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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社会的教育热情不仅被誉为整个地区经济成功的关键决定因素，也激励了许多西方政治家、学者和记者去促进自己国家的社会改革。
人力资本的概念有助于对拥有教育动机和先进人口的经济价值进行评估。人们认为教育投资可确保东亚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可持续性。
尽管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正规教育的质量和性质经常受到质疑，更不用说中国大陆，但他们对教育成就的普遍渴望为人称赞和羡慕，这已成为他们的民族特征。
安东尼·吉登斯提议将“社会投资国家”作为改革英国社会“第三条道路”的核心，很可能是考虑到了东亚对教育的重视。在他看来：
再分配绝不能从社会民主议程中消失。但社会民主党最近的讨论重点已经明确转向了“可能性的再分配”。人类潜能的培养应尽可能取代“事后”再分配。
……教育和培训已成为社会民主政治家的新口头禅。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用“教育，教育，教育”来形容他在政府中的三个主要优先事项。大多数工业国家显然需要提高教育技能和技能培训，尤其是对较贫穷的群体而言。任何社会都需要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谁能否认这一点呢？教育投资是当前政府的当务之急，也是“可能性的再分配”的关键基础。
从这个角度来看，吉登斯对传统福利国家作出了如下批评：
贝弗里奇（Beveridge）在1942年撰写了《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报告》（Report on Social Insurance and Allied Services），向贫困、疾病、无知、肮脏和懒惰宣战，他的宣言广为人知。换言之，他的关注点几乎完全在于负面特征。今天，我们应该谈论的是积极福利（positive welfare），个体和政府以外的其他机构为之作出贡献，这对创造财富起到了作用。
……指导方针应该是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而不是直接提供经济援助。我们应该在积极福利社会的背景下，用社会投资国家（social investment state）代替福利国家。
虽然吉登斯强调对教育方面的公共投资，但他的理论听起来可能很适合韩国或东亚的父母，这些父母尽最大努力调动家庭资源为孩子提供教育，而不是在自己或孩子的直接物质满足上耗尽这些资源。另一方面，尽管这些国家的政府可能会公开同意吉登斯的观点，但没有多少政府拥有制定相同政策路线的强大政治基础，因为他们没有在福利或教育方面进行大力投资。
在韩国，社会投资家庭（social investment family）一直在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社会基础，日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陆也在不同程度上如此。尽管热衷于教育的东亚家庭不一定是出于对公共教育的社会责任，但产生了相当于社会投资国家的集体效应。
韩国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结构以家庭为中心的特征，甚至在国际观察家中也广为人知。在所谓的工具家庭主义（见第二章）下，韩国家庭尽力在经济、社会甚至政治竞争中支持他们的家庭成员。一个优秀的家庭应该是促进其成员在社会上成功的主要工具。家庭成员在社会上的成功反过来将会提高整个家庭的社会地位。调动家庭资源以实现儿童或家长自身的教育成就，这可能是最明智的集体行为，原因有很多，本章随后将对此进行解释。在这种背景下，家庭教育投资成为家庭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最典型的案例。
20世纪后半叶，韩国人的受教育水平出现了显著的提高，使韩国成为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韩国人的受教育水平见表3.1）。
2002年6月，韩国的社会投资家庭在英国遭遇了一桩有趣的教育轶事。据报道，时任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的两个儿子曾参与著名私立学校老师的私人课程，这在政治和教育领域引发了激烈争议。
两个儿子就读于同一所公立学校，为准备大学入学考试而修读了私人历史课。反对党的政客认为，这一事件明确证明了托尼·布莱尔在公共教育体系方面是多么不值得信任。韩国人觉得尤其荒谬的是，一位大声呼吁以社会投资国家作为其第三条道路政治内核的政治家，他的表现与韩国极其关心孩子私人课程的社会投资家庭如出一辙。即使在英国，也有人对布莱尔父母的担忧表示同情，而在韩国父母中，这种同情心可能就要强烈得多。
表3.1 25岁及以上人口受教育程度
单位：%
资料来源：1947—1975年的数据来源于《从统计数据看韩国五十年经济和社会变化》（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Fift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Seen through Statistics）（国家统计局，1998），第221页；1980—2005年的数据来源于《2006年韩国社会指标》（Social Indicators in Korea 2006）（国家统计局[National Stastistical Office，NSO]，2006），第274页。
注：1947年初中的数据包括初中和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