斗。在被聘用到州政府办公室后，这些公职人员大多在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被送往美国研究生院或研究机构。这一机会使他们能够按照美国标准完善自己的智力和职能能力。
经济精英的形成，包括专业经理人和财阀（韩国企业集团）的继承人，也非常依赖于正规教育。三所重点大学——国立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和延世大学，培养了大部分大公司高管。
即使是财阀，大多数继承人也曾就读于这些学校和/或在美国著名大学学习。由于这些财阀的继承人不仅控制着企业所有权，而且还指导着企业管理，因此他们的父辈试图让他们通过紧张而先进的正规教育做好准备。
财阀在抵抗企业管理和所有权分离的社会压力的同时，对其继承人进行了广泛的教育投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财阀附属公司招聘管理人员时，美国学位并没有获得特殊待遇。
这意味着韩国的商业运作与其他行业不同。例如，各级所谓的“政经勾结”（jeonggyeongyuchak）要求企业经理同官员、政客甚至记者建立当地的社交网络。当地大学和/或高中的校友关系网对于企业管理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各种专业职业（如科学家、工程师、医生和艺术家）也按照正规教育体系形成阶层。这已经是一种普遍现象。但是，韩国正规教育体系带来的决定性影响源于一个历史事实，即职业绕过了社会建设的进程。他们的社会存在不是知识探索和社会斗争的历史结果，而是殖民统治和依附的现代化的偶然结果。
专业的定义本身就是以正式教育资格为前提的，而正式教育资格获取方式又以某种方式模仿西方标准。是正规的教育认证，而不是知识产权意识或社会斗争产生了这些职业。与之相对，律师、医生和其他专业人士的专业协会行使的规范影响力或机构权威非常薄弱。这些专业组织的大部分活动都反映了机构寄生现象，或韩国通俗所说的“集体利己主义”（jipdanigijuui）——例如，反对扩大医学院的学生配额和国家律师考试配额，抵制国家将药房与医疗实践分开的政策，破坏医学和法律教育研究生院制度的采用。
这些专业团体缺乏对其专业实践的社会和科学基础的信心，更不用说对公众的尊重，任何改革其制度化遗迹的社会尝试或政治尝试都伴随着这些专业团体的生死斗争，在这些斗争中，他们的物质利益毫无保留地被表达出来。
正规教育不仅对上述各种精英阶层的形成至关重要，而且对普通工业和服务业工人阶层的形成也至关重要。高中和大学不仅为普通工人提供了基本的智力能力，而且还将劳动人口重新分配到需要劳动力供应的各个地区和行业。特别是在工业化初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乡再分配主要基于以城市为中心的高等教育体系（见第六章）。以城市为基础的大学通过结合教育职能和跨区域劳动力再分配，促进了合格工业劳动力的形成。由于公共组织和私营企业在地理上都集中在首尔及其周边城市，首尔都市圈内的大学和学院比外面的大学和学院更令人向往。最近，由于大量学生打算转学到首尔都市区大学和学院而选择辍学，首尔都市区以外的许多私立大学和学院面临着严重的财务危机。
世纪之交以来，高端制造业、金融业和专业服务业的快速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在外资迅速增长的影响下企业管理和所有制的多元化，都对大学教育的专业化和国际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是中年人，还有大量的大学毕业生最近都开始接受再教育和再培训，在这种趋势下，某些地区的专科院校、研究生院和私立学习培训学院发现了能够带来丰厚利润的商机。此外，短期和长期出国留学现象也已经非常普遍。
虽然殖民、战争、资本主义发展和民主政治几乎完全摧毁了封建社会秩序的物质基础，但韩国仍然保持着强烈的古老文化等级观念。出于政治和实践的原因，他们非常迅速地采纳了西方的制度、实践和价值观。但他们以非常物质的方式消费了这些西方元素，也就是说，没有将这些元素的基本文化、哲学或意识形态基础灌输给自己国家。
无论是在文化层面还是精神层面，当代韩国人与他们的祖先仍旧是非常相似的。尤其是，他们仍然热衷于儒家的社会秩序，通过教育获得的文化资产是地位的关键象征。
对大多数韩国人来说，包括男性和女性，大学教育无疑是一种追求。然而，由于儒家社会秩序的另一个方面，妇女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过程中要么受到歧视，要么被排斥。上述通过正规教育实现的政治、行政、经济、专业和工业阶级形成是一个由男性主导的过程，绝大多数参与经济活动的女性受教育程度都是较低的。这并不是因为整体来说女性受教育程度远低于男性。尽管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很少能使她们在经济、政治或社会领域取得成功，但家庭对女儿教育的投资热情不亚于对儿子教育的投资。事实上，女性的高等教育往往使她们丧失了进入就业市场的资格，因为与她们的教育水平相称的工作机会很少。只有在21世纪，拥有四年制大学学位的女性才第一次成功脱离了“最低就业”的类别（见图3.1）。
图3.1 1982—2006年按性别和学历分列的就业率
资料来源：根据《2006年韩国社会指标》（国家统计局，2006）第310页中的数据编制。
注：就业率=就业人数/（毕业生人数-升学人数-应征入伍人数）×100。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在最近一份关于性别赋权指数（Gender Empowerment Measure，GEM）的报告中表示，韩国在同一年接受调查的64个国家中排名第61位。
性别赋权指数反映了女性在议会、高级行政和管理以及专业职位上的代表性，收入方面的性别平等，女性参与决策过程等。相反，在反映女性识字率、受教育程度、预期寿命等因素的性别相关发展指数（Gender-Related Development Index，GDI）上，韩国在177个调查对象国家中排名第26位。综合结果表明，女性的高等教育并不能使她们成为经济、政府和政治主流的参与者。
[1]
尽管受教育后获得职业奖励的前景较为黯淡，但几乎所有年轻女性还是希望尽可能地去上大学。这是一种攀登文化等级阶梯的行为。特别是，音乐和美术是富裕家庭的女儿们试图建立高文化地位的两个主要领域。许多雄心勃勃的家庭对女儿在国内接受的音乐和美术教育并不满意，毫不犹豫地将她们送到欧洲和美国的知名学校。在意大利、法国、奥地利和德国以及美国，著名的音乐或美术学校都有韩国学生的存在。例如，2003年春天，168名韩国学生申请了柏林艺术大学音乐学院，超过了德国申请者的人数107。这导致当地一家报纸发表了一句非常愤世嫉俗的评论：“韩国人什么时候会接管这所学校？”
该报讽刺地补充道：“德国学位为女生提供了更好的结婚机会，更不用说进入韩国管弦乐队了。”
的确，拥有高文化地位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心理层面，还具有高度的现实意义，因为女性的婚姻市场从根本上取决于她们的受教育水平。众所周知，没有大学教育，女性可能无法与成功或有前途的男性结婚，无论是在商业、政府还是其他行业。在韩国，基于教育的婚姻分层现象异常严重。
因此，父母对女儿教育的投资程度与对儿子教育的投资程度一样大，尽管他们的女儿不太可能从教育中获得经济、社会和政治参与方面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