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韩国家庭文化的基本特征不是从儒家家庭主义和/或工具家庭主义向情感家庭主义和/或个人主义家庭主义持续转变，而是多种家庭意识形态共存，根据年龄、世代、性别、地区、教育程度、阶层等因素的不同而分布各异。整个社会、每个家庭，甚至每个人，都要同时维护各种不同的家庭意识形态，过着复杂而焦躁的生活。家庭意识形态中的偶然多元性导致了个人、家庭和社会生活中的日常斗争，这是因为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不仅支配着家庭，也支配着个人和社会。
我们需要简要地检验不同家庭意识形态在不同个体特征中的分布。一般来说，年轻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居住在城市的人以及女性更加倾向于情感家庭主义和个人主义家庭主义，而其他群体则更加倾向于儒家家庭主义和工具家庭主义。
在这些差异中，年龄和/或世代的具体差异是最为显著的。当然，这是因为在这个压缩性变化的社会中，不同的世代和年龄组已经接触并习惯了截然不同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环境。当年轻人通过大众媒体和商业宣传接触到西方个人主义家庭主义，并开始追求此类生活时，其与保守的家庭价值观和规范几乎再无系统性关联，所以很容易与父母这类强烈的儒家家庭主义者或工具家庭主义者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另一方面，当坚信工具家庭主义的父母试图控制孩子的婚姻，以此作为提升社会和/或经济地位的手段时，可能会让许多子女无法理解，因为年轻人往往会将西方核心的情感家庭主义理想化。
家庭意识形态的偶然多元性并不一定意味着每种家庭意识形态的存在都是偶然性的。儒家家庭主义、工具家庭主义、情感家庭主义和个人主义家庭主义的存在都有一些重要的历史原因或社会原因。虽然公众通过大众媒体意外接触到西方文化，情感家庭主义和个人主义家庭主义迅速传播，但同时也出现了与新家庭文化相匹配的压缩社会和经济重组的过程。因此，情感家庭主义和个人主义家庭主义的物质和社会基础已经建立，这些新家庭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中已然变得现实且实用。当然，社会和经济结构调整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效仿西方国家的模式。即使西方国家的家庭意识形态和西方社会经济结构是分别引入韩国的，即没有系统地考虑塔尔科特·帕森斯所说的文化元素和物质元素之间的“功能契合性”，这些元素在韩国共存，最终也可能会带来某种功能上的联系。
此外，不同的家庭意识形态之间在逻辑上也存在一些相同之处。例如，儒家家庭主义和情感家庭主义都强调女性作为家庭主妇的道德品质和心理功能。这种一致性打造了至关重要的文化背景，在这种背景下，韩国上流社会的许多家庭（其中许多人仍然信奉儒家思想）非常轻易地接受了西方情感家庭主义。另一方面，由于儒家思想对女性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压迫非常极端，同时也就成为西方女性主义声音和个人主义家庭意识形态获得巨大吸引力的重要条件。
一些女性主义者甚至可能会否认家庭意识形态的多元性，认为工具家庭主义、情感家庭主义甚至个人主义家庭主义都从属于实行父权制的儒家家庭主义。
尽管存在这些可能性和争论，但不可否认的是，韩国的家庭和社会中，许多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家庭意识形态共存是一个偶然现象。这是传统的、现代的、后现代的、韩国的、东亚的、西方的、全球的等多种宏观社会趋势偶然并存的直接体现。正是这种偶然多元性从根源上造成了韩国人家庭生活和家庭关系的困境。除了这些家庭意识形态各自造成的负担和痛苦，不同的家庭意识形态之间的不和谐与矛盾也给韩国人的家庭生活和人际关系带来了各种精神上的压力。
韩国虽然看上去一直在坚持崇尚家庭生活和传统道德的社会政策，实际上却加剧了家庭经历的心理上和功能上的矛盾。韩国一直用各种矛盾的方式大力倡导家庭主义。从表面上看，历届政府都试图保留家庭的（新）儒家性质，以便依靠家庭职能和职责来获得社会支持，实现政治控制。但现实中，国家对家庭的意识形态要求和功能要求直接体现并强化了相互矛盾的家庭意识形态——儒家家庭主义、工具家庭主义、情感家庭主义和个人主义家庭主义。然而，官方家庭政策一直以来的特点为：鼓励私人家庭（即普通公民的家庭）在不要求国家援助的情况下抚养、保护、教育、管教、抚慰、支持和照顾其成员。
多元化的家庭意识形态确实助长了国家对家庭的依赖。如此一来，韩国的作为反而加剧了家庭危机——如第八章所述的去家庭化——其表现为生育率下降、离婚、推迟结婚等极端趋势。
21世纪，韩国社会在信息化、全球化等社会新趋势下，面临着更加迅猛的社会变革。这些变化仍处于萌芽阶段，因此很难系统地预测或判断其对个人生活和社会秩序的具体影响。然而，有一点是很明显的：韩国人仍然过着高度依赖家庭的生活，并以依赖家庭的方式应对相关的社会变化，同时还要应对困扰他们的各种矛盾的家庭意识形态。
例如，最近的经济危机明显是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这让大多数韩国人寻求各种以家庭为中心的生存策略。
当国家金融危机演变成底层民众的灾难性个人困境时，韩国家庭变得既强大又弱小——当家庭成员能够在经济困难面前团结合作时，家庭力量就变得更强大了；当经济负担和痛苦超出他们忍耐的能力和艰苦生活的能力极限时，家庭力量就会变得弱小。此外，文化全球化和信息化一方面加速了韩国人同美国、日本等文化元素的碰撞，另一方面鼓励他们对本土文化元素赋予更高的价值。这些倾向很可能直接影响家庭生活和家庭关系的根基，使家庭意识形态变得更复杂。总而言之，韩国人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及其复杂的家庭意识形态不会被各种新的社会趋势所取代，而是与之相互作用，产生更新奇的个人生活模式和社会秩序模式。